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这么一搞，不光是老百姓，朝臣也人人自危。乾隆爷平定新疆回部叛乱，立功最大的是定边左副将军兆惠，这个人是满洲人。酒席宴上，有汉族文臣拍兆惠马屁，举起酒杯来给他敬酒：“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话一说完，乾隆爷脸色大变，啪！拍案而起。那个官员马上把顶戴花翎一摘，跪地上磕头，臣罪该万死，磕得血流满面，乾隆爷才恨恨作罢。什么叫“不教胡马度阴山”？我大清就是胡马度阴山，你这话什么意思？幸亏这个诗不是你写的，是你引用的古诗。要是你自己写的，那你完了，变胡中藻第二了。
清朝在文化方面最大的建树是修《四库全书》，但修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把对他统治不利的书全都销毁掉。胡、夷、狄、虏这种词全不能写，带这种词汇的书或删或改。中国人本来就对科技没什么兴趣，那玩意儿考试不考，考试只考四书五经，学科技没法“学而优则仕”。文字狱一搞，研究历史也容易出问题，写诗也容易出问题，所以中国人只能研究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这不犯忌讳，不怕文字狱。还有考订古字音，“青山石径斜”，“斜”字应该念xia，不能念xie，只能干这个，一下跟世界的差距就拉大了。
西方人在研究开普勒定律、解析几何、微积分，大清在研究茴香豆的“茴”字有几种写法，这一下差得太远了。看道理要看大道，中国古代有太多值得学习的瑰宝，文学气象、哲学理论、科学经验，但那些人不好好做有用的学问，总拘泥于这些八卦的东西，那不是舍本逐末吗？
第9节 穷得只剩下钱
政策开明人丁旺
明清时期，统治者调整生产关系，鼓励生产，经济继续发展，一直到鸦片战争爆发，184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不是高于英国就是跟英国持平，反正绝不比它差。
乾隆五十年时（1785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32％，欧洲占22％，中国一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比欧洲11个主要国家的总和还高10个百分点。那时全世界人口超过五十万的城市，只有十个，六个在中国：北京、南京、扬州、广州、苏州、杭州；亚洲还有日本东京，当时叫江户，印度的马德拉斯；欧洲就是伦敦、巴黎。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是世界之最，农民富裕程度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形成这种情况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统治者调整生产关系。
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将原来的田赋、徭役、杂税并为一条，折成银两，把从前按户丁征收的役银分摊在田亩上，按人丁和田亩的多寡来分担。两税法按人丁征税征的是个人所得税，是你的财产，这个征的是役银。就是说，你本来应该去服徭役，现在你不去，按规定你可以纳银代役。服徭役是按人丁服，但是现在这个役银也分摊在田亩上了，这表示人丁在税收当中的作用就越来越下降，资产在其中的作用越来越上升。役银按照人丁和田亩来分担，这叫一条鞭法。它的作用是赋役征银，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地里长不出银子来，你得把农产品卖了，有了铜钱，到银庄兑换成白银。这样一来，把农民推向市场，你必须跟市场发生联系。纳银代役，保证农民生产时间，减轻农民负担。农民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这个跟两税法的意思是一样的。
到康熙帝时，宣布原来明朝藩王的土地归现在的耕种人所有，叫做更名田，这就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农民失去土地是因为土地兼并，在明朝，藩王们最能兼并土地。朱元璋本人就弄出了25个儿子，这25个儿子，每个人再来上七八个儿子，这七八个儿子再弄上七八个儿子，你算算多少个？到了明朝末年，朱氏皇族有好几十万人，明朝基本上只要皇子就封王，那得有多少个王爷？赶上“太平天国”了，王都封滥了。
清朝吸取了明朝滥封的教训，除了开国的八家“铁帽子王”之外，后来只有雍正爷封怡亲王是铁帽子王，清末封恭王、醇王、庆王仨铁帽子王，一共就十二家王爷是不降爵的，世袭罔替。别的王爷都是逐级下降，你是亲王，你的儿子就是郡王，你孙子就是贝勒，曾孙就是贝子。亲王降到镇国公，郡王降到辅国公，到辅国公就不再往下降了，往下世袭就是世袭辅国公，辅国公跟王爷的级别可就差得太远了。你是王爷住在王府，等你不是王爷的时候，你得从王府搬出来，自己找地儿住去，四居室改筒子楼了。
一般来讲，清朝一个皇帝在位的时候，王爷没多少，十几个了不起了。清朝王爷待在北京城里不许出去，圈死在北京，所以清朝的王府全在北京，像什么郑王府、豫王府之类。明朝王府全在外地，朱氏子孙在外地待着置产业，兼并农民的土地。比如明神宗万历皇帝本身就贪财，在皇宫里挖了一个大坑埋银子。他把最宠爱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封到洛阳，一次就赐给他四百万亩土地。朱常洵跟他爸爸一样，最后变成个三百多斤的大胖子，李自成打洛阳的时候，洛阳的守将跟朱常洵说，现在闯贼围攻洛阳，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你有那么多钱，估计上亿两银子的财产，能不能拿出点钱来犒赏将士？将士们好跟闯贼玩命。朱常洵说我们家没钱，穷着呢！就有点旧家具，我卖了犒赏将士吧！气得守将说你拉倒吧！开门投降李自成了。李自成一进来，你朱常洵不是贪财吗？行！这回让你贪个够，把金子烧化了，顺嗓子眼往里倒，把他烫死了，然后把朱常洵剁巴剁巴，和着鹿肉一块儿分给大家吃，叫福禄（鹿）宴。老百姓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你弄得我们大家都没活路了。
到了清朝，表面上对明朝皇室很优待，给崇祯皇帝建个陵啥的，实际上逮着明朝王爷就得给弄死，朱氏子孙差不多都杀光了，这些王爷占的地现在都在老百姓手里，所以康熙爷宣布更名田。原来这个田是福王的名，现在谁种是谁的，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为什么农民不反清复明？同一个民族让我们没法活，还是异族让我们活得不错，那我们为什么不拥护异族？中国老百姓是谁让我活下去，我就拥护谁。外国也一样，美国打萨达姆，伊拉克人为什么不抵抗？我为了保卫萨达姆拼命，我脑袋让美国电梯夹了！我的命那么不值钱？萨达姆给我什么了？让他变吊死鬼去吧！老百姓是非常实际的。利比亚人不保卫卡扎菲也是一样道理，平时拿老百姓当孙子，有人打你的时候，想让老百姓把你当爷爷，呸！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俩脑残的独裁者肯定没学过中国传统文化，所以一个变吊死鬼，一个被开膛。
更名田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康熙五十一年又规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作为固定人丁税，康熙五十年，你们家有十口人，从康熙五十一年开始，你们家就交十口人的人丁税。到康熙六十年，你们家十八口人了，还交十口人的税。那我们家就剩七口人了怎么办？再交十口人的不就亏了吗？
所以，世宗雍正皇帝一上台，推行摊丁入亩。把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人头税就废除了。这个钱也没多少，一年335万两，朝廷当时岁收入4000万两，占不到十分之一，所以咱就不要了。就跟现在农业税不要了一个意思，一共2000个亿，还没有公款吃喝的钱多呢！自由市场的管理费也不收了，一年才150个亿，开场奥运会多少钱？何必跟这些穷苦人收？这个钱不要了，以后大街上摆摊的就少了，犯不着在大街上栉风沐雨了，我进大棚了。
人丁税不要了，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进一步松弛，隐蔽人口现象减少了。原来藏着掖着不就是怕朝廷收税吗？隋朝4600万人，到唐朝一下变成1200万，相当多的人是藏起来了；汉朝也是如此，5300万人，到曹操的时候，剩700万，我的天！原子弹也没有那么大的杀伤力，好多是隐匿起来了。
现在不收税了，生吧！康熙即位的时候，全国的丁额是2100万，算上老弱病残，估计有个4000万，康熙驾崩的时候已经过亿了；乾隆二十几年的时候，就两亿了；到乾隆驾崩的时候，已经3亿了；到道光那会儿4。1亿，占世界人口的40％多。全世界10亿人，中国4。1亿，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更自豪，现在占20％，那时候40％。所以中国巨大的人口压力，从那时候就开始形成了。
救国的玉米、甘薯
有了好的政策，生产才能发展。
在明代，棉花的种植由江南向江北，推向全国。南北朝时，印度佛教禅宗第28代祖师达摩东来，建立少林寺，他就是中国禅宗的初祖。达摩祖师东来的时候带了一件木棉袈裟，作为禅宗的圣物，代代相传。木棉就是棉布，特值钱，中国人没见过。中国有钱人穿绸，穷人穿麻，没见过木棉袈裟。北宋的时候，棉花开始在福建种植；南宋的时候，南方普遍种植，但是北方还没有。南方可以普遍使用棉布了，北方还是得通过互市买，北方给马，南方给棉。到了明朝，全国都能种了，中国的棉花应该是从印度引进的，经过两条路线，一条是从新疆过来，一条是从海南岛过来。
明代引进的玉米甘薯，在清代不断地推广。崇祯年间，玉米甘薯开始在中国种植。这东西如果早来中国20年，明朝没准就不会灭亡了，因为老百姓就够吃了。陕北农民造反，就是因为没得吃，你吃我儿子，我吃你儿子，易子相食，换儿子吃。要不就吃观音土，吃土胀肚子，全胀死，老百姓只能造反。要是玉米甘薯来了，就没事儿了。这东西原产于拉丁美洲，那里主要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还在亚洲的菲律宾有殖民地，而菲律宾有大量的华侨。西班牙人把它带到菲律宾，菲律宾华侨把它带回到中国，最早开始在福建种植，然后逐渐向全国推广。福建地方多山，地狭人稠，耕地面积很少，就种这个。它的特点就是使贫瘠土地得到利用，粮食总产量大幅度提高。当时水稻一亩地四五百斤，小麦二三百斤，玉米怎么着也得六七百斤，甘薯是万儿八千斤。就算不下雨，你也不用施肥，八千多斤；如果风调雨顺，再一施肥，一万多斤高高的。大粗白薯，你吃去吧！降血糖、降血脂，健康食品。甭管什么样的土地都可以种，不挑地方，产量还那么高，太适合咱们中国了。大清两百多年少有农民起义，玉米、甘薯居功至伟。
老百姓能够吃饱，中国人口也就翻着来了。清朝的时候，人地矛盾就已经很突出了。康熙登基之初，人均耕地面积是25亩，乾隆的时候就变成6亩了，道光的时候就变成3亩了，今天连1亩都没了。
康熙就说过：“本朝统一以来，六七十年，百姓俱享太平，户口日益殷繁，分一家之产，供数家之用，岂能家给人足？”但是当时没有办法，也不懂计划生育，人口增加给中国造成的压力一直影响到今天。中国社会财富的增长跟人口的增长不成比例。更关键的是，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增长多，北京、上海的人口出生率比欧洲都低，负增长，但是北京人口却年年增加。中国这块土地，顶多养活六亿七千万人，这是最合适的，现在已经是一倍了。
当时毕竟粮食总产量大幅度提高，能够养活众多人口，就可以腾出更多土地种植经济作物，促进农产品的商品化，清代前期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扩大，形成了一些专业性的生产区域。比如北京丰台花乡，就产花，蜜蜂才吃花呢，我这个花种出来，肯定是买卖、交换的。
资本主义萌芽
明清时候，手工业进步很快。生产工具上出现了纱绸机。生产技术有了双色套印，以前印刷品都是黑白的，这个时候彩色印刷品开始出现。还有地区间的分工，比如织造尚松江，浆染尚芜湖。松江的布织得最好；布要去浆染，芜湖最好。松江就管织布，织完了布卖出去，芜湖那儿管染，这就是商品经济。规模、产量也很大，比如广东佛山的冶铁业发达。佛山是黄飞鸿的家乡，中国南北两个武术之乡：河北沧州、广东佛山。沧州原来也是冶铁中心，北宋大铁狮子天下闻名。这两个地方据说家家习武，冶完铁，就练练刀。你拿出一把刀，给顾客表演一下，一耍把自己手指头切了，那谁买你的刀？所以，得习武，自己先耍会了，干什么吆喝什么。
明朝中期以后，以生产商品为目的的纺织业兴起。苏州出现了以丝织为业的机户，开设机房，雇用机工。机房就是工厂，机工就是工人。有人认为机户就是早期的资本家，机户出资机工出力，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雇佣关系。明代苏州机工的状况是“郡城之东，皆习机业，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受值”。最能体现资本主义生产特点的是“计日受值”，拿日薪。“无主者黎明立桥以待”，地上摆一个小牌，写上“装修”，立桥以待。“若机房工作减，此辈衣食无所矣。”如果机房的工作停了，这帮人就失业了。这跟今天工人的感觉是一样的，所以认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当然很多学者对这种看法嗤之以鼻。《史记·陈涉世家》记载陈涉就“与人佣耕”，人家出钱，让陈涉帮他种地。能说秦朝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吗？有雇佣就是资本主义？宋朝普遍都是雇佣关系。
明朝的“资本主义”发展就是在丝织业，主要是江南地区。到了清代手工工场规模大了，分工细了，部门和地区多了，北京门头沟采煤都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色彩了。
明清时期，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规模是很大的。但即便有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速度也非常缓慢，始终在萌芽状态徘徊，未能进入工场手工业阶段。世界历史上资本主义发展是从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生产这么一个过程。而中国的整个生产未能进入到工场手工业阶段，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占主导地位，原因是专制制度的阻挠。农民极端贫困，无力从市场上购买手工业品。中国今天也一样，你抵制日货、抵制美货，人家不害怕，人家的货主要靠本国人买。沃尔玛85％的营业额是在美国，而不是在中国。日、美的产品主要是本国人买，中国的产品主要是外国人买。所以人家也可以抵制中国货，不买咱的鞋了，衬衫、袜子、裤衩都不要了，东南沿海的经济肯定受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就看得很明白了。人家买孟加拉、突尼斯的更便宜，那里的劳动力更不值钱。越南等很多国家都跟咱们构成竞争了。为什么背心、裤子、袜子这些东西不能让中国人买？因为物价跟世界接轨了，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水平，唯一没接轨的是工资。必须让国民富起来，才能有需求旺盛的国内市场。今天的中国农民还是缺乏购买力，29寸彩电已经跌破1000元了，照样卖不出去。
那时的地主和商人将赚来的钱买房置地，严重地影响了手工业的扩大再生产。地主、商人挣完了钱，买房置地，就造成了资金短缺，“以末致财，以本守之”。末是商业，本是农业，经商发财了干什么？买房买地，房地产多保值啊！投资首选！今天中国前100个富豪里面，51个是搞房地产的，剩下十几个是卖脑白金、鳖精之类的，缺少像比尔·盖茨这种干高科技的。你买房子的时候只花了三千，卖的时候一万五，赚多少啊？中国的房价达到了20年以后、人均GDP两万美元才应该达到的水平。现在北京市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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