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攻占一个有强大守备部队的要塞比攻占一个工事特别坚固的要塞值得付出更大的代价。
（5） 运输攻城辎重的难易。大多数围攻所以失败，是由于攻城辎重的缺乏，而攻城辎重的缺乏，大多是由于运输困难。 1712年欧根围攻兰德赖希要塞和1758年腓特烈大帝围攻阿里木次要塞是由于这种原因引起失败的最突出的例子。
（6） 最后，掩护围攻的难易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
掩护围攻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一是利用工事来加强围攻的军队，即利用围攻防卫圈；二是利用所谓监视线。
第一种方法现在已经完全过时了。人们采用第一种方法显然有一个重要的根据，那就是用这种方式掩护围攻，进攻者的力量就根本不会由于分割兵力而受到削弱（ 这种削弱对围攻者本来是很不利的） ，但是，进攻者的力量却会由于下述原因受到十分显著的削弱：（1） 围绕要塞的阵地通常会使军队的正面拉得太宽。
（2） 要塞守备部队（ 还应该加上前来解围的部队） ，本来只是同我军对峙的部队，在这种情况下却必须看作是处于我方营垒心脏中的敌人部队，它借助要塞城垣的掩护，是不会受到损伤的，至少是不可制服的，因此它的作用将得到极大的增长。
（3） 围攻防卫圈的防御只能是绝对防御，因为正面向外的环形配置在所有防御配置形式中是力量最弱和最不利的一种，它特别不利于进行有利的出击。围攻防卫圈上的防御者只能在自己的筑垒工事中进行绝对的抵抗。很明显，这种防御造成的防御力量的削弱，可能会比使用监视部队受到的削弱大得多（ 编组一支监视部队也许会使军队减少三分之一的兵力） 。如果我们再看到，自从腓特烈大帝以来，人们普遍喜欢采取所谓进攻（ 实际上并不总是进攻） 行动，喜欢采取运动和机动，而不喜欢筑垒工事，那么我们就不会由于围攻防卫圈完全被废弃不用而感到奇怪了。不过，在围攻防卫圈的防御中，战术抵抗所带来的削弱决不是围攻防卫圈的唯一缺点。我们在提出这个缺点的同时，所以还列举了对围攻防卫圈的一些偏见，是因为这些偏见同这个缺点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围攻防卫圈基本上只能掩护战区的一部分，即在它包围圈以内的地区，所有其余的地区，如果不专门派兵掩护，就等于让给了敌人，如果派兵掩护又要分割兵力，而分割兵力却是人们力求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攻城时不可缺少的运输工作就已经是使围攻者担心和感到困难的问题了，如果攻城部队的数量相当大，攻城辎重需要得相当多，而且敌人在战场上的兵力又很强，那么用围攻防卫圈来掩护运输就更没有可能了。用围攻防卫圈掩护运输只有象在尼德兰那样的情况下才是可以设想的，因为在尼德兰，要塞互相靠得很近，要塞和在要塞之间的防线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它掩护着战区的其他部分，使运输线在很大程度上缩短了。在路易十四以前，军队的配置还没有同战区的概念联系起来。特别是在三十年战争中，军队偶然地走来走去，到了正好附近没有敌人部队的某个要塞前面，就停下来围攻，带来的围攻辎重够用多久，就围攻多久，一直到前来解围的敌人部队接近时为止。这时，利用围攻防卫圈是符合当时情况的。
将来，利用围攻防卫圈掩护围攻恐怕只有在极少数场合，也就是情况同上述情况类似时才是可能的。只有在战场上的敌人兵力很小，或者战区的概念同围攻的概念相比已几乎不存在的情况下，围攻时集中自己的兵力才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因为这样做无疑会大大增加围攻的力量。
路易十四时期，在康布雷和伐郎兴设置的围攻防卫圈都没有起什么作用，前者由孔代防守，被屠朗突破，后者由屠朗防守，被孔代突破，70。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许多战例中围攻防卫圈并没有遭到攻击，甚至当迫切需要给要塞解围而且防御者的统帅是非常敢作敢为的人物时，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例如1708年，维拉尔就没有敢攻击在里尔的围攻防卫圈内的联军。腓特烈大帝1758年在阿里木次，1760年在德累斯顿，虽然没有设置真正的围攻防卫圈，但设置有一个同围攻防卫圈基本上一致的防御体系，他是用同一支军队进行围攻和掩护围攻的。腓特烈大帝在阿里木次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奥地利的大军离这里很远，但当他在多姆施塔特耳损失了运输队以后，对这种作法又后悔起来。 1760年他在德累斯顿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他轻视帝国军队的力量，另一方面是他急于要占领德累斯顿。
最后，围攻防卫圈还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在失利的情况下很难保住攻城的火炮。如果掩护围攻的部队是在距离围攻地点一日或几日行程的地方作战，那么一旦遭到失败，围攻者还可以在敌人来到以前撤围，即使携带庞大的运输队，也至少可以在敌人到来的前一天转移。
在配置监视部队时，首要的问题是监视部队应配置在离围攻的要塞多远的地方？在大多数场合，决定这个距离的是地形条件或攻城军队要与之保持联络的其他军团和军的阵地的位置。此外，监视部队距离较远，围攻可以得到更好的掩护，距离较近（ 不超过几普里） ，则围攻部队和掩护部队可以更好地相互支援，这是显而易见的。
第十八章 对运输队的攻击
对运输队的攻击和掩护是一个战术问题，如果不是为了要证明只有根据战略上的理由和情况才能采取这种行动的话，我们在这里就根本不谈这个问题了。关于这个问题可谈的很少一点内容对进攻和防御来说可以合在一起来谈，同时，它对进攻具有重要的意义，否则，我们就会在讨论防御的时候研究这个问题了。
一个有三百至四百辆车的中等运输队（ 不管车上载的是什么） 可以长达半普里，一个大的运输队会长达数普里。
怎么能够设想，通常派去护送的那么少的部队能够掩护这么长的运输队呢？ 此外，运输队运动不灵活，前进缓慢，而且还经常可能发生混乱；最后，运输队的每个部分都要单独掩护，因为一旦它的某一部分遭到敌人袭击，整个运输队立刻就会堵塞在道路上并陷入混乱。人们考虑到上述种种困难，自然就会提出问题：究竟怎样才能掩护和保卫这种运输队？ 换句话说：为什么不是所有遭到攻击的运输队都被劫走？ 为什么不是所有需要掩护的，也就是敌人可以接近的运输队都遭到攻击？ 很明显，所有战术上提出来的办法，如滕佩霍夫提出的极不实际的办法，让运输队不断地停止前进和继续前进来缩短距离，或者象香霍斯特提出的稍好一些的办法，即把运输队分成几个纵队，对克服运输队的根本缺点来说，都只是一些效果不大的补救办法。
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是，大多数运输队由于它们在战略上所处的位置而得到了一般的安全保障，而且是比容易遭到敌人攻击的任何其他部队都要安全的保障，这就使它们很少的防御手段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运输队总是或多或少地在自己军队的背后运动的，或者至少在离敌人军队很远的地方运动的。因此，敌人只能用小部队来攻击它们，而这些小部队还必须有强大的预备队作掩护，以免自己的翼侧和背后遭到前来支援运输队的部队的袭击。如果再考虑到，正是由于运输车辆十分笨重，攻击者很难把它们带走，大多只能砍断挽具，牵走马匹，炸毁弹药车等等（ 用这种办法只能使整个运输队受到阻碍和陷于混乱，但是不能真正毁灭它） ，那么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运输队的安全更多地是依靠在战略上所处的位置来保障的，而不是依靠护送部队的抵抗来保障的。如果再考虑到护送部队的抵抗虽然不能直接保护运输队，但却能打乱敌人攻击运输队的步骤，那么最后看来，对运输队的攻击不是很容易的和万无一失的，而是相当困难的，它的结果是非常没有把握的。
此外还必须指出一个主要的问题：去攻击敌人运输队的部队很可能遭到敌人军队或者敌人某一部队的报复，很可能遭到惨败的惩罚。人们在许多场合正是由于有这种顾虑才没有敢攻击运输队，但是大家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因而认为运输队是由于有护送部队掩护而得到了安全，于是就感到奇怪，为什么兵力少得可怜的护送部队会这样使人望而生畏。只要想一想1758年腓特烈大帝围攻阿里木次以后通过波希米亚的著名的退却，就会明白我们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当时，四千辆车组成的辎重队是由半数的军队分戍许多小队护送的。为什么道恩没有攻击这支辎重队呢？ 原因是他害怕腓特烈大帝用另一半军队攻击他，把他卷进一次他所不希望的会战中。为什么劳东在齐施博维茨没有更早地、更大胆地攻击一直在他侧面的运输队呢？ 原因是他害怕受到惩罚。劳东的军队距离主力十普里，并且同主力的联系完全被普鲁土军队切断了，所以劳东认为，一旦腓特烈大帝（ 他丝毫没有受到道恩的牵制） 用大部分兵力对付他，他就有惨败的危险。
只有当军队的战略态势使军队不得不完全从侧面，甚至反常地从前方运送物资时，运输队才真正面临巨大的危险，因而也就成为敌人攻击的有利目标（ 如果敌人的情况允许他为此派遣部队的话） 。 1758年战局中，奥地利军队在多姆施塔特耳攻击普军运输队的事例，说明这种行动能够取得十分完满的成果。通往尼斯的道路在普鲁士军队阵地的左侧，腓特烈大帝的军队因攻城和抗击道恩而不能活动，所以奥军的别动队完全不必为自己的安全担心，可以从容不迫地去攻击普军的运输队。
1712年，欧根围攻兰德赖希时，曾经从布香经德南，也就是从战略配置的正面的前方运送攻城器材。为了在这种情况下完成十分困难的掩护任务，他采用了哪些手段，他陷入了多么困难的境地（ 这种情况直到战局过程发生了剧变才结束）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对运输队的攻击不管从战术上看来多么容易，但从战略上看，却永远不是那样容易做到的，只有在敌人的交通线十分暴露的特殊情况下，才能期望取得重大的成果。
第十九章 对舍营的敌人军队的进攻
我们在《防御》一篇中没有谈到这个问题，因为舍营不能看作是一种防御手段，只能看作是军队的一种状态，而且是一种战斗准备很差的状态。关于这种战斗准备，我们就不再谈什么了，因为第五篇第十三章中关于舍营所谈的一切就是对它的一个很好的说明。
但是，在讨论进攻时，我们应该把舍营的敌人军队看作是一个特殊的进攻目标，因为一则这种进攻是一种很特殊的进攻方式，二则这种进攻可以看作是一种具有特殊效果的战略手段。因此在这里所要谈的不是对敌人单个舍营地或者分驻在几个村落中的一支小部队的袭击（ 因为为此而进行的部署完全是战术问题），而是对较大的舍营地中的一支大部队的进攻。这样，目标就不是袭击单个舍营地本身，而是阻止敌人军队集中。
对舍营的敌人军队的进攻，也就是对一支没有集中的军队进行袭击。这种袭击如果能使敌人军队不能到达预定的集中地点，如果能迫使它在后方较远的地方另选一个集中地点，那么袭击就算成功了。集中地点后移的距离，在危急时很少在一日行程… 以内，通常可达数日行程，所以由此而造成的国土的丧失并不是很小的，这是进攻者所得到的第一个利益。
对敌人整个军队进行的这种袭击，在开始时可能是同时袭击少数几个单个的舍营地，不是袭击所有的或很多的舍营地，因为这样做就必然要扩大进攻的正面和分割进攻军队的兵力，这无论如何是不可取的。因此，进攻者只能袭击那些位于进攻的纵队前进方向上的、敌人最前面的舍营地。即使如此，袭击很多这样的舍营地也很少能顺利进行或完全取得成功，因为一个大部队的接近是不会不被人发觉的。但是这种进攻方法是不可忽视的，而且我们把由此产生的成果算作是这种袭击的第二个利益。
第三个利益是能迫使敌人进行部分战斗，并且使他在这种战斗中遭到重大的损失。一个大部队的集中，不是以营为单位在主要集中地点集中的，通常是先集中成旅、师、甚至军，而旅、师、军这样的部队就不能极其迅速地奔向集中地点，当它们同敌人进攻的纵队遭遇时，就不得不接受战斗。如果进攻的纵队兵力不很大，它们也可能取得胜利，但是即使取得了胜利，它们也丧失了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一支力图到达后方集中地点的部队是不可能很好地利用胜利的，一般说这很容易理解。它们也可能被打败，而且由于它们没有时间组织有力的抵抗，这种可能性要更大一些：因此可以设想，如果进攻者能很好地计划并实施一次袭击，他就可以通过这些部分战斗得到大量的战利品，这些战利品将成为总成果中的一个主要部分。
最后，第四个利益（ 也是整个行动的结果） 是使敌人军队在一定时间内发生混乱和士气沮丧，从而使敌人即使最后把军队集中起来也不能立即使用它们，于是一遭到攻击就不得不再放弃一部分土地，不得不完全改变原来的作战计划。
以上就是对敌人舍营地进行一次成功的袭击时所能取得的特殊的成果，也就是通过一次袭击使敌人不能毫无损失地在预定地点集中军队时所能取得的特殊的成果。不过，袭击成功的程度自然是很不相同的，因而取得的成果有时很大，有时却小得可怜。同时，这种袭击即使很成功，取得的成果即使很大，也很少能取得主力会战获胜时那么大的成果。这一方面是因为这种袭击不能象主力会战获胜时那样取得很多的战利品，另一方面是因为这种袭击的精神影响也不可能象主力会战获胜时那样大。
我们必须记住这个总的结论，以免对这种袭击作过高的评价。有许多人认为它是进攻活动的最好形式。但是，正如上面的详细考察和战史告诉我们的那样，事情决不是这样的。
1643年洛林公爵在提特林根袭击朗超将军指挥的法军的舍营地，是最光辉的袭击之一。当时法军有一万六千人，结果损失了司令官和七千名士兵。这是一次惨败。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法军未设任何前哨。
1644年，屠朗在梅尔根特海姆（ 法国人称为马里恩塔耳） 遭到的袭击’”，就其结果而言，当然也应该看作是一次惨败，因为屠朗的八千人竞损失了三千人，其原因主要是屠朗受到诱惑，他不合时宜地用集中起来的部队进行了抵抗。
因此，人们不能常常指望这种袭击取得类似的结果。这个结果与其说是袭击本身带来的，不如说是对遭遇战考虑不周造成的，因为屠朗本来可以避开战斗，同在其他地方舍营的较远的部队会合的。
第三个有名的袭击是1674年屠朗在阿尔萨斯对大选帝侯、帝国将军布尔农维耳和洛林公爵指挥的联军的袭击。屠朗得到的战利品很少，联军的损失不超过两三千人，这对五万人的军队来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损失。但是联军却认为不能再在阿尔萨斯继续抵抗，于是撤退到莱茵河右岸。屠朗所需要的正是这个战略成果，可是我们绝不应该在袭击本身去寻找取得这种成果的原因。与其说屠朗是袭击了敌人的军队，不如说他是打乱了敌人的计划。此外，联军统帅的意见分歧，军队靠近莱茵河等，也都是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总之，这次袭击值得人们仔细地加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