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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被那伙特务摁在小溪边翠竹林菜花地里一阵暴打的那个青年，叛徒祖父谭纪年，还不满三十岁。他的眼镜腿打断了，头上沾满金黄的菜花，嘴角流着殷红的鲜血，准备绑架运送他的那辆黑色吉普车，早已停在大江边岩石下面的简易公路上。他要去找的那个古镇上秘密据点的交通员，已经叛变，他的叛变和交通员的叛变，并不是一回事。那些正在努力划龙舟的当地百姓并不知道，化装在小镇茶馆唱竹琴接头的青光眼小伙计，不知为什么没有露面。他们也不知道，那天的端午节，这里还有一个地下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已经被捕。刚被捕的他，并不懦弱。他甚至想，这次可能是他将近三十岁的生命历程中，可以创造荣耀辉煌的一部分。他险些被当作地下党的“图书馆管理员”被枪杀，盐场的瞎子舅舅在革命最艰苦的年代，带着他远走他乡，听说过身边的同事和朋友，被枪杀暗杀的惨痛经历。他早已觉得，眼前这道关口很难闯过去，但他很平静。被引向竹林的那一刻，他的心“砰砰”直跳。菜花地里，特务们对他那阵暴打，他没有挣扎，也没有还手。几个黑衣大汉拖住他跑出菜花地，扔进吉普车。他的身上、头上、裤腿上，菜花点点，露珠晶莹。他觉得心里有一丝凉意。掉了一只皮鞋的腿脚，袜子不知绊落在什么地方，腿禁不住微微发抖，怎么也按不住。特务把皮鞋扔在他的脚下，叫他穿上，他哆哆嗦嗦，始终穿不进去。特务也没有帮他穿，也没有给他戴手铐。他知道跑不掉，光着一只脚丫，把长长的分头深深地扎进脖子上抓破的衣领里，思考对策，想，我们的组织，究竟在哪儿出了问题？
的确，那时，我们这座城市的地下党内部出了问题。组织不纯问题、家长作风、山头主义、生活作风问题、贪污党费问题……正因为这些问题，使党内各种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眼看全国就要胜利了。在最黑暗时期，盗取火种，烧掉旧世界，可能，旧世界没有烧掉，马上就要烧毁自己，前进还是退却，他们没办法选择！斗争必然残酷险恶！刺刀就要见红！英雄好汉，还是软蛋懦夫，是骡是马，已经牵出来遛遛了，怎么能不残酷不险恶呢？我们究竟能不能扛住？我们的心理、人性和生命的准备，够么？传统的文学作品和教科书，描写的叛徒，也许有不少脸谱化的形象。子庄他们后来看到的档案记载，有些共产党的叛徒，注意，档案记载地下党各个时期的叛徒，比我们现在通过各种渠道知道的，实际上要多得多。虽然，他们说过一些不该说的话，做过一些不该做的事，但他们的心灵挣扎和痛苦煎熬，并不被外人所知。有的叛徒带着特务去抓过去的上级和同事，故意给对方使眼色，对方逃脱了特务的魔掌。还有的叛徒，胡乱说出一些莫须有的名字，甚至把敌方一些头目，也说成是地下党干部，使对方狗咬狗。还有的叛徒，叛变后又受到良心谴责，便带着特务去追捕过去的叛徒，还有反水的叛徒，曾被敌人公开枪杀。那时，这座城市的秘密监狱，关押着的某些叛徒，后来在英雄正义的感召下，从此闭口，不再出卖党的组织，不愿为敌人做事，到头来被严刑拷打，关在监狱，大屠杀中，特务曾杀害过一些他们认为没有价值的叛徒。那是不是红色叛徒呢？他们编写电影剧本《云雨江南》的时候，那些叛徒的嘴脸，依然在眼前晃动。他们还没有找到，究竟哪张嘴脸，才是真正的叛徒。被枪杀的某些叛徒，死的时候，居然没有表现一点他们的懦弱。他们作为无名的“不详”的人物，并没有列入革命烈士名单。他们清清楚楚活着，舍生忘死革命，充满矛盾叛变，最后，糊糊涂涂地死去。正义和邪恶、崇高与卑下，实际上都在一念之间啊！枪杀他们的，依然是他们为之斗争了一辈子的黑暗反动势力。到现在，我们还难以说清楚，那些白色恐怖和红色烟云交织起来的生命，究竟该怎样来区分？叛徒，还是革命者？黑暗，还是光明？这些话，作为小说可以继续讲下去，但不一定都像红与黑、白与黑那样一目了然。叛徒祖父，就是白色恐怖年代里，裹着红色烟云的一颗黑色流星。只有当他们要把她祖母和那个地下党高级干部那段美好的爱情编写成电影剧本的时候，才突然想起那个不是祖父的叛徒祖父。这些并不是可以写进电影剧本的素材，真正可以写入电影剧本的，是他们在档案馆里查到的资料。叛徒祖父，虽然年近三十，虽然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虽然他参加革命，并不是为了金钱和享乐，但他曾贪污过一笔数额巨大的党费。又说不是党费，而是他的同志捐献给党组织市委机关的黄金。那是作为购买武器、组织起义暴动的经费。还有人说，当他计算准确，他妻子怀的并不是他的孩子，而是他的上级来这里播下的种子，而且，他的妻子也并不是合法妻子。大叛徒也接触过许多女人。他手下的青年学生，即将入党的积极分子，纱厂女工，还有和他很接近的青年女性。某些女性同事，后来，因他的叛变而被捕入狱。她们被特务的汤姆卡宾冲锋枪杀害在那座荒凉的历史山头上。正是她们中某些同志的亲身经历，临死前流着血泪，给党的组织留下遗言，恳请我们党组织，要时刻整顿自己，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和生活作风。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那个成为叛徒的党的“七大”的白区代表，即使把他的嘴脸，完全真实地描绘出来，也不会有损于我们整个党的形象。那就是，除去某某代表，地下党市委书记这些外在头衔，叛徒谭纪年，终究还是一个好色的男人。这样好色的男人，我们今天也常常能够碰到看到。我们说一个男人，只要说他“好色”，基本上就够了，是不是叛徒，是不是因为他的爱情，在娅雯那里受到挫折，倒不要紧。面对女人，必要的时刻，适当的时机，穿过他身心的那股情欲的急流与暗流，怎样释放，怎样把握，对谁都是一样的。和他是不是什么某某书记，某某代表，没有太大的必然联系。可是，他们在档案馆里查到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他贪污的并不是党费，也不是革命先烈的遗产，而是一个流浪到南洋的他的家乡的爱国华侨富商的捐款。抗日时期，他偷偷留下了那笔捐款的极少一部分，作为自己挥霍享用。那时的地下党内部，并没有严格的财务审计制度，党费黄金的开支，都必须经过他这个一把手保管审批。既然如此，他个人，即使和另外一个“妓女”一起享用，也用不了那么多。他掌握的大部分资金，还是用于他自己亲手发动，也亲自背叛毁灭了的大江两岸，一九四八年秋天，那场著名的农民起义暴动。
关于叛徒祖父生活作风不好的问题，我们已经在许多历史书上看到了比他实际情况更加严重的情节和细节。他那些卑鄙噩浊的经历，作为我们现在如果不进行认真的思想改造，就不能有任何作为的教训，进入了我们这里所有单位整顿学习的材料。实际上，从她祖母那里得来的点滴消息，“叛徒”祖父，在没有叛变之前，和她关系很好，感情很深。在他们的生活社交圈里，在神秘的地下党内部，他毕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作为正在步步高升的地下党高级干部，他也有自己做人的准则。要不然，他怎么能受到当时那么严厉的党组织的考察、重用和信任，并遴选他出席党的“七大”，成为为数不多的白区代表？自商人革命者在梅花山神秘公馆脱险后，她祖母娅雯，也是他过去的情人，是他一手提拔起来，并看着她、帮助她成长。作为这座城市地下党新任市委书记，他不可能和他熟悉的同志和战友，发生深刻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尽管，他并非不知道，那时祖母怀上的究竟是谁的孩子。他们也按正常组织关系和原则办了手续、结了婚。因为战争形势严峻，他们没有举行婚礼。也没有把结婚的消息，告诉各自的家人。他和某个妓女，在这座城市的大江北岸郊区，租了一间民房，住在一起，鬼混在一起，包括萧胡子叔叔撰写的革命回忆录。所以，祖母对萧胡子叔叔，并没有什么好印象。因为萧胡子叔叔，当时是纪年的下级，见到她，别说见到纪年，都是一副点头哈腰的样子，居然纪年出事后，写文章来落井下石，这是她祖母心灵深处的伤痛，也是她一辈子不想原谅萧胡子的原因。纪年在外面租住房子的消息，被她祖母发现，当时许多同志，对他生活作风问题的不满，甚至有些栽赃陷害，祖母也时有所闻。其实，真实的事情，正是叛徒祖父，知道祖母怀上商人革命者的孩子以后，那时，他们住在大江南岸牛奶场，然后，一气之下，乘船过江，在大江北岸的某个秘密据点，真遇到了一个妓女。他们也在那里真租了房间同居。现在，他们租住的那一带，过去地下党组织控制的小兵工厂，已经是个庞大的钢铁集团。作为地下党市委书记，也许，他也有能力和现在某某钢铁集团的总和副总经理一样，包二奶、小秘。是不是所有能做的事情，都已经做了和应该做一样？有能力做，并不能因此判断任何一个地下党市委书记，或者今天的某某集团老总，都必须要包一个“妓女”，或者“某奶”来秘密同居。并把他们的丑闻，作为我们今天要提高警惕，整顿领导干部生活作风的证据。那也许是另一个男人和女人的故事。也可以写入剧本。但是，和他们通过电影想要表达的东西，也没有太必然的联系。生命欲望、道德评判、价值选择，历来就困扰着人类的心灵。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他们一定要把叛徒祖父和那个妓女之间的关系，弄个明白。那是腐朽的政权即将垮台的混乱时刻，兵荒马乱，民不聊生。那个妓女，不过是想从他身上获得一点生存下去的基本需求而已。况且那时的妓女，像人们身上的虱子一样，多如牛毛。他们偶然遇到了，在一起也会创造出他们自己的肉体交易和生命快乐。说不定他们之间真发生了什么感情和爱情。现在，考察这些对于他们来说，并非没有多大意义。但是，对于她祖母，假如那件事情是真的，那么，他们之间的感情和爱情，必然就会变得暗淡。以至于后来几十年岁月中，她只能靠着商人革命者在梅花丛中送给她的那套厚厚的《史记》，回忆当初美好的时光。真如她祖母所说，她和叛徒祖父之间，的确没有真正的爱情。现在，那个老人，不知道离开她父亲那座城市的别墅，回到老家之后，生活得怎么样了？她那年迈的身躯，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和磨难，现在也重病缠身。不知她现在还是不是每天早上都到她家旁边那座小小的基督教堂里去，祈祷和诵读《圣经》。要说感情和爱情，在她祖母的生命历程中，几乎没有真正出现过。她忍受着爱情的枯竭，没有情感的潮水日里夜里奔腾在她曾经那么年轻美丽的心房。她真不知道，作为一个完整的女人，人生应该怎么过。但是，她心中似乎有什么支柱支撑着她的信念，牢不可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祖母啊！他们越来越急迫地想见到那个老人，那个从没有受到过真正爱情滋润浇灌的女人。或许，梅花丛中，那一阵刻骨铭心的爱情的潮水，浇灌了她干枯而沧桑的一生。
那一代人的战争故事，真是难以描绘。瞎子舅舅的部队出山的时候，浩浩荡荡几千人马。他们攻打江边的几座县城，开始很顺利。那时，淮海战场正处在胶着状态。如果后方举行一次强大的起义暴动，就会给前方我军部队的士气带来深刻的鼓舞，敌人也不会那么嚣张。本来已经筹划好，起义部队在江边回合。可是，还有零星的部队没有召集拢来。瞎子舅舅在没有得到上级同意的情况下，就开始进攻。他们攻下了江边县城，打开了粮仓，缴获了武器，浩浩荡荡地开回红池坝——他们游击队大本营里去。但是半路上，遇到了前来围剿他们的正规部队。那时，他们的部队正在深山里的那段叫做红崖的山坳里休整。瞎子舅舅指挥他的部队向围剿的敌人进攻。前线传来敌人攻破牛角寨的消息。牛角寨是通往游击队大本营红池坝的咽喉要道，也是他们驻防红池坝的第一道防线。那里驻扎着游击队一个团。团长被敌人收买。敌人很快就攻下牛角寨。瞎子舅舅把大部队交给他的秘书，就是那个“妓女”，从某某春堂带回红池坝的地下党交通员叶哲文。这个貌美的姑娘，“妓女”和革命，都是老手。她和瞎子舅舅一起，配合默契，把游击队大本营红池坝保卫得很牢固。他们在红池坝主峰口修筑碉堡。大草原上拉起铁丝网，以防备汹汹而来的敌人攻入他们的大本营。他们的大本营设在很宽很大的山洞里。山洞前面的牧场上，架起一排机关枪。本来，如果瞎子舅舅不留下来在红崖上堵截敌人，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全军覆没。
现在，当地党史办的同志，正在收集资料。他们还没有弄清楚，为什么瞎子舅舅的游击队，已经取得了那么大的胜利，不是在攻打县城的时候被捕，而是在撤退回到他们游击队的大本营的时候，遭到了比他们更强大的敌人的追击和歼灭。从县城到牛角寨，他们一路高唱着胜利的歌曲，沿途老百姓夹道为他们的胜利欢呼。为什么刚驻扎在牛角寨不到半天，就被当时的官军铁桶似地包围？最后那队人马在牛角寨没有跑得出来，瞎子舅舅留下来狙击敌人，他身边的游击队战士，也只有二三十人。他们从牛角寨撤退下来，沿山路跟进。谁知通往山路口的村镇，已驻扎了当地民团。他们绕过民团的堵截包围，在山路上，分成几个小分队，向红池坝退却。一路青山碧水，一路美丽的风景，对他们毫无意义。他们的队伍在山路上，一边冲破敌人的封锁线，一边到当地老乡家里寻找食物。那时，他们在县城缴获的武器弹药金条银圆，都已交给了“女政委”，那个“妓女”秘书叶哲文，被他们部队的同事们，戏称“政委”，带回了红池坝。当地山民也很贫穷，他们用身上的衣物换了一些红苕和玉米。那一带山环水绕，树密，沟深。山上长着数不清的青松翠柏，荫天蔽日。那天，他们沿小河进入青松林，一路打垮几伙围堵他们的民团。已经看到了那条进入红池坝的咽喉要道。缠绕着袅袅白云的红崖，正在他们头顶上。午后的太阳很毒。青松林里一片安静，一片清凉。瞎子舅舅指挥他的战士布置好警戒，就在红崖下面的青松林里，找来干柴，用铜锅煮红苕和玉米。他们还很高兴。一对调皮的女战士，哼着刚学会的歌子。他们从牛角寨撤退进山之后，还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饱饭。他们在树林里围成一团，修补脚上的草鞋，撕了布条擦抢。还有些小战士，在树林里掏斑鸠窝玩耍。他们望着大铜锅里的红苕棒子搀和着玉米粒，欢快地跳跃，歪着鼻子嗅那一阵阵诱人的清香，他们往肚子里吞咽着口水。瞎子舅舅头也没有抬，正帮他身边的卫兵修草鞋。正当他们手拿瓷碗，围着两口大铜锅，准备分吃红苕和玉米粥的时候，一只乌鸦惨叫一声，从树上掉下来。他们四处散开，望着乌鸦掉下来的方向，寻找……正在这时，悬崖上面的树丛中，突然飞下密集的子弹。他们死亡的时刻，顷刻到来。机关枪、卡宾冲锋枪一起打响，子弹铺天盖地，在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