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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毅飞非常惊讶：“不会是来反对咱们入驻的吧？蒙古离开祖国这么多年了，再加上乔巴山等人领导的政府一直推行去中国化政策，现在还不知道库伦城会是个何等恶劣的状况，这下麻烦了！”
唐问有些迟疑：“应该不会吧，毕竟现在库伦还控制在远东红军手里，他们不会允许出现大规模骚乱的。”
胡阿耀涨红了脸：“红军入驻他们不敢反对，听到咱们来了就跑来堵门，实在太可恶了！不给他们一点教训看看，他们不知道锅儿是铁铸的……”
“稍安勿躁！”
胡继秧举起手，凝眉略一考虑，突然笑着道：“没说的，他们肯定是来欢迎咱们的。”
看到众人面面相觑、疑惑不已，胡继秧耐心解释道：“真要串联反抗，也得在远东红军走后才行，而且他们没有摸清楚咱们的底细，就贸然集众闹事，这非常不符合常理，因此，这只能有一个解释——他们是来迎接咱们的！”
说到这里，胡继秧命令道：“命令各部，打起精神，继续前进。”
……
胡继秧猜得没错，库伦城及周边地区的蒙古人，确实是自发聚集起来欢迎中国军队入驻的。数万名身着节日盛装的男男女女，分列道路两边，在马头琴、雅托克、火不思、口琴、四胡、科库尔的美妙音乐声中，载歌载舞，欢迎中国军队的到来，大量喇叭教僧侣，穿上许久都没有穿过的僧侣服，激动地翘首盼望。
自二四年乔巴山建立政权后，强硬推行公有化政策，剥夺封建主和上层喇嘛僧侣的财产和权力，并向喇嘛寺院征税。于是，寺院的僧侣们激烈地反对乔巴山的法令，他们认为乔巴山所推行的累进征税原则，征收寺院牲畜税、推行市民的职业捐及所得税等，只会使广大喇嘛僧侣的生活越来越艰苦。他们联合起来，得到大量农牧民的支持，一起反对乔巴山的措施。
乔巴山并没有妥协，施展铁腕统治，强迫寺院喇嘛交税，对喇嘛的牲畜、住所、家庭用具、祭扫用品等征收赋税。为了限制喇嘛数量的增长，还兴起了喇嘛还俗运动，实际上是强迫喇嘛还俗，激起大量蒙古民众的强烈反对，尤其是乔巴山所推行的反宗教宣传，实质上变成了对宗教信徒的粗暴的嘲笑，极大地伤害了信徒们的宗教感情。于是，上层僧侣和下层信徒，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与乔巴山政权进行了坚决的反抗。
乔巴山派出军队，血腥镇压，短短数年间，没收成千上万农牧民财产，在没收过程中，只要稍有反抗，就通过法院或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予以镇压，把民众逐出所居的地方，发配到边远地区劳动。
在掠夺私人财富的同时，乔巴山又着手建立集体牧场，把从农牧民那里没收来的财产，留给集体牧场，并把喇嘛教信徒们组织起来实行共同牧畜，共同掘井、共同割草、共同利用收畜的政策。
在外蒙古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经济还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蒙古民众对集体牧场根本无法适应，用人为的强制手段成立的集体牧场，无异于竭泽而渔，杀鸡取卵。但是，乔巴山为了实现其不切实际的理想，根本不去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也不去考虑集体农牧场给民众带来的不利因素，只是一个劲儿地想尽快实现公有化。于是，连下层牧民也只好跟着遭殃。
在很短的时间里，外蒙古成立了上千个集体牧场，场员达十余万人，这些集体牧场中有大量的公社。为了领导这个集体牧场运动，乔巴山组织了全国集体牧场中央管理处。此外，乔巴山政权正式剥夺了喇嘛僧侣的财产，修改了税则，实行按所得收入累进征税的办法，这样一来，就不仅要征收寺院的牲畜税，而且对喇嘛的住所、家庭用具、祭仪用品也要征税，同时，还把喇嘛看成是一个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
随后，乔巴山发起了更大规模的强迫喇嘛还俗的运动，为了削弱喇嘛在蒙古人民心目是的地位和影响，还搞了大规模的反宗教宣传，批评宗教是愚昧的精神枷锁，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做法，极大地伤害了蒙古人民的宗教感情，使他们对乔巴山及党羽产生了极大的不满情绪，于是喇嘛教信徒们渐渐远离了乔巴山及党羽。
进入三十年代中期，乔巴山政权又颁布了关于限制资本主义在蒙古成长的法令，决定以按所得累进征税原则为基础的新的税务条例，代替旧的税务条例。为此，乔巴山政权把财产在二十胡比（六百蒙元）以下的牧产宣布为贫牧，二十胡比到一百胡比的牧户为中牧，一百胡比以上的是富牧。这项措施的种种规定，最终把大批中牧也推到了反抗乔巴山政权的阵营中。
乔巴山政权还决定用高捐税的办法来反对私营贸易，私营手工业和私营运输业。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合作社成了垄断者，成了全国各地唯一的购买者和销售者，苏蒙合资企业──蒙古运输公司，则成为全国唯一的货物运送者，本来就非常稚嫩的手工业也被彻底挤垮了，大批手工业劳动者无以为生。这样的政策，其结果是导致了商品的严重缺乏，各种生活用品、日常用品以及生产原材料等都十分短缺，社会经济停滞不前。
三五年苏联开始掀起肃反风潮后，乔巴山政权闻风而动，把中牧认定为反动阶级，认为蒙古政权的群众基础不再是贫牧和中牧，而是广大的雇牧和贫牧，还把喇嘛憎侣不分上下阶层，都通通地当作寄生的剥削阶级，对他们进行肉体上的消灭。对富牧、中牧、商人及国内其他资产阶级分子，则采取一律否定的政策。
这样，从蒙古的上层王公贵族、喇嘛僧侣，到地主富牧、中牧、商人、资本家，都变成了乔巴山的专政对象。
为了追求大规模的商品性生产经济，乔巴山政权成立了六个大规模的农业和畜牧的国营牧场。实际上，这些国营牧场既不是大商品性的，也不是大生产性的。但是，他们却需要政府的大量资金援助，银行的贷款就象洪水一样向它们流去。短短的两年间，蒙古银行发放给牧场的贷款约有九百万蒙元，其中集体牧场得到的约二百万蒙元，国营牧场得到约五百万蒙元，蒙古中央人民合作社购买农业机器和种子的贷款是两百万蒙元。银行拒绝贷款给私人，并且用人为的方法扩大贷款基金，把蒙古推上了通货膨胀的边缘。
由于把私人资本从商业中排挤了出去，蒙古全境在三十年代中期出现了严重的商品短缺，实际上，并不是蒙古国内没有商品，而是由于成为蒙古经济绝对垄断者的蒙古中央人民合作社没有能够发挥其应有的效用。对私人货物运送者的排挤，使蒙古运输公司变成了货运方面的绝对垄断者。旧的手工业的消灭，使以前由手工业者制造的商品在市场上绝迹。
在畜牧经济中，集体化政策使牧民失去了增加畜牧的积极性，财产在一百胡比（约三千蒙元）以上的中牧也被课以各项捐税，并被看作是和封建主、资本家一样，再没有权力利用牧场，没有权力获得商品，子女也再不能受到教育了。这样，受到委屈和剥削的中牧，一方面得不到商品，另一方面又受到了喇嘛们在精神上的鼓励，使他们坚决地站在了反政府的立场上，人人大杀牲畜，几年之内，就杀了七百多万头牲畜。
所有这些，就象一层层阴云遮藏了蒙古那明朗的天空，山而欲来风满楼，那些被剥夺了权力和财产的封建主以及喇嘛、商人、资本家、富牧、中牧，那些受到压迫的牧民们，被种种专政手段连结到了一起，终于走上了反对乔巴山的道路。
就在这个时候，乔巴山及其党羽，因为勾结莫斯科，被远东红军无情地予以剿灭，就在所有蒙古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苏联驻军宣布，将在近日撤出蒙古，蒙古安全，将交由中国军队来驻防。
这个消息顿时传遍了蒙古的千山万水，人们热泪盈眶，奔走相告，乔巴山政权终于被彻底打倒了，中国军队来了，蒙古民众终于可以脱离苦难了！
目睹车头插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的装甲车和坦克，在道路的尽头出现，扬起的灰尘铺天盖地，人群中发出阵阵热烈的欢呼声。
第一四五七章系列突破
“蓝蓝的天空呀伊哟，清清的湖水哎耶哟，绿绿的草原啊，这是我的家哎哟咿呀伊哟。
奔驰的骏马呀伊哟，洁白的羊群哎呀伊哟，还有那姑娘还有那姑娘，这是我的家哎哟。我爱你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天堂……”
美妙的歌声，通过架设于库伦城四周的高音喇叭里传出，库伦城的民众，面带轻松的笑容，驻足欣赏，感受歌曲里那美妙的意境，心中升起一种难言的自豪感。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八日，上午九点，中华民国蒙古省议会正式成立。
议会成员由丹巴多尔济、札丹巴、札穆察拉诺、扬聂姆呼、巴图汗等原乔巴山政权的反对者组成，其中丹巴多尔济曾长期担任蒙古小呼拉尔主席团和部长会议联合会议主席，在蒙古人民中拥有崇高的声望，当选为议会议长。
蒙古议会成立后，向全世界主要媒体发表通电，宣布从即日起，蒙古正式作为中华民国一个地方省存在，废除一九二四年独立宪法，恢复使用中华民国宪法，蒙古国防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蒙古军区，军区将编成五十个师五十万军队，为捍卫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而战斗。
随后，本次议会，又制定了详细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以后历任政府和议会，通过任何形式的独立法案，都不具有法律效应，蒙古将永远属于中国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随后，这句话被镌刻成中蒙两种文字，树立在了库伦城西边的甘登寺寺门前。
蒙古议会这份通电，震惊了世界，尤其是那个编整五十个步兵师五十万军队的计划，让人摸不着头脑——经过乔巴山政权的一再折腾，现在蒙古全境的人口加起来还不到八十万人，扣除近半的妇女，再扣除老幼，充其量只有二十万壮年人，如何无中生有变出三十万人出来编成五十个师的庞大军队？莫非这是远东红军或者是日本人耍的一个小花招？
后来消息见诸报端，人们才明白，原来驻守蒙古的军队，不再是远东红军，而是东三省组建的抗日义军，是以汉族为主体，包括朝鲜族、满族、蒙古族、赫哲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等在内的中国人自己组建的军队，据说这部分抗日义军规模已达百万人。同时各国政府和记者知道，原来日本统治下的满洲，并非铁板一块，通过蒙古军队证实，现在整个东北北部和东部地区，已经落入中国军队掌握，日本军队的实力在国际上再次被低看一头。
恐怕现在谁都没有想到，媒体上正在杭州指挥浙东作战的安毅，实际上早就把指挥工作交给了杨飞、顾长风、夏俭等将领，自己悄悄飞赴库伦，亲自掌控蒙古的军政外交等事宜，牢牢地把这近两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栓在中国母亲身上。
十二月一日夜，安毅离开憩庐返回家中，便接到东北集团军发来的第一军团前锋部队已安全抵达库伦，受到数万蒙古民众夹道欢迎的消息。
一直密切注意蒙古事态发展的安毅，这才算是松了口气。但是，苏俄内战远东共和国全面被动的消息，又让安毅揪紧了心，若是远东共和国军队在西线崩溃，那紧随而来的苏联红军百万大军，将把一切敢于抵抗的力量碾成粉末，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再次加强东北集团军的实力。
十二月二日，叙府派出十架由AN6客机改造而成的大型运输机，平安地降落在库伦机场，整个航程全长一千八百公里，需要进行六个小时的空中航行，对于现在的叙府航空技术来说，这样的距离完全不成问题。
队伍由安家军政治部主任展到带队，成员包括兵站副监长张杨、联络处长徐泊谦、情报总局副局长舒什。里耶维奇、第二炮兵参谋长苏铁名、工程兵参谋长赖平陵、西南空军作战处长伊培尔。杨柯斯基、防空部队参谋长叶子权、第四厅华北处处长李寒松，随行的有相关参谋人员三十六名，技术人员三十二名，携带的物资中，除包括雷达、无线电指挥系统、步话机等先进设备，改装过的宽大机舱还捎带了五辆小豹子越野车、五辆军用吉普车。
此外，如录音机、高音喇叭、自行车、摩托车等也带了许多。
十二月四日晨，经过两天的协调，知道库伦方面一切准备就绪，安毅悄悄乘坐专机，离开杭州，返回叙府，在岷江机场没有回家探视妻儿一眼，便和龚茜以及从法属安南返回的杜易一起，在五十架航程可达2300公里的蚊式战斗机的护航下，向库伦赶去。
杜易汇报了法属安南之行的情况。
徐子良返回安南后，立即召开了全党会议，统一了内部的思想和认识，然后，徐子良联系安南民政党、安南维民党、安南国社党、安南光复会、安南独立党、越南独立同盟、安南革命同盟、越南解放同盟等组织的领导人，建议秘密举行个全安南革命者的会议，商讨武装起义反抗法国殖民者等事宜。
本月初在河内西湖边的一个古寺里，武鸿卿、严继组、胡学览、阮海臣、黎国柱、张佩公、武河秋、林伯杰、胡亦兰、黄国卿、吕洪秀等越南各党派人士齐聚，由于越布党主要领导人阮爱国、武元甲、范文同等人在苏联内战中不知所踪，其重要领导人黎笋等人和安南独立运动的标志性人物潘佩珠一样，被法国殖民政府拘禁，并没有出席此次会议。
杜易受大会组织者徐子良邀请，列席会议，期间以同情安南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人的名义，向大会捐赠革命基金二十万美金，提供三八式步枪五万支，子弹五百万发，日式掷弹筒2000门，60mm迫击炮1000门，日式甜瓜式手雷10万枚，炸药包5000个。
与会人员欢欣鼓舞，在徐子良的建议下，正式通过决议，于本月下旬圣诞节期间，在顺化、西贡、河内等地举行武装起义，随后通电世界，表明安南人民独立自主摆脱法国殖民统治的决心和勇气，期望能够获得世界舆论的同情。
听完杜易的汇报，安毅点了点头，圣诞节期间，法国殖民政府和军队大多放假，倒是一个举事的好机会。
龚茜和安毅叙了下别后衷情，便谈到了公事。
这段时间，通过周密的研究和计算，科学狂人特斯拉开始尝试用火箭来把庞大的特斯拉线圈送上太空，但在此之前，得先把火箭自身送入太空，才能谈及运输问题。至今为止，特斯拉一手组建的火箭研究中心，已经发射了三枚火箭，一枚比一枚大，一枚比一枚飞的高，他实践了高达德在1929年提出的多级火箭、捆绑引擎等概念，如今已经可以把火箭打到三十公里的高度，但这样的结果并不使人满意，特斯拉依旧在完善各种方案，力图使火箭飞得更高，载重量更大。
在休息换脑之余，特斯拉稍微指点了下兵器研究所的专家，于是困扰专家们多日的多管火箭炮的研究难题，迅速取得突破。
叙府兵器研究所在获得原第一七〇师师长随康的火箭弹思路后，立即针对这种方便快捷威力巨大的武器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但在发射装置、瞄准系统等方面卡了壳。经过特斯拉的指点后，这种被命名为“特斯拉”的多管火箭炮初步取得了成功，再改掉一些瑕疵并经过验收小组检验后，就可定型生产。
“特斯拉”多管火箭炮，由火箭炮及火箭弹两大部分组成。火箭炮由发射器、高低方向机回转机构、瞄准装置、电源、发射点火控制装置及运载车辆组成，而火箭弹则由战斗部、引信、火箭发动机、电点火装置及尾翼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