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进攻者离开了向目标前进的严格的必然性，几乎象一个流浪汉那样在战局中游荡，左顾右盼地企图偶然地拣到廉价的果实。这样的进攻同防御没有多大差别，因为防御的统帅也可以摘取这样的果实。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准备在《进攻》篇中对这种战局作进一步的哲学的考察，在这里只提出一个结论：在这种战局中，无论是进攻者还是防御者都不求决战，因而决战不再象拱门上的拱心石那样是一切弧线的终点，不再是所有战略行动都归向的终点。
只要我们读过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的战史，我们就会知道，这种战局不是一般地占多数，而是多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其他类型的战局倒好象是例外。即使将来这种情况会有变化，毫无疑问，这种战局仍然是很多的。因此，我们在研究战区防御时必须考虑这种战局。我们在这里就想指出这种战局的最显著的特点。现实中的战争多半处在两种不同的倾向之间，有时接近这种，有时接近那种，因此我们只有考察这种种特点产生的阻力所引起的战争的绝对形态的变化，才能看到这些特点的实际作用。我们在本篇第三章里已经说过，等待是防御优于进攻的最大优点之一。在实际生活里本来很少能作到一切行动都符合实际情况，在战争里，就更难作到了。由于人的认识不完善，由于人们害怕不利的结局，由于影响行动发展的偶然事件很多，常常有许多按当时情况说应该发生的行动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在战争中同在人类其他活动中比较起来，人的认识显得更不完善，人们会遇到更大的危险和更多的偶然现象，因此，战争中的贻误（ 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 也必然要多得多。这正是防御者可以坐得其利地获得果实的好地方。我们把占领地区在作战上特有的重要意义同这一经验结合起来，就产生了“占有者得利”这条原则，这条原则在和平时期的斗争中即诉讼中也被看作是神圣的原则，正是这个原则代替了决战（ 在以打垮敌人为目的的所有战争中决战是整个行动的焦点） 。这个原则起很大的作用，当然，不是说它能引起行动，而是说它能给不行动，给为不行动服务的一切行动提供依据和理由。只要不能寻求和不能期待决战，就没有理由放弃任何一点国土，因为只有在决战中为了换取某种利益，才可以放弃某些国土。因此，防御者总是想要保住即掩护住所有的国土，或者尽可能多地保住即掩护住国土，而进攻者则力求占领在不进行决战的情况下所能占领的一切，也就是尽可能多地占领对方的国土，在这里我们只谈前者。
防御者没有派军队掩护的地方，都可能被进攻者占领，这样，等待的利益就转为进攻者所有。因此，防御者总是力图直接掩护一切地方，并等待敌人来进攻掩护部队。
在进一步探讨防御的特点以前，我们必须把《进攻》篇中进攻者在不求决战时通常追求的目的先提出来谈谈。这些目的是：（1） 在不进行决战的条件下，占领对方大片的国土。
（2） 在上述同样的条件下，夺取大仓库。
（3） 占领没有掩护的要塞。虽然围攻要塞是一种比较艰巨的、常常要付出很大力量的行动，但是，它不会带来什么灾祸，因为人们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可以放弃这一行动而不致受到重大的实际损失。
（4） 最后，进行意义有限的胜利的战斗。进行这种战斗无需冒很大的危险，但也不会得到很大的利益。这种战斗在整个战略纽带上不是具有重大结果的部分，它是为了战斗而进行的战斗，或者是为了获取战利晶以及为了赢得军人的荣誉而进行的战斗。当然，为了这样的目的，人们就不会不惜一切代价地去发动战斗，而只会等待偶然出现的有利的机会，或者通过巧妙的行动来创造这种机会。
针对进攻者的这四个目的，防御者可采取下列手段：（1） 把军队配置在要塞前面掩护要塞；（2） 扩大防御正面以掩护国土；（3） 如果正面的宽度不足以掩护国土，则通过向侧方行军，迅速赶到敌人前面去拦阻敌人；（4） 避免进行不利的战斗。
很明显，防御者采用前三种手段的意图在于：让敌人采取主动，而自己充分利用等待的利益。这种意图是完全符合事物性质的，一概地否定它是非常愚蠢的。决战的可能性越小，这种意图就越强。尽管从军事行动的表面上看，在战局的一些不起决定作用的小规模行动中，活动往往还相当活跃，但是上述意图却永远是这种战局的最深的基础。不论是汉尼拔还是非比阿斯，不论是腓特烈大帝还是道恩，只要不寻求决战也不等待决战，就都遵循这一原则。至于第四种手段，则是为前三种手段服务的，是它们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
现在，我们想对这几种手段作较详细的研究。
防御者为了掩护要塞不受敌人攻击而把自己的军队配置在要塞前面，这初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合理，似乎是一种多余的举动，因为修筑要塞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它独立地抵抗敌人的进攻。但是，在现实中我们却看到这种措施出现过千万次。在作战中就是这样，最普通的事情往往看来也是最难理解的。可是，有谁敢于仅仅根据这种表面上的矛盾，就把千万次出现的情况都说成是错误的呢？这种现象既然一再反复出现，就证明它一定有一个深远的原因。
这个原因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人们精神上的软弱。
如果我们把军队配置在要塞前面，那么敌人不打败我们的军队就不能进攻要塞。一次会战就是一次决战，如果敌人不寻求决战，那么他就不会发起会战，这样，我们就不用会战这把剑也可以保住自己的要塞。因此，当我们估计敌人不一定寻求决战时，就要等待敌人发动决战，因为敌人很可能是不愿意决战的。如果事实同我们的估计相反，敌人准备向我们发起进攻，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还可以采用退到要塞后面这个手段。由于我们可以采用这一手段，因而把军队配置在要塞前面就更没有什么危险了。在这种场合，不付任何代价地维持现状的巨大可能性决不会带来丝毫的危险。
如果我们把军队配置在要塞后面，那么我们就恰好给进攻者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目标。如果要塞不很大，那么进攻者即使毫无准备，无论如何也是会围攻它的。为了不让敌人攻占要塞，我们就必须赶去增援，这样一来，我们的活动就成为积极的和主动的，本来在向自己的目标前进的围攻要塞的敌人却反而成了占有者。经验告诉我们，事情必然是这样转变的，这是事物性质决定的。我们已经说过，进行围攻并不一定会遭到灾祸。甚至通常不敢发起会战的、最软弱、最不果断、最消极的统帅，只要能够接近要塞，也会毫不犹豫地进行围攻，即使他只有野炮，他也会进行围攻，因为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他可以放弃这个行动而不致受到实际的损失。另一方面，大多数要塞只要被围，在某种程度上就有可能被进攻者用强攻或某种特殊手段攻破，因此防御者在估计可能发生的情况时，决不可忽略这一点。
把这两种情况对比一下，防御者当然会认为，在较好的条件下进行会战，不如根本不进行会战有利。所以在我们看来，把军队配置在要塞前面这种习惯的作法是很自然和很简单的。腓特烈大帝用格洛高要塞抵抗俄国军队，用希维得尼察、尼斯和德累斯顿等要塞抵抗奥地利军队时差不多都遵循了这个习惯。但是贝费恩公爵在布勒斯劳采用这种方法时却失败了。假如当时他把军队配置在布勒斯劳后面，也许就不会遭到攻击。但是，当腓特烈大帝不在布勒斯劳时，奥地利军队是占有优势的，只有腓特烈大帝来到布勒斯劳，奥军才会失去这一优势，这种情况表明，在布勒斯劳进行战决不是不可能的。因此，普鲁士军队在布勒斯劳的配置地点是不合适的。如果贝费恩公爵不是害怕奥军炮击布勒斯劳这个存有储备品的要地（ 假如遭到炮击，他就会受到在这种情况下决不会公正地考虑问题的国王的严厉责备） ，他一定会把军队配置在布勒斯劳的后面。对于公爵试甲通过占领布勒斯劳前面的筑垒阵地保住要塞的作法，人们在事后是不应该横加责备的，因为，卡尔·冯·洛林公爵在当时很可能只满足于占领希维德尼察，在可能受到普鲁士国王进攻的情况下，他也很可能停止前进。因此，对于贝费恩公爵来说最好的办法应该是不进行真正的会战，当奥军开始进攻时就把军队撤到布勒斯劳后面，这样，既可以得到等待的利益，又不会遭到很大的危险。
在这里，我们给防御者把军队配置在要塞前面的做法找到了一个重要而有力的理由，并且说明了它的正确性。尽管如此，我们仍需要提出一个次要的但更为直接的理由，不过，仅仅这个理由是不够有力的，因此它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个理由就是军队常常要利用最近的要塞作为储备品的仓库。这种作法既方便又有许多好处，因而一般说统帅都不愿意从较远的要塞运来必需品，或把必需品放置在没有防御工事的地方。既然要塞成了军队的仓库，那么，在某些情况下把军队配置在要塞前面就是完全必要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清楚地看到，容易被一些没有远见的人过分重视的这个直接的理由并不足以解释已经出现的所有情况，而且也不是可以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理由。
不通过会战就夺取一个或几个要塞，是不求大规模决战的所有进攻者的很自然的目的，而防御者的主要任务则在于阻止敌人实现这一目的。所以我们看到，在有许多要塞的战区内，几乎一切运动都是围绕这些要塞进行的，进攻者运用种种计谋力图出敌不意地接近某一要塞，防御者则力图通过有准备的运动很快地拦阻敌人接近要塞。从路易十四起到萨克森元帅止，几乎在所有的尼德兰战局①中都贯穿着这种特点。
关于掩护要塞的问题就谈这么多。
扩大军队配置正面以掩护国土，这种手段，只有在存在着大的地形障碍的条件下才是可以设想的。采用这一手段而设立的大大小小的防哨，只有依靠坚固的阵地才具有一定的抵抗能力。通常，阵地上天然障碍物已经足够的情况是很少的，所以必须用人工筑城加以补充。不过，应该认识到，用这种方法在某一点上所进行的抵抗只能看作是一种相对的抵抗（ 参阅《战斗的意义》那一章） ，而不能看作是绝对的抵抗。当然，这样的防哨也有可能不被敌人击破，而且在个别情况下能够取得绝对的结果，但是许多防哨中任何一个单独的防哨同整体比较起来都是软弱无力的，它可能受到敌人优势兵力的攻击，因此，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单独的防哨所进行的抵抗上是没有根据的。防御者用这种方法扩大军队的配置正面，只能相对地延长抵抗的时间，不能获得真正的胜利。但是，就这种防御的总的目的和总的任务来说，单独的防哨能起到这种作用也就足够了。—在不怕发生大规模决战和不怕敌人为了战胜整体而不停地前进的战局中，防御者利用防哨进行战斗不会有什么危险，即使最后防哨并不能守住也是如此。在这种场合，进攻者除了夺得这个防哨以及一些战利品外，很少能得到其他利益。
这个胜利对整个防御不会有进一步的影响，也不致动摇防御者的基础，致使许多墙壁跟着倒塌下来。对防御者来说，在最坏的情况下，即整个防御体系因某一个防哨的丢失而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他仍然有时间集中自己的军队，用全部兵力向进攻者表示要决战，而根据我们的前提，进攻者是不求决战的。因此通常在防御者集中了兵力以后，进攻者也就不再继续前进了，双方的行动也就结束了。防御者的全部损失是一些国土、人员和火炮，而这些也是进攻者所满足的成果。
如果防御者估计到，进攻者可能或者非常可能胆怯而谨慎地行动，他不想碰得头破血流，因而不敢进攻我们的防哨，只可能停在我们防哨的前面，那么，我们说，防御者即使在不利的情况下，也不妨采取这种防御冒一冒险，在这个考察中必须记住，我们假定的进攻者是一个不敢冒险追求大的成果的敌人，对这样的敌人来说，一个中等的但很坚强的防哨就可以使他停止前进了。即使进攻者肯定可以攻破这个防哨，他也会考虑：为此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同当前这一胜利中可能获得的利益比较起来，这个代价是否过大。
上述情况表明，防御者在宽大正面上用许多并列的防哨进行强有力的相对抵抗，从整个战局的角度来看，是可以取得满意的结果的。为使读者在战史中能立即找到这种战例，我们要指出，这种扩大正面的配置多半出现在战局的后半期，因为这时防御者对进攻者这一年的意图和情况才真正有所了解，而且进攻者原有的一点敢作敢为精神也已经消失。
在扩大正面配置以掩护国土、仓库和要塞的防御中，所有大的地形障碍，如大小河流、山脉、森林和沼泽等等，当然都会起很大的作用，并具有头等的重要意义。关于这些地形障碍的利用，可以参阅我们前面的论述。地形要素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所以军队特别需要通常被认为是司令部所特有的那种知识和活动。司令部一般说来是军队中书写最多的部门，所以在各次战局的战史中关于地形的运用就记载得比较多。同时，也产生了这样一个相当自然的倾向：力图把运用地形的问题系统化，并以历史上的个别情况作为根据，从中找出在解决一般情况时适用的办法来。不过，这种努力是徒劳无益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即使在这类比较消极和比较局限于某一地区的战争中，各种情况也是各不相同的，必须有区别地对待它们。因此，关于这些问题的最好的和最有说理性的回忆录，也只能帮助我们了解这些问题，而不能成为规定。这些回忆录事实上又成了战史，不过这种战史涉及的只是这个战争所特有的某一个方面而已。
尽管司令部的这种活动（ 人们通常认为这种活动是司令部所特有的） 是必要的和值得重视的，但我们必须警惕经常可能产生的不利于整体的擅越职权的行为。司令部中最高人物的重要地位，常使他们对其他人，首先对统帅起某种支配作用，这样，就很容易产生一种有片面倾向的思想习惯。结果，统帅除了看到山脉和隘路以外，就什么也看不到了，本来应该根据情况来自由选择的措施就只能依靠已成为第二天性的这种习惯来决定了。
例如在1793年和1794年，当时普鲁士军队司令部的灵魂、著名的山脉和隘路专家格腊韦尔特上校，曾使两个在性格上完全不同的统帅（ 不伦瑞克公爵和米伦多夫将军） 采取了完全相同的作战方法。
沿着一道险要地带建立的防线往往能够导致单线式防御，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确实要用这种防线直接掩护战区的整个正面，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必然会导致单线式防御，因为大多数的战区都是很大的，而在战区内进行防御的军队本身的战术配置却很小。但是，由于进攻者受情况及其设施的限制，只能沿着一定的主要方向和道路行动，即使面对着最消极的防御者，远离这个方向和道路也会造成很大的不使和不利，因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防御者只需要掩护这些道路左右几普里或几日行程宽的地区就够了。防御者只要在主要道路和接近地上设置防哨，在各道路之间的地区设置监视哨就可以实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