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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战争实质上已变成真正的纸牌游戏，洗牌的是时间和偶然性。战争就其意义来说只是一种比较强硬的外交，是一种比较有力的谋求谈判的方式，在这里会战和围攻是重要的外交文书。即使是荣誉心最强烈的人，他的目标也不过是谋取适当的利益，以便缔结和约时作为资本。
我们已经说过，战争所以具有这种有限的、规模较小的形态，是因为它所依靠的基础是窄小的。但是，象古斯达夫·阿道夫、查理十二和腓特烈大帝这样出色的统帅和国王，率领他们出色的军队所以没有能够超出一般的水平，所以不得不满足于取得普通的战果，是因为欧洲存在着政治均势。从前，当欧洲存在着许多小国的时候，它们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完全自然的利害关系，距离近、接触多，存在着亲戚关系和个人友谊，这一切都可以阻止个别国家迅速强大起来。而现在国家变大了，它们的中心之间的距离远了，这一点就由各国外交事务的更大发展来实现了。政治利害关系、引力和斥力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微妙的体系，以致没有所有国家的政府参与，在欧洲已发生不了任何炮击。
因此，新的亚历山大除了一把利剑以外还不得不拿起一支好笔，即使如此，他在征服别国方面还是很少有大的进展。
虽然路易十四企图破坏欧洲的均势，而且在十七世纪末他已经不必担心普遍对他的敌对情绪，可是他仍然是以传统的方式进行战争的，这是因为他的军队虽然是最强大、最富有的王国的军队，但就其性质来说，仍然同其他王国的军队是一样的。
对敌国进行掠夺和破坏，在鞑靼人时代、古代各民族时代，甚至在中世纪都起过巨大的作用，但在现在已经不符合时代的精神了。人们有理由把这种行为看作是无益的和野蛮的，因为这种行为很容易遭到报复，而且它所打击的与其说是敌国政府，不如说是敌国的臣民，因而起不了什么作用，它只能使各民族的文化水平永远处于落后状态。因此，战争不仅就其手段来说，而且就其目标来说，都越来越局限于军队本身。军队及其要塞和构筑良好的阵地形成了国中之国，战争要素在其中慢慢地消失了。整个欧洲都因为有这种趋势而感到高兴，并且认为这是智力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虽然这是一种误解（正象我们以前已经说过，而且以后还要再说的那样，智力的进一步发展决不会导致矛盾，决不可能使二乘二等于五），但对各国人民来说，这种变化却起了良好的作用。然而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变化使战争更纯粹是政府的事情，更同人民的关系疏远了。在这个时期，一个国家如果是进攻者，那么它的战争计划大多在于占领敌国的这个或那个地区；一个国家如果是防御者，那么它的战争计划就在于阻止敌人达到这个目的；而各个战局计划则在于攻占敌人的这个或那个要塞，或阻止敌人攻占自己的要塞；只是当为了达到目的会战是不可避免的时候，才寻求和进行会战。如果会战不是不可避免的，统帅只是由于求胜心切而寻求会战，那么，他就会被认为是卤莽的统帅。
通常，一次战局只进行一次围攻，最多进行两次围攻就结束了，而冬营已经被认为是必然的休战时期。在冬营期间，一方的不利状态决不会成为另一方的有利条件，双方的相互接触几乎完全中断，所以说，冬营成了一次战局和另一次战局之间明显的界限。
如果双方的力量过于均衡，或者进攻的一方显然是弱者，那么就连会战和围攻也不会发生，于是一次战局的全部活动就只限于保持某几个阵地和仓库或者按部就班地蚕食敌人的某些地区。
只要战争到处是这样进行的，战争威力受到的自然限制始终是这样直接和明显，人们在上述状态中就不会发现什么矛盾，就会认为这一切都处在最正常的状态之中。从十八世纪开始的对军事艺术的评论只注意战争的个别问题，不大考虑战争的开始和结局。于是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关于伟大和完美的统帅的说法，甚至连道恩元帅也似乎应该看作是伟大的统帅，尽管他的功绩主要是让腓特烈大帝完全达到了目的，而使玛利亚·特利莎完全没有达到目的山。在那个时候，只是间或出现过精辟的见解，出现过含有健全的理智的见解，认为如果拥有优势的兵力，就应该争取某种积极的成果，否则，无论玩弄什么技巧都是没有把仗打好。
当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情况就是这样。奥地利和普鲁士试图运用它们的外交式的军事艺术进行战争。不久，这种军事艺术就显得不够用了。当时人们按照习惯的方式观察事物，把希望寄托在为数不大的军队上，但是，在1793年出现了一种人们没有预料到的情况。战争突然又成为人民的事情，而且成为全都以国民自居的三千万人的事情。在这里我们不能研究产生这种伟大现象的详细情况，只能探讨在这里具有决定意义的结论。由于人民参加了战争，于是，不是政府和军队，而是全体人民以其固有的力量来决定问题了。这时，所能使用的手段和所能作出的努力已经没有一定的界限了，用来进行战争的力量再也遇不到任何阻力了，因此，对敌人来说危险也是最大的。
如果说，整个革命战争在上述情况下还没有使人充分地感觉到它的威力，还没有使人完全认识它，就已经过去了，如果说革命的将领们没有毫不停顿地向最后的目标前进，没有摧毁欧洲的专制王朝，如果说德意志的军队间或能够进行胜利的抵抗和阻挡对方胜利的洪流，那么，这些情况实际上也只是法国人进行斗争的艺术不完善所造成的。这种不完善最初表现在普通的士兵身上，以后表现在将军们身上，最后，在督政府时期表现在政府自己身上。
当这一切在拿破仑手中都趋于完善以后，这支依靠全体人民的力量的军队就信心百倍地踏遍欧洲，粉碎了一切抵抗，在任何旧式的军队前面从没有产生过犹豫。反抗的力量还是及时地苏醒了。在西班牙，战争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人民的事情。在奥地利，1809年政府首先做出了异乎寻常的努力，组织了预备队和后备军，结果接近了预定的目标，做出的事情比这个国家以前认为可能做到的事情还要多。在俄国，1812年仿效了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先例，这个国家幅员辽阔的条件使较迟的准备也能产生效果，而且还扩大了这种效果，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在德意志，普鲁士首先奋起行动，把战争变成了人民的事情，在人口减少了一半和根本没有金钱和贷款的情况下使兵力比1806年增加了一倍。德意志的其余各邦也都先后仿效了普鲁土的先例。
奥地利所做的努力虽然比1809年小，但是也出动了无比巨大的兵力。这样一来，如果把参加战争的和损失了的人员都计算在内，德意志和俄国在1813年和1814年两次战局中对法国作战大约使用了一百万人。
在这种情况下，作战的威力也比以前提高了，虽然还没有完全达到法军的水平（在某些方面，畏缩情绪还占主要地位），但是总的说来，战局已经不是按照旧的方式，而是按照新的方式进行了。八个月后，战场已经从奥德河转移到塞纳河，骄傲的巴黎不得不第一次低下头来，可怕的拿破仑被捆缚着倒在地上。
自从拿破仑出现以后，战争首先在作战的一方，尔后又在另一方变成全体人民的事情，于是战争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性质，或者更正确地说，战争已十分接近其真正的性质，接近其绝对完善的形态。战争中使用的手段已经没有明显的限制，这种限制已经消失在政府及其臣民的干劲和热情之中。由于手段增多，可能取得的成果的范围扩大，由于人们的激情极为强烈，作战的威力异乎寻常地提高了，打垮敌人就成为军事行动的目标了。只有当敌人软弱无力地倒在地上时，人们才认为可以停止行动，可以根据目的进行谈判了。
于是战争要素从一切因袭守旧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爆发出全部自然的力量。这是因为各国人民参加了这项重大的国家事务。而人民所以参加，一方面是由于法国革命在各国内部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各国人民遭到了法国人的威胁。
那么，上述情况是否将永远存在呢？将来欧洲的一切战争是否将都是倾全国力量进行的，因而只是为了各国人民切身的重大利益才进行的呢？或者，政府是否又会逐渐脱离人民呢？这是很难断定的，而且我们也不想武断地作出结论。不过，对我们下面这样的说法人们是会同意的，那就是：只有当人们对某种可能性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才存在上述那些限制，这些限制一旦被打破，就不容易再恢复起来；至少，每当发生重大的利害关系时，双方的敌对情绪就得用今天这样的方式来解决。
我们对历史的考察就到此为止。我们进行这种考察，并不是想匆忙地为每个时代规定一些作战原则，而仅仅是想指出，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战争，各有其特有的限制条件和范围。因此，尽管到处和时常有人企图根据哲学原理制定战争理论，每个时代仍然保留有自己的战争理论。由此可见，在判断各个时代发生的事件时，必须考虑各个时代的特点，只有那些不在琐碎的细节上纠缠，而是去洞察大事件，深入了解每个时代的特点的人，才能对当时的统帅有正确的了解和评价。
但是，受国家和军队的特殊条件限制的那些作战方法，必然还带有某种比较具有普遍性的东西，甚至带有某种完全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这些东西是理论首先应该研究的。
最近，战争已经获得了绝对的形态，战争含有普遍适用的和必要的东西是最多的。然而，正象战争一旦突破了限制就不可能重新被紧紧束缚住一样，将来的战争恐怕也不会全都具有这种规模巨大的特性。因此，如果理论只研究这种绝对战争，那么，它就会把战争性质由于外来影响而发生变化的情况排斥在外，或者把这些情况当作错误而加以责难。这不可能是理论的目的，因为理论应该是研究现实情况中的战争的学说，而不是研究想象中的战争的学说。
因此，理论在考察、区别和整理各种事物的时候，永远要考虑产生战争的情况的多样性，因此，它在确定战争的大致轮廓时，应该考虑时代和当时情况的要求。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指出，进行战争的人提出的目标和拥有的手段，是根据他所处的具体情况确定的，同时又具有时代和一般情况的特性，最后，它们还要服从于从战争的性质中必然得出的一般的结论。
第四章 对战争目标的进一步探讨
——打垮敌人——
战争目标，就其概念来说，永远应该是打垮敌人，这是我们的论述所依据的基本观念。
那么什么叫打垮敌人呢？为了打垮敌人，并不总是需要占领敌国全部国土的。假如联军在1792年攻占了巴黎，那么，对革命党的战争非常可能在当时就结束了，甚至根本就不需要先击败它的军队，因为这些军队还不能看作是起主要作用的力量。与此相反，在1814年如果拿破仑还统率着大量的军队，联军即使攻克了巴黎，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但是，拿破仑的军队在当时已经绝大部分被消灭了，所以，在1814年和1815年占领了巴黎就决定了一切。假如1812年拿破仑能够在占领莫斯科以前或以后，象他在1805年粉碎奥地利军队和1806年粉碎普鲁土军队那样，完全粉碎卡卢加公路上的十二万俄军，那么，尽管还有大片俄国国土没有占领，他对俄国首都的占领就很可能会导致媾和。1805年，决定一切的是奥斯特里茨会战，在这次会战以前，虽然拿破仑占领了维也纳和奥地利三分之二的领土，但这并没有能迫使对方签订和约。可是，另一方面，在这次会战以后，尽管整个匈牙利的领土仍保持完整，也没有能够阻止和约的缔结。使俄军在这次会战中遭到失败是必要的最后一击；亚历山大皇帝手边没有另外的军队，因此，和约的缔结是拿破仑这次会战胜利的必然结果。假如俄军已经在多瑙河畔同奥军会合，并和奥军一同遭到失败，那么，拿破仑也许根本不需要占领维也纳，在林次就可以签订和约了。
在战史上也有一些占领了敌国全部国土还不足以解决问题的情况，如1807年在普鲁士就是这样。当时，法军在艾劳对普鲁士的盟军即俄军所取得的胜利是值得怀疑的，这一胜利对对方的打击并没有起决定性作用，而在弗里德兰所取得的毫无疑义的胜利却象一年前在奥斯特里茨所取得的胜利一样，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看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结果也不是由一般的原因决定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常常是一些当时不在现场就观察不到的具体的原因和许多永远无人提及的精神方面的原因，甚至是一些在历史中只被当作轶事趣闻加以记述的最细小的情节和偶然事件。在这里，理论所能指出的只是：重要的是密切注意两国的主要情况。这些情况可以形成一个为整体所依赖的重心，即力量和运动的中心，所有力量的集中打击都必须指向敌人的这个重心。
小的总是取决于大的，不重要的总是取决于重要的，偶然的总是取决于本质的。我们必须遵循这一点来进行考察。
亚历山大、古斯达夫·阿道夫、查理十二和腓特烈大帝，他们的重心是他们的军队，假如他们的军队被粉碎了，那么他们也就完了。那些被国内的派别弄得四分五裂的国家，它们的重心大多是首都。那些依赖强国的小国，它们的重心是同盟国的军队。在同盟中，重心是共同的利益。在民众武装中，重心是主要领导人和民众的情绪。打击应该针对这些目标。如果敌人由于重心受到打击而失去平衡，那么，胜利者就不应该让对方有时间重新恢复平衡，而应该一直沿这个方向继续打击，换句话说，应该永远打击敌人的重心，而不是以整体打击敌人的部分。以优势的兵力平平稳稳地占领敌人的一个地区，只求比较可靠地占领这个小地区而不去争取巨大的成果，是不能打垮敌人的，只有不断寻找敌人力量的核心，向它投入全部力量，以求获得全胜，才能真正打垮敌人。
不管我们要打击的敌人的重心是什么，战胜和粉碎敌人军队始终都是最可靠的第一步，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极为重要的。
因此，我们认为，从大量的经验来看，打垮敌人主要可以采取下列几种办法：（1 ）如果敌人的军队在某种程度上是敌人起主要作用的力量，就粉碎这支军队。
（2 ）如果敌人的首都不仅是国家权力的中心，而且也是各个政治团体和党派的所在地，就占领敌人的首都。
（3 ）如果敌人的最主要的盟国比敌人还强大，就有效地打击这个盟国。
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是把战争中的敌人当作一个整体来考虑的，在一般研究问题时，是可以这样设想的。可是，当我们指出打垮敌人在于粉碎敌人集中在重心上的抵抗力以后，我们就必须抛开这一设想，而来探讨另一种情况，即同我们作战的敌人不止一个的情况。
如果两个或更多的国家联合起来反对一个国家，那么从政治上看，它们所进行的是一个战争。不过，这种政治上的统一体统一的程度是不同的。
这时的问题在于：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独立的利益和追求这一利益所需的独立的力量，还是其中的一个国家是主要的，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