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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行行军时情况也是这样。
另一个问题是各纵队从右边还是从左边开始行军的问题。在平行行军时，这个问题是很明确的。向左侧运动时，任何人都不会从右翼开始行军。在前进或退却时，开始行军的次序实际上应该根据道路同预定的开进线的关系位置来确定。在战术上，有很多场合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战术上的空间较小，几何关系比较容易看清楚。
但在战略上，就完全不可能了。如果我们看到有人有时把战术上的东西搬用到战略上去，那纯粹是书呆子的作法。过去军队在行军中仍然保持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且行军的目的只是进行一次整体战斗，因而整个行军的次序纯粹是战术上的问题。
尽管如此，1757年5 月5 日施韦林从布兰代斯地区出发时，还是因为不知道未来的战场在他的右边还是左边，最后不得不进行了一次有名的反转正面的行军。
如果一支按照旧的战斗队形进行配置的军队要成四个纵队向敌人行进，那么，两翼第一线和第二线的骑兵应编为外边的两个纵队，两翼的两线步兵则编为中间的两个纵队。
这些纵队的行军可以完全从右边开始，或者完全从左边开始，或者右翼从右边开始，左翼从左边开始，或者左翼从右边开始，右翼从左边开始。后一种情况下的行军，叫做“中央开始”的行军。初看起来，这些形式是同未来的展开有关系的，但实际上却是没有关系的。腓特烈大帝前往勒登进行会战时，曾经按原来各翼的次序组成四个纵队，从右边开始行军，由于他恰好正要攻击奥军的左翼，因而很容易地变换为线式战斗队形，从而受到所有的历史著作家的赞扬。假如当时他要迂回奥军的右翼，那么，他就不得不象在布拉格那样进行一次反转正面的行军了。
如果说这些形式在当时就已经不符合行军的目的了，那么在今天从同一角度来看，这些形式纯粹是一种儿戏。现在同过去一样，任何人都很难知道未来的战场同行军道路的关系位置如何，而且，即使由于行军开始的次序不正确而损失了一点时间，也远不象从前那样重要了。在这方面，新的战斗队形发挥了它的良好的作用，不管哪一个师最先到达，不管哪一个旅最先投入战斗，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
在这种情况下，军队所以还有时从右边开始行军，有时从左边开始行军，就只有一个作用了，那就是左右交替地开始行军可以调节军队各部分的疲劳程度。这是大的军队开始行军时还保持这两种次序的唯一的、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理由。
在这种情况下，从中央开始的行军只能偶尔采用，自然就不成其为行军的一种固定的次序了。从战略上来看，一个纵队从中央开始行军当然是不合理的，因为这种行军次序是以有两条道路为前提的。
其实，确定行军次序的问题与其说属于战略范围，不如说属于战术范围，因为它只不过是把整体区分为若干部分，行军结束后这些部分又重新恢复成一个整体。
但是，现代军事艺术已不再重视行军的各个部分的完全集中，而是使各个部分行军时距离远些，甚至可以独立行动。这样，就很容易发生各个部分单独进行的战斗，而且每一个这样的战斗都应该看作是整体战斗。因此，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作这么多的说明是有必要的。
另外，我们在本篇第二章中已经看到，在没有任何特殊目的情况下，三个部分并列配置最为合理，因此行军时采用三个纵队也是最合理的。
现在，我们在这里还要指出，纵队的概念不仅是指沿一条道路前进的一个部队，而且人们在战略上也把在不同的日期沿同一条道路行军的各个部队叫做各个纵队。区分为纵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缩短行军时间和便于行军，因为兵力小的部队的行军总是比兵力大的部队的行军快一些和方便一些。部队不是沿不同的几条道路行军，而是在不同的日期里沿同一条道路行军，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第十一章 行军（续）
一日行程的标准和走完这一行程所需要的时间，自然要根据一般的经验来确定。
对我们现在的军队来说，常行军时一日行程为三普里，这是早就肯定了的；长途行军时，为了能够在中途有一些必要的休息日进行休整，平均一日行程甚至要减少为二普里。
一个八千人的师，在平原地上沿着中等的道路行军时，走完一日行程需要八至十小时，在山地则需要十至十二小时。如果几个师编成一个行军纵队，即使除去后面的师晚出发的时间，行军时间也要多几个小时。
由此可见，走完一日行程几乎要占用整天的时间。土兵背着背囊一天行军十至十二小时，其劳累的程度是不能同一般情况下步行三普里相比的，因为单个人沿普通的道路步行三普里只要五小时就够了。
在不是连续行军的情况下，一日行程达五普里，最多达六普里，在连续行军的情况下，一日行程达四普里，这都是强行军了。
走完五普里的行程，中间就需要有数小时的休息时间，因此一个八千人的师走完这样的行程，即使有良好的道路，也不能少于十六小时。如果行程为六普里，而且是几个师在一起行军，那么行军的时间至少需要二十小时。
这里所说的行军是指集中在一起的几个师从一个野营地到另一个野营地的行军，因为这样的行军是战区内常见的形式。如果几个师成一个纵队行军，那么前面的几个师就应该提前一些集合和出发，从而它们也会提前同样多的时间到达指定的野营地。然而，提前的这段时间决不能达到走完一个师的行军长径所需的时间，即不能达到法国人所常说的“流过”一个师所需要的时间。因此，这种行军方法很少能减轻士兵的劳累，而且部队数量的增多往往会使行军时间延长很多。一个师也用类似的方式，让各个旅在不同的时间集合和出发，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是可行的，因此我们把师作为行军单位。
军队以小部队为单位不在一定地点集合就从一个舍营地向另一个舍营地进行长途旅次行军时，其行程当然可能增加，事实上，仅仅由于必须绕弯路进行舍营，其行程就已经增加了。
如果军队每天都要以师、甚至以军为单位集合在一起行军，而且还要进行舍营，那么这种行军必然要费很多时间，而且只有在富庶的地区和部队人数不太多的情况下才能这样行军，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才容易通过较好的给养和舒适的舍营来很好地消除长途行军的劳累。1806年，普鲁士军队在退却中为了取得给养曾每夜都进行舍营，这无疑是一种错误的作法。其实，军队如果进行野营（ 露营） ，同样能够获得给养，同时又不致在过度劳累的情况下行军大约五十普里而用去十四天的时间。
在难走的道路上和山地行军时，上述关于时间和行程的一切规定都要有很大的改变，以致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很难确切地计算出走完一日行程所需要的时间，更不用说作出一般的规定了。在这种情况下，理论只能提醒人们注意，不要犯人们容易犯的这种错误。为了避免这种错误，必须特别仔细地进行计算，必须多留一些时间以便应付那些无法预料的情况，同时，也应该考虑到天候和部队的状况。
自从军队取消帐篷和采取就地强征粮秣的给养方法以来，军队的辎重显著地减少了。这一事实的最大影响自然首先表现为军队的运动加快了，也就是说军队的每日行程加大了。当然，只在一定的条件下才是这样。
战区内的行军却很少因为辎重减少而加快，因为大家知道，在行军的目的要求行军速度超过一般标准的所有情况下，辎重或者留在后边，或者先行，通常在整个行军过程中总是同部队保持一定距离的。因此，辎重一般说不会影响军队的运动。而且，只要它不再直接影响军队，不管它可能受到多大的损失，人们是不会去考虑它的。在七年战争中有几次行军的速度是很大的，就是在今天也很难超过。我们可举1760年拉西为了支援俄军对柏林的牵制性攻击而进行的行军来证明这一点。他的军队从希维德尼察出发，经过劳西次到达柏林，在十天内行军四十五普里，平均每天四普里半。一万五千人的军行军能够达到这样的速度，就是在今天也是很不寻常的。
从另一方面来看，给养制度的改变也给现代军队的运动带来了一个迟缓的因素。军队不得不自己解决一部分给养（ 这是常有的事） ，比起从面包车上领取现成的面包来，这自然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此外，在长途行军时，部队不能大量地在一个地方设营，为了便于取得给养，各师必须分开设营。最后，我们也时常看到，有一部分军队，特别是骑兵，是必须进行舍营的。所有这一切，总的说来都是使行军显著迟缓的原因。因此，我们看到，1806年拿破仑追击普鲁士军队和力图切断其退路时，以及1815年布留赫尔追击法军，和力图切断其退路时，在十天之内都只走了约三十普里。腓特烈大帝的军队从蘸克森向西里西亚往返行军时，虽然携带全部辎重，也曾达到这一速度。
虽然如此，辎重的减少，还是会显著增加大小部队在战区内的机动性和轻便性的（ 如果可以用这个词的话） 。一方面，即使骑兵和炮兵的数量不减少，马匹也减少了，因此，对饲料的顾虑不象过去那么经常了；另一方面，军队无需经常顾虑拖在后面的长长的辎重队，因而配置时所受的限制也比较少了。
1758年，腓特烈大帝放弃对阿里木次的围攻ｕ，后率领军队行军时，曾带有四千辆辎重车，为了掩护这些辎重车，他曾经把一半军队分散成独立的营和排。在今天，这样的行军即使碰上最胆小的敌人，也是不能成功的。
在长途旅次行军（ 例如从塔霍河畔到涅曼河畔的行军） 中，军队减少了辎重当然要轻快得多，即使军队还保持一定数量的辎重因而每日行程仍保持一般的标准，但在紧急情况下也可以以较小的代价使一日行程超过一般的标准。
总之，减少辎重与其说能够增加运动的速度，还不如说能够节省力量。
第十二章 行军（续）
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行军对军队的损害作用。这种作用很大，以致必须把它当作可以同战斗相提并论的一个特殊因素。
一次适度的行军并不会使军队这个工具受到什么损害，但是连续几次这样的行军就会使军队受到损害，如果是连续几次困难的行军，那么军队受到的损害自然会更大。
在战区内，缺乏给养和宿营条件，道路很坏或破坏严重，军队要经常保持战斗准备，这些都会造成军队力量的过分的消耗，使人员、牲畜、车辆和被服受到损失。
人们常说，长时间的休息对军队的健康并没有什么好处，长时间的休息会比适当的活动更容易使人生病。固然，士兵在营地挤在狭小的房舍里，可能而且必然会生病，但是在行军中挤在狭小的房舍里也是会生病的。生病的原因决不是缺乏空气和运动，因为人们在操练中是很容易得到空气和运动的。
请想一想，一个士兵在野外泥泞的道路上淋着大雨背着沉重的背囊行军时生病，同在营房里生病相比，身体受到的损害和削弱将有多么大的不同。一个士兵即使在野营中生了病，也还可以立刻被送到附近的村镇去，不致完全得不到治疗。但在行军中生了病，却要先在路旁躺几小时，而且得不到任何护理，然后成为掉队者，远离部队几普里支撑着病体前进。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多少轻病变成了重病，又有多少重病变成了不治之症！ 请再想一想，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和夏日灼热的阳光下，即使是一次适度的行军，也会使士兵感到酷热难当，使他们由于极度口渴而狂饮生水，因而患病甚至死亡。
我们作这样的考察，决不是说要减少战争中的活动。工具就是为了使用，而使用就会造成损耗，这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我们只想说明，一切都应该恰如其分。我们反对的是某些理论家的空谈，他们硬说高度的出敌不意、最迅速的运动、毫无休止的活动用不着付出什么代价，就象丰富的矿藏一样，只是由于统帅的惰性才没有被充分利用。这些理论家对待这些矿藏的态度，就象对待金矿和银矿一样，只看到产品，而不问开采这些矿物要花费多少劳动。
在战区外作长途旅次行军时，尽管行军的条件通常比较好，每天的损失比较小，但是，最轻的病号通常也会长时间地丢在后边，因为他们刚刚恢复健康，不可能赶上不断前进的部队。
在这种情况下，骑兵中受鞍伤的马匹和蹶马会不断地增多。辎重也会有一部分遭到损坏。因此，常常可以看到，一支军队连续行军一百普里或者更远的距离以后，就会显著地受到削弱，特别是马匹和车辆的损失更为严重。
如果必须在战区内，即在敌人的眼前进行长途行军，那么战区行军和长途行军两种不利的条件就会同时出现。在人数众多而且其他条件不利时，损失就可能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现在列举几个实例来证明上述论点。
1812年6 月24日拿破仑渡过涅曼河时，他准备进攻莫斯科用的巨大的中央军团有三十万一千人。8 月15日，他在斯摩棱斯克附近派出了一万三千五百人，按理说他这时还应该有二十八万七千五百人，但实际上只剩有十八万二千人，也就是说，已经损失了十万五千五百人。我们知道，在这以前只发生过两次有名的战斗，一次是达乌同巴格拉齐昂之间的战斗，另一次是莫拉同托尔斯泰—奥斯特尔曼之间的战斗，因此，我们可以估计出法军在这两次战斗中遭受的损失至多为一万人，而在五十二天内连续行军大约七十普里的过程中，仅病号和掉队的就损失了九万五千人，约占总兵力的三分之一。
三星期以后，在博罗迪诺进行会战时，法军损失已经达到十四万四千人（ 包括战斗伤亡） 。又过了八天，到达莫斯科时，法军损失已经达到十九万八千人。法军在那个时期每天的损失大体如下：在第一阶段占当初总兵力的一百五十分之一，第二阶段为当时总兵力的一百二十分之一，第三阶段为当时总兵力的十九分之一。
拿破仑渡过涅曼河到莫斯科的运动当然可以说是连续行军，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次行军用了八十二天，只走了一百二十普里，而且法军在途中还正式休息了两次：一次在维尔那，大约休息十四天，另一次在维帖布斯克，大约休息十一天，在休息期间许多掉队的士兵回到了部队。在这十四个星期的行军期间，季节和道路不能算是最坏的，因为当时还是夏天，所走的道路大多是沙土路。但是，庞大的部队集中在一条道路上，给养十分缺乏，敌人虽然是退却，但并不是逃窜，这是造成行军困难的条件。 关于法军退却的情况，或者正确些说，关于法军从莫斯科向涅曼河前进的情况，我们就根本不想谈了，但是我们必须指出，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