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由于我军占有优势的缘故） ，才可以指望从战略计谋本身得到利益。
从全部战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战局中进攻者没有进行流血决战就放弃了进攻，因而，可以说战略计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可能使人认为，至少这些战略计谋本身就有巨大的力量，而且当进攻者在战术成果方面不占有显著的决定性的优势时，战略计谋就大多可以单独解决问题。
对这一点，我们必须回答说，即使上面所谈的现象其原因存在于战场上，也就是说它属于战争本身的现象，这一观点也是错误的；许多进攻所以没有发挥作用，其原因存在于战争的较高的关系中，即存在于战争的政治关系中。
产生战争因而也形成战争的基础的总的关系也决定着战争的特点，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以后研究战争计划时还要详细阐述。这些总的关系使大多数战争变成半真半假的战争，在这种战争中原来的敌对感情由于必须迂回曲折地通过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以致变成只是非常微弱的因素，这一点在采取积极行动的进攻的一方当然表现得更为明显，更为突出。因此，只要稍加压力，软弱无力的进攻就会停止下来，这自然是不足为奇的。对付一个脆弱的、为重重顾虑所削弱了的、几乎已不存在的决心，往往只要作出抵抗的样子就够了。
因此，防御者所以能用不流血的方法多次取得成功，并不是由于存在着坚不可摧的阵地（ 这是到处都有的） ，并不是由于横贯在战区的林木茂密的山脉和穿过战区的宽阔的江河令人感到可怕，也不是通过某些战斗组合他真能轻而易举地瓦解敌人用以攻击他的力量，原因不在这里，而在于进攻者意志薄弱，踌躇不前。
我们可以而且必须考虑上述这些抵抗力量，但是必须恰如其分地认识它们的作用，并且不应该把这里所谈的其他事物的作用归之于它们的身上。我们不能不强调指出，如果批判者不站在正确的立足点上，那么战史关于这方面的叙述就会很容易成为不真实的和带有欺骗性的记载。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许多没有采用流血的方式进行的失败的进攻战局通常是怎样的。
进攻者进入敌国，迫使敌人的军队后退一段距离，但对进行一次决定性会战却顾虑重重；于是他在敌人面前停下来，好象他已经完成了占领的目的，除掉掩护已占领的地方以外就没有什么其他任务了。好象寻求会战是敌人的事情，好象他自己每天都愿意进行会战似的。这一切都是虚伪的借口，统帅借以欺骗他的部下、宫廷、世界、甚至他自己。真正的原因是他发现敌人过于强大。我们这里说的不是指这样一种情况：进攻者放弃进攻是因为他不能利用已取得的胜利，是因为他在进攻路程的终点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开始一次新的进攻。这样的情况是以有一次成功的进攻，即真正的占领为前提的。但我们这里指的则是进攻者还没有达到预定的占领目的就停顿不前的情况。
这时，进攻者就进行等待，以便将来利用有利的情况，但通常这种有利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预定的进攻已经证明，最近的将来不比现在有更大的希望。因此，这也是一个虚伪的借口。如果这次行动象常见的那样，是和同时进行的其他行动有联系的，那么，这支军队就会把自己不愿意担负的任务推到其他军队身上，借口支援不足和协同不够为自己的无所作为辩护。它会诉说种种不可克服的困难，并在各种复杂微妙的关系中寻找理由。进攻者的力量就这样地消耗在无所作为之中，或者更确切地说，消耗在不彻底的因而没有成果的活动之中。防御者赢得了对他说来非常重要的时间，气候恶劣的季节临近了，进攻者退回自己的战区进行冬营，进攻也就随之结束了。
这一整套虚假现象都被载入了战史，掩盖了使进攻者没有取得成果的最简单的和真实的原因，即畏惧敌人的武力。如果批判者想研究这样的战局，那么他就会被许多相互矛盾的原因弄得头昏脑胀而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因为这些原因都是没有根据的，而人们又没有去探索事情的真实情况。
但是，这种欺骗不仅仅是一种恶劣的习惯，而且是很自然会产生的。那种削弱战争威力，也就是减弱进攻的牵制力量，大部分存在于国家的政治关系和政治企图中，人们总是把这些关系和企图隐蔽起来，使世界、本国人民和军队无法知道，在许多场合甚至使统帅无法知道。例如，任何人都不会也不愿意承认，他决定停止或放弃行动的原因是担心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坚持到底，或者是怕招致新的敌人，或者是不愿让自己的盟国变得过于强大等等。对所有这类事情人们都长期甚至永远保守秘密。但是，对任何事件的解释，都必须说出个来龙去脉，于是统帅为他自己或者为他的政府着想，只好编造一套虚假的理由。在军事问题上进行辩论时反复出现的这种欺骗手法在理论上已经僵化成一些体系，这些体系当然是同样不包含什么真理的。只有象我们力图做到的那样，沿着事物内在联系的简单线索进行探索，理论才能弄清事情的真相。
如果抱着怀疑态度来观察战史，那么，种种关于进攻和防御的空洞理论就会不攻自破，而我们在这方面提出的简单观念就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因此我们认为，这个简单观念适用于整个防御领域；人们只有完全掌握它，才能够十分清楚地弄清大量的事件。
现在我们还要研究一下各种防御方式的使用问题。
这些防御方式一个比一个有力量，那是用一个比一个大的代价换来的。因此，如果没有其他条件的影响，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在统帅选择防御方式时起决定作用，他会选择适当的防御方式，既能使他的军队具有所需的抵抗力量，又能使他不致退得过远，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但是，必须看到，选择这些防御方式时大多受到很大的限制，因为防御中出现的一些重要条件必然会迫使统帅选择这种或那种防御方式。向本国腹地退却需要有辽阔的国土，或者要具有象1810年的葡萄牙那样的条件，当时有一个同盟国（ 英国） 作它的后盾，而另一同盟国（ 西班牙） 则以它的辽阔的国土大大地削弱了敌人的攻击力量126 。要塞的位置更多是在边境附近，还是更多是在本国腹地，同样可以决定是否采取这样的计划，而国家的地理和地形状况、居民的特性、习俗和信念则起更大的作用。选择进攻会战还是防御会战，则应根据敌人的计划、双方军队和统帅的特点来决定。最后，是否占有特别有利的阵地和防线也可以导致采取这种或那种防御方式。总之，列举的这些条件已经足以说明，防御方式的选择在很多场合更多地决定于这些条件，而不决定于单纯的兵力对比。这里提到的这些最重要的条件我们还要作进一步探讨，因此它们对选择防御方式的影响也要在以后才能更明确地加以阐述，最后，在《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那篇里，我们再把这一切总括起来探讨。
但是，这种影响多半只在兵力对比不太悬殊的情况下才起决定性作用，在兵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也就是一般的情况下，兵力对比起着主要的作用。战史充分证明，人们并没有根据我们在这里阐述的一系列观念，而只是象在战争中的大多数场合所做的那样，不知不觉地通过迅速的判断，根据兵力对比选择了防御方式。同一个统帅，同一支军队，在同一个战区，这一次挑起了霍亨甫利得堡会战，那一次却在崩策耳维次扎营。至于说到会战，就连统帅中最喜好进攻的腓特烈大帝，在兵力十分悬殊时也终于认识到不得不占领真正的防御阵地。拿破仑以往象一只野猪似地冲向自己的敌人，可是1813年8 —9 月间，当兵力对比的变化对他不利时，他就象栏中的野兽那样东碰西撞，而不是不顾一切地继续向其中某一个敌人开火了，这一点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吗？ 而在同年10月，当兵力悬殊达到极点时，他就象一个人在房间里背靠墙角那样，在来比锡附近，在帕尔特河、埃耳斯特尔河和普来塞河所构成的角落里寻找掩护和等待敌人，这种情况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吗？ 我们不能不指出，本章比本篇其他任何一章都更清楚地表明，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提出作战的新原则和新方法，而是探讨久已存在的东西的内在联系，并弄清其最基本的要素。
第九章 防御会战
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说过，如果防御者在敌人一进入战区就迎击敌人，那么他就可以在防御中进行一次从战术上来看纯粹是进攻的会战。但是，他也可以等敌人来到自己的阵地前面以后，再去进攻敌人，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会战从战术上来看仍然是进攻会战，尽管它已经带有某种条件。
最后，防御者还可以在自己的阵地上真正等待敌人的进攻，通过扼守地区的防御，同时以一部分兵力进行攻击来抵抗敌人的进攻。在这里当然可以设想，在防御中，随着积极还击因素的减少和扼守地区的因素的增加，存在着不同程度和不同等级的防御。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说明防御可以区分多少等级，也不可能说明积极还击和扼守地区这两个因素成什么样的比例最有利于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我们仍然坚决认为，要想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在防御会战中决不能完全没有攻击部分；而且我们确信，攻击部分象战术上纯粹的进攻会战一样，能够而且必然会带来决定胜利的一切效果。
从战略上来看，战场仅仅是一个点，同样，一次会战的时间也只不过是一瞬间，在战略上起作用的因素不是会战的过程，而是会战的结局和结果。
可见，如果任何防御会战中都含有的攻击要素确实可以导致彻底的胜利，那么进攻会战和防御会战之间从战略运用它们的角度来看，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我们认为确实是这样，但是，如果从表面上来看，当然就不是这样了。为了弄清这一问题，为了阐明我们的观点，消除表面上的假象，我们不妨简略地描绘一下我们所想象的防御会战的情景。 防御者在一个阵地上等待进攻者，为此他选择了适当的地方，并做了种种准备，也就是说，他仔细地熟悉了地形，在几个最重要的地点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开辟并修整了交通线，设置了火炮，在一些村庄构筑了防御工事，还为自己的部队找好了适于隐蔽配置的场所等等。如果在阵地的正面筑有一道或几道平行的壕沟，设有障碍物，或者有坚固的可以控制周围地区的制高点，敌人因而难以接近，那么，在争夺核心阵地以前的各个抵抗阶段，当双方在一些接触点上相互消耗兵力时，防御者就可以利用这种相当坚固的阵地以少量兵力杀伤敌人大量兵力。防御者两翼的依托点，可以保障他不致受到从几方面来的突然袭击。防御者为配置部队所选择的隐蔽地形，使进攻者小心翼翼，甚至畏缩不前，而他自己却可以借以进行若干次成功的小规模攻击，让部队向核心阵地且战且退的后撤运动延长时间。于是，防御者怀着满意的心情注视着在他面前不断燃烧着的、但不十分激烈的战火。当然，防御者不会认为他正面上的抵抗力是无穷无尽的，不会相信自己的翼侧是牢不可破的，同时，也不会指望几个步兵营或者几个骑兵连的成功的攻击就使整个会战发生剧变。他的阵地是纵深的，因为战斗队形中的每一部分，从师一直到营，都有应付意外情况用的和恢复战斗用的预备队。他还把占总兵力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一支强大的部队远远地配置在会战地区以外，配置在根本不会受到敌方火力杀伤的后方，有可能时，远远地控制在进攻者可能的迂回线以外（ 他可能对我们配置阵地的这一翼或那一翼进行包围） 。防御者准备用这部分部队掩护自己的翼侧免遭敌人深远的迂回，以应付意外情况。而在会战的最后阶段，当进攻者的计划已全部暴露，而且他的绝大部分兵力已投入战斗时，防御者就可以用这部分部队攻击进攻者的一个部分，对它展开小规模的攻击战，并在这种战斗中使用攻击、奇袭、迂回等各种进攻手段，在决定会战胜负的关键时刻，采取这样的行动就会迫使敌军全部退却。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设想的建立在现代战术水平上的防御会战。在这样的会战中，防御者用局部包围来对付进攻者的全面包围（ 这是进攻者用来增大进攻成功的可能性和使战果更辉煌的手段） ，也就是用自己的军队去包围敌人进行迂回的那部分军队。这种局部包围只能达到使敌人的包围不起作用的目的，它不可能发展成为进攻者那样的全面包围。因此，进行这两种包围时，军队运动的形式往往是不同的：在进攻会战中，包围敌人军队时是向敌人军队的中心点行动，而在防御会战中，则或多或少地是从圆心沿半径向圆周运动。
在战场范围内和在追击的最初阶段，包围必然经常被看作是比较有效的形式，但是，包围所以有效，主要不是由于它具有这种形式，只有进行最严密的包围，也就是说，在会战中能大大限制敌人军队的退却时，包围才比较有效。不过，防御者积极的反包围正是为了对付这一严密的包围的，在很多场合，这种反包围即使不足以使防御者获得胜利，也可以使防御者不致遭到严密的包围。但是，我们总不得不承认，在防御会战中这种危险（ 即退却受到极大限制的危险） 是主要的危险，如果防御者不能摆脱这一危险，那么进攻者在会战中和追击的最初阶段中取得的成果就会大大增加。
但是，通常只有在追击的最初阶段，也就是到天黑以前才会出现这种情况；第二天包围就结束了，作战双方在这方面又恢复了均势。
不错，防御者可能丧失最好的退却路，因而在战略上继续处于不利的态势，但是除了少数例外以外，包围本身总是会结束的，因为它原来就是只打算在战场范围内进行的，所以不能超出战场很远。不过，如果防御者获得胜利，那么另一方又将出现什么情况呢？战败的一方的兵力被分成几部分，这种情况在最初时刻是有利于退却的，但在第二天人们却迫切需要把各部分兵力集中起来。如果防御者已取得具有决定性的重大胜利，并且进行猛烈的追击，那么战败者往往就不可能作这样的集中，他兵力分成几部分的状况可能导致极严重的后果，可以逐渐发展到崩溃的地步。假如拿破仑在来比锡战胜了，那么分为几部分的联军就会招致这样的后果，他们的战略地位就会一落千丈。在德累斯顿，拿破仑虽然没有进行真正的防御会战，但是，他的进攻却具有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那种几何形式，即由圆心指向圆周的形式。谁都知道，当时联军由于兵力分散，处境是困难的，只是卡次巴赫河畔的胜利才使他们摆脱了这一困境（ 因为拿破仑得到这一消息后，就率领近卫军转回德累斯顿去了） 。
卡次巴赫河畔这一会战本身就是一个这种类型的战例，防御者在最后时刻转入进攻，也就是采取了离心方向的行动；由于这一行动，法国的各个军被迫四处溃散了，庇托指挥的师在会战后几天就落入联军手中成为联军的胜利晶。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进攻者能够利用在性质上同进攻相适应的向心形式作为扩大胜利的手段，防御者也同样可以利用在性质上同防御相适应的离心形式作为扩大胜利成果的手段（ 防御者用这种手段取得的成果比防御者的军队同敌人军队成平行配置时向敌人正面进行垂直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