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眼迷迷脸似牛，
皮肤斑斑犹大头，
跳起舞来手脚笨，
毛孔污秽风也臭。
这几行打油诗产生了理想的效果：汤森给德莱顿送来了他所要求的钱。德莱顿死后，汤森主动跟蒲柏【亚历山大·蒲柏（1688…1744），英国作家、诗人，其最著名的作品是讽刺性仿英雄体史诗《夺发记》及《群愚史诗》。】接近，但没过多久，后者就转到了汤森最强大的竞争对手伯纳德·林托特那儿去了。有一回，蒲柏碰巧同时给这两个出版商写信，然而却鬼使神差地装错了信封。在本打算给汤森的信中，他说林托特是个无赖；而在本来给林托特的信中，他又说汤森是个老混蛋。这两位仁兄在收到信的时候恐怕不会很满意，对此我们不难想像。林托特和汤森也因此把这两封误寄的信件读得滚瓜烂熟。
实际上，负责印行约翰逊词典的出版商是安德鲁·米勒。在词典出版之前，约翰逊按约定抽取了八千美元（更精确地说，是1575英镑）的版税。这倒不足为奇，因为这部作品的准备工作耗去了他八年的时间，而不是他原先预计的三年。当他收到最后一批样书的时候，约翰逊询问送信人米勒先生说了些什么。送信人答道：“他说：‘感谢上帝，我总算忍受完了这家伙。’”听罢此言，约翰逊莞尔一笑，平静地说：“我很高兴他无论什么事都感谢上帝。”
当梅休因法官给我送来一本书的时候，我还没有结束自己的夸夸其谈。不过，这次打断是令人愉快的。“昨天晚上我太忙了，”法官写道，“带给你的这本书是我昨天在拉萨勒大街的一家书摊淘到的。我知道你很喜爱无赖汉维庸【维庸恐怕是西方文学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一个诗人。年轻的时候因为杀死了一位牧师而逃亡，后来加入了一个犯罪组织。维庸生活放荡，胡作非为，一生中有多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1463年勉强逃脱了绞刑架，离开巴黎，从此不知所终。】，因此我敢说你会喜欢下面的诗行。毫无疑问，这是此书先前的拥有者在扉页上胡涂乱抹的。”我会喜欢？果不其然。如果读者您和我一样宠爱这位“无赖汉”的话，我想你也会宣布：我们这位匿名诗人写的还真不赖。
范切内特迷住了我（2）
弗朗索瓦·维庸假如我就是维庸，而维庸就是我，时光是飞逝还是迟缓又于我何涉？
他将艰辛困苦，日日夜夜地劳作，就连游荡嗥叫的野狼也不能阻遏！
我带着勇敢的烈酒和不洁的新娘，外边还有那忠诚的杀手为我站岗，何必让明日烦恼引发短暂的忧伤？
假如我就是维庸，而维庸就是我。
假如我就是维庸，而维庸就是我，半夜昏暗的林阴道上我高声催迫：“站住傻小子！留下你的财货，否则就尝尝钢铁的脾气还有当头棒喝！”
他将会给我黄金钻石藤杖鼻烟盒——“现在回窑子去吧，带上咱们的收获！”
回到窑子，多少美酒使人激情飞跃，假如我就是维庸，而维庸就是我。
假如我就是维庸，而维庸就是我，我们俩都嘲弄法律所升起的绞索，我住宽敞的书斋，他居贫陋的窝，我带着我的猎人而他的儿女众多，他有美德的堡垒而我有天才佑我，“去，拿笔来，再斟满美酒，玛戈特！”
……
一个赢得不朽而另一个枉自蹉跎，假如我就是维庸，而维庸就是我。
我是在巴黎结识维庸大师的，那是在我第二次拜访这座迷人的首都期间。有一段时间我拜倒在他的魅力之下，以至于除了维庸之外再也没有读别的书。为了熟悉他所生活过的地方，我还去了鲁昂、图尔斯、波尔多和波瓦第尔等地旅行，不过一直在警察的监视之下。事实上，我完全成了维庸迷，以至于有一段时间，我曾经认真考虑是否该让自己也沉溺于罪恶的生活，这样至少可以在某些生活细节上仿效我心目中的英雄。
可是，要实施这样的计划还有不少障碍。首先，我没法找到那样的同伴来参与我的事业，就像科林·德·凯约克斯和德·格里尼男爵曾经服务于维庸大师一样。我找到了几个缺乏教养、其貌不扬的伙计，我相信这几个伙计与本人的目的还是蛮般配的，但我很快就烦透了这几个小子，因为他们从不读书，且极其无知，甚至搞不清对开和三十二开之间的区别。
后来，当我的维庸狂热再一次发作，我又一次盘算着那种罪恶的生涯，就在这时，我的塞法斯叔叔给我写来了一封信，通知我：凯普提薇蒂·韦特（如今是艾尔弗雷特·帕克太太）用我的名字给她的第一个孩子取了名。这个消息有效地让我迅速冷却并清醒下来。我开始认识到，正在来临的责任和凯普提薇蒂的第一个孩子的洗礼仪式已经强加到我的头上了。这使得我有必要小心翼翼地维护这个名字——这个跟我同名孩子所使用的名字——的荣誉。
正当我因此而遭受暴风雨般的打击时，我偶然遇见了范切内特。她的出现，打消了我的种种雄心壮志，那都是那些装腔作势的编年史留给我的。范切内特是我的房东太太的侄女，她的父亲是个香料商，她和这个老人一起住在鲁德斯·卡普辛斯。她中等身材，蓝眼睛，黑头发。如果不是法国人，那么就是爱尔兰人，或者，没准是希腊人。她的样子有一种独特的魅力，非笔墨所能形容。
正是她，使我开始知道贝朗格。这也正是为什么我决不会定购那些珍贵的卷册，如果它们不能让我甜蜜而温柔地想起范切内特的话。正如你看到的，这本书已经装订过了，封面是那种优雅的蓝色，边沿的烫饰是精致的白色线描——我可以向您保证，这一切都为了一个目的。她习惯穿一件优雅的蓝色袍子，从它下部褶边的底下，最洁白的衬裙露了出来。
如果我们从来就不曾是孩子，那我们的成年将是多么贫瘠而孤寂。经历过少年时代无以名状的快乐时期之后，接下来的一生中，就再也没有比平静的晚年回顾少年时的英雄壮举和非凡奇观更令人愉快的时期了。噢，我快乐的伙计们，勤勉不懈地收获你们的作物吧，这样，当你们的双臂再也无法挥动镰刀的时候，你们的库房和谷仓会是满满的。
这就是回忆——回忆那旧日的时光——看见她升起在宝贵的过去之上——再一次听见范切内特的声音——感觉春天的优雅——这一切多么甜蜜辉煌！那小小的争吵、和解、调情、嫉妒、责备、宽恕——所有这些特性，以及生命的五月时节那些令人怜爱的机缘——对于暮年那双饥渴的双眼，这些回忆的确弥足珍贵。
范切内特最终嫁给了那位香料商的学徒。不过，时间是如此久远，我已经能够原谅（如果不是忘却的话）这样的轻率举动。有谁知道，她如今身在何方？也许，成了巴黎的某条小巷里的一位老奶奶吧；或许，已经在拉雪兹公墓【拉雪兹是太阳王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的忏悔神父，深得路易十四的宠信。拉雪兹公墓位于巴黎东部，正式名称是“东部公墓”。原为路易十四赐给拉雪兹的豪华别墅，1804年改为公墓。】熟睡多年。走上前来，我深爱着的贝朗格啊，为我唱上一支古老的歌谣，让我重新变得年轻、强壮、勇敢！
让他们把黄金的角色担当——伟大高贵，富丽堂皇；两个相爱的人只不过渴望
范切内特迷住了我（3）
杯子一只，碟儿一方。
叮呤当，叮呤当，叮呤叮呤当——陈年的美酒，年轻的女郎，歌唱吧，孩子们，放声歌唱！
PART 3
书虫杆菌的诊断（1）
曾经有好多年，我对英国政治有浓厚的兴趣。因为一次偶然事件我改派皈宗，成了所谓的自由主义者，这件事我觉得颇值一提。那是一天下午，我走进上霍尔本一家书店，发现尊敬的威廉·E·格莱斯顿【格莱斯顿（1809…1898），英国政治家，曾作为自由党人四次出任英国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及1892…1894）。积极推动教育和议会改革，并支持爱尔兰自治。】已经先在那儿了。此前我从未见过格莱斯顿先生。这次之所以能认出他，是通过那些政治漫画（非常像），以及那些登在报纸上的标准像（不太像）。
正走进书店的时候，我听见书商问道：“我应该把哪些书送到府上呢？”
作为回答，他用手臂非常气派地一扫，把每个角落都圈了进来，然后说：“就送那些。”
话音刚落，他就转身就走了。我移步向前，要求给我一册几天之前我就盯上了的书。
“万分抱歉，先生，”书商很客气地说，“这本书已经售出了。”
“已经售出？”我叫了起来。
“是的，先生，”书商笑眯眯地回答，带着明显的骄傲，“格莱斯顿先生刚买走它。我已经没书可卖了，格莱斯顿先生刚才把它们全买走了！”
书商接着告诉我，只要格莱斯顿先生走进某家书店，他就会买走目光所及的一切。他那气派而笼统的手势席卷所有的图书——神学、历史、社会学、民间文学、医学、旅行、传记——进网的都是鱼，一条也休想溜。
“这是格莱斯顿先生第三次屈尊访问敝店了，”书商说，“这也是他老人家第三次把我这小店打扫得干干净净。”
“这家伙是个好人，”我对自己说，“这样一位杰出的爱书人保准不会犯错。因此，地方自治这档子事归根到底必定是正确的。”
从另外一些熟悉他的人那里我了解到，格莱斯顿在读书方面是个杂食主义者。他定购图书的时候不是论册数，而是论车数，而且，他在哈瓦登的家也早就书满为患。我还听说他有个习惯，从前，他经常清查他的藏书，并将那些他不愿再保存的书大批大批地扫地出门。这些被丢弃的图书全都送给了二手贩子。据说，这帮二贩子借机捉弄格莱斯顿的事情并不少见，他们一次又一次将大量他早先剔除和丢弃的图书再又卖回给他（价钱还很高）。
每一个爱书者都有自己淘书的方式，是故，有多少淘书人就有多少种淘书的方式。话虽如此，但梅休因法官和我一致同意：所有的淘书人都可以归为下列几大类：
奋不顾身的淘书者。
精明狡猾的淘书者。
胆小犹疑的淘书者。
上述三类人中，第三种人最不值得我们费心考量，虽说有大量的爱书人属于此类，因而其中也有不少人是我的朋友。我确实知道有些人，为一本书而踟蹰犹疑、而思前想后、而摇摆不定长达数周，不，是数月。并不是他们不想要它，也不是他们嫌价钱太贵，更不是他们寒酸到出不起这个价码。他们的犹豫迟疑不过是由于与生俱来的天性中缺乏果断——这同样是造成人类生活中诸多不幸的优柔寡断的可怕祸根。
我曾研究过这些人，我发现他们中多数是单身汉，他们的形影相吊应当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那些使得他们多次与自己垂涎的珍本善册失之交臂的踟蹰犹疑，在他们的婚姻方面也产生了同样的作用。在他们前思后想的时候，别的胆子更大的家伙早就捷足先登，挽上战利品扬长而去了。
我所认识的胆子最大的淘书人，是芝加哥已故的约翰·A·赖斯先生。作为大拍卖场上一个竞争者，此人所向披靡，战无不胜。何以会这样呢？因为一旦铁了心要买某本书，他老先生叫起价来完全没有上限。他这样指示他的代理人：“我必须要得到那些书，至于价钱几何，非所计也。”
一位英国收藏家在赖斯先生的藏书中发现了一套珍版书，那是他多年来一直在孜孜以求的一套书。
“怎么这么巧让你得到了它们呢？”他问道，“你是在斯宾塞拍卖行买到的，还跟我竞价来着呢。你知道么，我告诉我的代理人，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出到一千英镑！”
“这也正是我比你要高明的地方。”赖斯先生平静地说，“我没有给出上限，我只是告诉我的人：买下那些书。”
收藏家的勇气很早就在赖斯身上得到了表现。我记得有一次听他说过，在他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有一次在波士顿一家书报摊前溜达，那儿堆放着一大摞小册子。突然，他的目光落在了一本名叫《母牛的追击》的小册子上，于是捡起来读了读。这是根据韦恩、欧文和普罗克特三位将军打胜仗的故事所写的一首诗歌。它的最后一段是这样的：
现在，我就要结束这史诗般的绕梁余音，
我浑身颤栗，因为我把这展现给了人们，
免得让这个好斗的牲口贩子，韦恩，
老是会去追赶捕获那个倒霉的诗人。
赖斯注意到这本小册子留有印记：詹姆斯·里文顿【里文顿（1724…1802），美国出版家、报人。早年在伦敦经营书业而发迹，后因破产而移居美国，继续经营新闻出版，大获成功。】，纽约，1780。这使他想到，若干年后这册十八页的廉价小册子没准会很值钱。不管怎么说吧，他花了十五个美分买下了它，同时又花了十个美分买了另一本小册子，书名是《美国保守主义者，一种讽刺》。
书虫杆菌的诊断（2）
二十年之后，赖斯先生得知这些珍稀小册子的价值，便把它们寄到伦敦，让他们按照弗朗西斯·贝德福德最好的样式重新装订——“深红色压纹摩洛哥皱革，完美的格罗里埃式风格”。贝德福德共收取费用七十五美元，连同两本小册子的原始成本，赖斯先生一共支出了七十五美元二十五美分。1870年，赖斯先生的藏书被拍卖时，这两本古怪、珍稀而漂亮的小书卖了个惊人的高价：七千零五十美元。
赖斯的藏书一共约有五千卷，拍卖所得超过了七万二千美元。赖斯常对我讲，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下不了决心和他的图书分手。然而他的身体是如此糟糕，最后他发现不得不从事业中退出来，以专心于长时间的旅行。诸如此类的考量最终诱使他和他的宝贝图书分手。“我从不后悔卖掉了这些书，”他说，“卖掉它们两年之后，芝加哥大火【芝加哥大火，发生于1871年的夏季，造成二百五十人丧命，十万人无家可归，一万七千多间房屋被毁。为了逃避火灾，数以千计的芝加哥人在恐慌中逃到密歇根湖岸边，有些人因担心烈火一直会烧到这里，便跳入湖里，最终被淹死。】发生了。假使我留着它们，毫无疑问将会片纸无存。”
赖斯夫人和她的丈夫一样热爱书。无论何时，只要一批新货送到，这俩口子就会把自己锁在屋内，双腿跪倒在地板上，打开包装，取出他们的宝贝，一起贪婪地盯视着它们。高贵的女士！她是那种任何好男人都会为之自豪的妻子。他们为彼此这种尘世的友谊而深感幸福，他们也是我最亲密的老友。赖斯先行了一步，走了。但他们的离别是短暂的。他们会再一次永远走到一起，分享那浩瀚无垠的永恒欢乐。在那里，这样的欢乐等候着所有好书的情人们。当美德的评语最后被哀伤地签写在他们人世生涯最末的版权页上时，他们就会去那里相会。
虽然赖斯在卖掉他那些非凡的藏书之后，还继续活了二十六个年头，但他没有再去搜集这样一批图书收藏（他愿意称之为书库）。他的第一批收藏是如此不同凡响，以至于他更愿意享受它所带来的盛名而就此打住。或许，他是明智的。可为什么很少有这样的收藏家会效法他这么干呢？
说到我自己，我确定无疑地相信：如果今天晚上我的藏书被毁于火或毁于水，那么，明天我就会开始另一批藏书的搜集。或者（如果我没有这么干的话），就干脆躺下来等死。因为，没有了我已经习惯的这种友谊，没有了对我来说和生命本身一样宝贵的这种友谊，我如何能继续生活下去？
不管什么时候，梅休因法官如果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