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激变
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十一月,李林甫去世。
临终前,李林甫拉着杨国忠的手说:“将来代替我当宰相的人一定是你,后事就拜托你了。”杨国忠不知道李林甫这么说究竟是什么意思,吓了一跳,以为是李林甫试探他,汗流浃背,连说不敢当。其实李林甫这么说倒的确出于真心,因为他眼见就撒手人寰了,而杨国忠又很得玄宗青睐,下一任宰相非他莫属。李林甫是想要杨国忠好好善待他的家人。但杨国忠并不因李林甫之将死其言也善而放过他,就在第二年的春天,杨国忠联合安禄山一起诬告李林甫与外族人阿布思谋反,这导致了横行数载的李林甫集团彻底覆灭,就连未下葬的李林甫本人,都受到了削官的处分,并且由一个大棺材转而躺到了一个小棺材中,嘴里的玉含及身上的金紫衣服也都不准许再用,只以一个普通百姓的礼节安葬了他。
我们当然对李皇叔不会有太多的同情,毕竟这属于官场上的倾轧而无谁对谁错的问题,或者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想当初他本人制造的冤案比这惨的有的是,而今也轮到他来品尝这个滋味了。但这却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仅有的一次大合作,不久后两人即开始闹矛盾。原因是,安禄山瞧不起杨国忠,对他非常轻蔑。轻蔑到什么程度呢?反正是惹得杨国忠从此就一直说安禄山要谋反。古时谋反乃是十恶之首,因此杨国忠这么说无疑是想置安禄山于死地,可见积怨甚深。
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正月,杨国忠向玄宗进言安禄山必定会谋反,让玄宗试着召安禄山入朝,说他肯定不会来。玄宗照办,结果出乎杨国忠的意料,安禄山竟然闻命即至。安禄山很可能是得知了杨国忠的话,另外此时时机尚不成熟,他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加之他本人的阴谋并没有暴露,他也的确没理由害怕,只要乖乖入朝大表一番忠心就可以了。见到玄宗,安禄山十分委屈的说:“臣本胡人,陛下宠擢至此,为国忠所疾,臣死无日矣!”这等于是给玄宗打了一针预防针,使他以后不至于轻信别人对他的“诬陷”。果然以后杨国忠再说安禄山的什么话,玄宗全都不听,即使太子李亨也报告说安禄山要谋反,玄宗也仍然无动于衷。这一次进京,安禄山又要求兼任很多官职,玄宗一一满足,临别时还解御衣给安禄山穿上。安禄山怕杨国忠奏请把他留下,所以赶忙回去,一溜烟回到了范阳。
从这以后,朝中凡是有说安禄山要谋反的人,玄宗都把他们绑起来交给安禄山,以示信任。但不能不说这样做是个失策,一来,连与皇帝最亲最近的太子和杨国忠的话皇帝都不听,又何况别人呢?所以大家即使知道安禄山要反叛,也不敢再说出来;二来,对安禄山来说,当一个一个说自己要谋反的人被捆到眼前,随着数量的增加,他只有更加害怕,绝不会因为玄宗把他们交出来就会放心——皇帝面前有这么多人说自己要谋反,如果不担心害怕才怪。而后,安禄山的行动越来越可疑,可是我们的明皇帝仍然一百个不相信安禄山真会谋反,把用人不疑的劲头发挥到了极致。
但渐渐的也有转变。转变就发生在第二年,即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奏请用蕃将三十二人代替汉将,遭到杨国忠和韦见素的联合反对。本来两人约好前赴后继轮番劝阻玄宗,但韦见素说完之后,玄宗发起火来,杨国忠便不敢再多说什么了,就这样玄宗又答应了安禄山的过分要求。可两人还不甘心,合计好之后,第二天又和玄宗提起此事,建议任命安禄山为平章事并且要他入朝,将他的三个节度使的职位分别交给现在的三个副节度使。这次玄宗没有反对,但仍心存疑惑,虽然诏书写好了,但在发出去之前,派宦官辅璆琳去安禄山那里打探情况。辅璆琳接受了安禄山的贿赂,回来说安禄山根本没有反心,于是玄宗又一次错过了机会。杨国忠、韦见素二人的用意,是想以朝廷的力量来牵制安禄山,让他脱离自己的势力。但由于朝廷实力并不强于安禄山,所以玄宗即使真的发下去诏书,只怕也未必达到目的。安禄山自然明白入朝是很危险的,所以很可能就此提前反叛。
七月,又发生了几件事、先是安禄山上表请求进献三千匹马,每匹马配备两个马夫,另外还有蕃将二十二人护送。一旦得到允准,届时将有六千多将士入朝,非同小可,在达奚珣的提醒之下,终于引起玄宗的警觉,驳回了安禄山的请求。差不多同时辅璆琳受贿的事情也被揭发出来,玄宗将他处死。还有,杨国忠一直在搜寻安禄山谋反的证据,又抓了几个安禄山的人,这些皆由长安中的安庆宗派人报告给了安禄山。
一连串的事情引起了安禄山的疑虑,他不得不考虑自己失势的后果,自然而然会与玄宗产生裂痕,因此这一年玄宗要他入朝,安禄山果然不敢来了。玄宗又派冯神策去对安禄山宣诏,说“朕新为卿作一汤,十月于华清宫待卿”。安禄山接到诏书没有拜伏,只是略一欠身,问了一声皇上可安好,然后又阴恻的说:“马不献亦可,十月灼然诣京师。”推想安禄山的心语大概是这样——长安,我一定会去的,但不再是诸侯对于皇帝的觐见,而是要将皇帝宝座抢到自己的手中。
安禄山已经下定决心要起兵叛乱了。
三、范阳兵来
决心一下,起兵只是时间的问题。
十月,玄宗似乎忘了再召安禄山来朝的事,带着杨贵妃等人再次来到华清宫优哉游哉——然而他此时尚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在这里这样欢畅了。
十一月甲子(初九),安禄山在范阳起兵,率领十五万精兵,号称二十万众,杀奔东都洛阳。“夜半行,平明食,日六十里”。日行六十里的速度,可以算是急行军了。
安禄山所采取的策略,也就是他举起的大旗,是说皇帝让他入朝征讨杨国忠,这个理由其实就是“清君侧”,安禄山没有直接打出这个旗号,不知是不是因为对汉文化还不是非常熟悉。最早打出“清君侧”旗号的是汉朝七国之乱中的吴楚等国,“诛晁错,清君侧”;明朝燕王朱棣靖难之役也是以此为借口。何谓“君侧”呢?就是指皇帝身边的小人,“清君侧”就是替皇帝把这个小人除掉。景帝满足了七王的要求,但晁错的死并没有阻止七国的军队继续作乱;朱棣靖难是靖难,连皇帝也都一块清了(建文帝的结局仍是个谜),“清君侧”的那个“侧”字实在是多余;也只有杨国忠,还真是小人一名,但安禄山比他也好不了多少,似乎资格不够。说到底,清君侧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实实在在的目的,是要取得皇位。
久不闻干戈的百姓们忽然听说范阳兵来,仓惶不安,安禄山所过州县,望风而降。就这样安禄山到达了太原,劫走了太原出迎的副留守。太原方面自然会上报,同时受降城也奏报说安禄山谋反。玄宗虽然这一年已有疑心,但仍然不相信安禄山居然说反就反,还以为是他的对手编造的谎言。其实谋反往往是皇帝敏感的事情,即使没有人告状,仍然会担心大臣们动机不纯,更有甚者,风声鹤唳,一有风吹草动便大动干戈,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掉一个。而玄宗在众人相继报告说安禄山谋反之后,仍然有如泰山一般岿然不动,他在这方面的迟钝实令人惊讶。但若以为玄宗不在乎有人谋反那就错了,玄宗对他的兄弟们可没这么信任,虽然玄宗素有友爱兄弟的令名,但他曾下诏不允许诸王与大臣结交,便透露出来这个信息。担心别人谋反只怕是一种变象的不自信,而人一般年龄越老越会出现这种情况,玄宗却是相反,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他年轻时即位,是由于有功劳才得立为太子,并非按照立嫡以长的制度,这就有了一定的不合理因素(古时就是立嫡以长,而不支持立嫡以贤,所以凭后者得位的人倒成了不合理),所以他才会担心有人反对自己,因之也就多加提防。但他后来当了四十多年皇帝,又是天下升平,所以这种自信就加强了,从玄宗一再的自以为是也可以看出来,他的确认为自己是圣明天子,别人没理由反他,又何况他对安禄山这么好,安禄山又怎么会谋反呢?
不知杨国忠等人花了什么样的力气,几天后玄宗终于相信,原来安禄山真的起兵谋反了。于是玄宗找杨国忠商议,杨国忠得意洋洋,意思是:看,怎么样,我没说错吧,安禄山果然谋反了。他对玄宗说:“今反者独禄山耳,将士皆不欲也。不过旬日,必传首诣行在。”玄宗听了点点头,认可他的这个看法。其它大臣听后则是相顾失色。无疑杨国忠把眼前的形势估计的太乐观了,他没有想到安禄山会有这么大的号召力,从后面的情形来看,远远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因安禄山的行为是谋反而众叛亲离,当然更不会几天就能“传首行在”。安禄山以诛杀杨国忠为理由,再加上他十几年在范阳地区的经营,经济、军事实力都非常之强,兵士们令出即行服从调谴,战斗力又强,一路上的顺利无疑又鼓舞了士气,种种情况都有利于安禄山,他此时没有必败的理由。杨国忠没有看到这些,他只想到了唐朝的强大,认为没有什么不可以解决,因此他才会大胆的逼安禄山谋反,否则如果知道是那样的结果,他也不会做这么蠢的事情了。
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是缘于自信,而这种自信又貌似是有理由的,但是却是建立在一个虚像之上——人们都被唐朝此时的虚像所欺骗。物理上,虚像往往比原像要大。本来,唐朝几乎无往不胜的神话,使人们都忘记了经过十几年的挥霍,它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就好像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却几天没有吃饱,根本经受不起这样的折磨。因此对南诏的战争中,唐朝冒出了虚汗,与阿拉伯帝中怛罗斯之战也以失败告终。后者情况有些复杂,在说到高仙芝的时候会提一下。那么这时很多人持乐观态度,玄宗本人也是如此,虽然朝中有惊讶失色的大臣,但乐观的看法可以说是有相当市场的,例如封常清就是一位。
辛未,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入朝,上问以讨贼方略,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积久,故人望风惮贼。然事有逆顺,势有奇变,臣请走马诣东京,开府库,募骁勇,挑马棰渡河,计日取逆胡之首献阙下!”
这一番话使得玄宗听了十二分的舒服,龙颜大悦,几天后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其实是张空头支票,不过这是剥夺安禄山合法地位的表态,是必须的。
二十一日,玄宗回到长安后,做出了一系列相应措施,首先,他立即斩了娶宗室女的安禄山的儿子安庆宗,同时把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任命为户部尚书,以郭子仪为新任朔方节度使,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新置河南节度使,领陈留等十三郡,以卫尉卿猗氏张介然为之。以程千里为潞州长史”。第二天,又任命荣王李琬为元帅,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征讨安禄山。
十二月初七,玄宗决定要御驾亲征。看来玄宗这次是真的生气了,一把老骨头了还要亲自去战场。玄宗这可不是说说而已,他让朔方、河西、陇右等节度使亲自带领本部军队,二十日内到齐。十六日,下诏要太子监国。杨国忠十分害怕太子会报复他,因此拉着自己的三个姐妹,一起劝阻皇帝不要去出征,更不要太子监国。于是这件事就罢休了。考虑到玄宗当时已经是七十岁左右的老人,就算后来没有人阻止他,也确实不宜上战场去,而且玄宗本人战略方面相对要好于战术方面,留在后方控制大局就可以了,我不认为他亲征就一定会有什么效果,万一到前线再来个胡乱指挥,岂不是添乱?玄宗有亲征的思就已经算是不错了。这件事也不能说是失误,也不必过分责怪杨国忠在这件事上的私心,试想,太子留在后方,如果趁监国之机杀掉杨国忠,也必是小乱一场,如果后方不稳,玄宗在前方也很难安心。当然这也只是可能,如果玄宗亲征的话,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这将是玄宗亲自带军打的第一战,此前没有参考,此后更无印证,完全凭猜测——我多半不看好。
既然如此,那么玄宗等人在长安里能做的事情,也就是等待了。可惜他们没有等来安禄山的首级,也没等来捷报,却不得不去逃难了。可是,责任在谁呢?
第三章 悲情三人组
h曾写过一篇《郁闷三人组》,是讨论李治、李旦和李显的,而下面要介绍的三位将军,高仙芝、封常清和哥舒翰,除了郁闷之外,也是非常的悲惨、非常的倒霉。巧了,无论在《新唐书》还是《旧唐书》中,这三位将军都是在同一个列传里,看来古人也是认同这个组合,只是那时没有这种词汇罢了。
一、封常清
最先上场的是封常清,他在十一月十七日被任命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当天即到东京洛阳募兵,十天募得六万人。募兵的情况不错,至少说明唐朝此时影响力、号召力都还很大,然而从素质上来说,这支临时拉起来的队伍却远远不是安禄山叛军的对手,封常清也许此时才发现,他所说的话,的确太大了。这支军队,说是乌合之众也不为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封常清只好带着这些乌合之众与敌人血拼,战了几个回合后只好退出洛阳城。
败退的过程也满周折,先是从武牢败退下来,再到葵园,然后从城东的上东门进城,又由都亭驿退守宣仁门,最后,“乃自苑西坏墙西走”,基本上是个屡战屡败的过程。
一员大将仗打成这个样子,非常之惨,却又是无奈的事。事实上,洛阳四战之地,无险可依,本身根本就没有可依靠的地理优势,无法作为进攻的跳板,从唐初王世充两次死守洛阳的战例来看,以当时守卫之坚固,尚不能保平安,更何况封常清带的是一队没经过训练的人呢。封常清的传中没有详写交战时的情形,倒是在忠臣传中写到了:“常清之众,多市井之人,初不知战。及兵交之后,被铁骑唐突,飞矢如雨,皆魂慑色沮,望贼奔散。”真刀真枪的拼命,这些市井之人确实是没经历过,也是空怀报国的热情,却没有这样的实力,望贼奔散也实在是无奈之举,这样的队伍自是无法指望能够御敌了,只是害苦了封常清。洛阳的地形决定,在这里只能自己死守,而无法去进攻别人。如果连防守都失去了条件,基本上在这里就不要有什么指望了。要说有“险”的话,唯一的“险”也就只有洛阳城东的虎牢关了,这里也称武牢关,改为武牢是为了避李渊祖父李虎的名讳。虎牢之险,自春秋时期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易守难攻——以虎牢之险也还是得守,可见洛阳四战之地并非虚言——既然虎牢关都守不住,那么进到洛阳更是没指望了。
洛阳一战,打的十分悲惨,实力不济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否是主帅封常清的指挥失误呢?说到这个,就涉及到封常清以往的战绩了。那么封常清以往的战绩如何呢?
封常清,蒲州猗氏人也。就是这个很像是个古少数民族族名的地名“猗氏”,害我险些把他认作是蕃将。不过也的确有些人认为封常清是蕃将,但又没有可依据的证据,推测他们误判断的原因,大概是同一列传中的高仙芝和哥舒翰两人都是蕃将,所以认为封常清也是蕃将。那么他是不是蕃将呢?我也不知道,或者说,不是。
封常清家贫,本来是属于报国无门的那种人,但他却凭着死缠烂打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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