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中，突然飞下密集的子弹。他们死亡的时刻，顷刻到来。机关枪、卡宾冲锋枪一起打响，子弹铺天盖地，在他们头上“倏倏”乱飞。把他们还没有煮熟红苕玉米的大铜锅，打得像筛子一样。有几个中弹受伤的战士，发现了红崖三方交叉射出子弹的暗堡，便举抢还击，刚抄起步枪，就被又一阵冰雹般的子弹，射到在大铜锅旁。身经百战的瞎子舅舅，基本上没有在这场被歼灭的战斗中，发挥任何指挥作用。头一串子弹打过来，就把他的头打破了。他的眼镜还吊在脖子上。他那张宽大的嘴，涌出满口鲜血，啃着眼前地上的泥土。他后面的大小战士，在不到半个小时里，就纷纷被射杀在松树林中。那场歼灭游击队司令兼政委的“包饺子”战斗，敌人打得干净利落。三十多个游击队战士，全部被歼。指挥那场战斗的，有人说，正是叛变了的谭纪年。他完全熟悉那一带的山路，对游击队的来回路线和计划，也完全清楚。不过，这种说法不太可信。即使纪年要出卖瞎子舅舅，也用不着他自己指挥人马来围歼。纪年一直在搞学运、工运，在地下党市委机关工作，并没有亲自指挥过战斗。况且，纪年叛变的日期，和围歼起义暴动司令政委彭泗海的时间并不一致。那么，纪年究竟怎样叛变，叛变后做了些什么，交出了哪些组织，还有待考察。那天午后，以至于一连几天，红崖周围山谷里呛人的硝烟，始终没有散去。早埋伏在红崖半山腰的官军民团，吆喝嚎叫着冲下悬崖打扫战场。鲜血。弹孔。打烂的尸体。大铜锅里的红苕玉米流了一地。他们把游击战士的枪，全部缴获。尸体上冒着呛人的油烟。他们砍下瞎子舅舅的脑袋，捡起他的眼镜，搜了每具热乎乎的尸体上值钱的东西，之后，用枪杆挑了瞎子舅舅的脑袋，回到他们设在山中的临时剿匪前进司令部。三天后，当地百姓才到红崖来，把那些尸体掩埋。惟一一具没有头颅的尸体，就是他们那一带很有名的游击队司令政委，瞎子舅舅彭泗海。他们把无头的尸首，掩埋在红崖背后庇荫处。从此以后，从牛角寨到红池坝的那一带山路上，青松林里，郁郁葱葱，乌鸦盘旋。红崖周围数十里的千沟万壑，总是云雾缭绕，白云悠悠。屠夫把瞎子舅舅的脑袋，装在竹笼里，挂在通往江边县城的竹园小镇城门口。那里，有条险恶的河流，通往红池坝。那是个悬崖绝壁、阴森恐怖包围的小镇，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后来，那排滴血的头颅，在深山恐怖小镇东头路口的洋槐树上，挂了三天。后来，派往红池坝，继承瞎子舅舅遗志的他的妻子，看到了那颗头颅。一天晚上，风声雨声、狼狗叫声中，挂了那排头颅的洋槐树，被雷击中，拦腰折断了。装着头颅的那排竹笼，有的随大树倒向河水，有的被雷劈开，升上了天空。不知道叛徒纪年，那时带着特务到这个小镇上来，可曾看到瞎子舅舅那颗流血的头颅，还有他断了腿的眼镜？真正的瞎子舅舅的姓名，当时没有人知道。瞎子舅妈是个读书人，任江边县城中学国文教师。其实，那时，她已经是地下党的县委书记。她后来才真正因为谭纪年的叛变被捕。瞎子舅妈在那个阴森小镇上，见到瞎子舅舅头颅之后，忍着悲痛，坐着小船进山，到红池坝去点燃新一轮的革命火种。谁知道，他们在深山中的小船码头上，进山道口，刚要走到那片云雾缭绕的红崖，就被抓住。而带着特务来抓她的，据查，就是瞎子舅妈的直接上级谭纪年。
大叛徒市委书记谭纪年的感情生活经历，历来就不复杂。第一次端午节，山中古镇划龙舟，他在菜花丛中被捕，交代他仅仅是华生洋行职员。他并没有参加地下党，到山中古镇来走亲戚，顺便回老家看望亲戚弟兄。可是，他不知道，敌人很快释放他，是为了放长线钓大鱼，想通过他去抓捕更多更大的地下党。他的再次被捕，也是因为叛徒出卖。当时和他争过某女人的地下党市委某某委员，被捕之后，一顿拳打脚踢，就指认了谭纪年的地下党市委书记身份。开始他不承认，说，我是牛奶场经理。那天是给即将临盆的妻子送牛奶。那时，敌人已掌握了他的大量证据。审讯一开始就把他吊起来，打了一天一夜，用电烙铁烧他的背部腹部。他禁不住打，更受不了烧烤的酷刑，他想，“妻子”刚生产，“儿子”已经落地。我这么被打死，我心爱的妻儿，又怎么办？他想安稳活下去。他想把这些年来受党内同志监督提意见的仇恨，发泄出来。他不知道，再次提审，敌人带了那个叛变了的区委书记，市委委员，某某某，指着他的鼻子，那双他熟悉过去下级很亲切阿谀的三角眼里，那时向他流露出的目光，是那样毫无躲闪地放出残忍。审讯处长某鹏飞，大叫一声：
“市委书记谭纪年！”
他便一下从老虎凳上瘫了下来。他眼睛里慢慢露出哀怨无奈又恳切的目光。某处长立即吩咐狱警给他松绑，把他带进一间专门的小屋包扎伤口。还有两个女特务，在他周围眉来眼去。他已经很久没接触过女人了。眉来眼去的女特务、小护士，在他叛变过程中起了很大的催化作用。他交出了瞎子舅舅指挥下的骨干，抓了瞎子舅妈等十七名地下党员。他果然和女特务鬼混在一起，接受国民党军统中校官员的委任状。他看着因他叛变而抓来的革命者，不少是他的下级，他们被打得死去活来，依然不肯开口，他还是很不忍心。当敌人审讯瞎子舅妈那天，他看到过去的女学生，地下党交通员，也是经他介绍入党的张姐，被敌人打得皮开肉绽，依然闭紧流血的嘴，当他穿着国民党中校官员的服装，进入审讯室，指认瞎子舅妈的地下党交通员身份，谁知道瞎子舅妈愤怒地甩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瞎子舅妈对审讯室满屋的敌人大吼：
“他是一条狗。他多次追求我，侮辱我，被我拒绝，现在他又来害我。狗能说人话么？如果你们是人，他说的话，你们能够相信么？”
判官打手面面相觑。他讪讪而退。这次对他的打击很大。那天晚上，他和女特务鬼混在一起，喝了很多酒。他说他不如一个女人。女特务把他的悔恨秘密报告了上司。特务头子发现他可能有后悔之意，重新把他关起来。为了获得“自由”，他又出卖了最后一批还没有建立起来的党组织线索。只要有空，他还去江北炼钢厂的家属区，找过去那个妓女袁某诉苦。当然，这还不是叛徒的全部。那时，党员骨干和他的联系，都是单线。只要他不说，谁也不知道。他从牢里带出信来，告诉生了孩子的娅雯，找地下党的那个某某委员，在那里取出金条、银圆，赶快逃到深山里去。娅雯并没有找那个某某委员。当她知道纪年已经叛变，便带着孩子和保姆一起，逃到了离这座城市几百里之外的一片原始森林中。没有能够保护娅雯，纪年也没有再接着叛变。他曾带着特务到武汉、上海、昆明去抓商人革命者的上级，一次次都扑了空。那是他和商人革命者共同的上级，一个被军阀反动派杀害了丈夫的女人。如果他真想抓，也不至于影子都没有抓到。他的叛变，的确给革命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他还是没有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完全交代出来。他并非不知道，叛变之后的他，过去的地下党市委书记，在特务眼里，根本就不是一个人物。他后来被新主子抛弃，他没有能够逃到台湾。他的自首，完全是因为他没有逃脱。逃到深山竹海艰难生活的娅雯，从此，真和党组织断绝了关系。现在，只有小莲的永年父亲，那个房地产老板，对叛徒谭纪年有特别的深仇大恨。他反复追问，叛徒不是真正父亲，那真正父亲究竟是谁？他在哪里？经历了几十年的生活磨难，他始终无法摆脱寻找亲生父亲的动机。她祖母对于叛徒父亲，几乎没有什么抱怨和悔意。她把深深的仇恨和记恨，埋在心里。表面看来，她依然那么平静。永年小时候读书，她后来的任何一次填表，都把谭纪年作为“丈夫”，“父亲”，写进表格。祖母经历的一切磨难，都难以说明，她对儿子寻找真正父亲淄芸的举动，是她自己没有了兴趣，还是纪年和她的关系，本来就很淡，或者，从来就埋得很深？
在深山竹海里待了两年多的娅雯，带着她的儿子，开荒种地。也不知道，那个时候外面的时世生活，已发生了哪些变化。背着叛徒妻子包袱的娅雯，解放的时候，也还不满二十一岁。她经历了巨大的人生变故和生活的磨难，已变的很成熟坚韧，对她家族发生的一切，看得很淡很淡了。她究竟是怎样下山的？被公安局作为漏网的敌特叛徒家属抓回来，还是她自投罗网？地下党秘密市委机关，南岸牛奶场，她还能待下去么？正是因为山下那个戴斗笠的农夫传话来，她叛变的“丈夫”经过审判就要枪毙。听到风声，她毅然决定离开深山竹海，背着孩子下山。不敢坐车坐船，走了几天几夜，回到那座已经是红色政权的城市，望着这座她熟悉的城市街道楼房，还有那条日夜奔腾的大江，她茫然地望了很久。她想，商人革命者不在了。纪年也将押回家乡去枪毙了，给她传话的那个农夫，告诉她，解放时，她当了临时县长和保安司令的父亲，也被枪毙了。她带领十万大军的哥哥已经起义，带着队伍，准备到朝鲜打仗去了。她家的盐场、丝织厂，已经交公。她家的房屋、田地，已经分给了当地的农民。她对这一切，听得很木然。教会医院，已经不能去了。她带着儿子，悄然回到大江南岸牛奶场。那时，春天还没有褪尽。她把儿子交给牛奶场旁边曾照顾过她的老保姆，给了她几块银圆，只身回到牛奶场那排乳白的瓦屋。那时的牛奶场，空空的一片。青草。河岸。野花依然盛开。趁着月色，她推开那间已经破败的白色墙壁木屋的小门。大木桶、大木柜、大木床，都铺满了灰尘。借着屋顶亮瓦漏下的月光，她在很久没有人动的木柜里翻找着，又不知道她究竟想找什么。她呆呆坐在破棉絮窝里，昏昏沉沉，等到天亮。醒来时，她发现桐油灯下的木柜前，垃圾桶中间的地板上，有什么东西在闪闪发光。她睁开眼睛，走过去捡起来一看，原来是一把剃须刀。这不是她十八岁生日那天晚上，她和纪年一起，吃了狗肉，洗了澡，坐在床沿上，给他剃过胡须的剃须刀么？她掠了一下额前的那绺头发，木然地望着剃须刀，还是那样发亮。几年没人用过，质量真好。是山中古镇老铁匠，专门为纪年打的。现在，纪年已经走了，他给我的那枚玉兰色发夹呢？还有那本厚厚的《史记》呢？她继续在木柜里翻找。终于，她发现《史记》还在木柜底下的大衣里包着，发夹却不知在哪里了。她在房间里怔怔地望着，寻找。搬开木床，挪开皮箱，从挂着大木勺的墙壁缝里，找到了那枚发夹。取下发夹，她心里一阵莫名的惊喜。“唧唧喳喳……”雀鸟闹林的声音，从窗外桃花树上传进来。灰白的窗口，探来淡淡雾气的游丝。一缕早霞，从靠东的窗口射进来，映在她身上，泛着幽微的光。对着挂着桐油灯墙壁上的那面破了一角的镜子，她慢慢梳理着自己的头发，把那枚玉兰色发夹，戴在头上。捧了《史记》，揣进怀里。抬起头，望着窗口那线阳光，“哦！淄芸！纪年！我跟着你们，来了……”心里默念着，抬起手，把晶亮的剃须刀，抖抖地架在她颀长的脖子上。哦，她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好美，阳光，好鲜亮，但是，她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纪年留给她的是黑色的记忆，而现在，她将在黎明中，和这个世界告别……正在这时，一阵“吧嗒”脚步声，伴随小孩“哇哇”的说笑声，从院子里传进来。她微闭的眼睛，渐渐睁开。原来，是老保姆抱着她的孩子，给她送来早餐，一碗荷包蛋。老保姆跨进门，看到她立在屋中央自杀的情景，几步抢过来，一把夺过剃须刀，把手中的孩子塞进她怀里，把热气腾腾的荷包蛋放在木柜上。老保姆知道她此刻在做什么。她已经多次浇灭了娅雯自杀的念头。“孩子多小，你还多年轻，难道你想这么一走了之，把这一切给我留下来，我这么大年纪，怎么承担得起？快！把这碗红糖蛋吃了。”她们木然地望了一会儿，她狠狠抹了把泪，自杀的念头又渐渐退去。那天早上，老保姆抱着孩子，逼迫她收好发夹和剃须刀，吃了那碗红荷包蛋，又一起在外面的牛奶场，转了一个上午。天空很蓝，阳光很亮。牛奶场对面新开的面粉加工厂，正热气腾腾。她是不是那天被公安局带走的？……她想，不能当着保姆和孩子的面自杀。她要带着她和商人革命者留下的孩子，去迎接新的生活，但那种新生活，对她究竟意味着什么？有多大的苦难和灾难，她一无所知。作为叛徒家属，她不可能去参加纪年的公审大会。也不能去给纪年收尸。究竟她在牛奶场被公安局带走，还是在梅花山上去寻找她和商人革命者留下的情感遗物时被捕，这些枝节问题，档案里没有叙述。梅花山下那座公馆，地下党市委机关，已成了军管会公安局所在地。到那里去，她不是自投罗网么？那个晚上，她根本没能进入有解放军荷枪而立的公馆大门。她绕到公馆背后的石板小路，慢慢走上梅花山，徘徊，望月，待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人们发现她已跳崖自杀。的确，在那段苦难岁月中，她有过多次自杀的念头，始终没有自杀掉。当年的校花，城市美女，是怎样成为这样的魔鬼一样的幽灵？在这座城市，也在生死线上徘徊的那些天，她看到他们为之奋斗的政权，已经取得了胜利。为什么胜利的到来，却把她推向万丈深渊？她那时的心中，才真正生起了怨恨，她恨叛变了的纪年。如果他不叛变，这座城市不正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么？她的确没有心思，自己该在这座城市，这个世上，继续做什么和得到什么。她叫保姆带着孩子……“那个孩子，我的苦命的豆豆儿。”她告诉保姆“如果以后没有人来领取，那么，就辛苦你把他抚养成人。并告诉他，这个世上，有那么一个男人，无论能不能给予他的爱，都是他的父亲，有那么一个女人，无论是谁，不管能不能给予他的爱，都是他的母亲。”她真的把这一切交代完毕，到公安局纪年的档案上签下了“妻子”的姓名，然后，独自来到走出神秘公馆，来到梅花山上，磕磕绊绊地来到大江边，江边码头，孑然立在漾着江水的那片岩石上，跳进了滚滚的大江。那个黄昏，没有夕阳。大江码头，没有风雨。南岸牛奶场上空的云团，也怪怪的，酱紫，灰黑，时隐时现，时走时停。她穿着黑色旗袍，背着小包袱里，白府绸衣衫裹着那本厚厚的《史记》。她仰望天空，大口呼吐带着腥味的空气。她脑海里，悠然传来教堂圣歌的声音。咿咿呀呀，夹杂着梅花的幽香，空气中弥漫。她高挑的身影，伴随奇怪的块云，继续往前移动，走着走着，她分明看到眼前晃悠着一条长长的钢丝，牵引着她前行，不知什么原因，她没有听到大江水的呜咽奔腾。她不知道，脚下那块岩石，岩石堆成的小岛，究竟延伸到了什么地方。她穿了青布鞋的双脚，直接走进汹涌的江流之中。汹汹的流水，正要淹到她胸口的时候，突然，江岸水边，那丛凌乱的船只中间，跳下一个身强力壮的人影，很快地向她扑腾过来，一把抓住她的衣领，拦腰抱住，往停靠在水边的那艘小船“稀里哗啦”往回走。扶上小船，她没来得及睁开眼睛，看看究竟谁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