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继迁克灵州、取凉州，自我感觉良好，听到潘罗支乞降并不怀疑，倒是在宋真宗赵恒继位后被放还的张浦动了疑心，劝他说：“潘罗支生性刚强，现在他根本没有遭受重大失败，却主动要求投降，这事一定有问题，据我看他是诈降。您不要去受降，应该趁他们计谋未成的时候，突然进兵，定会一战成功。”
傲气冲天的李继迁根本不听张浦的劝阻，相反还觉得他现在怎么这样烦人，唠唠叨叨个没完。李继迁有些不耐烦了，甩甩手说：“我会注意的，谅潘罗支也玩不出什么花样，他想和老子斗，还嫩点儿。”
他忘记了银州城下，他自己是怎么对付曹光实的，历史在这里又重新上演了一回。
他的结果也和曹光实一样，不同的是，他在伏兵的乱箭里逃了出来，身上脸上带着好几支箭进了灵州城，转过年正月伤重而死，时为景德元年，享年四十一岁。
李继迁辗转苦战二十余年，为党项立国粗定基础，后来元昊称帝，追封他为高祖。
李继迁死后，他的儿子李德明接掌权力，在真宗景德三年（1006）和宋讲和，从此宋与党项之间三十余年没有大战。
直到李德明的儿子李元昊执掌政权后，冲突又起，且愈演愈烈。
西北狼元昊（1）
李元昊在大宋的历史上，给这个华丽王朝造成伤害最大的敌人，除了掳掠走了徽、钦二帝的金国，当属偏处西隅的西夏了。
而西夏的执刀人，就是李德明的儿子、李继迁的孙子李元昊。
自从李德明接过李继迁的权力以后，就试图和宋朝修好，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他的老爸李继迁舞刀弄枪二十年，使平夏部经济状况窘迫，除了靠掠夺点儿东西回来维持生计之外，丁壮们整天杀杀打打的，根本没有时间从事生产。
李继迁也发现了这个问题，经济基础要是彻底崩溃了，不用宋军杀过来也会自动灭亡，所以他在临终前一再叮嘱李德明与大宋和好，“申请一次宋朝不接纳，就继续申请，哪怕一百次咱们也要坚持”。
另外，此时宋辽已经签订了“澶渊之盟”，宋辽之间的和好使李德明的压力倍增，缺少了强大辽国的支援，孤军奋战的党项人极有可能陷入当初李继迁遭遇到的那种困境，所以“和谈”被摆上了议事日程。
真宗赵恒也不想打仗了，给愿意称臣的李德明很优厚的待遇，授李德明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每年还以“赐”的名义送上银万两、绢万匹、钱二万贯、茶二万斤，并重开榷场进行货物贸易。
和议结成以后，李德明还真没有继续和宋朝用武，他的发展方向转向了西方，他西攻回鹘，南击吐蕃，前后用了二十六年的时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夺取甘凉地区，瓜州回鹘首领贤顺率部归附，初步平定了河西走廊地区。
李德明很精明，他像做买卖一样周旋于宋辽之间，他同时向宋、辽称臣，借助辽国的势力向宋朝讨赏，而宋朝也不愿意他彻底倒向辽国，就尽量满足他的要求。
为了拉拢李德明，辽兴宗不仅把公主嫁给李德明之子李元昊，还封他为夏国王，宋朝也加封李德明为夏王。李德明成了双方争夺的宝贝，身价一路上涨。
此时，李德明已据有夏、宥、银、会、绥、静、灵、盐、胜、威、定、永和甘、凉、瓜、沙、肃等州的广大区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实力比他老爸李继迁那时不知道强了多少倍。
实力的增强带来了野心的膨胀，他开始做起皇帝梦来，平时的排场都模仿中原皇帝的样子。他还于天禧四年（1020）在灵州怀远镇（今宁夏银川）修建都城，改名兴州，正式建都。
李德明称帝的准备还没有完成，就在明道元年（1032）十月病死。但他的工作没有白费，李德明给自己儿子李元昊做好了当皇帝的一切必要的准备。
李元昊登场了，他的出现，对大宋和党项的百姓来说，都是一场噩梦。
烟尘古道的西北将再次流血，浸透千年堆积的黄沙。
元昊自小就聪明过人，喜好读书，不仅通晓“蕃汉文”，而且精通佛学，但就是这么一个精通佛学的人，日后却以穷兵黩武为乐事，看来佛学慈悲为怀的精神他也没有领悟多少。
本来书读得多的人都难免有些呆气，可元昊没有书卷气，他性格坚强（还有些残忍），野心勃勃，没事就弄本兵书研究揣摩，这为他后来东征西杀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李德明时代，元昊就凭借收复甘州（今甘肃张掖）、击败回鹘、威震河西的显赫战功而扬名，进而被册封为太子。
自继位以后，元昊就启动了称帝的程序，首先废除了中原王朝唐、宋的赐姓，不再姓李姓赵了，改用党项姓“嵬名”。
别小看了改姓这件事，现代人也许不觉得怎么样，但在那个时代皇帝的赐姓可是莫大的荣耀，郑成功不是到处炫耀自己是“国姓”吗？元昊抛弃国姓的荣誉，就意味着他根本就没把这两朝皇帝当回事。
他还把自己的名字也改了，改成曩霄，自称兀卒。“兀卒”是党项语，翻译过来就是“青天子”的意思，那时党项人称宋朝皇帝为“黄天子”。
一青一黄，两个天子。至此元昊要当皇帝的野心大白于天下。
既然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自然会有抬轿子的人，谋臣杨守素说宋朝的明道年号犯了李德明的名讳，建议元昊改元。
这又是一个大动作，现在我们使用公历没有年号的概念，但在古代年号可是很有讲究的，使用什么年号和历法是个相当严肃的政治问题，当初吴越、南唐表示臣服宋朝时，一个很重要的举动就是使用宋朝的年号和历法，有个专门的美名叫“奉正朔”。
元昊当然愿意改元，于是下令改明道元年为开运元年，但是这次却闹出了笑话，因为这个年号是后晋出帝石重贵亡国之前用过的年号。幸好发现得早，于是再改元广运——元昊终于有了自己的年号。
元昊一改老爸实行汉化的做法，一切都恢复党项传统。自己改名改姓不算，还下“秃发令”，限三天之内党项部族人一律把头顶剃光，有抗令者任何人都有权处死他。他自己率先垂范剃了光头，戴上耳环。
其实所谓的秃发，并不是剃成个大秃瓢，而是只剃去头颅顶部的头发，再将前面的刘海蓄起来，从前额垂到面部两侧，据说这是古代羌人的风俗。
党项人纷纷剃头，一时间元昊统治区内光头成堆，刘海飘飘，倒也蔚为壮观。
其实剃头什么的只是形式，元昊真正要达到的目的是唤醒众多党项羌内心深处的民族情绪，把本民族凝聚起来。
大众的民族情绪一旦活跃喷发出来，绝对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如果这种民族情绪再失去理智，那就会更加疯狂。
元昊就希望党项人都变成疯狂的野狼，他还是太子的时候，一次李德明心满意足地说：“我们部族穿上丝绸衣服有三十年了啊。”言下之意这都是自己和宋朝打交道的成果，元昊对老爸的政绩却不以为然：“穿兽皮，牧牛羊，本来就是我大小族人的习俗。英雄应当成霸王之业，何必在乎穿不穿绫罗绸缎。”
就连党项贵族都眼热的宋朝赏赐，元昊也不放在心上，他对老爸说：“我们有赏赐俸禄，可我们的族人什么也没有，他们穷困就不会再支持我们。依我看，咱们干脆不再给宋朝上贡，专心练兵，武力小的时候就抢一些财物，等武力强大了把江山全都抢来。”
李德明当然不听他的，但父子没有隔心话，元昊说的是他自己真实的想法，等他上台以后就是这样做的。
元昊除了改名改姓改年号剃光头之外，还建官制、设百官、创文字、设立蕃字院和汉字院、建立蕃学、改革礼乐等等，最主要的是以“尚武重法”为国策，就是“严以刑偿”，“以兵马为先务”，“教民以功利”。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以兵马为先务”了，元昊建立起完善的军队建设、指挥系统、布防驻地等军事制度，尤其在军队建设上下了大力气，不仅有党项羌组成的“族内兵”，还有由汉人组成的“族外兵”，这些人被叫做“撞令郎”，是专门打前锋的敢死队。
以汉族人充当炮灰，来减少党项人的伤亡，元昊还真是个“民族主义”者。
古代征战，马军为先，元昊自然也对马军很上心，他组建了一支堪称当时最凶悍的骑兵——“铁鹞子”，这支骑兵是党项军中的王牌，上阵时身披重甲，刀剑难伤，并且还用绳子绑在马背上，即便被削掉了脑袋也不会从马上摔下来，仍能在战场上横冲直撞。
西夏军队里步兵人数最多，在山区作战时步兵是当仁不让的主力，西夏最精锐的步兵被称为“步跋子”，特别是横山党项羌组成的“步跋子”，身手敏捷，翻山越涧如履平地，远程奔袭其快如风，在复杂地形作战的能力很强，“平夏兵不及也”。
他还挑选党项贵族子弟中能骑善射者组成宿卫部队，既壮大了队伍，还能挟他们当人质，令那些党项部族的首领不敢对自己轻举妄动。
元昊虽然是个狼性不泯的杀星，但在军事上确实很有眼光，居然组建了一支炮兵部队，虽然只有二百人，可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成建制炮兵了。他们使用的武器叫“旋风炮”，能立在骆驼背上发射，发射的也不是火药炮弹，而是拳头大小的石块。
这种炮大约在当时很有名，以至于后来《水浒传》的作者把梁山好汉柴进的绰号安排为“小旋风”，其中的旋风就是指的这种炮，而不是自然界中的旋风。
最能体现元昊狼性的是他还专门组建了劫掠人口（抢回去当奴隶）的部队，这支部队就叫“擒生军”，有十万人之多。只要一声号令，立马就能开出十万的专业抢劫大军，这恐怕连现代的恐怖分子也自叹弗如。
当一切政治的、军事的基础建设都完成之日，也就是元昊登基当皇帝之时。
1038年（夏大庆三年，宋宝元元年）十月十一日，元昊在兴庆府的南郊筑起祭告天地的祭台，祭拜天地之后，坐上了龙椅，宣布一个新的国家诞生，这个国家的国号是大夏，历史上习惯的叫法是西夏。
此时，中华大地上，北有契丹辽国，西有党项西夏，中原是宋朝，三国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
魏、蜀、吴三国时期英雄豪杰辈出。宋、辽、夏三国时期，又会有什么样的人物？
两个不能不说的人物（1）
元昊是个很矛盾的人物，一方面凶狠残暴，一方面又彬彬有礼；一方面极端蔑视宋朝的软弱，一方面又羡慕宋朝的文明；一方面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一方面又任人唯贤，不讲究所属民族。
历史再一次证明人性的复杂与多元，单纯意义上的好人或坏人并不存在。
西夏建国时就有意模仿宋朝官制，例如在中央设立了中书管理行政，枢密管理军事，三司（户部、度支、盐铁）管理财政，御史台管理监察弹劾，磨勘司管官吏考察和升降，等等。
这些模仿，因为是国家机关的名称，你用我也能用，还算说得过去，最绝的是管理西夏首都兴庆府的衙门干脆就叫“开封府”，把宋朝首都的名字直接就拿了过来。
在官员的任命使用上，元昊很能放得开，不管是党项人还是汉人，只要有才能，别说是地方官，就连中央机构里的中书令、御使大夫、侍中这样的高级领导都可以担任。在这一点上，他比宋朝皇帝强多了，在宋朝政府明文规定“诸路蕃官不问官职高卑，例在汉官之下”，明显的有大汉族主义的成分在里边。
而元昊即位后，任命了一批官员，仅从名字上看，其中汉人居然占了大多数，但是都为文职官员，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军队的主官都是党项人。这是元昊唯一没有对汉人开放的权力领域，他深知军权意味着什么，因此无论如何也要把军队的控制权牢牢地掌握在党项人手里。
元昊知道党项的文明程度比中原低，为了巩固统治的需要，西夏除了大力兴办蕃学，培养本民族的人才外，还注意招揽重用自宋朝投奔过来的文臣武将和知识分子，在他的高级参谋里，大多数的都是汉人。
这就给了许多不得志的人施展抱负的机会，张元、吴昊就是这些人中的代表。
张元、吴昊是宋朝永兴军路华州（今陕西渭南东）华阴县人，地地道道的汉族人，后来却跑到西夏去“谋发展”。
这两个人的名字是后来入西夏时改的，原名不见于正史，因为当初他们在宋朝只是默默无闻的小卒，到了西夏之后才展露才华，当上了高官。
这张青年和吴青年才华横溢，而且很有抱负，认为自己能干一番大事业。年轻人有些才干，难免有时眼高于顶，少年气盛。但二人本质不坏，性情直爽，有西北汉子的豪放坦荡，尤其是张元，常“以侠自任”，干了不少助人为乐、行侠仗义之事。
人以群分，从他二人的朋友就可以看出他们的为人。
他们和同乡姚嗣宗是好朋友，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高谈阔论。
这个姚嗣宗字因叔，性情也颇豪放，喜欢议论军事，后当过华阴知县。在他当知县的时候，曾陪同上司陕西都转运使游览华州西岳庙，庙里原有唐玄宗封西岳御书碑，高大雄伟，在上面还曾建有牌楼，在唐末时毁于黄巢战乱，转运使先生看到这个残碑感慨万千，说：“好一座石碑，可惜不知被谁给毁了。”
本来转运使也就是句感慨的话，可偏偏姚嗣宗就接上话茬儿说：“是小贼放火烧的。”
转运使先生以为是最近的事，就问道：“县里为什么不去收捕这些草寇？”
姚嗣宗回答：“县里兵力不足，无法与贼寇争锋。”
这位转运使火了，斥责道：“无法争锋？那国家养你们这些县官是干什么吃的，不会想办法吗？再说了，是哪个贼人这么厉害？”
姚嗣宗恭恭敬敬地回答：“人们都说这个贼人的名字叫黄巢。”
转运使顿时哑口无言。
有的史载说这位转运使是李参，有的说是包拯，都是当时的名臣。可任你学识再渊博，也不可能事事都了解，不知道这段往事也很正常，可姚嗣宗和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不露痕迹地揶揄了他一把，虽说无伤大雅，可毕竟有着很重的嘲弄意味在里面。幸好那位转运使心胸豁达，没有打击报复他。
这种目无余子的人很难在人人都自视甚高的大宋官场混明白，姚嗣宗最后也没能显贵。
张青年和吴青年也没能通达，科举屡屡碰壁，因此郁闷至极，他们经常借酒消愁，然后写诗发泄怨气，姚嗣宗诗曰：“踏破贺兰石，扫清西海尘。布衣有此志，可惜作穷鳞。”张元也曾作咏鹦鹉诗：“好着金笼收拾取，莫教飞去别人家。”此中已有另攀高枝之意。
但他们不甘就这样灰溜溜地离开母国，还想最后一搏，便学班超去投笔从戎。当时正值元昊加紧称帝建国的步伐，宋朝也嗅出了不安的味道，西北边境也在准备应变，自负有王佐之才的张、吴二青年想抓住这个机会谋取晋身。
来到边境，心高气傲的二人不甘心低声下气地去拜见官员，就找人刻了块石碑，凿上自己写的诗，雇人拉着成天在大街上转悠，想以此来造成轰动效应，引起边防高官的注意。还别说，这招挺好使，边帅还真召见他们了，但谈了一番话之后就没了下文。
张、吴这二位，干等了好多天，知道不是科举出身的自己不受重视，想在大宋出人头地是没指望了，最后下定了投奔西夏的决心。但人都是有感情的，故国难离，他二人在项羽庙泪如雨下，高歌三天，慷慨悲凉的歌声绕梁不绝。
正所谓亦哭亦歌奇男子，两人自负奇才，却屡次不被赏识，不知道是二人的不幸还是大宋的不幸。
痛哭一场之后，二人偷渡边关，进入西夏，一路跋山涉水，在景祐四年（1037）来到西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