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沉浮录- 第10部分

　　　　再一次是94年，我从美国回北京时，带了几张电路板被机场海关扣留。又是李子帮忙，花了3000块钱把东西“捞”了出来。当然，我的护照也被李子拿去提了大件，不过，94年的大件指标已经不怎么值钱了。

　　　　一次，李子到公司和我们结完帐，突然问我，“阿唐，你认识唐XX吗？”

　　　　我愣了一下，反问他，“是X工大的唐XX？”

　　　　李子点点头，我说，“那当然，我们是同系不同专业，还在一个寝室住过一年。”

　　　　李子一听马上放声大笑，眼泪都出来了，“你知道唐XX是我什么人吗？他是我妹夫！”

　　　　我怕弄错了，又核对了一下，“你妹妹是在民航工作吗？”

　　　　李子点头称是。

　　　　G，世界真小，不信都不行！

　　　　唐XX是我本科同学，毕业后分在民航工作。86年暑假，我和未来的阿唐太来北京游玩，她住她大姨家，我则在同学处打游击。一天晚上，我就住到了唐的宿舍，房间里只有我们俩人。他知道我在谈朋友，就请教我，他和一个北京女孩儿相爱了，但对方是高中毕业，而且家庭背景也是一般的草根阶层，他一直很犹豫，也还没有跟他家里人提起，问我如何看待此事。我说，爱这个东西需要有一定客观条件做支撑，但那些都不是绝对的，更重要的是爱的本身和爱的双方，只要双方真心相爱，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卡。再者，北京人相对而言，素质高一些，高中毕业也不见得差到哪去。至於家庭因素则无须多虑，两人过日子，和双方爹妈的关系实在不大。

　　　　唐听了很高兴，说谢谢我帮他卸下了心里的一块石头。其实，阿唐并没有做什么，心魔是他自己解的。我说的一定也是他的想法，他那时所需要的无非是有人出面印证一下他的想法罢了。

　　　　万没想到，李子居然是唐的大舅子！

　　　　接着李子讲了事情的经过。他没事在家唠叨说，东四有一个阿唐，很是了得，和几个哥们儿一块儿买卖做得很火！唐在一旁听说了，问他提到的阿唐是不是X工大的？李子随口回了一句，不是，阿唐是一个演员！不过，李子的心里还真存下了一个疑惑，今天一问我，才知道敢情阿唐真是妹夫的同学！

　　　　第二天，唐带着唐太特意到阿唐公司来和阿唐一唔，感谢当年阿唐的临门一脚！

　　　　上门代卖电器的除了李子这样的单帮客外，还有出国归来有大件指标的和有海外关系的人。

　　　　一次，一个家伙上门来主动问我们是否代卖电器，然后就说他有什么什么，喝，赶上开电器行了。他见我们有点不信，就邀请我们去前门他家一观。反正不远，我和老白就真的跟他去了。

　　　　我记得这人的家在前门大街交珠市口东大街附近，前一排房子就是前门大街，正在拆了盖新房，他家是第二排，一排三间的坐东朝西的厢房，高大明亮。

　　　　他看我打量他们家的房子，咧咧嘴，用手比划了一下前面正拆的房子，“都，都是我们家的，公私合营后还有好大一片宅，宅子。文，文革就被撵，撵出来了，就剩这么三间了！”

　　　　他很瘦，说话结结巴巴，看人的眼神也是躲躲闪闪的，很猥亵的样子，如果在街上碰见，谁能想到这主的祖上是这趟街上呼风唤雨的大商贾呢？

　　　　他们家真的堆满了电器，我们经销过的应有尽有。

　　　　“都，都是国外回来的亲戚们送的。他，他们要给钱，我说，别，别价，给东西，卖了还，还能赚点儿。”他接着哆哆嗦嗦地说，“见了面都哭成一堆儿啊！”

　　　　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即使他今天又有钱了，或许房子也有可能按政策发还，可他的青春已逝，当年的公子哥已经被修理得什么都不是了。

　　　　我曾经和一位国务院侨办的司长结为朋友，他是建国后从东南亚回归的华侨。

　　　　他一天陪上中学的女儿来店里买中华学习机，个头不高，一口软软的广东普通话很是和气。

　　　　我注意到他和普通的顾客不同是在他付款时，那时节的人兜里没多少钱，来买上千元的大件，都是把刚刚好的钱包在什么里面带过来付款，这人却是淘出皮夹子数出了相应的钞票。大款，我心里暗道。

　　　　后来，他又来店里几趟买相应的软件，一来二去就熟了。

　　　　他见我服务态度好，干活又麻利，忍不住夸了我几句。旁边的小芬接上喳说，那当然，我们主任是研究生吗！

　　　　他愣了一下，然后递给我一张名片，说让我有空和他联络一下。我一看，居然是国务院侨办某司司长。

　　　　后来我真的去找了他，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还对其他人介绍我说，这就是他提到的在东四卖电器的研究生。

　　　　然后他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能有什么想法，当然是找一个能发挥的地方调走。他说中国惠普如何，我当然连连称好，他马上拨了一个电话，简单地介绍了我的情况，对方让我过去面试一下。他放下电话写下那人的名字和电话，一个香港人，是市场部的某某经理，告诉我第二天去找他。

　　　　中国惠普在双榆树的北京手表厂楼上，当时手表厂穷得发不出工资，全靠租房度日，后来终於在93年彻底变成了双安商场。

　　　　这是我第一次在国际化的大公司面试，结果是一败涂地。

　　　　首先是用英语问了我一些简单的问题，如什么地方毕业，工作多少年，我可以听懂，但不大会说，所以他英语过来，我中文回去，嘿嘿。接着是专业知识，他问了一个关于市场细分的问题，我毫无概念，要劳动他给我讲解一番。当然，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当时我们的管理知识和外面差的不是一星半点。正是从这次面试之后，我一有空就去搜集最新的市场营销的书籍，才有了一些新的理论概念。

　　　　阿唐这里再倚老卖老一番，在命运不济时，抱怨是没有用的，要时刻注意充电，一旦命运之神的眷顾，就不会象阿唐当年徒唤奈何了。

　　　　回来后，我告诉了司长面试结果，他又问我愿意来侨办试试吗，不过这里很无聊，年轻人会感到很气闷。我答应他先考虑一下，等我终於决定要去的时候，还是京城一声枪响，所有中央直属机关人事调动都冻结了。我又一次拜学弟学妹之福，被搁浅了。

　　　　很有趣的是，他有一次问我对李总理如何看，我自然是告诉了他和大众相同的观感。司长摇摇头，说那做不得准，他说他多次参加过李总理主持的会议，感觉很不错。

　　　　这是我趋今为止唯一听到的为前总理叫好的声音。

　　　　我同学小邹比我小一岁，这在我同学中是不多见的，我们两人有长达20年的友谊交往史。

　　　　勿容置疑，我们在大学时代，是相互给予对方以重大影响的人。阿唐当年考企管研究生，就是他的主意。

　　　　如果说阿唐是一个不能安分守己敢想敢干的人，那小邹就是一混世魔王。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步了阿唐的后尘走过了早期的人生之路——大学入党，下海经商，出国。但青出於蓝而胜于蓝，他后来的种种所为，我只能甘拜下风，自叹弗如。

　　　　小邹在上学的时候就曾偷偷跑回家做生意。他们家是煤矿，很多人买辆车雇人开车拉煤到外地去卖，小邹也照章办理，回家贩了两个月的煤。

　　　　毕业后，他被分到XX部某研究院，又不甘寂寞揣了一笔钱跑到福建石狮去贩服装来北京卖。他没地方放，大部分货都搁在我的小屋里，堆得满满地只给我剩下一张床睡觉。一次柳书记找我，恰好看到了，这后来变成了我不安心本职工作与同学合伙倒货卖的罪状之一。

　　　　小邹很会拉关系，当年我和XX部管分配的老刘的关系就是他给牵的线。他也凭这些关系，一度借调到XX部机关科技司搞调研，调研后他是报告主笔，汇报会上，处长照稿念他的作品，他老兄立刻起身拂袖而去，处长气得鼻子都歪了。老实说，我有时对小邹很是不解，难道你还想代替处长上台念你写的报告不成？

　　　　小邹才华横溢，通音律，一杆黑管出神入化，围棋也下得好。只是鲁莽妄为，做事追求过程而不是结果，后来他的故事是一箩筐接着一箩筐。
第十七章　春夏之交
　　　　第十七章春夏之交

　　　　终於到了这个话题，推了再推，终於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关于这一段，很多叱吒风云的人物都回忆过了，阿唐是个小人物，就以一个纯粹的旁观者的身份写一下自己所见到的。

　　　　看官如果是25岁以上的人，一定对“春夏之交”这个词非常熟悉。不然的话，也一定对“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在北京的一场暴乱”的句子很是熟拈，后来“暴乱”改成“动乱”，最后改成了“政治风波”。

　　　　尽管阿唐自始至终是这一事件的旁观者，有一点我很自豪，那就是我在事后的秋后算账的整党时，写下的自我认识中，始终称其为“事件”，并且没有按要求写上支持的字眼，只是用了大约500字左右论述了现阶段中国共产党维持其执政主导地位的必要性。当时这样做是有一定压力的，一来这份东西是要放进档案的，二来老杨已经到联社汇报了我的种种对学生的同情行为，柳书记委托支部书记老过正和我谈话。

　　　　那时对新闻时事并不怎么关心，但因为公司里天天都有人在街上转，所以对各种消息知道的很快。

　　　　首先是少林回来，报告说有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集会，后来知道那是为了胡耀邦的追悼会。然后接连几天都有学生在广场聚会。

　　　　接下来是“4。26社论”后的4。27大游行，这个早就知道风声了。我和少林骑车到了天安门，一些警察在大会堂和金水桥戒备，游行对伍还没到。我们沿长安街西行，终於在复兴门迎上了队伍，前面是横幅开道，两边是纠察队员手拉手格开队伍和围观的群众，秩序井然。

　　　　我和少林骑着车子在队伍前面走，旁边还有一大堆小青年骑着车。当时感觉只有一个字，“爽”，谁曾经有过机会在长安街的路中央骑车，今天我们就做到了！

　　　　接近西单时，前面警察站成数排把长安街封的死死的，去路被挡住了。我和少林赶紧把车子停在路边，爬到路边的隔离栅栏上看热闹。

　　　　不一时，队伍过来了，走在前面的是看热闹的市民，前堵后拥，街道两边又站满了人，他们无路可去，只有慢慢往前拥，很快就和警察贴上了。那时警察还没有任何防暴装置，只是手挽手组成人墙，试图档住去路。

　　　　西单路口东西南北围满了人，连路旁的广告牌上，售货亭上都爬满了人，不断有人起哄，让警察让开路。我和少林虽然爬在栅栏上也只能看个大概。学生队伍倒是站在原地呼呼口号，前面的市民人群却不停地骚动，一波一波往前拱。终於，站在高处的人率先鼓起掌来，我看到警察向两边撤了开去，人潮又慢慢向前拥去。

　　　　我感到警察并没有尽全力，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因为起哄的人们并没有用全力去冲卡，这无疑给很多人壮了胆。至少我当时就有一个错误推论：中央一定也想反官倒反腐败，只是中间阶层既得利益者太多，或许中央想借助学生的力量造成社会舆论，进而推动历史车轮前行，正如23年前老毛借助红卫兵的援手一样。

　　　　实际上后来知道这是执政党内部的意见不统一，导致有几天政策摇摆，决策迟缓，行动不力造成的。以执政者的角度而言，在运动的初起阶段如能全力压制，将星星之火扼杀在燎原之前，或是放下身段，真心谈判，那么其后整个社会就不会付出如此高昂的成本，也不会造成我们民族永远的痛。换句话说，当时无论赵李谁来掌权，都不会出现后来的流血局面。这或许是事情过后老邓决意彻底退下来的主要动因，省得你们老等着我出面裁判而误事。砖头，砖头的干活！嘿嘿。

　　　　长安街及两侧挤满了人，我和少林骑车钻胡同经前门西大街迂回到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周围站了一些警察。游行队伍并没有进入广场，而是沿长安街继续向东。我和少林立刻骑车从历史博物馆旁插了过去。

　　　　结果游行队伍在南池子大街的公安部附近又被警察挡住了。（也可能是南河沿大街路口，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突然，我听到一个熟悉的旋律响了起来，“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天哪，这不是“便衣警察”里的插曲吗？当刘欢悠扬的歌声从很多人的口中唱出来的时候，围观的市民忍不住大笑起来，警察们也绷不住了，有几个也跟着笑。

　　　　然后，一声令下，警察们又向两边撤了下来。立时向警察叫好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

　　　　我和少林跟到东单就打道回公司了。这是我唯一一次追着游行队伍走，从复兴门到东单。后来听说学生们回到学校已经是晚上了。

　　　　接着是“5。17”大游行，连6条胡同里的小学生都被老师带到街上去了。

　　　　我又和少林骑车奔了广场。我们开辟了一条“胡志明小道”。首先是穿过胡同到美术馆东街南下，至灯市口转右向西，至北河沿向南，再转向东华门，顺紫禁城城墙转到午门附近，沿午门前的中轴线，穿过端门，天安门至金水桥。第一次骑车走在皇帝的御道上，感觉好极了，尤其是从钱币上那几个门洞里钻出来的时候！

　　　　出了天安门，游行队伍刚刚走到广场前的长安街，有人开始往观礼台上爬，旁边有几个警察吆喝了两声，根本没人答理。我和少林一看，也跟着爬了上去。

　　　　哇唔，视野真好，整个广场一览无遗。队伍的前锋已经到了大会堂门前，继续向南进发，后面的队伍依然浩浩荡荡地从东长安街开过来。当时有一种很酣酣然的感觉，好像自己是个检阅千军万马的将军，阿唐挥手你前进，嘿嘿！

　　　　队伍从纪念堂附近进了广场，宛如一个巨大的旋涡，慢慢地旋转着膨胀起来，越涨越大，越来越厚实。壮观那，我这一辈子还没见过如此多的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聚集在一起。

　　　　我看着广场上各色各样的旗子，除了北京及部分外地的大专院校外，几乎在京的所有单位的旗子都出现在广场上，甚至包括人民日报。我对少林讲，中国有希望了，民心可用啊！如果能善加利用，上下同欲，一鼓做气，就可以在体制改革上大大地向前迈进一步。那天，我对局势的判断，乐观到了极点。

　　　　戒严令颁布后的一天，我正在广场上闲逛，忽然听到天空上马达轰鸣，抬头一看，一架军用直升飞机慢慢地飞过广场上空。人们不安地骚动着，纷纷抬头望着天空。直升飞机在广场上空盘旋了数周，慢慢又向东飞了回去。

　　　　声音渐渐地远去了，我的心却久久的不能平静下来。继前天戒严令颁布的震撼之后，这军用直升飞机的到来又一次带给了我巨大的震惊。

　　　　难道真的要动手了吗？前一段时间不是一直在走着怀柔的路吗？真的要冒逆天下民心顶风而上吗？

　　　　又过了几天，传来军队进城但被北京市民阻挡在城外的消息。

　　　　那些天里，北京百姓所展现出来的高昂的政治热情，大无畏的勇气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我深深地为之骄傲和感动。人们自发地起来维持秩序，每个普通的人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律己和克制，中国实在太需要这种主人翁式的公民精神了！

　　　　一次，我急急忙忙地赶去天安门广场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