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无尽的案牍工作之中。
——照例是先翻看“引黄”和“贴黄”，那是通政司预览官员们写的关于奏折内容的介绍以及纲要，皇帝根据这些内容来判断哪些奏章属于紧急事务，必须要尽快做出回应，而哪些奏章不过是常例故事，可以不理会或是拖一拖。其中有关军事方面的“塘报”，历来都是朝廷的重点关注目标，凡有关军务之时，下面总是以最快速度报上来的，崇祯皇帝以前在批阅奏章时也总是优先寻找塘报。只是最近他有点怕看见这方面的东西——报上来的总是战败，民变、兵变……几乎每一份塘报都是一个窟窿，需要朝廷拿出大批钱粮物资去弥补，而且即使投下了巨额的钱粮物资，也未必能补得上。而皇家的内库却已经快空了……
麻烦归麻烦，事情总还要做——崇祯皇帝揉了揉额头，再次取出奏折，逐一摊开在桌面上。
果然不出所料，和以往一样，这些奏折里面大多数都是纯粹的废话，剩下的不是哭穷就是诉苦，还有就是一边遮遮掩掩地报告坏消息，一边互相推卸责任，真正能够有点实质性建议的内容几乎完全看不到。
——陕西、山西、甘肃一带的旱情仍在继续，不仅衣食无着的饥民暴动四起，粮饷匮乏的边军也纷纷倒戈哗变。自从白水王二于天启末年起事以来，饥民流贼四处劫掠，陷堡略城，犹如难以根除的跗骨之蛆：官兵向东，流贼向西；流贼前走，官兵后追。整个陕北到处都是漫山遍野的贼兵，官府根本清剿不过来。
幸好，崇祯初年的农民军尚无推翻大明王朝的明确意愿，他们大抵只是为饥寒所迫愤，而举旗抗税，靠武力夺取官府以及当地豪绅大户粮食，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饿时再举旗的日子，将希望完全寄托于明军妥协与招安——当此时，杀人放火等招安的水浒好汉深入民心，农民军渴盼吃饱不饿，若能有好前途绝不介意投降朝廷、为朝廷效力剿平“方腊”“辽贼”。如果大明朝廷能够有效地组织赈灾，如果大明朝廷能够带来足够的粮食，如果朱明朝廷能够寻找到输出危机的方向，陕西早期的民变是不难平息的。
大明朝廷官吏对此情弊，亦是相当明白，可他们没有毅力也没有能力解决难题，三边总督杨鹤就曾经向崇祯皇帝如是解释说：“……三秦诸贼穷饿之极，无处生活，兵至则稽首归降，兵去则抢掠如故，此必然之势。如欲散贼，必实实赈济，使之糊口有资，而后谓之真解散。解散之后尚须安插，必实实给与牛种，使之归农复业，而后谓之真安插。如是则贼有生之乐，无死之心，自必帖然就抚，抚局既定，剿局亦终。”
遗憾的是，虽然朝廷肯定了杨鹤的看法，但即使是崇祯皇帝也没能力解决上述问题，最关键的是拨不出安置的钱粮，只能让杨鹤两手空空去招抚，难道还能劝饥民老老实实待在家里饿死不成？于是西北官军欲要剿匪，则山陕赤地千里，遍地饥民起事，根本剿不胜剿；欲要招抚，又根本无钱安置。
如此一来，西北流贼降而复叛，叛而复降，如此周而复始，永远没完没了。更别提还有一干脑残的东林党在拼命帮倒忙：给江南的鱼米之乡大减商税，给陕西、河南、山西的千里赤地屡加田赋，一亩田的赋税累加到了二两，而种出的米麦却卖不出五钱银子，于是百姓弃耕逃亡者日众，成乡成县的田地被朝廷逼得荒废，流寇则获得了取之不尽的兵员，最终让西北局势一天天彻底糜烂下去——崇祯皇帝还不知道的是，陕北米脂有个原名李鸿基，后来改名李自成的失业邮差，如今已经加入了造反者队伍的行列……
——曾经的京畿繁华之地，如今依然是一片残破，从崇祯二年到崇祯三年，辽东建奴两次突破长城肆虐关内，虽未攻破北京，却把四周的郊县都给摧残得遍地废墟、白骨累累、方圆数百里无鸡鸣。今年的建奴虽然未曾突入中原，但京郊各县还是奄奄一息，到处都在哭着求免税和赈济，还有许多溃兵和饥民在荒野间聚众作乱、打家劫舍，一时难以厘清。由此可见，天子脚下的京畿之地尚且如此，朝廷又哪里还能挤出钱粮，去赈济和安置那些远在陕西、山西的流贼呢？怎么样也得先管着自家眼皮子底下的地儿再说吧！
而且，为了争夺那些建奴屠戮之后遗留下来的庄园田土，各路皇亲国戚、官宦大臣一起出手，闹出无数风波，有些争产业的官司甚至一路打到了御前，让崇祯皇帝想一想都觉得头疼——哎，真是悔不该当初听了那个广东蛮子袁崇焕的胡言乱语，说什么五年平辽？！才一年功夫就塞防崩坏，女真鞑子都杀到皇城根下啦！而且来了一回还有第二回，接下来不知道还有没有第三回……把这罪人给千刀万剐了绝对不冤！
——席卷西南数省的奢安之乱，如今总算是渐渐进入尾声，叛乱土司屡屡遭到重创，已经缩回老巢，不复当初天启年间围攻贵阳，横行川滇的浩大声势。但这些叛军在老家盘踞险要，凭地利死守，官军也是一时难以攻入。关于接下来是怀柔招抚还是继续进剿，朝廷暂时还没有定论，甚至还因此爆发了党争。
按照崇祯皇帝本人的意思，自然是想要招抚的，毕竟战争是个吞金兽，俗话说，刀兵一起，金银万两！而皇家内库已经没多少银两了，至于太仓（国库）里更是从来都入不敷出，指望不上，如果能省下几个银子，那么还是省下来的好，可惜出于帝王的面子，他又不好主动提出要服软，否则容易失了威严，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朝臣们吵嚷不休……所以，至少在短时间内，朝廷还没办法摆脱西南战事的军费开销……
——除了**之外，老天爷也是很不给面子，除了接二连三令人麻木的旱灾、水灾、蝗灾之外，今年夏天又闹起了大地震：崇祯四年七月十七日夜，湖广各府一起地震。常德府武陵夜半地震有声，黑气障天，井泉泛滥，地裂孔穴，浆水涌出，倒塌官署宫殿及城垣房屋无数，压死男妇六十人。澧州震声如雷，地裂沙随水涌，房倒树拔，压死人畜无数。荆州府坏城垣十之四，民舍十之三……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湖广的地方官府一直在哭哭啼啼地要求免税和赈济，而崇祯皇帝则一概驳了回去：朝廷这年头也没有余粮啊！
总之，天灾，辽事，流民这三个天大的麻烦，一刻不停地骚扰着朱由检，还有其它各种稍次一等的疥藓之患，更是每年每月都在纷至沓来，让他颇有一种焦头烂额之感。这两年唯一让皇帝感到欣慰的好消息，就是山西那边的宣镇，在去年鞑子叩边之时还能报捷，一战斩首二百八十级，在近年来已算是极好的战绩，尤其那个叫王斗的小小屯长居然能斩获八十级，大明要是能够多几个这样的忠勇之士该多好啊！
事实上，严格来说的话，好消息还有一份……朱由检转身拿起一份标注着来自福建的军务塘报，眼神复杂地再次阅读起了上面的内容——这是福建总兵黄石和福建巡抚邹维琏发来的捷报，声称前不久福宁军应琉球国王之请，由黄石领兵，邹维琏督师渡海东征，驱逐了盘踞该藩国的日本倭寇，并且随后继续追击，炮击了倭寇的老家，迫使倭酋跪地求和，发誓不敢再侵犯琉球和浙闽沿海。同时附送过来的，还有据说由琉球国王尚氏亲笔书写的谢恩表章《再造藩邦志》一份……按理来说，在大明王朝四面起火、八方冒烟的当下，这场胜利实在是能够振奋人心的一剂难得的强心剂，但在崇祯皇帝的眼里，却是怎么看怎么刺眼。
“……救藩国于危难，扬国威于海外？哼哼，写得真是妙笔生花啊！琉球国王身为外藩，不知内情也就罢了，黄石这厮难道还会不清楚，日本是洪武皇帝钦定的不征之国吗？如此擅动刀兵，其心可诛啊！”
崇祯皇帝重重地把奏折丢在桌面上，不悦地冷哼道，但脸上的表情倒是没什么愤怒，反而有些迟疑和纠结：黄石这个人打仗的本事，朱由检还是很认可的——此辈在当年先是以一己之力平定广宁叛乱，斩杀叛将孙得功，掩护数万军民安然撤退；之后又跟着毛文龙跑到东江，在长生岛立营练兵，很快就拉起了一营精兵，凭着一套长枪阵，在战场上捷报频传，陆续砍了不少鞑子的人头，逐渐扭转了辽东战场的颓势。到最后，黄石甚至单枪匹马闯辽阳，斩杀敌酋努尔哈赤而归，一度让辽东建奴闻黄石而色变，堪比三国之时在长坂坡杀了个七进七出的赵子龙，风头甚至盖过了他的顶头上司毛文龙，故而很得先帝兄长青睐。
天启六年底，鉴于辽东战局好转，朝廷论功行赏，黄石晋升福建总兵，加衔为“钦差平南便宜行事、挂平蛮先锋将军印、提督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军务总兵官”，调离辽东战场，率部南下，预备在福建备齐了辎重之后，就用这支精兵去平定西南的奢安之乱。孰料海贼于此时大举侵犯闽地，连番攻破州县，俨然当年倭患重演，黄石抵达福建之后，不得不立刻开始剿匪以固根基，远征西南之事就这么耽搁了下来。
然后，就在福建海贼被黄石率军逐步荡平的时候，天启皇帝突然重病驾崩了。
接下来，虽然兄长（天启皇帝）在驾崩之前曾有遗言，要朱由检重用黄石，但在刚登基的崇祯皇帝看来，黄石此辈实在是让人很不放心：根据锦衣卫收集到的情报和文官的弹劾奏章，黄石此人极度的心狠手辣、翻脸无情，旧日上司孙得功分明对他有提携之恩，还准备把女儿嫁给他，在广宁之乱当中却被他眼都不眨地杀了全家，甚至逼得未婚妻上吊自尽——其人之天性凉薄，以及对权势之热衷，由此可见一斑。
而且，据监军太监的秘奏，黄石此人居然不贪财不好色，甚至可以说是无欲无求，一向不蓄养家丁而与士卒同甘苦，从前的长生军，现在的福宁军，皆可整体视为他的家丁，很难说他有没有什么不轨之志。
况且此人德行有亏，乃是公认的阉党大员，和魏忠贤那个奸贼长期勾搭。先帝尚在之时，就和朝中不少大臣私下过从甚密……对一手提拔他的先帝，黄石或许是忠心的，但是对自己这个皇帝，可就不一定了。
“……可惜啊，虽有大才，却非正人君子，难为我所用！”那时还颇有些道德洁癖的崇祯帝，在心中对黄石如此下了结论，同时默许了文官集团对黄石的打压和攻讦，逐步削其权柄，先是撸掉了平蛮先锋将军的帽子，然后又从福建总兵贬到了福建北路参将，最后甚至有人建议将其下狱处决……要不是帝师孙承宗等人极力抗辩，声称当前国家战乱不断，绝不可无故而斩大将，或许黄石已经落到了跟魏忠贤一样的下场。
接着，在消停了一段时间之后，福建巡抚熊文灿又旧事重提，弹劾了当时已经贬为福建北路参将的黄石一大堆罪状，然后声称为了招抚海贼，平定闽海，需要用黄石的脑袋来立威和给一干“海主”们出气……
可惜熊文灿这份奏折送到北京的时候，已是崇祯三年了，崇祯皇帝刚刚经历了一次建奴围城的悲剧，而且眼看着似乎马上还要经历第二次，京师西边的宣府、大同一带，烽火狼烟已是一处连着一处……前次鞑子南下的时候，由于关宁军的哗变叛乱，北京城都差一点陷落，最后崇祯皇帝只能千刀万剐了袁督师出气。这一次鞑虏再次破关南下，崇祯皇帝还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此时看到熊文灿又要违反体制擅杀大将，顿时吓了一跳——袁崇焕号称“五年平辽”，擅自斩杀了毛文龙立威，然后就把建奴放到了北京城下。熊文灿现在说是为了平定海疆，需要斩杀名气更大的黄石来统一事权，接着莫非就会有哪一股海贼打破南京城？
虽然南方和北方的情况截然不同，但架不住已经有了心理阴影的崇祯皇帝如此联想啊！
于是，崇祯皇帝立刻就把熊文灿的这个荒诞建议给驳了回去，回头想想不放心，唯恐熊文灿一不做二不休，学着之前的袁崇焕干脆伪造圣旨去杀人，又赶紧往福建发了一道密旨，声色俱厉地恐吓了熊文灿一通，让他不要忘了袁崇焕的下场……这份密旨看上去似乎还是有效果的，熊文灿之后就再也没提什么要杀黄石的事情，貌似从那之后就化干戈为玉帛，知道要彼此相忍为国的道理了。尤其是在去年海寇袭扰闽南，被黄石击退之后，即将调任两广总督的熊文灿还为他请功，让黄石恢复了福建总兵的官位。
然而，崇祯皇帝虽然不打算看着熊文灿违反体制，擅杀黄石这样等级的武官，但心中同样也对黄石这个“先帝旧臣”不是没有芥蒂，至少是不准备把他重新启用到辽东战场的——尽管自从建奴两次南下劫掠，罪督袁崇焕伏法以来，启用黄石的呼声一浪接着一浪，但都被崇祯皇帝给压了下来。
总之，崇祯皇帝对黄石的看法是很矛盾的，既承认他的才能，又对提拔他很有抵触，最后便把黄石丢在南边冷藏下去，除非辽东战局实在崩坏到了极点，才会把他拉出来顶上去……所以，黄石的这一封捷报，就让崇祯皇帝深感纠结：虽然他早就知道琉球的求援，而大明庇护藩国也是理所应当之事。但黄石没得到内阁的批准就出征日本，那就是“私自出兵，形同叛逆。”，何况日本还是洪武大帝钦定的“不征之国”……
哎，罢了罢了，毕竟是打了胜仗，封赏固然不能给。擅自行事的罪也就不治了——以目前大明之时局，万一实在败坏到没法收拾，或许还是需要仰仗黄石这个百战百胜的名将出马呢！只要掐住他的钱粮命脉，就不怕他飞上天去……所以，在这份报捷奏章上批了“知道了”三字以后，崇祯皇帝也就没有继续多想了。
不爱钱财美色的武将，固然让皇帝感到警惕，但是那些贪财好利的武将，也同样让皇帝感到头疼。比如说这个登州镇，乃是最近这几年才崭露头角的一只力量，那个叫陈新的辽东逃民，不过是捐官出身，眼下居然也积功做到总兵了，俨然已是登州镇首脑。他在登州开屯田，兴海贸，练兵剿匪，干得有声有色，一身本事似乎不在昔年的黄石之下。且在崇祯二年鞑子入寇之时，这个陈新更是主动率军勤王，于京畿郊野阵斩六百鞑虏，立下大功，喜得崇祯当时便赞他为“朕之戚少保”，仿佛从他身上看到了当年黄石的影子。
相比于依附阉党的黄石，陈新此人的气节倒是十足的，当年还是个小小千户的时候就敢痛骂崔呈秀，对阉党大员不假辞色，也决不和关宁诸将同流合污，一个辽东逃民能有如此气节，实在难得。
光看表面，此人必为朝廷栋梁，但崇祯皇帝在最初的高兴劲儿过后，命人搜集情报细察其作为，却发现陈新眼下俨然已是割据一方的诸侯，不但所募兵马大大超出本镇兵额，而且整个登州镇的军民事务，皆由陈新一言而决，各种敲诈勒索、贪污受贿、强占民田之类的不法之事，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朝廷政令在登州还不如他陈新一句话顶用，连锦衣卫、东厂的探子都难以混入其中，说是国中之国也不过分！
（明末锦衣卫的情报能力距离京城越远就越糟糕，在山东还行，到广东福建就已经差不多聊胜于无了。）
虽然目前登州镇的兵马还能听朝廷调遣，但和以祖大寿为首的辽镇一样，也已是尾大不掉，只因各个军镇之间的互相牵制，才维持着表面的平静。即使登莱巡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