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填补人事空缺，晋悼公在绵上（地名）检阅部队，史称“绵上之蒐（sōu）”。中军元帅是晋国军中第一人，也是晋国的首席执政官，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必须德才兼备，而且具有领袖群伦的魄力。当时舆论普遍认为，中军副帅士匄是接任中军元帅的不二人选：其一，中军副帅本来就是军中第二号人物，理所当然应该接班；其二，自士会以来，士氏家族一贯秉持低调的门风，虽然屡屡为晋国做出杰出的贡献，却总是谦虚谨慎，小心做人，受到大家的尊重。
但是士匄坚决推辞这一任命，他对晋悼公说：“昔日我与荀罃相互了解，配合默契，所以能够担任他的助手，并非因为我能力比别人强。现在荀偃年纪比我大，还是让他来干吧，我会一如既往地担任好助手，配合荀偃的工作！”就这样，荀偃担任了中军元帅，士匄仍然担任中军副帅。
晋悼公又命令韩起接替士鲂的位置担任上军元帅。有士匄的榜样在先，韩起也表示谦让，推荐赵武担任这个职务。当时赵武的职务是新军元帅，在晋国八卿中名列第七，而上军元帅名列第三，晋悼公考虑到提拔人才的速度不能太快，转而任命栾厌来担任。栾厌也谦让起来，说：“我的本事不如韩起，韩起都愿意让给赵武，您就听从他的建议吧。”在这种情况下，晋悼公终于下定决心，任命赵武为上军元帅，韩起为上军副帅；栾厌为下军元帅，魏绛为下军副帅。由此而空出的新军元帅一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也就先空着，暂时由下军元帅栾厌代管新军事务。
俗话说，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下属。晋悼公为人宽厚仁爱，所以晋国众卿在极其敏感的官位问题上，也表现得超乎寻常的谦逊大度。在晋悼公的统治之下，晋国政通人和，诸侯也心悦诚服，团结和睦。左丘明对此有高度的评价，说：“谦让，是礼的重要前提。士匄谦让，下面的人也跟着谦让，连栾厌这种蛮横的人也跟着服从。晋国因此而团结，几代人都受益，这就是因为取法于善的缘故啊！”
继寿梦、荀罃和士鲂之后，公元前560年秋天，又有一位风云人物走到了人生的终点，那就是晋悼公的死对头、已经在楚王这个岗位上工作了三十一年之久的楚共王。
临终之际，楚共王将群臣叫到床前交代后事。大家都知道，中国人讲究盖棺定论，古代的王公贵族死了，后人都要给他一个谥号，用以总结他一生的功过是非。在春秋时期，中国人的文风简练，谥号基本上就是一个字，无非是什么庄、惠、文、襄、桓、武之类，每个字都有其特定的含义，言简意赅。后来就渐渐变得复杂了，战国时期的谥号一般是两个字，如惠文、昭襄之类。越往后字数越多，比如宋徽宗的谥号是“徽宗体神合道骏烈逊功圣文仁德宪慈显孝皇帝”，一口气念不下来。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文风更趋冗长，每逢大人物仙逝，名字之前的谥号不是一个字，也不是十几个字，而是连续的几个排比句，均以“伟大的”开头，加上播音员故意放缓了语速来宣读，那叫一个沉重！用这样的定论盖好的棺材，严丝合缝，谁也掀不开……扯远了，回到正题，楚共王临死的时候，和群臣商量的，就是如何给他自己盖棺定论、确定谥号的事。
他是这样说的：“寡人没有什么高尚的品德，年幼的时候就做了一国之君。十岁的时候，先君去世，没来得及接受师傅的教诲就匆匆接受了许多福禄，因此缺乏德行，以致于鄢陵丧师辱国，让诸位大夫担忧，寡人深感惭愧。如果托各位的福，寡人能够得一善终，在祭祀和安葬方面，得以在宗庙中追随先君，就很满足了。至于身后的谥号，就用‘厉’或者‘灵’，请诸位大夫选择吧！”
群臣听了，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回答。要知道，厉和灵都是所谓的“恶谥”，“厉”的意思是杀戮无辜，“灵”的意思是乱而不损。一个人如果不是实在太差劲，太作恶多端，太荒淫无度，太不得好死，就不应该采用这样的恶谥。而他们眼前这位行将就木的君主，虽然不能像他的父亲楚庄王一样开疆辟土，纵横天下，却也兢兢业业，除了在鄢陵打过一个败仗，基本没有犯过什么重大错误。如果单从为人方面而言，他甚至算得上是一个好人，一个负责任的男人，一个心胸开阔的统治者。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够与“厉”或“灵”搭上关系呢？
楚共王见群臣面有难色，挣扎着坐起来，将自己的要求又重复了一遍。群臣依然默不作声。楚共王说到第五次，大伙儿才好不容易低下头，表示答应。
可是，等到楚共王一死，令尹公子贞便阳奉阴违了。他对群臣说：“侍奉君主的人，在议定谥号的时候，首先要想到君主的德行，而不是从他的过失方面去考虑。咱们声威赫赫的楚国，先君在上面领导，安抚蛮夷之邦，广有南海之滨，影响中原各国，而且勇于承认自己的过错，这难道不可以说是谦恭吗？就让我们将‘恭’字作为先君的谥号吧！”公子贞的提议得到所有人的赞同，所以就决定用“恭”这个谥号。
这里补充说明一下，古汉语里，“恭”通“共”字，所以楚共王实际上就是楚恭王。
后世好事者对晋悼公和楚共王做了一番比较，说晋悼公征服了郑国，欣然将歌钟与魏绛共享，悠然自得，晋国上下自此日趋松懈，开始走下坡路；楚共王将死，仍然深恨当年在鄢陵败于晋国，故意以“恶谥”来警示群臣，楚国群臣因此而奋发图强，所以能够在后来的竞争中赶超晋国。兴衰之道，从这两个细节上便可窥知其征兆了——这是一家之言，姑妄听之。
楚共王去世的时候，两年前被楚国扣留的郑国大夫良霄仍然被软禁在郢都。有人对公子贞说：“先王为了出征打仗，要连续占卜五年，连续获得吉兆才出动。如果有一年不获吉兆，就加倍努力地修身养性，然后再来占卜。楚国不能自强，使臣有什么罪过？您留下郑国的一个卿（指良霄），这是让郑国上下和睦而怨恨楚国，因此而更加坚定地听从晋国，这对楚国可没什么好处！让他回去吧，他会埋怨国君，仇恨同僚，搅起内部矛盾，这对楚国不是更有利吗？”因此公子贞将良霄放回了郑国。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这一招还真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在此先卖个关子。
楚共王的死，在邻居吴国人看来，是可趁之机，于是派兵大举入侵楚国。其实这一年，吴王诸樊也刚刚正式即位（按照当时的规矩，先君去世，嗣君于第二年正月才正式继任），自己家里的丧事才办完，就趁着别人家里办丧事来捣乱，这种做法很不厚道。左丘明写到这件事，用“不吊昊天，乱靡有定”这样一句古诗来评价吴国人的行为，意思是：“不遵照天道为善，国家就没有安定的时候。”
楚国派神射手养由基担任前锋，司马公子午带领大部队紧随其后，抵御吴军的入侵。养由基对公子午说：“吴国趁着我国有丧事，以为我们就不能整军抗敌，肯定轻视我军，不存戒备之心。请您设下三道埋伏，我前去诱敌深入。”公子午采用了养由基的计谋，在庸浦（地名）大败吴军，俘虏了吴将公子党。
吴国人挨了打，还不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反而跑到晋国去告状，要求晋国出兵攻打楚国，为吴国报仇。
晋悼公对此持谨慎的态度，派士匄为代表，召集诸侯的大夫在郑国的向地开会，共同讨论吴国的请求，史称“向之盟”。与会诸侯一致反对在这个时候派兵进攻楚国。士匄于是告诉吴国的使者，趁着别国有丧事而加以讨伐，是极其不道德的行为，晋国和同盟各国均不能答应吴国的要求，而且要吴国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错误，不要任意妄为。
晋悼公不答应吴国的要求，自有其原因：第一，他不能让吴国人牵着鼻子走；第二，现在进攻楚国没有胜算；第三，他正在考虑对西方用兵，先解决秦国在背后的威胁，然后再放手与楚国一战。
既然不打算答应吴国的要求，为什么还要兴师动众，发动各国的大夫来开会呢？直截了当拒绝吴国人不行吗？从那次会议上发生的事情来看，士匄召开这次会议，主要意图不在吴国，而是为了统一思想，讨伐秦国。
问题是这些年来，晋国为了与楚国争霸，频频用兵，诸侯都疲于奔命，早就苦不堪言了。大伙既然不同意对楚国用兵，难道会同意对秦国用兵吗？
这事难不倒士匄。
吴国的使者走后，士匄开始处理同盟各国内务，先是拘捕了莒国的大夫公子务娄，罪名是他私下与楚国有来往。事实是否如此，谁都说不清。但是毫无疑问，两年前莒国入侵鲁国，挑起同盟国内部的窝里斗，这笔账晋国人一直记着，而且找了一个适当的时机来秋后结算。与会的各国代表一看这架势，便明白这是杀鸡给猴看了。从古至今，所谓统一思想，必须先树立一个反面典型，让大伙看到反面典型的下场，思想就容易统一了。
但是没想到，拘捕了公子务娄之后，工作推进仍然不太顺利。在进攻秦国这件事上，各国的表态都很不积极，甚至还有一些牢骚怪话。在这种情况下，士匄决定用点猛药。
第二天开会，人都到齐了，士匄坐在主席台上，黑着脸，半天不说话。大伙一看，势头不对啊！这又是想拿谁开刀呢？于是都把头低下，生怕触了霉头。会场上一片寂静，忽听见士匄大喝一声：“姜戎氏，你给我过来！”
大伙一听，原来是他啊！都松了一口气。原来晋人自古与少数民族杂居，互相融合。到了晋悼公时期，晋国的势力如日中天，戎人多次参与晋悼公举行的诸侯会盟，以示臣服。士匄所说的姜戎氏，就是姜戎部落的首领驹支，跟各国都非亲非故，扯不上关系。
只见驹支站起来，乖乖地走到士匄面前，不紧不慢地说：“元帅，您叫我？”
“是。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吗？”
“这个，我确实不知道。”
“当年秦国人在瓜州迫害你的祖父吾离，他被赶得走投无路，身上报着蓑衣，头上戴着草帽，前来归附晋国。先君晋惠公虽然只有并不丰厚的土地，仍然与你们共同享用，姜戎部落才得以生存。否则的话，你们早就灭亡了，是不是？”
“是。晋国的大恩大德，我们全都记着呢！”驹支诚恳地说。
“晋侯即位以来，夙兴夜寐，为了天下的和平而操劳，赢得了天下人的尊重。可是这次会议上，我发现诸侯事奉我们的国君不如以前殷勤了……”说到这里，士匄故意停顿了一下，用凌厉的目光环视了会场一周，然后才盯着驹支继续说，“这是因为有人在背后说三道四，曲解晋侯的意思，损坏晋国的声誉。我已经查明了，这个人就是你！明天我们要讨论进攻秦国的重大问题，你就不要参加了，否则就把你抓起来，扔到新田的大牢里关上几年！”
没想到，他这一番威吓之后，驹支不仅没有怕得面无人色，反而慢条斯理道：“元帅要我不参加，我不参加便是了。我们戎人的饮食衣服都和中原不同，言语也不通，不让我参加会议，我也不会有什么怨言。但是元帅既然说起历史，我也说两句罢！”驹支还是很淡定，“从前秦国人仗着人多势众，贪求土地，驱逐我们戎人。晋惠公认为我们各部戎人，乃是四岳的后代，不能加以丢弃，所以赐给我们南部边疆的土地。不过元帅可能有所不知，那南疆土地，本是一片荒芜，狐狸在那里居住，豺狼也在那里嗥叫，唯独无人比邻而居。我们戎人到达那里之后，披荆斩棘，驱逐野兽，过得十分艰苦。虽然如此，我们对晋国仍然十分感激，总想着知恩图报，甘愿为晋国驱使。晋国每有战事，我们都积极参与。以当年的殽之战为例，晋国军队在正面抗敌，我们戎人则在侧面攻击秦军。秦军有来无回，也是因为有各部戎人的努力作战。这就好比猎鹿，晋国人抓住了鹿角，各部戎人拖住了鹿腿，才能将鹿放倒。现在晋国因为官员的过失，使得诸侯三心二意，不但不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反倒迁怒于我们戎人，这难道是君子所为吗？”
驹支还摇头晃脑地赋了一首中原的古诗：
〖营营青蝇，止于樊。恺悌君子，无信谗言。
营营青蝇，止于棘。谗人罔极，交乱四国。
营营青蝇，止于榛。谗人罔极，构我二人。〗
这首名为《青蝇》的诗见于《诗经·小雅》。意思是，苍蝇“嗡嗡”地飞来飞去，落在篱笆之上，心地平和的君子啊，不要听信谗言。
士匄面红耳赤，无地自容，站起来对驹支说：“是我错了，冤枉好人，确实不是君子所为。明天的会议，请您务必赏脸参加。”亲自将驹支送回座位上去。
可想而知，向之盟没有能够统一诸侯的思想，可以说是一次失败的外交。但是晋悼公似乎没有从这件事上吸取教训，反而于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559年夏天，再度强行召集诸侯联军讨伐秦国。
这次讨伐声势极其浩大，以荀偃为首的晋国八卿悉数出动，晋悼公也亲自坐镇秦晋边境指挥。然而让晋悼公感到难堪的是，数以千乘的联军进入秦国边境不久，就在泾水的东岸停下来，不肯再前进一步。
原因很简单：第一，渡过泾水，意味着要和秦国人在秦国的土地上决战，那将是一场空前的恶战；第二，渡河本身也存在很大的风险，夏天水流湍急，诸侯又缺乏足够的船只，万一被秦国人半渡而击，后果不堪设想。
诸侯不肯前进，晋国八卿也束手无策，不敢贸然施加压力。一时之间，泾水东岸堆满了部队，大伙操着不同地方的方言，成天吵吵嚷嚷，就是没有谁肯第一个渡过河去。
荀偃很郁闷，派大夫叔向去见鲁军的统帅叔孙豹，说：“诸侯因为秦国不恭敬而讨伐它，到达泾水就不肯前进了，这对讨伐秦国有何益处呢？”
前面说过，叔孙豹是叔孙侨如的弟弟。当年叔孙侨如夺权阴谋败露，出逃到齐国，叔孙豹便继承了家业，成为叔孙氏的族长。“三桓”的势力没有因为互相争斗而削弱。三年之前，也就是公元前562年的春天，由季孙宿发起了“作三军”的军事制度改革，将鲁国的常备军由二军扩编为三军，“三桓”各领一军，公室不再直接控制任何武装力量，从而将鲁襄公彻底架空，形成了“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的局面。叔孙氏历来担任鲁国的司马，叔孙豹在当时的“三桓”中又最年长，所以统帅鲁军前来参加讨伐秦国的行动。
听了叔向的抱怨，叔孙豹也没有接他的茬，而是自言自语地赋了一首名叫《匏有苦叶》的诗：“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匏，就是葫芦。葫芦不中吃，但是老黄之后，可以用作浮囊，结成葫芦筏子，用来渡河。
叔向听了，不再说什么，向叔孙豹深深地作了一揖，跑回去向荀偃报告，同时命令手下做好准备渡河。果然，这天夜里，鲁国和莒国的部队率先渡过泾水。
听到这个消息，郑军统帅公孙趸坐不住了。他跑到卫军统帅北宫括的营中说：“我们服从人家的领导，却又各怀异心，这样的事情真是让人生厌啊！”
北宫括说：“是。”
公孙趸说：“鲁国人行动也不打个招呼，还兄弟之国呢，太不够意思了。”
北宫括说：“没办法，谁叫我们都不如人家醒目呢？现在我们就算渡过河去，功劳也是鲁国人的了。”
公孙趸说：“不要那么悲观，我们现在还大有可为。”
北宫括说：“怎么可为？”
公孙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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