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不是,怀着美好爱情,创造崭新社会,有什么不好呢?”未来的领袖那时还没有架子。他“哈哈”笑着,取笑红了粉圆脸的高个胖姑娘,“不过,晚上你可也别用力太猛。得照顾他一点,你是姐姐。别把我们这个能刻钢版又会写诗的才子给融化了!”
领导人那时少有的露骨玩笑话开得很猛。惹得这群远在异国他乡,理想坚定的革命者,羡慕赞美地笑弯了腰。
“请你们记住,你们回去,都是我们党的中坚力量。我们这群普罗米修斯来这里盗取了火种,回去后,是要改变我们国家民族历史前进方向和面貌的。”
领导人继续说。听了他严肃的话,那群流亡海外的年轻革命者,觉得肩上担子重,而且崇高,都不笑了。
“欧阳……”领导人呼了姑娘的姓,“你父亲深明大义,是我们民族资本家的栋梁,爱国商人的楷模。无论什么时候,不要背叛你的父亲,他是革命的功臣。背叛了他们,我们会遭报应……他们那些爱国的工商界人士,是我们的统战对象,他们是人民的一分子。人民,用乳汁养育了我们的革命,在艰苦中成长。”
领导人的话,说得当时在场的上级下级都泪光闪闪。
原来,他们这个某某主义小组旅欧海外支部的经费,有大半是欧阳父亲资助的。
延安整风的时候,这对红色恋人怎么也想不通。都十多年了,风风雨雨,巴黎上海,长征抗日,树皮草根,太行山上,一同在枪林弹雨中踩着同志战友的尸体和鲜血走过来,怎么还把我们看成是革命的同路人?还需要怎么整风才能脱掉“小资分子帽子”?他们那些领导人决策者,有几个不是小资知识分子出身?知识分子怎么啦?不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结婚,多年来住在一起么?难道他们就没有恋人住在一起?党内派系!他说。极左作风!他想。
“只要我们好好相爱。”那晚的延安窑洞,黄土坡上的北风吹得正紧。他们受了委屈的身体和心灵,贴得更紧。
“白区就白区吧,只要能够为党工作。”他们相互鼓励。他们都算是党的高级干部了,不得不服从党的纪律。不过,他们那时都已经明显感觉到了党内某些领导人看问题的方式不正常。
“并非文化人在我们党内活不下去,那些个文化人,比如某某某,阴阳怪气的,话都说不清楚,就凭那么一篇狗屁哲学文章,怎么能进入领袖智囊库的核心?我们写的诗、编写的剧本,难道对革命就没有什么贡献和价值么?我们是小资,为什么他们是红色知识分子?你说得对,我们是为党工作,不是为某某某个人工作。不行,明天我得去找某某某问个明白。”某某某是他们当初在巴黎的入党介绍人。他会给我们一个公正答复的,他坚信。
“淄芸,”欧阳稍微松了一点力气,依然拥着他,很难地叫了他的名字,声音坚定、满脸严肃地说,“不用再给党添麻烦了,我们自己做得并不够。好好反省自己!”她大姐姐似地拍拍他光亮的脊背,“我们是应该找个适当的时候结婚。”
那时,他们都不知道,整风时期,他们在党内犯的错误,并不是结婚就能解决全部。欧阳侧过身,他看到了她的枕边,放着一份检讨,并叫他签名。
“不签!”他断然拒绝,“我们没有错……除了你,我没有第二个、第三个女人,我们的行为没有错。”
“必须签!……你不能耍小孩子脾气!不然我在某叔叔那里交不了账。”窑洞炕头墙壁上的简易马灯,照着欧阳齐耳的短发,那时,他们已经在两床薄薄的军用棉被里光了身子,那是“自己动手”时代,边区制造厂制造的棉被,不好看,但盖上去很软很暖和。马灯光照耀着她的红脸膛,在她胸前那轮圆月亮的侧影上,贴了一片橘黄的光。她手拿检讨纸,果断地把圆月亮那明灿灿的一角,塞进他嘴里,使劲揉。
“好,我签,我签……”他呜呜叫着,快乐地签了名。接着是一番云雨。端正而且投入。末了,她惯例地趴在他身上歇了一会儿,两眼迷离,俯在他耳边,悄声说:
“只要我们好好相爱。”
说完,她慵懒地翻下身来,手里拿着那份他已经签过名的检讨纸,侧过腰身,沉沉睡去。
望着她裹在粗糙军用棉被里日渐丰满的身躯,和露在棉被外面那只浑圆的捏着检讨纸的手臂,他想,这还是我在法国巴黎塞纳河边追求获得的爱情么?那个当初也许就不怎么纯情的姑娘,怎么成了用乳汁喂我塞我堵我嘴的家庭“政委”?什么生活造就了她成了这样?是我们的爱情变了味,还是当初就没有寻找到纯真的爱情?
这样的怀疑只是那么很快地一闪,就过去了。他们毕竟有共同的事业和爱好。他的文学、哲学、史学造诣很高,她的音乐、写作功力很足。虽然他们在延安待的时间不久,给那个红色政权心脏留下的印象是,这对喝过洋墨水的恋人,是我们党内的才子佳人,珠联璧合的一对。
马灯还在无声地闪亮。她已经满足地睡着,发出细微的鼾声。远处,黄土高原上一阵驼铃声,悠悠响起,清脆悦耳,余音不尽。
第二天,欧阳穿着干练的粗布军装,扎了牛皮腰带,站在窑洞口那株枝叶繁茂的红枣树下,等候匆匆走过的那位她亲人般的领导人。领导人接过检讨,粗略看了看,笑哈哈地撕碎了纸头,抬起脸,歪着头,慈祥地对她说:
“过虑了,过虑了!你们都过虑了!我还不知道你们的历史问题?我是看着你们成长的!这次组织审查,你们没问题,都没问题!派你们到白区工作,是党组织的决定,我也是赞成的。上海、香港、南方……你们都工作过,有经验嘛。还有,你父亲的海外关系,工商界的号召力,都是我们的资源嘛!我们的第二条战线,统战战线,究竟能在未来更艰巨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起多大作用就靠你们了!怎么样,要不要我来给你们祝酒,开欢送会?”
她心中的石头“砰”地落了地,激动地说:“怎么敢劳您的大驾呢?做好党交给我们的一切工作,无论红区,白区,都是我们的责任和光荣啊!”
“嗨呀!才女,党内一支笔,才女!嘴也厉害!”领导人说完,低下头,声音沉沉地说,“我真想给每一个进入白区工作的同志,敬杯酒啊!可是,现在还不是时候,等我们胜利会师的那天吧!”
她激动得想敬礼告别。
“莫忙!”领导人从军服下摆大衣兜里摸出一张硬纸,“拿去。”
“什么?”
“结婚证,你和淄芸同志的。”
她呆了。
“还不快点接过。不然,我可得给淄芸同志开另外的结婚证了,还有好几个新来边区的姑娘,闹着要到白区工作哩!她们有的是歌星、演员,能派她们到白区去么?……不过,我也没有权利给你们开,这结婚证可是算数的,我们边区政府某某主席盖了大印的!好好拿着,对你们到那里开展工作,说不定还是个好的保护伞。”
她抖抖地接过结婚证。没有想到,她和淄芸曾不经意地给这个领导人提起过结婚的事,他真放在心上。
“还有,”他们在枣园窑洞前,早晨明丽的阳光中,缓缓散步,“对你自己也是一种保护。”他的眼里含着忧郁的目光,“这次整风,的确有人想整你们,都被我顶回去了。这事,你们知道即可,万万不能外传。我说,你有什么问题?她父亲是资本家,不错。正是这个资本家,资助了我们某某海外支部的大半活动经费!那是1927年,蒋某人清党,黑云压城的时候啊!有这种胆量的人,怎么能推到我们的对立面去?我们党内就有那么些人,好事不会做,坏事样样精……忘恩负义!总想踩着别人的肩头、喝着别人的鲜血,爬上去!这种人,我量他也爬不上去,即使爬上去了,也会遭报应的!啊!……我违反党的纪律了!请你们别外传!”
她站着不动了,眼含着热泪听完,轻轻点点头。
领导人也停下来,望着远处,晶莹延水河,隐隐宝塔山。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不但我要保护你们,而且,我还要邀请你父亲到延安来,哦,不久,某某政府的考察团就要来延安了,我已经专门留了一个名额给你父亲。我和他是老朋友了!到时候,我将代替你和淄芸,敬老人家一杯酒!”
“×叔叔!”她轻轻点点头,举手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哦哦,回去吧!我那边还有个会,到时再给你们补办婚礼,在我们的大礼堂办,热热闹闹地,办出喜庆,办出气派,我做证婚人!……去吧,好好工作,胆大心细,注意安全,啊?以后有事,大胆找我!”说完,领导人披着阳光,大步沿着窑洞前面的墙根,走进羊群、牧羊的老汉和跑步的战士们中间去了。
她的眼里涌出泪来。她简直就想,或者,已经爱上了他。尽管她知道,领导人有一个和他同样睿智和蔼的爱人。那是一种同志、战友和师长的爱!不过,作为男人,作为丈夫,这个领导人是不是比她的那个爱赌气的小弟弟淄芸更加成熟,更加有魅力呢?望着高原上这一派阳光下生机勃勃的红色景象,她想,和这样的人一起,工作在这样的时代阳光下,真温暖真幸福!
回到窑洞,当她兴致勃勃地把结婚证和领导人会见时的一切,一一告诉淄芸以后,淄芸又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他毕竟也是战争烈火中淬就出来的我党我军中高级领导干部,服从组织决定,那是军人不可动摇的使命。何况,那个师长般的领导人,从结识他那天起,就已经是他们共同的偶像。无论思想作风,还是工作能力,都是他们的榜样。不过,淄芸还是微微皱了眉头,不能总是这样把一个人,甚至一个党的命运,都押在某一个人的喜欢不喜欢,喜爱不喜爱,了解不了解的身上吧?党内这么多同志,他了解得过来么?他们个人的喜好,能代替党的原则么?
离开延安的那个晚上,他把心中的这种疑虑,试探性地告诉了她。
“对党应该无原则地忠诚!”
她板着红脸膛,没好气地冲他说了一句,掠掠齐耳短发,弯腰不断铺着被子。站起来,似乎意犹未尽地给了他一句:
“你说,我们二十岁在巴黎入党,今年……多久了?我们都不小了,你说,没有这个党,离开这个党,我们还会有什么?你不能忘恩负义!某叔叔刚说过,忘恩负义是要遭报应的!”
这次,她没有用胸前的圆月亮去堵他的嘴。
“那是,那是!”他说,“认识不同,我们已经是夫妻了,交换意见,有什么错么?”
“别的人可以,这么怀疑……这么说,可我们不行!”她坐在炕头上,披着军装很快地洗脚,嘴里喋喋不休,“你不知道,某叔叔为了保护我们,他自己承受着多大的压力和无端的攻击?”
“正因为如此!”他硬着脖子,声音很粗,“我马上就要把这话说出去!《国际歌》怎么唱的?要为真理而斗争!你忘了么?”
她端起木盆,“哗”的一声,将那盆洗脚水向他泼来。
“你怎么知道,只有你自己才代表真理呢?这么自以为是,你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什么呢?”
欧阳这话正好戳了淄芸的痛处!他想,我这个意见,是在生活中斗争中明白过来的,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什么关系?他抹了一把湿淋淋的脸,也来了脾气!骂了一声:“狗娘们儿!”便和她对打起来。
她哭着跑出去找某叔叔,自然,某叔叔匆匆赶来。
“怎么回事?”
“问他吧。”
“……你们未婚同居十多年,我在党内多次顶住,没有给你处分,皮肉发痒了不是?不服气么,明天上军事法庭吧!”一连串狠话,把硬着脖子站在窑洞内土墙壁前面的淄芸骂得狗血喷头。
“不过,”某叔叔舒了口气,他毕竟是那时的党内调和夫妻家庭等各种矛盾的专家,目光温和,声音清朗地问,“究竟怎么回事?说出来,我给你们评评理。”
淄芸缓过气来,转过身,他不愿意把自己和欧阳之间的真正矛盾说出去。那种矛盾应该怎么说,他现在还没有考虑清楚,想想,笑称道:“只是因为,我,不肯给她倒洗脚水。”
某叔叔大笑道:“倒洗脚水有什么不得了的?我家全是我倒洗脚水!……欧阳,他不倒也可以嘛,你叫他喝下去!长征的时候,我们不少战士还喝过尿哩!他们中有几个同志活过来,还记得吗?”
淄芸怔住了,不语。瞬间,眼泪涌出来。长征中,喝过尿的战士,有一个正是在某叔叔身边工作,任某某政治部秘书处的年轻干事,他,淄芸自己。
他们那天晚上的战争很快结束。离开的时候,某叔叔严肃地警告他们,说:“以后,你们,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不要再来找我!”
“好的,好的。”
他们都点头向某叔叔承认错误。那是他们领取结婚证的第一天晚上,本来应该有个热热闹闹洞房花烛夜的。在窑洞外干裂而苍老的秦腔声中,他们个人裹着被子睡觉,没有同房,背对背,谁也不许碰谁。醒来,淄芸一阵唏嘘!他想到了长征中和他一样喝过尿的战士,多数都没能活过来。和往常一样,他主动向她承认错误了。她也在他坦诚的话语中,慢慢转过厚厚的脊背,摊开了长长的身子。也许还沉浸在对失去战友共同的缅怀里,他们那天晚上都感到做得相当无趣。
第二天,阳光灿烂。淄芸偷偷上延安窑洞马列学院图书馆借了一本《史记》,打进背包,和“新婚”的妻子欧阳一起,基本上,还是兴高采烈地,告别某叔叔,告别延河水,告别宝塔山,踏上了黄土高原上那条弯弯曲曲的通往白区的路。
厚厚的盖着延安马列学院图书馆图章的《史记》,在他背包里沉甸甸的。他似乎觉得,眼前这条普通的陕北黄土马路,从来没有像此刻那么沉重浑厚,又那样曲折漫长。
年轻的老革命,淄芸和欧阳,在他们假扮夫妻后的一个秋天的夜晚,来到这座江水浮载的城市,她父亲船王商人的公馆。他感到很奇怪的,不是他在地下党内职务的升迁变动不可捉摸,最不可捉摸的是他生命、爱情的奇幻迷离。为什么和他相爱和生命面对的女性,年龄都比他大?童养媳大他三岁,船王富商的女儿,也比他大十个月,而且在通往巴黎的轮船上,他们爱情萌芽的时候,谁也不知晓。燃烧在胸中的爱,使他们都忘了关注对方的年龄。那时,他还没有得到老家童养媳已被日本人飞机炸死的噩耗。这是关于他的个人生命故事,没有记入历史档案。究竟他老家的童养媳死没死,好多年来,他自己也不知道。童养媳在他心目中的印象,本来就不深。有人说,童养媳的死,仅仅是他后来和革命伴侣,战地女记者欧阳浪漫爱情的借口。无论作为革命者,还是一个战争年代的普通男人,他都有对自己生命的认识、渴望与判断。他心中最美好的爱情,第一次不是给了童养媳,而是他的巴黎恋人,船王商人的女儿欧阳。欧阳的父亲在那条奔涌的大江上,组织战时艰难繁重的航运,抵抗野蛮的法西斯侵略者,名震中外。党组织派他们一起到南洋组织华侨捐款,采购运往解放区的药材,就是欧阳的父亲向某副主席的提议。欧阳的父亲,进步商人,民族气节很重,组织海员工会、捐款劳军,日夜奔走。他叫女儿带着他写给香港、南洋经营药材商人朋友的信,直接去组织购买。商人船王对女儿选择的这个假扮夫妻的女婿,似乎也十分满意,认为他们是志同道合的革命青年情侣。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战时首都富商船王的公馆。那是当年这座城市豪华中心地带一个幽静的商业别墅区,公馆紧邻南洋海员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