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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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 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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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文若有所思,而几位老大夫连忙出来打圆场,说:“童言无忌,童言无忌。”

童言无忌的蒍贾后来生了一个很名气的儿子,叫做孙叔敖。

经过半年多的集训,公元前634年冬天,楚军在令尹成得臣、司马斗宜申的指挥下北上讨伐宋国,包围了缗城。

与此同时,另一支楚军部队开赴鲁国,帮助鲁国讨伐齐国,一举攻下谷城。这一仗明明是楚国人的功劳,《春秋》却这样记载:“(鲁僖)公以楚师伐齐,取谷。”说成是鲁国人的功劳。左丘明还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解释道:“虽然是借楚国的军队进行讨伐,但我方能够左右其行动,所以说是‘以楚师伐齐’。”占了便宜还卖乖的事,鲁国人也不是第一次做,在此不作任何评论。

前面说到,齐桓公有六位“如夫人”,给他生了六个儿子,除现任国君齐孝公外,另外五位公子一直都在觊觎齐国的君位。楚军攻下谷城之后,派大将申叔侯镇守谷城,并将五公子之一的公子雍接到谷城,准备以公子雍的名义继续讨伐齐国。

齐桓公还有另外七个儿子,是由“如夫人”之外的小妾所生,地位比五公子低。齐孝公上台后,将这些兄弟统统赶出国去。现在楚国人将他们找过来,并将他们都封为楚国大夫,要他们帮助楚国人攻打齐国。

齐桓公如果泉下有知,看到自己的一群儿子帮着楚国打齐国人,估计会再气死一次。造成这个尴尬的局面,自然与齐孝公为人暴戾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齐桓公和管仲没有找到合适的接班人,以致管仲逝后,“三贵”专权,而齐桓公逝后,五子争位,将好端端一个齐国搞得乱七八糟。

第二年夏天,齐孝公在内外交困中死去,他的弟弟公子潘即位,也是历史上的齐昭公。虽然齐、鲁双方处于交战状态,鲁国人却秉承周礼,派人参加了齐孝公的葬礼。当然,左丘明不会忘记又表扬一句:“礼也!”

顺便说一下,鲁国人对于“礼”的执着,简直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这一年春天,杞国的国君杞桓公来到鲁国朝觐鲁僖公。杞国地处东夷聚居之地,不免沾染了夷人风俗,不自觉地用了夷人的礼仪,鲁僖公当场发作,不搭理杞桓公。而《春秋》记载这件事,也主动将杞桓公的爵位下降了一级,称之为“杞子”,以示对其使用夷人礼仪的惩罚。杞桓公因此记恨鲁僖公,不再承担对鲁国进贡的义务,而鲁僖公为了惩治杞桓公的失礼,竟然在联楚伐齐这样的大事未了的情况下,派兵入侵杞国,要与杞桓公论个曲直是非。

看这架势,天塌下来也要先论个“礼”字。这是题外话,在此不多作评价。

齐孝公死后,楚国留下申叔侯在谷城对齐国保持威逼之势,而将军事打击的重点集中到宋国,于这一年冬天纠合了鲁、陈、蔡、郑、许等几国军队,把宋国的都城商丘围得水泄不通。宋成公命公孙固前往晋国告急,请求晋国的支援。至此,晋楚争霸战的导火索已经被点燃,晋国不可避免地被拉入到这场中原大战中来。

当然,这样表述并不准确,确切地说,晋文公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得以实施其称霸天下的抱负了。

为了这一天,晋文公已经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据《左传》记载,晋文公一回国,就把对人民的教育当做头等大事来抓,以教育为强国之本。

齐桓公称霸诸侯,靠的是管仲“作内政而寄军令”的速效药。楚成王独步天下,靠的是楚国人彪悍的性格和近于严酷的军纪。相比之下,晋文公走教育强国的路,虽然有利于长远,却很难在短期内发挥功效。

晋国的全民教育搞了很多年。刚开始两年的时候,晋文公就迫不及待地想到国际舞台上一试身手,被狐偃劝住了。狐偃说:“现在还不到时候,人民还不懂得什么叫做‘义’,没有安居乐业。”

等到晋文公帮助周天子复位后,积极发展国内的福利事业,晋国人民的幸福感大幅度提升,他又起了称霸之心。狐偃劝说道:“人民还不懂得什么叫做‘信’,不能同心同德共谋大事,还是再等两年。”先别笑晋文公猴急,考虑到他上台时已经六十二岁,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想法其实也很正常。

不久之后,晋文公讨伐原城,向天下展示了自己诚实守信的优良品德,同时借题发挥,在国内开展了“做一个诚实守信的晋国人”的大讨论,晋国人的诚信意识大大加强,连商人都不再欺骗消费者,成天将信用挂在嘴上。晋文公跑去问狐偃:“是骡子是马,这回可以拉出去遛遛了吧?”狐偃仍然摇头说:“人民还不知道什么叫做‘礼’,不知道恭敬地服从上级的命令,火候未到,还要再等等。”于是在晋国开展了大规模的“蒐礼”活动。所谓“蒐”,就是顺长少,明贵贱,“蒐礼”活动的最直接目的是在晋国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

值得肯定的是,通过对“义”、“信”、“礼”的教育学习,晋国国民素质迅速提高。当公孙固穿越楚军的封锁线,将救援信送到绛都的时候,晋国上下都作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因此,在晋文公主持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大伙对是否救援宋国的议题没有产生任何分歧,一致认为必须要救。

先轸的发言也许代表了当时晋国群臣的意见:“当年主公流亡到宋国,宋襄公以礼相待,而且送给您马车二十乘,可谓是情深义重。现在宋国有难,我们理应相助,同时也正好借此机会在诸侯之中树立威信、奠定霸业基础。”

狐偃说:“楚国入侵中原,刚刚将曹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且和卫国建立了婚姻关系。如果我们讨伐曹、卫两国,楚国必定会移师相救,则齐国和宋国可以免于灭亡。”

狐偃提出这个计划,既有军事谋略上的考虑,也有感情上的考虑。当年晋文公流亡列国,在卫国和曹国受到非礼的对待,趁此机会报复他们一下,快意恩仇,岂非人生一大乐事?

晋文公急事慢做,统一了战略思想之后,又在被庐举行了一次“大蒐”。这次“大蒐”是军事上的重大改革,将晋国原有的上、下二军扩编为上、中、下三军。

回顾晋国的军事改革历程,也就是晋国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公元前678年,晋武公完成“曲沃代晋”,被天子授予建立一军的权力,说明当时晋国在王室的眼里,还是一个小国;公元前661年,晋献公扩充军队,建立上、下二军,晋国在实力上已经是大国,但在表面上还是维持了一个中等国家的军事编制;公元前645年,晋惠公被秦国俘虏,晋国群臣借此机会“作州兵”,扩大了兵源范围,大大增强了晋国的军事实力;而公元前633年,晋文公将部队扩编为三军,不仅仅是为了扩大部队规模,同时也是宣告晋国向大国迈进的重大举措。

三军部队中,中军的地位最高,上军次之,下军又次。因此,选择中军元帅成为军队人事变动的重点。赵衰强力推荐郤谷担任这个重要职务,理由是“郤谷喜爱礼乐,而且熟读诗书”。

诗就是《诗经》,书则是《尚书》。在现代人看来,郤谷应该去当教育部长而非中军元帅。但在那个年代,军政文教均为一体,还没有政治家、教育家与军事家的区分,管仲和子文都是又当爹又当妈的全能型选手,在内主政,在外则主兵,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军事、外交一把抓。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德”是最重要的依据,郤谷既然能胜任教育部长,也就能胜任中军元帅,当然还能胜任外交部长甚至内政部长等职务。

赵衰又进一步说:“《诗经》和《尚书》,乃是义的根源;礼乐教化,是道德的准则;有了义和道德,就有了利益的根本,主公您不妨试试用他。”

都说到这份上了,晋文公自然采纳了赵衰的建议,任命郤谷为中军元帅,郤溱为中军副帅。任命狐毛上军元帅,狐偃为上军副帅。任命赵衰为上卿,赵衰推辞说:“栾枝为人谨慎,先轸足智多谋,胥臣见多识广,我都比不上他们啊。”于是任命栾枝担任下军元帅,先轸为下军副帅。又任命荀林父为国君的戎车驾驶员,虎将魏犨则担任护卫。

齐桓公称霸中原三十余年,带领各路诸侯数次与楚成王狭路相逢,却没有发生过一次战场上的正面冲突,主要原因还是忌惮楚国的军事实力,没有必胜的把握。现在天下形势大变,楚国不但比以前更强大,而且得到几乎所有二流国家的附从,晋文公在这个时候主动去找楚成王的麻烦,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需要一点疯狂的气魄。

本书大事年表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雒邑,中国历史进入春秋时期。

公元前722年:郑国京城大叔谋袭新郑,企图推翻哥哥郑庄公的统治,兵败被杀,史称“郑伯克段于鄢”。

公元前713年:齐、鲁、郑建立三国同盟,党同伐异,盛极一时。

公元前707年:周桓王以郑庄公不来朝见为由,出兵讨伐郑国,在濡葛被郑军打败,史称“濡葛之战”。

公元前701年:郑庄公去世,郑国陷入动荡。公子突发动政变即位,史称郑厉公。

公元前697年:郑昭公复辟。

公元前690年:楚武王进攻随国,中途病死,楚文王即位。

公元前686年:齐国连称、管至父弑齐襄公,立公孙无知为君。齐国大乱。

公元前685年:齐国公子小白即位为君,即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走上称霸之路。

公元前681年:齐桓公首合诸侯,会于北杏。

公元前680年:郑厉公二度为君。

公元前679年:齐桓公举行鄄地会盟,开始称霸诸侯。

公元前672年:熊恽弑其兄即位,史称楚成王。

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领多国联军进攻楚国,在召陵与楚国结盟而还。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召开蔡丘会盟,标志着齐国霸业的顶点。

公元前645年:秦晋韩原之战,秦穆公大败晋惠公。

公元前643年:齐桓公病逝。

公元前638年:楚宋泓水之战,楚将成得臣大败宋襄公。

公元前636年:流亡在外多年的晋公子重耳回国,即晋文公。

《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II》

第一章 晋国称霸

【上兵伐谋:把问题丢给对手】

公元前632年春天,晋文公率领晋国三军从绛都出发,按计划讨伐曹国,以牵制楚国军队,救援齐、宋两国。

晋国人再一次采用假道伐虢的手段,派使者到卫国请求借道。卫成公当然清楚晋国人的意图,他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

如果同意晋国的要求,让晋军从卫国通过,等晋军消灭曹国后,回师途中再顺手消灭卫国,易于反掌,今日的卫、曹两国就是当年的虞、虢两国——前车之鉴,不可不防。

如果不同意晋国的要求,晋文公正好借题发挥,给卫国扣上一顶“不合作”的帽子,名正言顺地派兵攻打。

卫成公权衡再三,决定不答应晋国的要求。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晋文公立刻改变进军路线,迂回到卫国南部渡过黄河,将主攻方向放到卫国,只派少量部队袭扰曹国,以防止曹军在晋军身后搞破坏。

晋军气势如虹,几天之内便攻下了五鹿。

对于晋文公来说,五鹿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想当年,他从翟国出发,流亡到卫国,被卫文公拒之城外,饥肠辘辘之时,在五鹿的田野里向农民乞讨饭食,农民毫不客气扔给他一块泥巴,狐偃马上跪下说:“这是上天赐给您国土!”没想到一语成谶,十二年之后,晋文公果然以主人的身份进入五鹿。野史记载,在感激狐偃之余,晋文公甚至没忘记找到当年向他扔泥巴的农民表示感谢。自古富贵宽容,穷酸刻薄,能够善待昔日那些看不起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富贵。

同年二月,中军元帅郤(xì)谷因病在五鹿去世,先轸由下军副帅调任中军元帅,胥臣臼季接任下军副帅。《左传》强调,进行上述人事调整的主要依据还是各人的德行。

三月,晋文公和齐昭公在卫国的敛盂举行会晤,结成了同盟。在巨大的军事和外交压力下,卫成公再也坐不住了,派人跑到敛盂请求和谈,遭到晋文公的拒绝。

“寡人先礼后兵,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你们却一直拖到现在才来求和,不觉得晚了点么?”他一边剔着指甲,一边不紧不慢地说,看都不看使者一眼,“回去告诉你们的国君,洗干净脖子,等着寡人来取他的头颅。”

晋文公这样做,并非为了吓唬卫国人,而是另有深虑。卫国正好处于齐、晋两个大国之间,北边是狄人部落,南边则有宋、郑两国。晋文公想救援宋国,必须先征服卫国;想联合齐国,也必须通过卫国;想控制中原的心脏——郑国,也必须先控制卫国。换而言之,晋文公如果想称霸天下,卫国就是门户,必须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如果太轻易答应卫国人的和平请求,则卫国人得之愈易,愈不加珍惜,势必朝三暮四,与晋国貌合神离。因此,必须要给卫国一个深刻的教训,使卫国人从心理上彻底臣服于晋国。

你想战便战,想和便和,没那么容易。

卫成公急了,战又战不过,降又降不成,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主动投靠楚国。

而楚成王也正想利用卫国来牵制晋国。收到卫成公的求援信后,他二话不说,马上请同盟的鲁国自东方出兵西进,楚军则自南方北上,兵分两路救援卫国。

没想到,计划赶不上变化快。听到卫成公投靠楚国的消息,卫国首都的居民(国人)不干了。在他们看来,楚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晋国同宗同种,既是近亲,又是近邻,必须亲善。在一小撮人的撺掇下,国人们居然以下犯上,群起而攻之,将卫成公驱逐到襄牛去居住,并且推举代表前往五鹿向晋文公再度请求和谈。

与此同时,楚军的救援部队遭到晋、齐、秦联军的阻拦,不能继续北上;而鲁国派公子买率军进入卫国,也因卫国的政变而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鲁僖公突然害怕起来,他似乎有某种预感,觉得晋国很有可能在这次中原混战中获得胜利。若果真那样,为了救援卫国而得罪晋国,实在是得不偿失。但部队已经派出去,现在下令收回的话,楚成王又肯定很不高兴。

如何是好呢?

任何看似进退两难的问题都难不倒缺德的人。鲁僖公很快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把军队撤了回来,以示不与晋国为敌;又杀了公子买,派人将人头送给楚成王,说:“公子买没有完成救援任务,擅自回师,寡君十分恼怒,但是也没办法,只能杀了公子买,拿他的人头来向您请罪!”

《春秋》记述此事:“公子买戍卫,不卒戍,刺之。”说公子买奉命保卫卫国,没有完成任务,被刺杀。这个说法与鲁国官方的说法基本一致,但史官的笔毒见于一个“刺”字。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本来可以大大方方用个“杀”字。然而鲁僖公要公子买死,名不正言不顺,实为陷害忠良,滥杀无辜,但又不能明说,因此用个古怪的“刺”字,留待后人去猜想。

我想说的是,一个缺德的领导背后,总有一批倒霉到随时准备背黑锅的下属。

现在卫国已经不是问题了,晋文公没有浪费太多时间,迅速挥师南下,进攻曹国,包围了曹国的国都陶丘。这时候他指挥的部队不仅仅是晋国三军,还有加入到晋军中的齐、秦两国部队。

晋军集中力量进攻陶丘的城门,曹国人拼死抵抗,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的进攻。晋军死伤累累,在陶丘城下留下大量尸体,仍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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