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却者可以在他将要到达的一切地方积存储备物资，而追击者的一切却必须从后方运来。只要他在前进，即使交通线很短，这种运输也是很困难的，因此，他从一开始就会感到物资缺乏。
退却者将优先利用当地所能提供的一切，而且大多把它们消耗殆尽，只留下一些一无所有的村庄和城市，一些践踏过的被割掉庄稼的田野，以及汲干了的水井和污秽的溪流。
前进的军队往往从第一天起就要为取得最急需的物资而奔波。这时根本不可能指望得到敌人的储备物资，即使有时得到某处的储备物资，也纯粹是偶然情况，或者是敌人重大的过失造成的。
毫无疑问，在幅员辽阔和交战双方的兵力不太悬殊的情况下，防御者采用这种退却方法可以造成对自己有利的兵力对比，使自己比在边境附近决战时更有把握获得胜利。这样，不仅胜利的可能性会因兵力对比的变化而增大，而且胜利的成果也会因态势的变化而增大。对进攻者来说，在边境附近的一次会战中遭到失败同在敌国腹地的一次会战中遭到失败是多么不同2 何况，进攻者到达进攻路程的终点时还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使会战中取得了胜利也不得不退却，因为他在这时既没有足够的进攻力量来发展和利用胜利，又无法补充已损失的兵力。
因此，是在进攻路程的起点同进攻者进行决战，还是在进攻路程终点同他进行决战，是有很大差别的。
除了上述几个优点以外，这种防御方法还有两个缺点：第一是国土随着敌人的入侵而受到损失，第二是退却在精神上给人们造成的不利影响。保持国土不受损失决不能作为整个防御的目的，只有缔结一个有利的和约才是目的。防御者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尽可能有把握地缔结这个和约，为此，必须不吝惜眼前的任何牺牲。但是，即使国土的损失没有决定性意义，也不能不权衡得失，因为国土的损失总是涉及防御者利益的问题。
这种损失对军队不会有直接的影响，只是或多或少间接地产生影响，可是，退却本身却又能直接使军队增加力量。因此，要衡量这两方面的利弊是困难的，因为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它们没有相互接近的共同点。我们只能说：如果必须放弃的是一个富饶而人口稠密的地区和一些大的商业城市，那么损失就大些。如果在那里准备好的或做好一半准备的战斗手段也随之丧失，那么应该看作是最大的损失。
第二个缺点是精神方面的影响。统帅常常必须不顾这种影响，坚定地贯彻自己的计划，同时必须顶住那些目光短浅和胆小怕事的人所起的妨碍作用。但是，这种影响并不因此就是可以不加重视的幻象。它不是一种只对某一点起作用的力量，而是一种以闪电般的速度浸入人心和削弱民众及军队一切活动的力量。向本国腹地退却有时固然也能很快就为民众和军队所理解，甚至能够加强他们的信赖和希望，不过，这是非常少见的。通常，民众和军队连退却是主动进行的还是被迫进行的都分辨不清；至于采取这个计划的原因是聪明地预见到可靠的利益，还是害怕敌人的武力，那就更分不清了。看到被放弃的地区所遭到的命运，民众就会产生同情和愤懑情绪，军队就很容易丧失对指挥官的信赖，甚至对自己也失去信心，而在退却过程中不断进行的每次后卫战，都会一再使军队的这种忧虑增长。人们对退却的这些后果不应该置之不理。当然，一个民族敢于公开地应战，使进攻者不遇到守护神，不付出惨重的代价，就不可能越过这个民族的边境，这样做就其本身来看，似乎更合情合理，更直截了当、更高尚、也更符合民族的气节。
这就是这种防御的优缺点，现在再谈谈这种防御所需要的条件和有利于这种防御的一些条件。
主要的和根本的条件是国土辽阔，或者至少是退却线较长，因为几天的行军当然不会使敌人遭到显著的削弱。
1812年，拿破仑的中央军团在维帖布斯克附近是二十五万人，到斯摩棱斯克是十八万二千人，到了博罗迪诺附近减少到十二万人，也就是说它同俄国主力军团的兵力相等。博罗迪诺距离国境九十普里，但是俄军直到在莫斯科附近时才开始占绝对优势。这个绝对优势引起的变化自然是非常稳定的，以致法军在马洛亚罗斯拉韦次的胜利都不能使这种形势发生任何重大的改变。
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没有俄国这样辽阔的国土，而且只有极少数的国家可能有一百普里长的退却线。但是，象1812年法军这样大的兵力在其他场合也是不容易出现的。
双方兵力对比象这次战局开始时那样悬殊的情况就更为少见，当时法军兵力超过俄军一倍以上，而且，还占有决定性的精神优势。因此，在这次战局中经过一百普里才达到的目的，在其他情况下，也许经过五十普里或者三十普里就可以达到了。
有利于这种防御的条件是：（1） 农作物不多的地区；（2） 忠诚而尚武的民众：（3） 气候恶劣的季节。
对敌人来说，这一切都会在维持军队方面增加其困难，迫使他组织庞大的运输队，派出很多的部队，执行繁重的勤务，引起各种疾病，而对防御者来说，这一切却便于进行翼侧活动。
最后，我们还必须谈谈对这种防御产生影响的军队绝对数量的问题。
不论同对方的兵力对比如何，一支小的军队的力量一般说要比一支大的军队的力量先衰竭，因而它的进攻路程不可能象一支大的军队那样长，它的战区的范围也不可能那样大，这是很自然的。因此，军队的绝对数量和这支军队能够占领的地区之间仿佛有一种固定的比例关系。固然这种比例关系不可能用数字表示，而且在其他情况的影响下会经常发生变化，但我们只要说明在这些事物的本质最深处有这种关系就够了。率领五十万人可以向莫斯科进军，但是，即使兵力对比对自己很有利，率领五万人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向莫斯科进军的。
现在，假定军队的绝对数量同地区的面积的比例在上述两种场合是一样的，那么敌军的数量越大，它由于我们的退却而遭到的削弱无疑也越大。
一、军队的数量越大，给养和宿营就越困难，因为，军队所占有的地区即使同军队的数量以同样的比例增大，军队也决不能完全在这个地区取得给养，而且，一切需要从后方运来的物资会遭到较大的损失。军队可以用来宿营的也决不是整个地区，而只能是这个地区的很小一部分，这部分地区也不会随军队数量的增加而成比例地扩大。
二、军队的数量越大，前进就越慢，走完进攻路程所需要的时间就越长，前进中每天损失的总数也就越大。
三千人追击两千人时，在一般的地形条件下不会容许退却者以每日只行军一二普里至多三普里的速度向后退却，也不会容许他们隔一定时间停下来休息几天。要想追上他们，攻击他们并把他们逐走，只要几个小时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双方军队的数量各增加一百倍，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前一种情况下用几小时就可以取得的效果，现在也许需要一整天，甚至两天。这时，每一方都不可能集中在一个地点，因而军队的各种运动和行动都变得更为复杂，都需要更多的时间。但是，这时对进攻者的处境更为不利，他由于给养的困难比退却者大，不得不在比退却者更宽的正面上前进，因而经常有在某一地点遭到退却者优势兵力袭击的危险，俄国人在维帖布斯克就曾企图进行这样的袭击。 三、军队的数量越大，每个人在战略和战术上的日常勤务中消耗的体力就越大。一支十万人的军队每天都要出发和行军，一会儿休息，一会儿继续行军，一会儿战斗，一会儿要做饭或者领取食品，而且在各方面的必要的情报来齐以前它又不能宿营。这支军队在这些辅助活动上花费的时间，通常要比五万人的军队多一倍，但是对于双方来说一昼夜却都是二十四小时。军队由于人数不同，走完一日行程所需要的时间和受到的劳累是多么不同，我们在前一篇第九章中已经谈过。当然，不论是退却者还是进攻者，都要忍受这些劳累，但是后者要忍受的劳累要大得多，因为：（1） 根据我们前面的假定，进攻者兵力占优势，因而它的人数较多。
（2） 防御者用不断放弃土地的代价换取了经常保持主动的权利，使敌人经常受他支配。他可以预先作好计划，而且在大多数场合计划不致被破坏。进攻者却只能根据防御者的配置情况制定计划，这种配置情况他往往只有通过事先的侦察才能知道。
为了使人们不致认为我们的论述同第四篇第十二章矛盾，我们必须提醒一句，这里所指的被追击者，是没有遭到失败的，连一次会战也未曾失败过的被追击者。
但是，使敌人受我们支配的这个权利，在赢得时间和增加力量的场合，同在争取某些次要利益的场合是有差别的，时间越长，这种差别就越大。
（3） 退却者一方面尽一切努力使自己容易退却，派人改善道路和桥梁，选择最舒适的宿营地点等等。另一方面，他又竭力设法使追击者难以前进，派人破坏桥梁，使那些本来不好的道路在自己的军队通过后变得更加难以通行，占据最好的宿营地和水源地使敌人不能利用等等。
最后，我们还必须指出，民众战争也是一种特别有利于这种防御的条件。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在专门一章里论述，因此在这里不作详细分析。
至此，我们谈到了向本国腹地退却的各种优点，谈到了它要求人们付出的代价和必须具备的一些条件。现在，我们还想概略地谈谈它的实施问题。
我们要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退却的方向。
退却应该退向本国腹地，也就是说，应该尽可能地退往这样的地点，在这里敌军的两侧被我们的地区所包围。这时，敌人就处于各个地区的威胁之下，而我们却不致有被迫离开本国领土主要部分的危险。如果我们选择的退却线离国境太近，就有发生这种危险的可能。假如1812年俄军不向东方而向南方退却，就会遭到这种危险。
这是这种退却措施的目的所要求的条件。至于退往国内的哪个地点最好，选择这个地点时应该符合直接掩护首都或另一个重要地点的意图，还是应该符合引诱敌人离开通往该地的方向的意图，以及应该符合到什么程度，这都取决于当时的情况。
假如俄军在1812年的退却是预先考虑好的，即完全有计划的，那么他们当然可以从斯摩棱斯克往卡卢加方向退却，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很可能完全免遭蹂躏，然而俄军却是在退出莫斯科后才选择了这条路线。
法军在博罗迪诺附近约有十三万人，假如俄军是在从斯摩棱斯克通往卡卢加的半路上进行这次会战，那么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说法军在那里的兵力会多一些。在这种情况下法军又能够从这支军队中抽出多少兵力派往莫斯科呢？ 显然很少。这样少的兵力人们是不会把它派到五十普里（ 从斯摩棱斯克到莫斯科的距离） 以外的象莫斯科这样一座城市去的。
拿破仑经过几次战斗以后，到达斯摩棱斯克附近时兵力约有十六万人，假如当时他认为，在进行主力会战以前可以冒险向莫斯科派遗一支部队，为此抽出了四万人，而只留下十二万人对付俄军主力，那么这十二万人到会战时就可能只剩下九万人左右，也就是说比到达博罗迪诺附近时少四万人。这样，俄军就拥有三万人的优势了。．如果以博罗迪诺会战的情况作为衡量的标准，当然可以认为，俄军凭这个优势可能成为胜利者。无论如何，这个计算的结果表明，在这种情况下的兵力对比对俄军来说比在博罗迪诺附近的兵力对比要有利得多。但是，俄军的退却并不是按照深思熟虑的计划进行的，他们所以退得这么远，是因为每当他们想进行会战时总感到自己兵力不足。他们的一切给养和各种补充都在莫斯科到斯摩棱斯克的路上，在斯摩棱斯克时任何人都不可能考虑放弃这条道路。此外，在俄国人的心目中，即使在斯摩棱斯克和卡卢加之间取得一次胜利，也决不能抵偿因为没有掩护而被敌人占领莫斯科的过失。
1813年，假如拿破仑明显地偏向侧方，大体上在布尔戈尼厄运河后面占领阵地，并且在巴黎只留下几千人和大量的国民自卫军，那么他也许能够更有把握保证巴黎不受侵袭。联军要是知道拿破仑率领十万人在奥塞尔的话，就决不会有勇气向巴黎派遣一支五万到六万人的部队。相反，假如联军处在拿破仑的地位，而且他们的敌人就是拿破仑，那么恐怕谁也不会建议联军放弃通向自己首都的道路。要是拿破仑占有当时联军那样的优势，他就会毫不踌躇地冲向首都。尽管情况完全一样，但是精神状态不同，结果就会如此不同。
我们还想指出，在向侧方进行这样的退却时，无论如何必须使首都或者企图通过这一退却避免战祸的其他地点保
持一定的抵抗能力，以免被任何别动队占领和遭到抢掠。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就谈到这里为止，以后在论述战争计划时还要谈到它。
但是，我们还必须考察一下这种退却方向的另一个特点，即突然变换方向。俄军在到达莫斯科以前一直按照一个方向退却，以后他们就离开了这个可能把他们引到弗拉基米尔去的方向，先往梁赞方面继续退却，然后转向卡卢加方向。假如俄军必须继续退却的话，那么他们当然就会沿着这个可能把他们引到基辅的新方向继续退却，也就是又接近敌国边境了。至于法军，即使这时比俄军还占显著优势，也不可能维持这条经过莫斯科绕个大弯的交通线，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仅必须放弃莫斯科，而且非常可能还必须放弃斯摩棱斯克，也就是说必须让出辛辛苦苦占领的一些地方，而不得不满足于占领别烈津河西岸地区。
当然，这时俄军也会陷入不利的态势，它可能处于同本国的主要部分隔开的境地，这同他们在战局开始时就向基辅方向撤退时可能陷入的不利态势是相同的。但事实上俄军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陷入不利态势的，因为法军只有不绕道莫斯科就到达基辅，它的状态才可能完全不同。
突然变换退却线的方向，在幅员辽阔的条件下是极为可取的，它显然会带来下列巨大利益：（1） 我们变换了方向，敌人就不可能保持原来的交通线，而要确定一条新的交通线常常是件困难的事情，同时敌人改变自己的方向只能逐步地进行，他多半必须一而再地寻找新的交通线。
（2） 这样一来，双方又都接近了国境，进攻者不能再依靠自己的阵地掩护已占领的地区，而很可能要放弃它们。
俄国是一个幅员异常辽阔的国家，在那里两支军队完全可以进行这样的追逐。
如果其他条件有利，在较小的面积上变换退却方向也是可能的，这只能根据具体场合的具体情况来决定。
诱敌深入的方向一经确定，我们的主力当然就应该沿着这个方向退却，否则，敌人就不会派他的主力向这个方向前进，即使敌人的主力真的向这个方向前进，我们也是无力迫使他受上述一切条件的束缚的。因此产生了一个问题，防御者应该把全部兵力集中在这个方向上退却，还是应该以大部分兵力向侧方退却，也就是进行离心的退却。
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答说，离心的退却本来就是不足取的，理由如下：（1） 防御者采取这种退却时兵力将更为分散，而防御者把兵力集中在一点上，恰好是进攻者最感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