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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重新回到电脑前，找到高进的信箱，给他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告诉他我是谁，同时也问他是不是就是我过去认识的那个高前。
看到邮件发送成功的字样出现在屏幕上后，我关上了电脑。
晚上，上网看了看，信箱里空空如也，不仅没有高进的回信，就连一个广告也没有。有很多人都建议立法封杀垃圾邮件，我坚决不赞成。这些人不知道，每天有多少人像我这样，希望收到一封邮件，而不管它是不是广告，也就是所谓的垃圾。其实，有哪封信不是垃圾呢。
回到今天（4）
一连三天，不管是在单位还是在家里，我都几乎挂在网上，随时准备接受高进的回信。我的手机也始终保持24小时开机，等待着他收到我的邮件后按我留的号码打过来。但我发出的那封信就如石沉大海一般，再也没有回音。
我以为我发错了。可无论是网上他留的地址还是节目里他亲口报出的联系地址，都没错。我在上班的时候打开收音机，听他主持的节目，他那轻松的口吻，和时常脱口而出的一句又一句的口头禅“精辟”，让我越来越相信，他就是高前。我甚至从网上查到了他办公室的电话，想直接给他打一个。可每次我拿起电话却又忍不住会担心，打过去后，对方接到电话告诉我认错人了，他不是高前。
而这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与其这样，我想，还不如不打更好。不知为什么，如果这件事真的就此结束的话，我也宁愿是高前不想见我，而不希望是我认错了人。
半个月后的一天。就在我已经渐渐把这件事淡忘了时，也就是在我已经接受了高前不想和我见面的这种想法不久，一个电话突然打到了我的家里。
“是张生吗？我是高前。”
我刚下班，在门外听到电话的响声，急得差点把钥匙都扭断在锁眼里，当我气喘吁吁地拿起话筒，电话却挂掉了。可我刚把话筒放下来，我的口袋里的手机又响了起来，我看了一下来电的号码，似乎有些陌生，但我还是按下了接听键，马上，久违了的高前的声音从里面传了过来。奇怪的是，我并没有像我前些天想的那样兴高采烈，而高前好像也一点没有久别重逢的感觉。
“是。你收到我的信了？”我问。
“收到了，不过这个信箱是由节目组里的一个来实习的女大学生管理的，她今天才告诉我你给我来过信。她说还以为是普通的听众来信，所以没有及时对我说，直到今天她才想起来告诉我。”
“没关系，我们这么多年没联系不也都过来了吗？”
“那倒也是。”他好像按住话筒和另外一个人打了个招呼。“你现在哪里？刚才打你家里电话，没人接。”
“我刚到家。刚才听到你的电话了。”
“怎么样，出来坐坐？”
“现在几点了？”我下意识地问。
“是要向老婆请示还是要去幼儿园接小孩？”他不无调侃。“你看，我都忘了，今天是周末。要和老婆孩子吃饭？”
“没有。你说吧，到什么地方好？我马上就来。”
“这样，我来接你。免得烦了。”
“也好。”
我把地址告诉了他。
61
看到一辆银灰色的大众车缓缓停到我的楼下，鸣了两声喇叭，我离开窗台，关上门，下了楼。
高前坐在车里向我招了招手。打开了一侧的车门。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拉开后车厢的门坐了进去。高前熟练地倒车，调头，很快驶出了我们的小区。这么多年没见，他依然风度翩翩。上身穿了一件灰色的休闲西服，里面是一件白色的衬衫，下面是一条咖啡色的休闲裤和一双棕色软牛皮皮鞋。而且，他神态自若。他向我打招呼时的眼神，就像昨天我们才见过面一样。
惟一的不同的就是他头上总是竖着的几根头发没有了。当然，被用电吹风吹平了也未可知。
“夫人没意见吧？”高前回头看了我一眼。
“这话该我问你。”我笑了。“你从哪里听说我结婚了的？”
“没有，只是觉得应该如此。所以问问。”
“没有。我还是单身。”
“那个女孩，那个叫什么来着，对了，方湄，她呢？”
“她已经不在了。”我看着高前换挡，转弯，上了高架。“几年前她去了云南，在一个山村小学当教师，有一次护送学生过一条河，结果不小心碰上了山洪，被冲走了。”
“哦。”高前好像有些惊讶。可能不知说什么才好，一下子沉默了下来。
“你呢？”过了一会儿我问。“成家了没有？”
“当然。”高前说。“两次，可都离了。”
这次轮到我惊讶了。
“性格不合。”他说。
我表示理解。
从高架上下来后，我们拐入一条僻静的街道，路的两边都是在夕阳光影下的法国梧桐，高前打开了车上的音响，里面立刻传来了我熟悉的旋律，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高前不再说话，有意放慢了车速和我一起静静地听着，似乎很想把这段路延长。
我们在一幢老洋楼前停了下来。高前显然是这里的常客，还没进门，就有人向他打招呼。不过，大家都叫他高进。
“这里的红烧蹄膀不错。”他边上楼边对我说。大概因年深月久，窄窄的木楼梯被我们踩得咔咔作响。“当年，我在南方的时候，饿得不行，就发誓以后如果能发财，一定要天天吃肉。”
回到今天（5）
这幢三层的老洋楼结构复杂，我们在服务员的引导下，在一个仅可容身的小房间里坐了下来。
“怎么样？环境还可以吧？”高前点好菜，让服务员关上门以后问我。
“还可以。就是小了一点。”我看了看这间小屋，周围的墙上挂着一些镜框，里面是复制的上海一些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著名建筑的老黑白照片，如大世界，百乐门舞厅，理查饭店等，还有一张彩色的月份牌广告，上面有个穿着旗袍的女子侧身对着我们微笑。她的那张脸一看即知，是那个年代颇具代表性的鹅蛋脸，显得非常饱满。我记得在一些老照片上看到的当时上海著名的电影明星，如胡蝶，阮玲玉等人都是着这种脸型。
“这间屋子以前是做什么用的？”
“厕所。”高前笑着说，“我也问过。是不是很奇怪？”
“有一点。”我回头看了看，在我身后的一个小方凳上，还搁了一台喇叭的形状像牵牛花一样的留声机。“不过，没办法，现在流行这个。不管是什么，只要是旧的就好。哪怕是厕所。”
“那倒未必。像我们现在不就已经变旧了吗，有什么用？”高前掏出一包烟。“来一支？”
“不用了，今天喉咙不舒服。”我咳嗽了一声说。这是真的。我没想到高前也觉得自己变旧了。
“没戒烟吧？”高前看了我一眼，拿出一只眼下正在上海那些抽烟的小白领们中间最流行的ZIPPO打火机，啪的一声弹开ZIPPO的不锈钢盒盖，熟练地点上了手里的香烟，然后下意识地在手里把玩了起来。这倒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不禁微微一笑，过去高前对这些时髦玩意儿是从来不放在心上的，没想到现在也开始附庸风雅了。
“见笑了。我这纯粹是无聊。”高前看我盯着他的那只有着精致的贴面的ZIPPO打火机，立即不打自招，自嘲了起来。“很浅薄是不是？”
“没有。现在有不少人都在怀旧，ZIPPO这种老式打火机也是投大家所好。你看，我就不用，太麻烦了，又要加油，又要换火石什么的，我喜欢一次性打火机，用完了就扔，丢了也不心疼，反正不值几个钱。怀旧很花钱的。”我接着刚才的话题随口说。“就像现在大家都在怀念80年代什么的，其实很奢侈，对了，要是谈80年代，你应该是最有资格的，风流人物嘛。”
“早过去了。就在当时，我也什么都不是。这你知道，要不是我后来出了事，现在你问我我还不知道说什么呢。”高前似乎并不想谈过去。
服务员把菜端了上来，一盘一盘开始往我们的桌子上放。
“把酒都打开。”高前指了一下放在地上的几瓶啤酒。“全打开。我害怕啤酒瓶爆炸。”
我笑了，高前未免也太神经过敏了。“我也害怕。喝这么多，等会回去开车没事吧？”
高前和我碰了一杯。“没事。这点酒不算什么。”
“这些年你怎么过的？”一口酒下肚，我仿佛又回到了过去和高前在一起的日子。
“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高前摆弄着手中的酒杯，笑了一下。“想不说都不行。很简单。你可能也听说了，毕业后我到了广东，什么都干过，工人，门卫，卖抽水马桶的推销员，家庭教师，抄写员，校对，我还当过饭店招待，洗过盘子，也当了几天厨师，反正，就差卖身了。”
“有这么惨吗？”我觉得他是在开玩笑。
“为了找工作，我曾经从广州一路步行走到深圳，不管是什么单位，只要门口挂个牌子，我都进去问问他们要不要人。有一次，看到路边有幢很漂亮的房子挂着一个牌子，走进去一看，原来是公共厕所。你说好笑不好笑？那段时间，我有时候一天只吃一顿饭。”他把剩下的酒一点一点喝掉。“我这才明白，原来那些精神上的痛苦太可笑了，都是无病呻吟，只有肉体痛苦才是真正的痛苦。”
“你要过饭没有？”我想起那个卖艺的小提琴手，用手比画了一下。“拉小提琴，卖艺。”
“没有。我要会就好了。”
“怎么不和过去的朋友，还有家人联系一下？”
“还不是脸皮薄，要是现在，就是打死我，我也要去找朋友和同学了。”高前摇了摇头。“其实我当时很不好意思见大家。好像过去在学校里自己也算个人物，现在一下子落到要叫别人照顾的地步，自尊心总有些接受不了。家里的情况也是一样。”
“理解。”
“后来到深圳，刚好在大街上遇到一个在报社工作的本科同学，他让我给他主编的财经版写股评文章，为了这个，我还换了个名字，不料一举成名。去年，上海广播电台这边招聘主持人，我就过来了。”高前苦笑着摇了摇头。“早知道现在要靠这个玩意儿吃饭，我就学经济了。”
回到今天（6）
“那倒不一定，要是真学经济，你可能也不会去写股评文章和主持股评节目了。”
“精辟。”高前一下笑了。“你还是老样子，伶牙俐齿，一点没变。”
“精辟。”我模仿着他的口吻说。“你觉得自己变了吗？”
“不知道。”高前看着我，“真不知道。我懂你的意思，可一个口头禅也说明不了什么。我觉得，也许变了吧。”
“谁知道呢？我就是在收音机里听到你在主持节目时用的这个口头禅，才知道你在上海的。”
服务员把蹄膀端了上来。高前把桌子上的盘子往旁边挪了挪，让服务员把蹄膀放到了桌子中间。
“怎么样，先吃一点，尝尝味道再说。我可是饿死了。你知道，我现在很怕饿肚子。”
我笑了。“好吧。吃了再说。”
高前又让服务员给我每人倒了一碟醋。我用筷子夹了一块蹄膀肉，蘸了一点醋，送到嘴里。蹄膀显然预先腌制过一段时间，所以，既有火腿的香味，又有一般炖肉的特点，入口即化，却又软硬兼施，的确非常好吃。
62
这天晚上是怎么回去的，一直到第二天我从床上醒过来也没想清楚。只记得吃完饭后高前又开车拉着我一起去了衡山路的一个我没去过的酒吧，里面好像除了我们外，没几个中国人。在吧台的高凳上端着酒杯扭来扭去的都是外国人。音乐很吵。现场还有一个华洋杂处的混血乐队上去表演，用英文演唱美国最新的流行歌曲。乐队的主唱是一个中国女孩，个子不高，头发很短，人长得也很一般，可她唱起歌来眉飞色舞，在舞台上合着音乐的节拍随意扭动着自己的身体，让人感觉非常自然、动人。中间她还应酒吧里的听众请求，唱了电影《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我心依旧》，在高音部分，我觉得她唱得甚至比原唱席林迪翁还要高亢，华丽和摄人心魄。
到后来，酒吧里的人越来越多，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上海的酒吧就剩这一家还开门似的。穿着超短裙的啤酒促销小姐灵巧地从摆得密密麻麻的桌子间穿过，不时给人送上一瓶瓶的啤酒和一筐筐的爆玉米花。音乐声震耳欲聋。我和高前默默地坐在一个角落里，桌子上放满了喝光的空酒瓶。我沉迷在那个姑娘的歌声之中，几乎不可自拔。而高前似乎也被眼前的这种热热闹闹的情景所吸引，手按着酒瓶一动不动地望着前面的舞台上那几个蹦蹦跳跳的乐手，他的那副出神的样子让我惊讶，我还从来不知道喜欢古典音乐的高前如今对流行音乐这么着迷。
这也是我在那天晚上留下的最后一个清晰的印象。随后的事情就在我的脑海中一团模糊，就像电视机的天线突然断掉之后，屏幕上出现的刷刷作响的雪花一样，什么也记不清楚了。
不过，也许是这次和高前见面让我愉快的缘故，除了起得有点晚外，喝了这么多酒，我并不觉得哪里不舒服。所以，我起来后胡乱吃了点东西后，就照常到杂志社上班去了。
中午，我特地打开收音机，听了一下高前主持的节目，听到他依然像过去一样口若悬河，精辟个不停，才放了心。
看来，我们俩都没喝多。也许关键是都没想喝多。
这些年来我慢慢发现，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想喝多都喝不多了。醉一次更难。
在老刘的领导下，我们的杂志顺应时代的呼唤，已彻底变成了一本所谓的小资杂志，用老刘的话来说，就是给那些有点小钱又不好意思直接贴到自己的脸上让别人看见的年轻人看的，而且，还在社里新来的一个小姑娘的建议下，把刊头集鲁迅书法而成的《青年》两个字改为英文。但遗憾的是，我们的杂志并未因此就大幅增加销量。相反，还是始终维持在过去的那个不上不下的数目上。
“这说明我们的读者是成熟的，有品位的，我们有固定的读者群。”老刘说。“他们的收入比较高，是社会的中坚。”
这么一说，好像我们的杂志很有价值似的。其实，这是瞎扯。当然老刘也知道，他这是自欺欺人。之所以还有这么多人在看我们的杂志，只是因为很多图书馆长期以来订阅我们的杂志，形成了习惯，每年看到邮局的征订启事，凭惯性打个钩而已。不过，我们的确也在上海这些年来突然出现的一批小白领中间站住了脚。不谦虚地说，这和我所主持的《天下游》和《美食上海》栏目是有一定关系的。这从我收到的电子邮件的数量就可以窥见一斑。不过，公正地说，这也与老刘亲自主笔的《精神》专栏不无关系，老刘在这个专栏里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哲学特长，不过，他已经不再谈什么海德格尔，而是大谈人的理想和最新介绍到中国的欧美思想大师发人深省的言论，如哈贝马斯，德里达，罗尔斯，乃至最新的美国实用主义大师罗蒂等人的东西。本来老刘只是想多赚一份稿费，以补贴家用，不料无心插柳柳成荫，成了很多读者的爱物。但老刘这个人可爱就可爱在这个地方，他并没有因此就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或者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救世主。
回到今天（7）
“也就是一个栏目，满足读者而已。谈不上什么深入研究。”他谦虚地对我们说，“说穿了，和你们弄的那些美食呀，美体呀什么的栏目一样，就是一道菜而已。”
我想了想，老刘这话说得还是很实在的。我做的那些事也真的和他没什么区别。不同的是，他抄的是老外的思想，我抄的是菜谱。自从主持这个栏目以来，我的厨艺已日渐提高。因为每次在杂志上介绍一道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