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官们相顾无言,三员能征惯战的将军都失败了,他们这些文人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杨国忠说:“人告禄山反状已十年,上不之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过。”唉,我,还有很多人向皇上报告安禄山要谋反,都十年了,皇帝从来就不信,现在落到这个地步,不是我的错啊……言外之意,这又是谁的错呢?不过,这时谁也没心情来追究责任了,最主要的是眼前怎么办?
长安城中几乎所有人都已经知道情况不妙,百姓们吓得惊慌逃命,却不知道该往那里躲避。店铺也只好关门,东市、西市一片萧条。退朝后杨国忠又让韩国夫人与虢国夫人入宫,一起劝说玄宗到蜀中避难。事实上长安的确守不住了,杨国忠劝玄宗入蜀,并非是失策。至于玄宗,前面已经答应了杨国忠,但似乎又不坚决,否则杨国忠也不必叫自己的两个姐妹再去劝了,然而玄宗似乎仍然没有下定决心。半年多前,玄宗曾提过要御驾亲征,但被杨氏兄妹劝阻,这一次玄宗旧事重提。六月十二日,玄宗登勤政楼,下制书说要亲自率兵讨伐安禄山,人们当然不信了。玄宗这么说有两个可能,一是虚晃一枪,二是真的想率兵征讨。如果是第一种可能,那玄宗后来等于是把大臣们骗了,而骗他们对玄宗又有什么好处呢?有一点可以肯定,皇帝下诏说要亲征,对稳定人心稳定局势还是有帮助的,不然长安城里会更乱;我觉得玄宗这时这么说,或许还是有些出自“真心”的,他仍然保持着帝王的矜持,不甘心就这么逃出去,也是实在放不下脸来,所以嘴上依然强硬,也是做最后一次挣扎。但大臣们的反应有些让他泄气,再加上这时杨氏兄妹肯定又加大力气劝他,所以最后玄宗还是同意了西逃。他任命原京兆尹魏方进为御史大夫兼置顿使,原京兆少尹崔光远为京兆尹,兼西京留守,让边令诚掌管宫殿的钥匙。之后假称剑南节度使颖王李璬将要赴镇,命令剑南道准备所用物资,其实就是为逃跑做准备。当天,玄宗便移居到大明宫。
天黑以后,玄宗命令当初曾协助他成功发动唐朝第四次“玄武门之变”的陈玄礼(他也几乎是那群人中唯一一个依然为玄宗所用的人了)集合禁军六军,重赏他们钱帛,又挑选了良马九百余匹,这些都不为外人知晓。于是,六月十三日,天刚发亮,皇宫中就上演了我们开篇描述的那种情形,玄宗带着杨氏姊妹和自己的儿孙,还有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这些亲近大臣,及亲信宦官、宫人等,从延秋门出发,之前对大臣们说的话,不管当时出于什么考虑,这下彻底沦为骗人的把戏,就像是对他们念了一遍“唵嘛呢叭咪吽(俺把你把你哄)”,然后逃之夭夭。
想起很多人都是在自己最得意的方面上栽了跟头。霸王在鸿门大度的放过了日后的对手,而垓下的刘邦却不会错过同样的好机会;隋炀帝曾在突厥牙帐中趾高气扬的赋诗,几年后在雁门看着城门下的突厥兵,却只好抱着儿子痛哭流涕。而当初极宠安禄山的玄宗,现在则是被干儿子打的落荒而逃。记得小时候看过一本图解唐诗,差不多就是给儿童看的漫画,解析都比较幼稚,但也挺有意思,其中有一幅图是讲白居易的《长恨歌》,上面画着杨贵妃边哭边埋怨:你这没良心的……不知玄宗从皇帝出来的那一刻,心里是不是也这样埋怨过安禄山……
当玄宗路过左藏库的时候,杨国忠请求放火焚烧,理由是不要把这些钱财留给叛贼。玄宗阻止了他,满心凄凉的说:“叛军来了找不着钱财,就会向百姓征收,还不如留给他们,以减轻百姓们的苦难。”这时的李隆基方才回到了原来那个以苍生为己任、关心天下黎民疾苦的明皇帝。然而,晚了。被人重重一击才清醒过来,原先的昏聩都可以不记了么?当然不会,因此,为着曾经的昏聩,他需要清醒的付出代价。 当宫门打开后,来到的官员们才知道,依然响着的漏壶滴水声,还有整齐站在那里的仪仗卫队都只是一个平静的假象。平静过后,这个黎明“热闹”了起来。宫门打开,宫人乱哄哄跑出来,宫里宫外顿时一片混乱。至此,所有人都明白了,皇帝已经走了,自己也该有所打算。于是长安城中,王公贵族也好,平民百姓也好,都忙着四处逃命。有些山野里的村民,争着进入皇宫或是王公贵族的府第宅院,盗取金银财宝,甚至有的骑着驴就跑到了那曾是肃穆无比的大殿中——或许昨天还是一派庄严的景象,而今日却被人骑驴蹈踏,实在有些幽默,冷的幽默。玄宗为了满足叛军贪婪、减轻百姓苦难而故意留下来的左藏大盈库,也在这时被放火焚烧了。崔光远与边令诚带人赶来救火,又募人来守护,杀了十多个人,局势才稳定下来。
这里想说说边令诚,大家还有印象的话,他就是前面介绍高仙芝时提到的那个宦官。在众多宦官中,边令诚似乎还是比较受重用的,若干次监军,而最后又由他掌管宫殿的钥匙。但玄宗出逃时却没有把他也带上,不知是忘了或是来不及去找,抑或本就有意如此?在玄宗前一天任命的三人中,只有魏方进跟着一起出逃了,另两人都被无情的甩下。看来玄宗就是拿他们来稳定人心(崔光远是稳定百姓之心,边令诚则是稳定宫人之心),也就是说,多半玄宗本意就是不想带他们走。如此说来,这二人也挺悲惨的。后来边令诚把钥匙交给了安禄山,最后又抓住机会逃了出来,回到了那时已即位的肃宗的身边。可他的运气不好,被杀掉了,原因多半就是钥匙。但面对安禄山的威胁,边令诚有办法不交出钥匙么?怕是没有,安禄山杀了他之后照样可以拿到钥匙,所以这一点也不必苛责边令诚。但这个下场对边令诚来讲也有些罪有应得,不管怎么说,高仙芝、封常清确是因他而死,我们就当是肃宗为高仙芝、封常清报仇吧。
二、试看今日之宫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玄宗这么快就西去避难,大大出乎安禄山的预料。
这时,安禄山又犯了第二个失误,就是没有即时派人去追,估计是对于能够攻打下来潼关这件事,也大大出乎他的预料吧,所以都没有为胜利做好准备。他让崔乾佑留兵守潼关,十天后(玄宗早跑的没影了)才派孙孝哲率兵进入长安,又让安忠顺率重兵驻守在禁苑,镇抚关中。由于崔光远也留了下来,所以不得不投降,派他的儿子去见安禄山,于是安禄山仍任命他为京兆尹,同时命张通儒为西京留守。其实这些事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安禄山本末倒置,如果他一举把唐朝皇室杀光,则唐朝没有了领导阶层,群龙无首,他就很有可能统一天下了。当然也有可能,就是大家共同立一个高祖某代孙、太宗某代孙的人,以延续唐朝的寿命。这种可能必须建立在大家对唐朝都很忠诚的基础上,由各镇首领的人选及对唐朝的忠诚度来看,确实也有可能,不过更有可能的是天下会更乱。因为边镇失去了效忠的主人,不一定会这么放弃,说不定自成一家,和安禄山争一争,也未尝不可。就像隋末,各大集团无不找了一个隋朝的皇室成员作为自己的傀儡,而后又取而代之。虽然这时唐朝的藩镇还不成气候,但由于外力的作用,也许会瞬时间成长壮大起来。反正不管怎么说,安禄山任由玄宗一干人等逃走,实在是大大的失误。
进入长安后,安禄山将凡是跟随玄宗避难而家还留在长安的官员的家人,即使是婴儿也都杀死。当然,后来还有一场大屠杀,主要是针对皇族,那些来不及走的皇孙、郡主、县主等二十余人,都被杀死,而和安禄山之子安庆宗之死有关的人物,死的更是惨,比如霍国长公主以及王妃、驸马等人,就被挖出心肝,祭奠安庆宗。至于杨国忠、高力士这些人的党羽,或是安禄山平时憎恨的人,被杀掉的总共八十三人。有的人被叛军用铁棒揭去脑盖,然后血流满街。怎一个惨字了得!
安禄山又命令搜捕朝臣、宦官和宫女,每抓到一定数量,就派兵“护送”到洛阳。说是护送,但实际上就是押去洛阳。总之,是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好端端的得去,病怏怏的也得去。有些人装病,结果只能是使自己更受罪,因为安禄山根本就不照顾老弱病残,而且很不客气。这些事情后世的史家记载的不多,幸好有当事人给我们提供了相关信息:“君子为投槛之猿,小臣若丧家之狗。伪疾将遁,以猜见囚。勺饮不入者一旬,秽溺不离者十月,白刃临者四至,赤棒守者五人。刀环筑口,戟枝叉颈,缚送贼庭。”看来都是绑着去的,而且周围还都有刀戟“护驾”,着实是惨啊。于是,这些人无论想还是不想,最终都被迫做了唐王朝的“叛徒”,接受了安禄山任命的伪职。
忽然想起我的语文老师在讲到王维的时候,提起了周作人,本来从未把这两个人联系起来,但经过老师的点拨,细细品味,觉得有些心痛,因为确有相似之处。促成周作人最后“落水”的,是一桩至今仍无定论的刺杀他的公案,而安禄山招待王维的,也是刀枪之类的东西。二人都是敌人来犯时,没离开所在地,周作人是没离开沦陷的北平,当时北平沦陷,胡适、叶公超,还有鲁迅笔下那位“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个人认为,鲁迅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有点过了,最初引起争论的是关于尼采的问题,最后竟至那种地步,实是出人意料)”梁实秋,都撤离了,周作人本有机会一起离开,却久久没有他的消息,最后,人们才得知,周作人“落水”了。那么,“王维”们呢?王维,或者说大部分唐朝的官员,似乎是来不及从长安撤退。然而,安禄山六月十日占领潼关,十日后进占长安,玄宗则是六月十三日逃走,这之间有七天的时间,离开也并非完全办不到。也许对于有着一群儿女、若干亲戚的人来说,确实有些不易,但王维几乎就是一个人,逃走按说也可以办到的,为什么不走?但王维和周作人毕竟有所不同,周作人最后心安理得的接受了日本人的保护,真正的保护,而王维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装病的人的当中一员,以前曾打趣的说,他装病装的不是地方,文人本来可以利用的就只有嘴了,而他喝喑药装哑巴,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后来王维写了一首《凝碧池》(原题目相当于一段小的记叙文,太长,不写也罢),其政治态度相当明朗。唐朝的大部分官员,确实是非常无奈的做了伪官,事实上,他们并未泯灭良心,即使不能人人都去做烈士,只要不助纣为虐、主动投敌,也是好的。
但总有叛徒不是?比如晚年失去玄宗信任的陈希烈,心怀怨望,就与同样怀有怨望的张均、张垍兄弟一起投降了叛军。张垍是玄宗的女婿,按说不应如此,但由于玄宗有一次跟他说要任他为宰相,结果却失信,所以张垍心里也十分不快。于是安禄山任命陈希烈、张垍为宰相,其余朝臣也都授以官职。
当然,也有烈士,洛阳陷落之后有若干就义的官员,其中还包括后来奸相卢杞的父亲卢弈,但长安陷落后,这样的官员却少有,死的也都是“被动烈士”。也许出人意料,真正死难的人非是什么官员,也不是什么有身份地位的人,而是一名梨园弟子。雷海清,这位宫庭乐工,忍不住心中的悲愤,掷乐器于地,西向恸哭,被安禄山肢解而死。古时人们看不起伶人,雷海清死后是连唐书的忠义传都进不去的,因为他没有官职,然而他却是真正值得敬佩的烈士。“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只怕太宗地下有知,也会苦笑了吧。
此外,叛军进入长安后,除了烧杀,还要抢掠。由于安禄山听说长安城陷时,百姓们曾趁乱盗窃府库中的财物,于是在攻克长安后,命令部下大肆抢掠三天,将百姓的财产抢夺一空。而后又命令官员审讯,哪怕一点财物都穷追不舍,就这样大肆搜捕,株连了很多人。这种情况下,自是民不聊生,因此百姓们思念起大唐王朝来——可是,当初玄宗好心留下的府库,难道不是他们贪财抢掠的么?这些“愚民”,体会不到玄宗的深刻用意,只顾自己眼前利益,他们也不想想,一旦叛军到来,这些财物难道能留得住么?说来也是有些“罪有应得”。尽管他们从来都是受害者,都是我们课本上同情的对象,但他们确有愚昧之处。由此可见,提高全民素质是多么重要……当然,即使他们不抢,叛军也仍然不会放过他们。
由于占据两京,占据优势,一时间,叛军势力大盛。不过,和迟迟不去进占长安一样,安禄山占据长安之后,仍是不思进取,沉迷享乐,“以为得志,日夜纵酒,专以声色宝贿为事,无复西出之意”。而叛军内部的将领也都刚猛有余,智谋不足,没有人向安禄山提议西追玄宗,所以玄宗后来安全地逃入蜀地,太子北上也没有什么危险。《新唐书》载:“甲戌,安禄山寇扶风,太守薛景仙败之”。那是后来李亨即位后的第十天,直到此时安禄山才想起来“宜将剩勇追穷‘寇’”,实在有点晚了。
总之,长安的皇宫中,皇帝走了,百姓来了;百姓走了,叛军来了。一百多年的金碧辉煌,终于随着世势的混乱变迁而物是人非……
三、“哗变”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
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不用说,一提起白居易《长恨歌》中的这一段谁都知道,玄宗出逃整个事情的高潮部分到来了。也就是马嵬之变。
不妨先说下这次事件的名称,由于是在马嵬坡发生的,自然就叫“马嵬坡之变”,有的是把“坡”字去掉,又因为确切发生在马嵬坡的马嵬驿(驿站),所以也有人称为“马嵬驿之变”。还有不用“之变”而用“兵变”的,当然也有说“事变”的。对于一次事件有这么多不确切的叫法,这只怕在历史上也是少有。地名上无所谓了,着重的是“马嵬”二字,至于那三个“变”,其实要说区别,也不很大,只不过“之变”似乎包括的面更广一些,所有变故都可以称为“某某之变”,只要确实变了就行;事变则是“事之重大而有非常之变者也”,即突然发生的重大政治、军事性事件,比如战争及天灾流行之类;兵变顾名思义,当然就是用“兵”来“变”了,此外还有一个“哗变”,意思是“部队叛变;两个以上下级军事人员反抗或攻击其上级的公开行动;有时也指非军事性质的反抗或攻击”。对于这次事件的称法,其实也没必要死钻牛角尖,虽然它几个定义都还算符合,但感觉用“之变”更好一些,因为它还达不到“事变”那种重大程度,兵变感觉意思就差了,而从表面来说,用哗变则最为贴切,但这个词往往单用,或者是作谓语。总之,本文为统一起见,一律称为“马嵬之变”。
㈠、谁是幕后黑手?
且说玄宗从皇宫中逃出来,走过便桥后,杨国忠派人放火烧桥,玄宗不忍心,说:“士庶各避贼求生,奈何绝其路!”我们逃走,也得让别人逃走。于是就把高力士留下,让他把大火扑灭后再跟来。杨国忠的想法是,万一有敌人追过来,烧断桥梁至少可以延迟一下时间。玄宗并非不明白这个道理,当时叛军是否追来他们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