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部
第一章 初进京城
1987年7月底的一天，我到北京东货站去取我的托运行李。
我已经来京城2天了，今天终於等到了我的行李，可以从招待所里搬出来了。
我是今年毕业的企业管理研究生，本科是电子工程，刚刚分配到京东的XX学院任教。这一单位是我自己联系的，按理说此时的教师并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为什么我还要飞蛾扑火呢？说起来，话就长了。
当初本科毕业前考研究生，我选择了企管，原因除了电子工程过於抽象，自己没有信心外，还有就是当时的企管正红透了半边天。有一种说法是，中国目前不缺工程技术人员，缺的是管理人才，如何充分有效利用现有的生产力，远比搞出什么发明创造来的重要。我当时是党员，又是学生干部，专业加管理的T形人才，不用我用谁？嘿嘿，就是不用你，看你又如何？
我持东北某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推荐信，首先联系了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某经济学大老的秘书，秘书从中南海的红墙里出来到接待室见我，看了信，寒喧几句后问我，可否搞到鲜人参，如有再联系他。我当时稍微书生了一点，循正常途径找了一番不果，遂放弃了机会。以今天阿唐心机，自然专程到林区一觅了，天涯海角挖地三尺也要搞到那颗千年老参！
做官的路断了就盘算着做官商吧，于是什么长城公司，北方公司，国际信托贸易公司那些个响遍寰宇的大公司全都转了个遍。我也不是一点路子也没有，阿唐女友家在东北颇有背景，虽然老人家早已退居二线，多少还是有些影响。一个东北艺人说，最后都失败了！好像有一种隔靴挠痒的感觉，现官不如现管，条子的层次太高了反倒没用。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阿唐的形像，实在不象一个奸商，倒有几分学究的气质，往往一见面就被枪毙了。记得后来阿唐自我放逐下海后，一次和一从未谋面的客商电话上谈了很久，一见面他忍不住脱口而出，你怎么象个教授啊，我还以为你是一个奸商呢！其实这些人的观念很是迂腐，推销产品一定不能用奸商一类的人物，学究最好，人家信任你！阿唐后来的公司最重要的谈判都是阿唐出马搞定的。
最后学校说，如果在7月底还不能找到工作，就要分配到XX部的XX出版社当编辑。我一咬牙，先找一个落脚之处，一个容易调动的地方，将来再慢慢找。凡中央直属均不在考虑之列，进去就出不来，最好是北京市属。
当时我利用调研的机会住在XX部招待所里，拿出地图一打量，在离XX部最远的京东找到了XX学院，翻了一下电话薄，没错，是北京市的，就是它了。出了门，坐上了101路，从京西一猛子扎到京东，直接就奔了人事处。一说来意，那人事处干事大喜，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啊，一文钱都不用花！立马打了电话给在家养病的处长，然后带我见XX系系主任和XX系海书记，当下两个系都要，我选了后者，因为那海书记我看得顺眼。然后是XX学院和XX部一通信函往来，事情就搞定了。
行李运回来，安顿好宿舍，一屋4人，上下铺，比上研究生时稍好，少了两个人。
宿舍里已经有一个人了，自我介绍姓晋，是本校本科毕业生，和我是一届，已留校任教2年。小晋一脸干练，一看就是人精。
然后是两个凭关系住进来的，一个进修生姓朱，一个在校学生姓张。
安顿好后，学院也放假了。我买了张车票又回了母校，继续在省政府做未完的课题，我从年初开始帮中心搞课题，现在还未杀青。女友那时还在母校读书，卿卿我我，很是写意。
如此，直到开学，课题完成了所有的数据计算，我回到北京正式开始我的教师爷生涯。
我所在的教研室一共有7个人，正主任浩，付主任森，老教授甲，中年讲师马，中年讲师乙，青年助教张，我是最小的小字辈。每周二下午教研室开会，每周六下午党员学习，其余时间没有课的，可以不来学校坐班。
教研室开会时，正题一完，马和张的小道消息就开讲了，什么胡耀邦如何如何，王震被老邓痛骂，某某公子开了一家什么公司等等。我当时可以说是瞠目结舌，因为我是第一次听到如此赤裸裸的政治小道消息。而且后来证实这些传言大都似乎确有其事，真让我感慨天子脚下无小官。
正主任浩正进修日语，准备到日本深造，不大管事，由付主任森主持大局。森不是党员，业务平平，拿不住马张，其他人乐得听个热闹，於是每次教研室开会都象茶话会一般。
森一心想入党，对我很巴结，会后往往和我聊一会儿，骂骂马张不觉悟，让我和他们保持距离。
我自然闲事不管，一心撰写中心的课题报告。我做事情历来有始有终，不喜欢半途而废，心里也存了一旦方案被采用，我也是大功臣一个的小心眼儿。到10月份，报告完成，邮寄给中心。谁知，不几天中心一个电话过来，央告我无论如何再去东北一趟，他们实在搞不定。
系主任在美国进修未归，我只好再向海书记告假，他虽然一脸难色，不过还是答应了我。这一去又是两周，终於连报告部分也帮中心搞定了。
回来后，我开始着手找工作，一位同学的朋友介绍我去中国XX器材经营公司，XX工业部直属的公司，那人事处长一见我就很投缘。我这人也是怪，喜欢我的和憎恶我的都极为分明，没感觉的很少。有人说，我这种人是做事情的，也就是干活的命，周游于各种人事间游刃有余不行，个性太鲜明，不是和细泥的材料。
处长说难得有我这研究生愿意来做买卖，又是电子工程方面的本科，还是党员，只要XX学院放人，他们随时恭候。嘿嘿，爽得不行不行。
回到学院，就递交了请调报告。这时，系主任已访美归来，报告交由主任处理。
系主任50岁上下，一派温文尔雅的学者模样，据说和海书记不大合拍。接过报告，没有任何表示，只是说要和人事部门研究一下。
过了两天，系主任召见，说与人事处长研究后，决定不能允许我调动，不过，我可以按毕业生分配被退回处理，也就是说，档案退回原毕业学校，再由学校分配。看来，这俩老小子因为当时决定要我时，没有在场拍板，现在把坏使在这了，这TM真是一脚踢到钢板上了。
没办法，和中国XX器材经营公司的处长通了气，他说他那儿没问题，分配过去也成。
此前，已和XX部人事司管研究生分配的老刘搭上了线。我们学校的本科生是由学校分配，研究生则由部里管。老刘是个痛快人，说只要XX学院放人，他这里出个函给XX工业部，我就直接报到去就好了，连户口都不用转。
回到学院，付室主任森来访，他上完课后总是有事没事到我这溜哒一圈，套套磁什么的。室里加上我一共3个党员，看来这家伙想入党都想疯了！森，40几岁，在学院教数学，很亮的秃头，总是挂着一脸慈祥的微笑。我这个室的老师大部分是数学背景，只有我和室主任是经济学背景。
森已经知道我想调动的事，暗示系主任曾徵求过他意见云云，然后堆着笑容恭喜我本事大，这么快就找到新单位了，比他们这些老家伙强。接着试探地问我高就何处，待遇如何。我当时年轻，经不住几句好话，一高兴就说出来了，甚至连户口都不用动的事都捅了出来。很傻，是吧？嘿嘿，那年阿唐23岁，是嫩了点儿！试想如果阿唐调走，对那森而言一点好处也没有，他凭什么为你使劲儿，如此，你和他谈及此事是何目的？唉，简单如1＋1=2的道理，我当时就愣是没有转过来！
果然，下午找到系主任，主任把我推到学院人事处长处，处长一口官腔，说退回可以，不过户口也要退回东北。X，那森的动作好麻利，这么快就把我给卖了！
再和老刘联系，他很为难，说动户口很麻烦，和易地调动差不多，程序上不同于学生分配，已经超过他的管理权限，爱莫能助了。
得，我被卡住了！
第二章 XX学院
我仍然试图打开缺口，以便逃出生天。
几经努力，托到了人事处长，看来关系不够硬，那处长推说阻力在系里，说只要系里通过他那一关没问题。
我又把注意力放到系主任身上。一天，听办公室主任偶而提起说，主任的女儿病了，住在朝阳医院。我大喜，马上跑到街上买了些时鲜的水果赶往医院。主任的姓很少见，我很快就找到了病房，自我介绍是主任同事特来探视云云。
我不过是给主任传个信息，示个好，求他高抬贵手，只要与人方便，以后大家都好说。可接下来的事情，让我哭笑不得。
第二天，海书记找我谈话，问我是否昨天去医院探过主任女，我说是，海书记说主任要还我水果钱。一霎那间我就知道这一脚踢的不是钢板，是金刚石板！我当即大笑，对海书记说，携水果去探访同事亲属，就有贿赂嫌疑不成？主任的党性也太强了吧！海书记也陪着笑，他当然不能表示什么。
我彻底打消了走任何关系调走的念头，系主任如此作为，一方面给海书记难堪，指明其用人失误，另一方面借此表白自己的高风亮节，大公无私。我则不幸成为牺牲品。
说老实话，我对主任一类的做法非常不齿，纯粹损人不利己，除了满足自己内心深处那一点点权力虚荣感外，什么也得不到。当时的中国，类似的故事何止千千万万，据说深圳一地的人才，很多都是弃职而去的。
即然如此，我横下一条心，一闹到底吧，看谁横过谁！
第一学期，我以刚到学校为由，拒绝上课。第二学期，森嗫嗫地问我是否要选一门课上，我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他。东窗事发后，一天晚上他跑到宿舍来找我，试图解释一番。我当时正在和小晋下围棋，对他的到来带搭不理的，最后我实在受不了他的絮叨，告诉他，这件事就此打住，以后井水不犯河水！
森走后，小晋转着眼珠问我出了什么事。我不是一个好张扬的人，从不在宿舍谈论此类事情。我撇撇嘴说，小人一个。大致说了一下事情经过。小晋一脸同情。
小晋看起来很精明，和人谈话时两个眼珠咕噜咕噜地。时间长了，我知道他和一部分没有太大出息的北京孩子一样，小处聪明，大处糊涂，有时候做事纯粹是为了证明自己很牛，追求过程而不是结果。当时他正积极准备托福考试，张张罗罗地很忙碌，结果考出来是520几分。当然，阿唐在10年后的托福考试成绩是547分，五十笑一百，都不是读死书的料。
刚到北京时，对那一股浓厚的托福热潮很是不解，一者东北闭塞，大部分学生并未热衷于此；二者也心存疑虑，考考试就能出国？实际上，通过这种途径出国的，何止万千！我当时不过是井底之蛙罢了。
后来听说小晋下了海。最后一次见到他很是戏剧，是5年后在中关村附近的外侨公寓的电梯里，我忽然听到一个人试探地叫“阿唐”，抬头一看，小晋！他一点儿没变，还是一付精明的样子，而我的头发却少了许多。
那时阿唐和朋友在宾馆包房做生意已经两年了，遂带他到公司一叙。开始他还有些拘谨，等看到公司里的其他人凡事需要阿唐拍板定案后，方知我已是老板一级的了，很是有些感慨。
一时走不了，就先过过教师爷的生活吧，尽管我一天课也没有上过。
XX学院是北京市属的一个普通的文理学院，以文为主。学生来源以本市为主，以部分其它省市为辅。
以北京的条件，稍微用一点功夫，考上大学是不成问题的。所以成绩好一点的学生去了重点学校，差一点的到了这里。
撰写报告时，有时候我嫌宿舍太吵，晚上会到教室去写。令我吃惊的是，教室里居然空空荡荡，没几个人。而我在上学时，一到晚上自习期间，是一位难求，去的晚的只能挤在光线极差的阶梯教室。反差太大了，我实在不知道在这样的环境下，学生们都能学到什么。
平时学校里的学生幌来幌去的，看不出是学生呢还是街上的混混儿。夜里常常听到他们在操场上嘶吼崔健的“一无所有”。
一次学院文艺汇演，学生的演出水平实在不能恭维，却在台上摆POSE，做台型，好让台下的同学照像。
一次我担任监考，看到考场学生们一脸愁容，慈悲之心大起。讲台上就是标准答案，另一位监考是外系的。我就挨着个的指点一二，纠正错误。那受惠男孩女孩的感激的目光，让人爽得不行不行。考试结束后，我正在回宿舍的路上走着，几个学生从后面追上我，勾肩搭背地，好像我是他们哥们儿一般，七嘴八舌地一通感谢。
还有一次学院组织篝火晚会，不知通过什么关系把住在附近的李谷一，吴祖光，新凤霞等大腕请来了，我还是第一次近距离目击名人风采。前面的程序就不提了，讲话了，演唱了，然后就是高潮——篝火在学院的操场里点起来了。这时候尴尬的场面出现了，本该有学生上前手拉手围着火堆跳舞，名人们混杂其中，其乐融融一番，最后尽欢而散，现在却没人上前。我看到那几位可怜的组织者试图劝导学生们上前，可就是没人理会。最后是名人们提前退场，篝火在夜空里劈里啪拉地烧着，三三两两的学生围在外围看着。
回到宿舍，我跑到对面房间和小白打哈哈，他是北大的毕业生，拉一手漂亮的手风琴，兼职校团委副书记，我说，小弟教你一招，以后凡大型活动一定要事先找一些骨干分子当“托儿”，负责关键时刻冲上去，这样才能调动起一盘散沙的普罗大众。若方如梦初醒看官者，请不要忘了为阿唐叫一声好。
当然，当时由於主任几个人对我的刁难，极大地影响了我对XX学院的观感，恨屋及鸟。实际上，后来我在商场上碰上很多XX学院毕业的学生，他们敏锐的头脑和大胆的作风，很是令人耳目一新。
系主任好像吃定了我，时不时在党员生活会上拿我说说事。一些拍马屁的也在一旁帮腔，什么电话太多了，张扬的不象一个新人了，等等等等。我这人很会讲话，尤其是在开会时，在大学时，曾有人夸我讲话就和手里有个讲稿似的。我在25周年系庆时，是唯一上台发言的学生代表。在大学时，我独服我的团支书，他是在我掌掴前团支书后接任的，他讲话有一个特点，慢条斯理的，往往你不知不觉就入了瓮。他如今在UnitedAirline任职，很想知道他的英语是否也是讲的这样慢。
呵呵，还是接着扯阿唐舌战群儒的故事吧。我是不卑不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一干掉。小样儿，还和我摆正经，我从小就是被老爸灌输马列长大的，这套我见得多了！我当时愁的是没人搭理我，给我来个冷处理，我岂不就完了吗？！你们要批判我，正好，我一定要让你们觉得我是一刺猥，看着不顺眼，却没地方下嘴。如此几个会合下来，这帮鸟人终於不敢再招惹我了。
因为不讲课，拿不到岗位津贴，每月只有国家发的那点儿死钱，大慨130元左右，日子过得很清苦。
88年春，对门儿的小敢帮我找了一个在校外讲课的机会。那时候管理热，到处都办班，管理学方面的老师炙手可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