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 第71部分

“自然死容易，保护孤儿难。”

“既然这样，”公孙杵臼双手抚着大肚腩说，“赵家历来待你不薄，就请你担负起责任，做那件难事；我老了，精力不济，只好做那件容易的事，请让我去死！”

按照公孙杵臼的计划，程婴派人去找了一个穷人家的婴儿（是偷是抢，或者是买，史上没有载），把他装在华丽的襁褓之中，由公孙杵臼带到山里藏起来。

程婴则跑到屠岸贾那儿说：“我是个没有本事的人，没有能力照顾赵氏孤儿，我倒是知道赵氏孤儿在哪儿……”他瞄了一眼屠岸贾，“可能需要花费您一笔赏金。”

屠岸贾很是高兴，当场应允了他一笔丰厚的赏金，带着人马跟着程婴到山里，果然找到了公孙杵臼和婴儿。

公孙杵臼见到程婴便高声大骂起来：“小人啊小人！当日下宫之难你苟且偷生，骗我说要共同保护赵氏孤儿，原来是为了今天出卖我们。你就算不能保护赵氏后裔，你又怎么忍心出卖这孩子呢？”抱着孩子死死不放，向屠岸贾磕头说：“请您一定要高抬贵手，让这孩子活下去，我死而无憾。”

见到公孙杵臼这副激动的样子，屠岸贾确信那孩子就是赵武无疑了。他意味深长地看了程婴一眼，做了一个“杀”的手势，手下的武士一拥而上，将公孙杵臼和那孩子砍死。程婴呆呆地看着这一切，脸色变得煞白，仿佛灵魂已经出了窍，连屠岸贾扔在他跟前的一包黄金都顾不上捡。直到屠岸贾等人走远，他才“扑通”一声，跪倒在公孙杵臼的尸体前，像个孩子般大哭起来。

以上故事，基本出自于司马迁记述的原文，再加上本书作者的少许文学加工和背景介绍。元代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大体上采用了司马迁的记述，只是为了加强戏剧性，纪君祥对故事中的人物关系作了一个小小调整——被杀的那个婴儿不是别人家的，正是程婴本人的儿子。为了报答赵家的恩惠，程婴不但背负了卖友求荣的恶名，还牺牲了自己的亲生骨肉。

赵武在程婴的抚育下长大成人。十五年后，晋景公得了疾病，药石无医，怀疑是宫中有鬼作怪，于是命人占卜，结果是颛顼的后人有不顺心的事情，因此作怪。晋景公问韩厥，韩厥知道赵武还活在人间，对晋景公说：“颛顼的后人在晋国不就是赵氏吗？当年叔带离开周朝，来到晋国侍奉我先君晋文侯，世世代代都有功劳，未尝绝后。只是在您的统治之下，赵氏宗族才被消灭，连国人都感觉悲哀，所以有鬼作祟。”

晋景公哀叹道：“那也不是我的意愿啊！赵家还有后人吗？”

“有。”韩厥知道时机已到，便将程婴和赵武的故事讲出来。晋景公听了，大为感动，叫韩厥赶快找到赵武，偷偷将他带进宫来。

晋景公命韩厥带武士埋伏在宫中，等到诸位朝臣进宫探望病情，将他们都软禁起来，让赵武出来和大伙儿见面。各位大臣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纷纷推卸责任说：“当年下宫之难，是屠岸贾主使，假传君命，要挟群臣，否则谁敢作难？听到国君生病的消息，我们便想到要替赵氏家族拨乱反正，现在只要您发话，我们便照办不误！”

于是赵武与诸位朝臣结成了同盟，共同进攻屠岸贾，将其灭族，替赵氏家族报了血海深仇，恢复了家族的荣誉和地位。这就是故事的结局，符合中国人一贯的思维——奸臣作乱，忠臣受难，但是国君没有责任，最多是一时糊涂，被奸臣蒙骗。拨乱反正之后，忠臣沉冤得雪，奸臣受到惩罚，国君还是那个国君，君臣重新构建和谐社会，直到下一个奸臣出现。

《赵氏孤儿》在中国流传甚广，也是中国戏剧史上被改编最多的故事，它不但感动了中国人，而且穿越了文化的障碍，感动了启蒙时代的法国人和英国人。在大文学家伏尔泰看来，《赵氏孤儿》的主角不是赵武，而是公孙杵臼和程婴。他们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一个以生命为代价，一个忍受着世人的误解和唾骂，保护了赵家的血脉，履行了“士”对主人尽忠的承诺。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敬佩的人是赵朔的老婆庄姬，她美丽大方、温柔贤淑、谨守妇道、三贞九烈，可谓集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于一身，足以令巴黎上流社会那些装腔作势的贵族妇女和社交名媛黯然失色。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的史实与戏剧有很大差异。就连司马迁的记载，也不过是根据战国时期的民间传说加工而成，其真实性很值得怀疑。

首先，屠岸贾这个人物在秦汉之前的历史上名不见经传。自晋文公以来，晋国的军政大权就把握在各军的正副统帅——也就是所谓的“卿”手中。晋景公年间，晋国曾经有过六卿，也有过十二卿，其中都没有屠岸贾这个人物，反倒是赵氏家族中的赵朔、赵括、赵旃三人位列十二卿之中，占了卿的四分之一名额，可谓根深叶茂，权倾一时。那么这位呼风唤雨的屠岸贾究竟是何方神圣呢？答案只能是：他是一个杜撰的人物。

其次，赵朔的老婆庄姬也不是什么三贞九烈之辈，恰恰相反，她是一个很不守妇道的女人。《左传》明确记载：庄姬与赵婴有染。赵婴是赵盾的兄弟，也就是赵朔的叔叔。即使是在男女关系相对开放的春秋时代，这桩乱伦加偷情的风流韵事也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更何况，赵朔虽然是赵婴的侄子，却又是赵氏家族的族长，这顶绿帽子戴在赵朔头上，如同戴在整个赵氏家族头上，搞得赵家人都脸上无光。为了挽回影响，赵同和赵括出来主持公道，决定将赵婴流放到齐国。

赵婴向两个哥哥求情说：“有我在，栾书之流才不敢打赵氏家族的主意；我如果走了，两位兄长就很危险了。人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我虽然不能谨守礼法，但能保护赵氏家族。你们就算放我一马，又有什么害处呢？”

从历史的记载来看，栾书与赵氏家族并无特别的过节，顶多看不惯赵家的飞扬跋扈和赵氏兄弟的狂妄无知。赵氏家族真正的敌人不在于外界，而在于他们自身。赵盾主政晋国的时候，赵家党同伐异，清除异己，胆大妄为，连国君都敢刺杀；赵盾死后，赵朔为人懦弱，倒也没树什么仇家，但是赵同、赵括、赵旃之流，个个桀骜不驯，不服从指挥，对公元前597年邲之战的失败负有重大责任，早就引起了晋景公和多位大臣的反感。赵同和赵括并非认识不到这一危险。但是，赵婴所做的事情实在太荒唐，如果不采取必要的手段，无需外人动手，赵氏家族自身恐怕就要发生内乱了。

公元前586年春天，赵婴做了一个梦，梦见有天使对自己说：“祭祀我，我将赐福于你！”赵婴不知道如何是好，派人去请教士会，士会推托说：“我哪里知道这些事啊！”但是后来又偷偷告诉来人说，天神赐福于有仁德之人，降祸于淫乱之人。做了淫乱的事，不受到惩罚就已经是福气了。如果再去祭祀天神，恐怕反而惹祸上身。

赵婴没有听到士会这番话，为天神举行了祭祀，结果（‘文）第二天就被（‘人）两个哥哥（‘书）驱逐出（‘屋）境。在宗法观念极重的封建社会，他受到这样的惩罚并不过分，甚至可以说是赵括和赵同顾及同胞情谊而网开一面。赵括和赵同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看似稳妥的做法，对于庄姬来说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此以后，她就再也见不到心爱的赵婴了。

后人很难猜测，庄姬和赵婴之间究竟存在一种什么样的感情，是肉体的愉悦，还是所谓的爱情？自赵婴走后，庄姬和赵朔的婚姻也就名存实亡了，她干脆和赵朔分居，带着儿子赵武住到了晋景公宫中。她既怨恨赵氏兄弟做事太绝情，又想念赵婴曾经给她带来的欢愉，日子一长，这种怨恨和思念便变成了恶魔。公元前583年夏天，庄姬向晋景公告状说，赵同和赵括兄弟阴谋叛乱。

晋景公就这件事询问栾书和郤锜（郤克的儿子）。也许是出于对赵氏家族的厌恶，栾书和郤锜都点头说，赵同和赵括对国君的不满由来已久，恐怕确实有反叛的可能性。

晋景公早就对赵氏兄弟不满，现在既有庄姬作苦主，又有栾、郤两大家族认可，他就放心大胆地向赵氏家族宣战了。同年六月，晋国宣布赵同、赵括阴谋叛乱，证据确凿，株连九族，将赵家老小满门抄斩。唯有赵武随着庄姬在宫中居住，没有受到牵连。

这就是所谓赵氏孤儿的原始素材。司马迁写到这段历史的时候，自然也看过《左传》的记载，但是很显然，他认为民间传说比《左传》的记载更精彩，更能吸引读者，因此毫不犹豫地采用了民间传说的内容，从而给中国人留下了一个关于忠诚、仁义与复仇的凄美故事。真正对赵氏家庭保持了忠诚的不是虚构的程婴和公孙杵臼，而是那位由赵盾一手提拔起来的好干部韩厥。

据《左传》记载，赵氏家族被剿灭后，晋景公打算将他们的田产全部赏赐给大夫祁奚。韩厥劝谏道：“以赵衰的功勋和赵盾的忠诚，如果无后于晋国，会让那些一心向善的人感到恐惧。”而且用《周书》上“不敢欺侮鳏夫寡妇”这样的话来提醒晋景公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

韩厥这番话，应该分为两面来看：赵衰确实有大功于晋国，赵盾的忠诚则让人难以苟同。但是，考虑到如果不是赵盾唆使赵穿杀死晋灵公，也轮不到晋成公即位为君，晋景公就更不可能坐上这宝座了——赵盾对于晋成公、晋景公父子的忠诚，倒也不是空穴来风。

想到这一层关系，晋景公也就心软了。他收回成命，命令赵武继承了赵朔的家业。那个时候，赵武还只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

也许是家族的变故使得这位少年成熟得特别早。几年之后，他按当时的风俗举行了成人礼，便戴着代表成人的帽子去拜访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听取他们的教诲，包括曾经对赵氏家族落井下石的中军元帅栾书。栾书说话很客气，“你真英俊啊！以前我有幸在你父亲手下工作的时候，你就已经很俊美了，就是不知道才干如何，努力加强修养吧，年轻人。”

他去拜见士燮，士燮教育他：“从今之后，你要时时警告自己啊。自古以来，贤者受到宠幸会更加小心谨慎，不明白事理的人受到宠幸则会更加骄傲。”

他又去拜见韩厥，韩厥感到很欣慰，但是又很严肃地告诫他：“戴上这顶帽子，代表你已经成人了。成年人要与善人多交往，那样的话，坏人就没有办法影响你了。一个人戴上帽子，好比房屋有墙壁和屋顶一样，是为了经常打扫去除污物罢了，不然戴它有什么用呢？”

赵氏家族的孤儿，便是在这样的教诲之下成长起来了。一百多年后，赵氏家族的后人参与了三家分晋，建立了战国七雄中的赵国。

当然，这是后话。

【昙花一现的霸业】

公元前585年春天，郑悼公为答谢去年的虫牢之盟，在公子偃的陪同下来到晋国朝觐晋景公。晋景公很高兴，依照给齐顷公的待遇，为郑悼公举行了“授玉”仪式。

春秋时期，各国的朝堂均立有东西两根大柱，分别叫做东楹和西楹，两楹之间的空地叫做“中堂”。举行授玉仪式的时候，主人从东厢进入朝堂，客人从西厢进入朝堂。这里有个讲究：

其一，如果宾主身份相当，则双方都走到两楹正中，客人接受主人赠送的玉圭；

其二，如果客人的身份低于主人，则客人稍走快点，多走两步，在中堂与东楹之间授玉，以示对主人的恭敬。

晋景公和郑悼公都是一国之君，地位相当，属于第一种情况，应该在两楹正中授玉。但是那天，郑悼公走得实在太快了，以至于晋景公刚走两步，还没走过东楹，郑悼公已经走到了他面前，于是出现了第三种情况——“授玉于东楹之东”。

士贞伯看到这一幕，暗自摇头。在他看来，郑悼公纵使认为晋景公是霸主，不敢和他平起平坐，多走两步也就行了。但是此人目光畏缩，行动过于迅速，竟然小跑着越过东楹来与主人相见，这还真是罕见。“身为一国之君，却不安其位，怕是要不久于人世了！”士贞伯暗地里对人说。果然，几个月之后，在位才两年的郑悼公就无疾而终了。

郑悼公死后，他的儿子郑成公即位。同年秋天，楚共王派公子婴齐带兵入侵郑国。晋景公派栾书带兵救援郑国，两军相遇于蔡国的绕角（地名）。楚军初战失利，连夜逃遁。晋军趁势入侵楚国的盟国蔡国，与楚将公子申、公子成率领的申、息两县地方部队在桑隧（蔡国地名）对峙。

从当时的战局来看，形势对晋军有利。栾书想主动出击，遭到了荀首、士燮、韩厥的共同反对。荀首说：“国君命我们救援郑国，楚军连夜逃遁，我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了。趁势进攻蔡国，是擅自将战争的范围扩大，所以引起了楚国人的愤怒，再打下去，势必对我军不利。退一万步说，就算我们打赢了这一仗，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我们以全军出战，打败楚国两县地方部队，有什么荣耀可言？如果打不赢，耻辱就翻倍了，不如回去吧。”

但是，当时晋国六军的正副统帅中，想打这一仗的人占了大多数。还有人对栾书说：“圣人总是与众人站在同一立场，所以能够成就大事。您现在是晋国的首席执政官，有权斟酌众人的意见办事，何不听从大家的意见？再说，您手下的统帅有十一人，当中不想打仗的，仅三人而已。”

栾书沉吟了一阵，答复说：“确实，对待有争议的问题，一般会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所谓三人为众，现在有三位统帅认为不能打这个仗，已经不算少数派了，我决定听从他们的意见。”于是将军队撤回国内。

公元前584年秋天，不甘心失败的楚共王派公子婴齐再度讨伐郑国。晋景公则发动齐、鲁、宋、卫、曹、邾、莒、杞等国诸侯救援郑国。郑国人底气一足，迸发出来的能量往往令人侧目。郑成公派大夫共仲、侯羽主动出击，俘虏了楚国的郧县县公钟仪，并将钟仪献给晋军带回晋国，囚禁在军府（军用品仓库，也用作囚禁战俘）之中。同年八月，各路诸侯在马陵举行会盟，重温虫牢之盟的誓言。

马陵之盟是晋景公霸业成熟的标志，也是由盛而衰的转折点。马陵之盟后，晋景公作出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重大决定，他派新上任的上军副帅韩穿出使鲁国，要求鲁国将汶阳（地名）归还给齐国。

汶阳自古就是鲁国的领土。七年之前，也就是公元前589年，齐顷公带兵入侵鲁国，占领了汶阳。后来发生了鞍之战，齐军大败，齐顷公被迫臣服于晋国。在郤克的主持下，齐国将汶阳交还给了鲁国。为了这件事，鲁国上下对晋景公感恩戴德。鲁成公先是跑到晋国军中表示感谢，而且还为郤克等人举行了“赐命”仪式，后来又专程跑到晋国拜谢晋景公。没想到，时隔七年，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晋景公突然提出要鲁国将汶阳“归还”给齐国，鲁国人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利益上，都十分难以接受——汶阳本来就是鲁国的土地，谈何“归还”呢？

晋景公这样做，当然也有他的考虑。据《公羊传》记载，鞍之战中，齐军大败，齐顷公回国之后，吊唁死者，慰问生者，七年不饮酒、不吃肉。晋景公听了，感叹说：“怎么能够让堂堂的一国之君不饮酒、不吃肉长达七年之久呢？还是把他所侵占过的地方都还给他吧！”

《公羊传》的记载让人难以信服。让我们大胆假设一下，真实的情况也许是这样——齐顷公在鞍之战后，有了脱胎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