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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节，京郊的农村由於国家征地补偿，现金很多，而且相当一部分掌握在乡一级政府手中，有钱买车而上不了牌照，所以一拍即合。丙副乡一再让我核对真伪，如属实则第一时间联络他。
我当即与上家联络，仍然是信誓旦旦，什么时候都可以看车。我当即转述丙副乡，几经往返，双方约定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门前看车。
那天，我提前了一会儿赶到中日友好医院，意外地发现丙副乡已和几个人乘一辆同样型号的丰田等在那里了。我上前去打招呼，问为何来的如此之早，丙副乡说，有备无患，早一点来可以观察一下情况，连车都借了一辆一样的，免得被骗。
等到约定时间也没见另一辆车来，我正要去打电话，一个人推着自行车向我们走过来，装束正如电话里讲定的那样。我迎上前去，核对上了彼此的身份。问车在哪里，那人说车子今天不得空，来不了，最好买家能付5000块钱定金，再约个时间去看。我当时一下就傻了，愣了半晌，只好回头找丙副乡过来两人直接谈。
丙副乡一听5000元定金，立刻摇头，说，看车验货，半价付款，牌照一上，立付全款。这就是他们的原则，其它方式一概不行。那所谓上家还要罗嗦，丙副乡一摆手说，他该说的，今天都说了，有事情再找阿唐联络。说完就转身走了。
我就象一跟木头一样戳在那儿目睹着他离开。
丙副乡进到车里，摇下窗户示意我过去。
我走过去，丙副乡温和地对我说，“阿唐，这不是你走的路，一不小心就会被这种人给涮进去的。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吧。”挥了挥手，车就驶走了。
我当时羞愧地无地自容，恨不能地上有一个缝一头钻进去。
正是丙副乡的一番话，让我从醉心于一口吃个胖子的大生意中醒了过来，开始塌塌实实地从周围的小生意入手努力。我开始向我所有能联系上的同学发消息，告诉他们如果上北京来采购东西，一定要来找我。
不久，我做成了我人生的第一单生意，我的一个同学来买一批电子器材，他知道上家在哪儿，价格如何，只是通过我这里走个帐。营业额不大，赚的也不多，税前2千多元。但这毕竟是我第一次为公司赚了钱，自己腰杆也硬了许多。
到了10月份，二柳之争终於有了分晓，XX公司在沉寂了3个月后，再一次震颤起来。
第九章 三山四水
第九章三山四水
柳始彻底失败，处分来自区里，不仅失去了经理职位，科长也丢了。至於党内是否有处分，我就不知道了，不久前我的组织生活已由联社机关支部转到公司隔壁的水暖装潢厂，但愿不是因为要藏弓烹狗，不过后来老蔡的组织生活是在机关支部。
其实结局每个人都能猜得到，以当时的中国政治生态，下级反抗上级，除非有重大冤屈，否则是不可能赢的。
我最后一次见到柳始，是结果分晓后的一天，他来公司交接，我们点了一下头，没有说话。
那天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晋一。他可能是听到风声，於是来公司打探消息，结果正好与柳始走一对面。柳始立刻通红着脸，指着晋的鼻子大骂，什么煽阴风点鬼火，我被赶走也轮不到你，有本事现在就当面较量，中间还夹杂了很多粗野的北京市井之语，我都听不大明白，如晋回了一句“少给我耍三青子”，我不知道是否耍流氓动粗之意。
如果不是旁边人拦着，柳可能真的要揍晋一，我算真正领教了柳始的火爆脾气。
听说柳始后来承包了联社下属的一个小公司，具体做什么我不清楚。以他的年龄和背景，要在商场上征战出结果，我想并不容易。
我佩服柳师傅是一条硬汉子，衷心地祝愿他一切安好！
这一次，所有柳常的人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结果。
实际上柳始当初无谓的抵抗，只是拖延了这一结果的到来，并且加重了其伤害程度，既害了他自己，也连累了所有跟着他跑的人以及反对他的人。
或许这就是人性的弱点使然，为了保住既得利益，为了所谓的面子，不惜昏天黑地亡命一战。
正如网上一位李庄兄弟指出的，那个时代的中国，资源有限，人才流动性差，不窝里斗怎么办。如果赶在现在，我想没有几个人愿意搅这趟混水，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外面机会多的很，不一定非得吊死在一棵树上。
今天阿唐坐在他给儿子在后院搭的Treehouse里，手里抱着个laptop悠在悠在地敲着，耳朵里听着儿子们在院子里嬉戏的欢声笑语，神定气闲地发发高论，一付闲云野鹤世外高人模样。哈哈，实际上当初的阿唐何尝不是梦中之人，汲汲于眼前巴掌大的一亩三分地，既不愿受体制的种种约束，又不敢彻底打破体制跳出五行之外，如此一步一回头，一点一点地丢掉体制中的种种既得资源，先是职称评定，然后是全民所有制干部关系，党的组织关系，最后是北京市户口。这一过程既漫长又痛苦，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时代的一个缩影，我们的整个体制自身何尝不是半推半就羞羞答答左摇右幌地走到了今天。
往事不如烟，几多惆怅。
老蔡又回来了，还是那么自信潇洒。
与大多数人不同，老蔡是文革的受惠者。文革初起之时，老蔡正在上中学，那时兴起了一股“讲用”风，大致是说如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云云，老蔡的口才好，人又长得精神，一炮而红，巡回各地讲用，继而被当红某人看中，从此步入仕途，虽未平步青云，可也稳稳当当，至少是没有受同时代大多数同龄人的下乡插队之苦。
成败萧何，文革后老蔡虽未遭波及，但基本被冷冻起来，好像那时中央有精神，凡文革上来的一律不得重用，无论是否有问题。我想这是老蔡想下海经商的一个重要动因。他并未隐瞒他的想法，几次三番地明确地跟我说，他的目的就是为了下来赚钱。
公平讲，老蔡不是一个碌碌无为的人，比起当时相当多的干部，他无疑还是一个亮点，他有他的长处和过人之处。首先他很会讲话，而且不完全是空话废话；其次他有决断力，关键时刻敢於壮士断腕；又次他的分析能力不弱，看问题也还辩证；最后他还算是一个好人，良心不坏。
先礼后兵，接着是老蔡的问题。首先老蔡不是一个踏踏实实做事情的人，可能早年的经历太顺利，因而他聪明有余，但稳重不足；其次赚钱心急，以至于财迷心窍，迷失了方向；最后是人不够坏，胆子却很大，终於大意失荆州，被人摆了一道，毁了一世的道行。
写到这里，阿唐自己都有些感慨，感觉就象自己在杜撰小说一般，怎么各种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和情节，阿唐都亲身经历过了呢？真不枉人世一遭啊！
常师傅很乖巧，马上把办公桌腾出来，请我和老蔡享用。
我没有客气，老蔡挑完桌子，我当仁不让地坐在剩下的那张桌子前，这里没有什么温良恭俭让，斗了这么久，谁还不知道谁啊，装那个只能让人笑话。
坐在那里，心里真的多少有些成就感。有多少砖头尽管过来吧，其实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虚荣心，尤其是屁股下面的座位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争来的。
我还没有傻到以为江山底定，现在可以做轻松王爷的份上。我心里认定的当务之急有几个，一是摸清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二是常师傅的下一步的动向，三是公司人员的调整，四是公司今后的经营方向。
这些，在我和老蔡在动乱后的第一次见面时，我已经向他和盘托出。令我意外的是，当时他未置可否。
首先盘了一下帐和库。前几个月联社查账时已经做过一轮了，这几个月又没做什么正经生意，所以马上就出来结果了。计有银行存款1万元差一点，库存商品6万多元，应付款6万元左右，应收款几乎为零，小额现金若干。显然公司是个空架子了。这还得归功于柳始对东城区委抱有幻想，没敢放开了分钱，3个月内只分掉奖金3千多元。
然后老蔡拖着我去联社找柳书记，劈头就对柳说，“的居，这XX公司没法干，整个让柳始给淘换空了！你得帮帮我！”
柳书记问了一下情况，说不用着急，先想好干什么。如果需要流动资金，三，五万元，联社还是拿得出的。
回公司的路上，老蔡问我对下一步的经营有什么想法，这可要了我的命了，理论上我可能滔滔不绝地说上一堆，具体到最大流动资金只有5万元的小公司该怎么办，我是毫无概念。
不过，我还是大概整理了一下我的想法：1，电脑可以用来装璜门面，但不能做为主营来做。这几个月，我还没碰到几个顾客上门来对电脑有兴趣。物以类聚，来东四买东西的人不是奔电脑来的。2，请回因公司内乱撤走的温州租柜台的，在我们自己的资金不足货源不够的情况下，先善加利用公司的营业面积。3，联社另一个企业XX，也在同一条街上但更接近东四街口，听说最近做家用电器很火，是否可以取取经。
老蔡听完后，沉吟了一下，问我是否和温州租柜台的相熟，我摇摇头说，过去都是常西敏和他们联络。
回到公司，老蔡问常师傅是否和温州的还有联络，常回答是，老蔡说，那太好了，你带我去找找他们！俩人说着就一起出了门。
不久，温州的就回来了。我们让出了三面墙中的两面较短的，只保留了一面最长的和店中间的终端台。
这件事后，老蔡和常师傅开始走的很近，有时两人商量些什么事，我事先都不知道，只是事后老蔡才知会我一声。
老蔡有一个很大的本事，就是敢於当面说NO，而且说的时候底气很足，丝毫不以为杵。这点在中国人中真的很少见，至少我自己就做不到，宁愿绕着圈子说出对方的不是，往往七绕八绕也没有结果，最后是忍无可忍爆发了事。他有几次好不客气地当面对我说，“阿唐，你办事太软！你不能指望我这当经理的凡事替你冲在前面吧？！”
我了解他的心思，常的人马依旧以常马首是瞻，大家对老蔡只是保持着表面上的尊重，并不怎么待见他。老蔡是希望我能对常的人不假颜色，硬碰硬地干，然后他好事后收拾残局。
我再不济也没傻到为老蔡做嫁衣裳的份上，况且为柳书记当了一回枪，已经让我肠子都快要悔清了。所以，不管老蔡怎么说，我还是依旧故我，不为所动。
但我心里一直有一个隐忧，那就是常西敏的下一步动向，是走还是留。如果是留，以常的实力和老蔡的薄情，我一定是牺牲品。
因此，无论常是走是留，于公于私，公司一定需要另一个懂得经营的人加入。如常留下，两人可以抗衡，我和老蔡则可居中协调；如常走人，则可顶上位置，不至使公司经营陷入停顿。
其实这一想法我已酝酿很久，从一开始听大权讲述公司的两条路线斗争史，我就对杨敌其人放在了心上，这一最早出局的人看来双方的评价都不错，懂经营，只是不善于与人合作。如果请他回来，由老蔡和我在上面罩着，替他打理人事关系，发挥他经营天才，如此岂不皆大欢喜。
现在我面临蔡常可能合流的危局，只有试试这一条路了。
1988年11月初的一天，我到了位於地安门商场对面的杨敌的公司，我想在游说老蔡之前先对杨敌有一个印象，好听点儿，算考察吧，嘿嘿。
扬敌的公司非常小，如果不是门口的人行道上摆放着的一个写着售卖冰箱的广告大牌子吸引了我的注意，差点儿就走过了。
扬敌是一个三四十岁的汉子，外形很糙，比我略高。甫一见面，一听我的名字，立刻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热情地说，“久仰，久仰！阿唐，咱联社新来的研究生！”
只是扬敌看人的眼神有些飘渺，后来我知道他是深度近视，近1000度，却撑着不带眼镜，除非实在没办法。有一次我和少林开他玩笑，为什么平时不带眼镜，不怕骑车摔到吗？他有点儿不好意思，指指我说，他又不是知识分子，带眼镜让人笑话。
两人坐定后，杨敌就滔滔不绝地骂开了柳始和晋一，如何卸磨杀驴，如今恶有恶报等等。
我一边听，一边打量着小店。店很小，大概30几个平米，格成里外两间，大的用作展示厅，小的是业务室兼会计室。里间最里面的桌子后面，坐着一个清秀的女孩子，二十四，五岁的样子，我们进去时，她抬头看了一眼，又埋头到帐簿中去了。展示厅里摆着几台冰箱，若干小电器。
我听到杨敌说恶有恶报时，心里一动，问他最近和XX公司有接触吗？杨敌说前几天小誉来过，提起此事。我心里话，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啊，小誉也活动到这儿来啦。
我随便问了问他们这里做些什么营生。杨说主要是以家用电器为主，洗衣机，电冰箱，电视，录相机等。我问他货源如何解决，他含含糊糊说是从朋友处赊销来的。我指着对面的地安门商场说，那里面的冰箱有好几十种，干嘛人家偏偏要买你的？杨说，他的货卖的便宜，同样的东西，总要低个三十，五十的。我很是不解，问他如何做到的，他故作神秘地说，“道行啊，兄弟！这就是哥哥的道行！”
话语间谈到XX公司，看得出他还是很有些一往情深的，“毕究是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啊！”杨敌不无感慨地说。
正说着，外面走进来一个小个子，1米60的样子，却气宇轩昂，极为扎眼，后面还跟着一个漂亮姐儿。
杨敌一见来人，忙起身为我们介绍，来人是镇浩，本店的店东。杨敌跟他是合作关系，三七分成，杨用到镇浩的资金，杨三，镇七，否则是杨七，镇三，一应店内花销由镇浩负责。这些都是杨敌后来在我面前夸镇浩讲义气时讲的。
我告辞了杨敌，回来的路上基本上已下定了请杨敌回XX公司的决心。
即使时光能够倒流，除非阿唐当时就砸烂身上的体制枷锁，跳出圈外，否则，这仍然是我唯一的选择。
很快，我就和老蔡谈了杨敌的事情，并且指出，公司有两个懂经营的人会更牢靠一些，鸡蛋不能都装在一个篮子里。
老蔡听了，眼睛一亮，忙催着我先去找杨敌谈一谈，摸摸底，看他是否愿意回来。
以常西敏的心机，老蔡也不一定参的透，拿的住，况且常的一大堆喽罗儿，任谁来当经理都会有想法。我的主意对老蔡来说，无疑是及时雨一般。
我再一次找到杨敌，直接了当地问他，新任经理老蔡和我想请他回去，问他意下如何。
杨敌没有正面回答，问我他过去了，常西敏怎么办？我说，你们各干各的，互不干扰。杨敌又问，他现在住着租来的房子，联社能安排住处吗？我说，这就不是我能回答的了，不过我会转告给老蔡和联社。
回来后，我告诉老蔡结果，并且下结论说，杨敌肯定想回来，只是在要条件。老蔡说，这好办，他去和的柳书记谈谈。
老蔡和柳书记以及杨敌的谈话，我都没有参加，具体过程不清楚，答应了什么条件也不知道。总之，一个星期后，杨敌回到XX公司。
这样，一个小小的，朝不保夕的XX公司，汇集了老蔡和我联社派，常师傅的主流派，被打残了的造反派，杨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