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相当沉痛。原以为是“诗佛”王维受儒家忠君思想很深，虽然以释家心态来处世，但大事的原则上仍以中国传统的儒家士大夫思想标准来衡量。当然事实上也是如此，只不过，还有一个原因，怕是那顿“捶胸顿足”给他的刺激太大了，王维一直都是很清高的，如今要当着这么多人这么做，真是件痛苦的事情。
这时朝廷树立了几个模范。第一个是汲郡人甄济。甄济本来隐居在青岩山，安禄山曾任他为掌书记。后来甄济觉察到安禄山的野心，就假称中风，让人抬回到家中。安禄山反叛之后，不放心甄济，就让蔡希德带着两个手持大刀的刽子手去召唤甄济，甄济就伸着脑袋让他们杀，蔡希德一看他这样，觉得的确是有病，否则要是没病谁也不敢再欺骗下去，因此回去报告了安禄山。后来安庆绪也曾派人把甄济强行抬到东京，等广平收复东京的时候，甄济便起来到军中去谒见李俶。这么个模范，当然要好好抓住大做文章了，肃宗让被送到长安的甄济住在三司的馆舍中，命令陷过贼的人列队向他拜伏，目的是让这些人惭愧。还有一位，国子司业苏源明，当初他假装有病（实在幸运很多，没像王维那样装哑巴），没有接受安禄山的委任，肃宗也提拔了他。
二十八日，肃宗登临丹凤门，颁诏说：“士庶受贼官禄，为贼用者，令三司条件闻奏；其因战被虏，或所居密近，因与贼往来者，皆听自首除罪；其子女为贼所污者，勿问。”意思是：官吏和百姓中接受过伪职、俸禄或为叛军干过事的人，三司要分不同情况上奏。在战斗中被俘的将士，或与叛军住的近因而与其有往来的人，一律允许自首而免其罪。家中有妇女被叛军污辱的，都不问罪。
对这些“罪人”的处理是要到十二月才有了定论。十二月初八，肃宗任命礼部尚书李岘、兵部侍郎吕諲为详理使，与御史大夫崔器一起处置这些案件，李岘又任命李栖筠为详理判官。吕、崔二人很严酷，而李栖筠、李岘则多从宽处理。当时崔器和吕諲上书说：“那些投降过叛军的官吏，背叛了自己的国家，依附于伪政府，按照法律都应该处死。”这实在是太严厉了，光洛阳回来的大臣就有三百多人，真这么做的话就太过分了。肃宗本是想按照他们的意见来办，幸而李岘不支持这么做，他觉得：“贼陷两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属皆陛下亲戚或勋旧子孙，今一概以叛法处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群臣陷贼者尚多，若宽之，足开自新之路；若尽诛，是坚其附贼之心边。《书》曰：‘歼厥渠魁，胁从罔理。’、器守文，不达大体。惟陛下图之。”叛军攻陷两京时连天子都避难去了，人们也只好各自逃生，别说投降的人中有皇帝的亲戚，若杀了他们会有违皇帝的“仁恕之道”，何况河北还没有平定，那的大臣中也有很多是类似于这些人的，若看到这些人被宽大处理，那他们也照样可以自新；如果有很严厉的处罚则会坚定他们投敌的决心。这样大臣们争论了数日，最后肃宗还是依从了李岘的建议，决定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于市，次赐自尽，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贬。虽然是比全部都处死要强，但很多人都是被迫接受伪职的，至少都要贬官，还是有点严厉了。
十二月二十九日，达奚珣等十八人在长安西南独柳树下被斩首，陈希烈等七人则被赐死于大理寺，其它那些人则是该贬的贬，该打的打。按说张垍、张均兄弟的罪不轻，但肃宗顾念他们的父亲张说，也算对他有救命之恩，所以想免去他们的罪过，就向后来已回来的玄宗求情，但玄宗其它人都无所谓，对张氏兄弟却是恨之入骨，说；“张氏兄弟投降叛军，都被委以要职。张均还在叛军面前诋毁我们家里的事，罪不能赦。”肃宗叩头再拜：“我如果没有张说父子的保护，就没有今了天。我若不能救他们兄弟，魂如有灵，我又有何面目在九泉之下去见张说！”说着伏地流涕，是很卖力的求情呢。玄宗让人把肃宗扶起来说：“因为你的请求，就将张垍流放到岭南；张均罪大，不可饶恕，你不要再给他求情了。”通鉴的记法是张均被杀，而张垍则流于岭南，但按旧唐书的说法则是前者被流放，后者死于贼中，但又有地方说是两人都没死，不知出自哪里。总之又是一个有出入的地方，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张说的儿子中至少有一个在唐朝秋后算账的时候活了下来。
但很快，肃宗便得知严厉所带来的麻烦了。在众多接受过伪职的官员中，只有张万顷因为保护了百姓而不加问罪，其余的人按那些坐着不怕站着腰疼的人来看，就是受到了应有的处罚。不久有人从叛军中回来说：“跟随安庆绪在邺郡的唐朝诸臣，听说广平王赦免了陈希烈等人，都十分痛心悔恨自己失身叛国。后来得知陈希烈等人被杀，就不再这么想了。”肃宗听后，好生后悔，但已经晚了，如果他要是把所有那些大臣都杀了，情况就更糟了。
司马光先生在此大发议论，说为人臣者如果遇到这种事情，就该死节才对，但他们贪生怕死，肃宗对他们六等定罪是应该的，又何必后悔呢？反正司马光高高的坐在宋的朝堂之上，哪里能体会到那些大臣的心情呢？千古艰难唯一死，如果真是那么好办，怎么这么多人，也没见几个是真正自杀的呢？只怕的确不好办，因为都拖家带口，万一家人遭殃可如何是好？所以烈士可敬，值得学习，但大多数的人被迫任伪职，只要不去主动帮助叛军，问题也不大。至于肃宗后悔，是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来看，这件事的后果是使那些本有心回来的大臣们坚定了跟随叛军的决心，这于唐朝来讲是损失。但如果不罚，等于是纵容，不能起到国法的作用，罚了就是这样的结果——大约是罚的太早了，如果等完全平叛呢？那也不行，过了多少年的事情，秋后算账就差不多了，如果隔三秋再算账，这账就算不清了，而且那样显得也不大合适。
于是，次年六月十八日，肃宗下诏说，对于三司没处理完的那些官吏，全部免罪释放，被贬谪降官的人保持原有的处置。
十月二十九日，叶护带领着回纥军队从洛阳返回来，肃宗命令百官到长乐驿去迎接，然后又在宣政殿设宴招待叶护。叶护说：“军中缺少战马，请让我把军队留在沙苑，自己回国取马，然后为陛下扫除范阳残余的叛军。”肃宗很高兴，对叶护重加赏赐，然后让他回去。但回纥人的热情是有条件的，十一月十五日，肃宗任命叶护为司空，封为忠义王，并答应每年赠给回纥丝织品二万匹。十一月，广平王和郭子仪从洛阳回到了长安，而后来任东京留守的是又是那位虢王李巨。肃宗慰劳郭子仪说：“吾之家国，由卿再造！”这个评价很高了，只是这么高的评价，大约有些令郭子仪害怕。
㈢、玄宗归来
下面的重头戏，当属玄宗回到长安。
十一月二十二日，玄宗到达凤翔，随从士兵有六百多人，玄宗让他们把兵器都交到凤翔的武器库中。玄宗此举的意思是自己绝不是来和肃宗争位的，所以提前就缴械了。肃宗则派出三千精锐骑兵去迎接。十二月初三，玄宗到达咸阳，肃宗准备了皇帝的法驾迎接玄宗。这一天肃宗没有穿皇袍，而是穿了紫袍，远远望见玄宗所在的望贤宫南楼，下马来急趋于前，伏身下拜。玄宗这时也从楼上下来，抚着肃宗哭泣，肃宗手捧着玄宗的双脚，也呜咽不已——真是一幅父慈子孝的温馨画面啊，本来想质疑一下其真实性，当然其中确有做戏的成分，这么中规中矩的父慈子孝就是做给别人看的，不过玄宗、肃宗父子二人也有一年多没见了，相互总还是会惦念一下的。排除两人利益的交叉点上兴许会存在冲突，毕竟父子天性，何况玄宗在一切方面上都让步了，肃宗完全可以放下心来大表一番孝意。玄宗向左右要来了黄袍，亲自为肃宗穿上，肃宗伏地叩头，坚辞不受。玄宗说：“天命人心都归于你，如果你能让我安度晚年，就算你尽孝了。”肃宗推辞不过只好穿上了黄袍。这时外面的百姓们见此情景都高声欢呼起来。肃宗命令士兵们散开，让千余人进来谒见玄宗。这些人说：“我们今天重又看到二圣相逢（按：意为大唐兴复有望），死也无憾啊。”玄宗不肯住在正殿，说那是天子住的地方，他是太上皇，理应搬出去。肃宗坚请，不过最后还是同意了。到了吃饭的时间，肃宗亲自扶玄宗上殿，这时尚食官进上食物，肃宗亲自品尝后才献上去给玄宗吃——这个莫非是肃宗向玄宗证明饭里没毒么？不过玄宗也不会有此担心吧，众目睽睽之下，就算肃宗真想毒死他，也不会选这么个场合。这应该是肃宗为了表示孝顺，所以自己先尝。这个道理大约与黄香温席、亲尝汤药是一样的。第二天，玄宗要从行宫出发了，肃宗亲自驯马之后才把马奉给玄宗。玄宗上了马，肃宗亲自去牵马，走了几步，被玄宗制止。然后肃宗又骑马在前面引导，不敢走专供皇帝马、车驰行的驰道。见到儿子这么孝顺，玄宗放下心来，对左右说了一句：“吾为天子五十年，未为贵；今为天子父，乃贵耳！”五十年的皇帝，却不如现在做太上皇的感觉尊贵？想想也是，给自己引路的便是皇帝，别人谁又有这等待遇？不过这得有个条件，就是皇帝得听话才行，所以乾隆的太上皇做的就很逍遥自在。本来玄宗希望自己能够这样度过晚年，不失为一个好的归宿，只是可惜……当时左右的人听到玄宗这句话后，都高呼万岁。咸阳离长安很近，所以不多时玄宗一行已经由开远门进入了大明宫，先是驾临含元殿抚慰百官，然后又到长乐殿中拜祭宗庙，恸哭了很久。当天，玄宗便到兴庆宫居住。这倒没什么问题，反正玄宗也不是皇帝了，确实不宜住在大明宫中，而兴庆宫本是玄宗还做着临淄王时的府邸所在，于开元二年修成兴庆宫，本也算是玄宗喜欢呆的地方，不过看通鉴的话，似乎也并没有经常前去。回来后，肃宗曾多次上表请求归还帝位，他自己仍然回到东宫去当太子，玄宗不答应。其实，真正能像子鱼（春秋时宋襄公的哥哥，他的论战也很有名，是为“子鱼论战”）那样归还君位而无危险的人能有几个呢？十二月二十一日，玄宗在宣政殿把传国宝册授给肃宗，肃宗痛哭流涕地接受了，从此皇帝大权紧紧在握。
玄宗的回归长安，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皇后也可以立了，皇子们也可以升级了。就在玄宗传下传国宝册的前几天，十二月十五日，肃宗登临丹凤楼，大赦天下，不过叛贼和李林甫、杨国忠的子孙则不在赦免之列。之后，封广平王李俶为楚王，其它活着的儿子也纷纷进爵为亲王——肃宗曾对李泌说不愿再提起建宁那件事，果然此时也没有再提到他，按说如果是冤死的，那么就该恢复名誉，而且进行追封，否则就等于仍然让建宁背着谋害广平的罪过，肃宗尽管应当知道建宁是冤枉的，但他没有给建宁平反，不免令人心寒，另外，很明显，他这是照顾张良娣和李辅国的面子。建宁赶上这个父皇，真是呜呼哀哉。张良娣则被封为淑妃，次年三月初六，又立为皇后，从此便称为张皇后了。然后又对大臣们进行封赏，擢升郭子仪为司徒，李光弼为司空，其余有功之臣，都加官进爵，而且也加封了一些食邑。对于为平叛而死的忠臣们，比如张巡、颜杲卿等人都追赠官职，封他们的一些子孙为官，也算是妥善安置了吧。还有死难的将士们，他们的家人也得到免除二年徭役、次年租庸免除三分之一的优待。这几年所改的郡名、官名，全都恢复为原来的旧名，然后以蜀郡为南京，凤翔为西京，西京为中京。本来唐是以长安为京城，洛阳为东都，但他们好像很喜欢让都城再多几个，所以王业之基太原则成为北都，肃宗此时又弄出来什么南京、西京、中京，后来又搞出来个南都，只是幸好没有再进一步弄出来东南京、西北京什么的，总之真是越发的乱了。
好了，两京收复后，唐朝这里的事件大致就是这样，至德二年年末的唐朝，真是占据了不可动摇的优势啊。可是，范阳那里还有个安庆绪，叛乱尚未平定，唐军岂能善罢罢休？
四、史思明再次反叛
安庆绪退出洛阳后，带领部下来到邺郡，在这里驻扎下来。于是改邺郡为安成府，改年号为“天成”。这个年号改的真有些幽默，他被人家打的大败，不得已退到邺郡，年号却改为“天成”——上天让他败到邺郡。这倒像是替唐军叫好一样。
这时跟随安庆绪的骑兵不过三百，步兵也不过一千人，而手下部将情况也不容乐观，像阿史那承庆等人都分别逃向了常山、赵郡、范阳等地。如果大家玩过战略游戏都知道，这样的兵力，又没有大将率领，实在是一座危城，这时就该在他们重新补充能量之前尽快攻下来，否则会贻误战机。但我们上节写到了，平定了洛阳之后不久，唐军便回撤，心安理得的让机会再次溜过，这和安禄山曾犯的错误是一个性质，可见双方对于自己能战胜对方，把握都不很大，意志也不够坚决。如果都像狂追刘武周败兵好几天、甚至顾不上吃饭解甲的李世民那样，也许在玄宗西逃之时，也许在广平大败安守忠之时，也许在安庆绪回撤到邺郡之时，这场安史之乱都会提前结束，反正他们浪费的机会都不少。那么唐军一旦追至邺郡，对他们有什么不利吗？应该说，更不利的是叛军，因为他们的司令部被端了的话，就会陷入混乱，虽然几员大将都可能重新起来组织叛军继续他们的反叛事业，可是，那效果怎么也比后来的实际情况要差，政变虽然非正常即位，但中央大权未曾解散过，只是移交给了另一人，这比大权溃散了一次之后再重新聚起来要省事的多。
果然，十天之内，蔡希德从上党、田承嗣从颍川、武令珣从南阳，各自率领本部人马投奔邺郡。安庆绪当然不能坐以待毙，在河北诸郡招募人马，兵众达到六万左右，军势又一次振作起来。
虽说如此，可以暂时保住平安了，可是安庆绪的祸根也就此埋下。当他率领部下北逃的时候，大将李归仁和曳落河、同罗、六州胡兵总计数万人都逃到了范阳，他们一路之上大肆掳掠，人财一空。范阳，正是史思明所在之处。史思明以重兵防备，又派使者去迎接这些逃归的人，所以曳落河和六州胡兵都投奔了他，只有同罗军不服从史思明的号令，结果被史思明打的大败，他们抢的东西都被史思明抢走，余下的残兵逃回本国，不再参战。
安庆绪早就觉得史思明不好控制，发生这样的事，自是更加猜忌，于是派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前往范阳去征史思明所部，并暗中让他们找机会消灭史思明。史思明的节度判官耿仁智对他说：“大人您官高位重，身边的人都不敢说话，我而愿意冒死进言。”史思明听后说：“你想说什么呢？”耿仁智说：“大夫所以尽力于安氏者，迫于凶威耳。今唐室中兴，天子仁圣，大夫诚帅所部归之，此转祸为福之计也。”耿仁智是劝史思明归降唐朝，不再为安氏效命。然后乌承玼也劝史思明：“现在唐朝复兴，安庆绪就好像叶上露水，难以长久。大人您何必与他共存亡呢？若归顺朝廷，则可以洗刷以前的过错，易于反掌啊。”两人的话都打动了史思明，反正投谁不也是当大臣吗？何况安庆绪既然有疑心，而唐朝那边对投降的严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