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小日本的。九一八事变后更彻底，不光是辽东半岛，大清龙兴之地、太祖太宗陵寝所在，都成日本领土了，要是我们要不回来，扫墓得申请签证，给祖宗上坟去不了，可怜。
清政府无能，台湾人民有种，台湾人民自发进行了保卫战，前后五个多月大小百余仗，打死打伤日军3万多人，比甲午战争当中清军打死打伤的日军都多。日军主力部队近卫师团有一半被消灭，近卫师团和日本的二、三、五、六师团，并称日军的五大主力。近卫师团在这一仗被消灭了近一半，以后历次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没有出动过，只保卫皇宫。近卫师团师团长、陆军中将、明治天皇的叔叔北白川宫能久亲王被击毙，第一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也被击毙，近卫师团死了一个中将师团长、一个少将旅团长，这个师团长还是皇叔刘玄德一样的人物。但可惜没能保住台湾。
第6节 老佛爷掐断了变法的路
维新人士十大论条
甲午战争中国损失太大，面子上也过不去，梁启超先生讲：“华夏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这一仗可把中国人打醒了。我们为什么败给小日本，有人开始琢磨，因为我们的变革没有触及根本，小日本除了人种不能变，其他全变了，完全西化。咱们是弄一点皮毛，“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得，现在火器跟人家一样了，还干不过人家，而且干的还不是欧洲，是它的学生日本，跟老师打就更打不过了。这样一来，中国人认识到，制度也得变革，所以才有了戊戌变法。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但中国自然经济进一步被破坏，大量的劳动力市场涌现，朝廷为了扩大税源，解决财政危机，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标志着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经济政策——从商鞅变法开始的重农抑商政策开始改变，与世界潮流接轨，资产阶级活跃异常。
19世纪60年代，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传入和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出现早期维新思想。王韬、郑观应在经济上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与外国进行商战；文化上兴办学校，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政治上实现君主立宪，突破了洋务运动的思想主张。早期维新思想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只是就事论事。
有行动的是康有为、梁启超等几位，他们的思想为变法做了理论准备，主要行动是：
第一，开办学堂，即广州的万木草堂。万木草堂主要讲授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涉及西方国家历史、政治，也注重体育和音乐。万木草堂创办之初，康有为就主张“脱前人之窠臼，开独得之新理”。草堂的命名，就有培植万木、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的意思。
1891年3月，康有为撰写了《长兴学记》作为万木草堂学规，以《论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纲，对学生施以德、智、体教育。在德育方面，康有为提倡厉节、慎独、主静、养心、检摄威仪、敦行孝悌、崇尚任恤、同体饥溺等传统道德修养，其中的内容仍然没有脱离封建教育，但他的目的则在激励气节、发扬精神，从而让更多的国民发愤图强。在智育方面，当时万木草堂开设四种课程：义理之学、经世之学、考据之学和词章之学。义理之学，包括孔学、佛学、周秦诸子之学、宋明理学、泰西哲学等；经世之学，包括政治原理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应用学、群学等；考据之学，包括中国经学、史学、万国史学、地理学、数学、格致学等；词章之学，包括中国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
这些课程，虽然还是以传统的学术为主干，但与当时专学八股、帖括词章的传统学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体育方面，除规定上体育课之外，康有为又将体育与习礼结合起来，寓体育于礼仪音乐之中，并举行兵操和射击练习。在弟子们的帮助下，康有为编着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托古改制，宣传今文经说，鼓吹变法维新。起初学生不满20人，后增至100多人，培养出了一批着名的维新变法人才，其中梁启超、麦孟华、徐勤等成为戊戌变法的骨干。1894年，康有为赴北京参加会试，学堂一度停办。1896年后又有短期讲学活动。由于万木草堂明确提出中体西用为办学宗旨，而且采用中西并重的教育内容，对当时的书院教学影响很大。后来梁启超在湖南主讲时务学堂时，基本上承袭了万木草堂的办学精神。
第二，康有为把西方政治资本主义学说同传统儒家思想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奠定了资本主义维新派进行变法的理论基础。
第三，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指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指明变法有四条途径：“其一，像日本，自变；其二，如突厥，他人执其权而代变者也；其三，如印度，见并于一国而代变者也；其四，如波兰，见分于诸国而代变者也。吉凶之故，去就之间，其何择焉？”主张学习日本，迅速变法，避免印度、波兰那样亡国的命运。
第四，发动“公车上书”，使维新思想发展成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1895年，李鸿章跟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签完字之后需要两国的皇帝批准，加盖玉玺，用玺之后才能生效，当时日本给的期限是10天。消息传来，康有为正好在北京参加会试，联络各省会试的举人1300多人联名给皇帝上书，康有为在北京南城杨椒山祠写就的上书里说：“闻日本索偿二万万，是使我臣民上下三岁不食乃能给之。若借洋债，合以利息扣折，百年亦无偿理，是自毙之道也。与其以二万万偿日本，何如以二万万外修战备，内变法度哉！”听说日本要赔两亿，我们上至老佛爷，下至小百姓，勒紧裤腰带三年不吃才能给它。要是向洋人借钱，不晓得几时能还清，这是死路一条。要是这两万万自个儿花多爽，你赔它干吗？所以康有为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四项主张。
拒和就是拒不签订《马关条约》。康有为提议迁都到西安去，那个地方离大海远，周秦汉唐历代兴王之地，小日本登陆一定到不了那儿。练兵，练20万精兵，拿2亿两银子练兵、买武器，跟小日本再决一死战。变法，“窃以为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康有为引经据典，说《易经》里头说了：穷则变，变则通。董仲舒也说了，为政不调，甚者更张，乃可谓理。要是祖宗的法不能变的话，那么世祖何尝没有变太宗皇帝的法？要是用八贝勒的旧法治天下，那我清朝怎能够长治久安呢？不变法而割祖宗之疆土，到最后亡国，与变法而使宗庙得以继续，孰轻孰重，孰得孰失，皇上必能分辨的。康有为用古圣先贤、列祖列宗的例子说明变法的合理性。这一封上书，皇上是看不到的。朝廷的法度是京官四品以上，地方官三品以上，才有权上折子。否则全国那么多官员，人人给皇上上折子，皇上不得看吐血？清朝每一代皇帝有这种专折奏事权的官员就300多个人，300多人一天给皇上上一折子，300多份折子皇上从早看到晚，你老百姓上折子那不可能。通政使司衙门拒绝代奏，所以皇上没看到。但是此文在报纸上一发表，康、梁火了，成了知识分子的偶像，一夜爆红，名震天下。
第五，创办《中外纪闻》。《中外纪闻》是资产阶级早期政治团体的机关刊物，它登载一些格致有用的书，探讨万国强弱的原因，提出言政敷治的建议，在中国近代政治史、新闻史上有一定地位。后来，这份刊物成为维新派的重要舆论期刊，其前身是《万国公报》，由梁启超、汪大燮任主编，是中国资产阶级政党报刊的萌芽。该报的出版使广大官员和知识分子渐知新法的好处，为改良派政治团体的建立和改良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格致是中国古代认识论的一个命题，指穷究事物的道理而求得知识。
汪大燮（1860…1929），原名尧俞，字伯唐，原籍安徽黟县，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举，援例为内阁中书，升侍读，户部郎中，后考入总理衙门章京，以明敏谨慎着称。辛丑和议时，沙俄妄图在山东享受特别权利，汪上书陈述利害，被清廷采纳，拒绝了沙俄的无理要求。1914年，汪任教育总长，明言废除“中医”之举，为近代中国第一次掀起废中医之议。1917年，汪任代理国务总理。同孙宝琪、钱能训合称“三老”。晚年致力于红十字会慈善事业。
第六，成立强学会，又称强学书局，或译书局。入会者众多。袁世凯曾捐银入会。帝师李鸿藻、翁同龢等予以支持。李鸿章也愿捐银2000两入会，因签订《马关条约》名声不好，遭到拒绝。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也加入强学会。北京强学会成立之后，康有为立即南下南京，游说两江总督张之洞。11月，上海强学会成立。1896年1月12日刊《强学报》，提出开议院的政治主张，倡导维新变法。强学会之后，各地也纷纷组织会社，有湖北质学会、广州圣学会、湖南南学会、广东粤学会、苏州苏学会、陕西味经学会，上海有不缠足会、农学会、译书会、蒙学会等。强学会已具有现代政党的雏形。
李提摩太（1845…1919），英国浸礼会教士，1870年来到中国，最初他在山东、东北一带传教。积极投入山东、山西的救灾活动，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期间，他积极活动在上层人士中间，曾建议将中国置于英国的“保护”之下。他主持广学会达25年，出版《万国公报》等十几种报刊，通过译介西学，出版刊物，李提摩太影响了许多官员和知识分子。他参与了戊戌变法，被维新派视为精神导师。李提摩太在中国近代外交舞台上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他经常参加中国和列强间的斡旋活动。另外，他还热心中国的教育，创办了山西大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教会大学之一。1916年，由于健康原因，李提摩太回到英国。着有《亲历晚清四十五年》。
第七，同封建顽固势力论战。论战中的封建顽固势力，包括洋务派。论战主要围绕三方面展开：要不要维新变法；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提倡西学，改革教育制度。中心是要不要让资产阶级参与政权，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代替君主专制制度。维新派同封建顽固势力的论战，是近代史上维新与守旧的论战，是资本主义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的第一次正面交锋。使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涨。
第八，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帝，迅速变法。康有为跟皇上讲，说现在是“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瓜分中国为言，若箭在弦，省括即发。海内惊惶，乱民蠢动……瓜分豆剖，渐露机芽，恐惧回惶，不知死所……恐自尔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自台湾割让后，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人无固志，奸宄生心……加以贿赂昏行，暴乱于上，胥役官差，蹙乱于下，乱机遍伏，既无强邻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瓜分豆剖，这个时候渐露机芽，德国能占胶州湾，法国就能占广州湾，英国就能占威海卫，意大利都想租三门湾，中国面临被瓜分，面临着严重的外患。
同时，老百姓内乱，要造反了，所以面临着内忧外患，皇上需要迅速变法。在上书中，康有为围绕召开国会、定宪法的主张，进一步提出变法的上、中、下三策。皇帝仿效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亲自主持大计，宣布变法，是上策；召集有才能的人，共商变法的具体方案和步骤，依次推行，是中策；责成督抚在各省实施新政，是下策。当时康有为中了进士，授官六品工部主事，闲衙冷曹一个小官，皇帝见他不符合规矩，但给了他专折奏事权，你虽然见不着我，你可以给我上折子，你不是让我变吗，咱们怎么变，大变？小变？所以康有为给皇上上了一个《应诏统筹全局折》。
第九，1898年，康有为起草《应诏统筹全局折》，这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施政纲领。在这份折子里，康有为写道：“今天世界上的守旧国家，没有不被分割，不亡国的。被人家割了土地被人民推翻的有波兰；有捞权捞利被举事而亡的缅甸；有亡尽土地，人民还是人民，国家不过徒有虚名的越南；有收利权而后亡的印度；有自己握其权利而慢慢被分割最终亡国的土耳其、埃及。我朝今天没有士，没有兵，没有粮饷，没有船只，没有军械，虽名为国，而土地、铁路、轮船、商务、银行，只要听到洋人一声命令，任凭取之。虽然形式上没有亡国，实际上国已经不存了。以后会是怎样，我不忍心说。看世界各国，都以变法而自强，守旧而亡国。以皇上的聪明，看各国的形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大变则强，小变仍亡。”
康有为还进一步分析，“今之部寺，率皆守旧之官，骤与改革，势实难行”，所以主张“既立制度局总其纲，宜立十二局分其事”，设立法律局、度支局、学校局、农局、工局、商局、铁路局、邮政局、矿务局、游会局、陆军局、海军局。康有为在机构设置上的提法让陈旧的中国耳目一新。康有为对当前一番形势的分析，看得光绪皇帝很害怕，想想也有道理。老康的话句句说进了皇帝心里。
第十，成立具有资产阶级政党性质的保国会。1898年4月12日，保国会在北京成立，拟定《保国会章程》三十条，主要内容是：“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讲求变法、外交、经济，以协助政府治理国家。规定在北京、上海设总会，各省、府、县设分会，时已略具政党规模。共集会三次，意在集群策、群智、群力，发愤救亡，推动维新运动。接着，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相继组织。保国会的成立，使顽固派与维新派的斗争更加激化。顽固派大骂康有为僭越妄为，非杀头不可，攻击保国会保中国不保大清，名为保国，势必乱国。光绪帝力挺康有为，所以保国会虽然连遭劾奏，但未被查禁。
这里保教的“教”，特指儒家思想。
多个敌人少条路
康有为的维新思想体系对中国思想界是一种强有力的刺激。1898年6月，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开始变法，史称“戊戌变法”。“国是”则指国家大计，国家的指导方针、理论基础、方针政策。《定国是诏》是光绪帝颁布的改革纲领。
诏书中说，数年以来，中外明主，讲求时务，多主张变法自强。我今天在诏书中说的，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都是经再三审定，觉得成熟以后才打算实施的，但这毕竟是从未有过的新鲜事，对它的评论肯定是莫衷一是。有的人老成忧国，以为必须墨守成规，循规蹈矩，新法必当摒除。试问今日时局都这样了，国势是这种状况，如果仍用不练的兵，有限的钱，没有实学的人，在强弱明显、贫富悬殊的情况下，能对抗外夷的坚船利炮吗？国家大计要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最终的结果肯定就是门户纷争，相处如同水火，走宋朝、明朝的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