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城市里，高前应该能够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
在宾馆住下后，我立即给大胡子的那位朋友打了个电话。他开始还以为我是大胡子介绍过来买盗版磁带的。后来才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电话那头很吵，他好像正在大街上和别人说着什么，在问清了我的住址后，他让我晚上等着他，就挂断了手中的电话。
正好借这段时间，我也可以先去把公事办了。我把照相机的胶卷装上，带上包，离开了宾馆。此行我主要去采访一个化妆品公司的老总，这小子主动投资我们杂志，先说他过去是如何喜欢读我们的杂志，又怎样形成了某种情结，每次上厕所他都要看我们的杂志，以至于现在不看就上不了厕所什么的，接着，他就赤裸裸地说愿意在我们杂志上做一年封底的广告，条件是要给他做个专访。
“要是搁在计划经济的时代，他的这封信早就被我们擦屁股了。”在下达任务时，主编老刘在把自己办公室的门小心地关上后，特地绕到办公桌后，坐在他那张磨得露出皮质原色的黑沙发上，盯着我说，似乎在考验我的觉悟，“不过，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不一样了。”
“我懂。我们要争取读者，有责任也有义务用高雅的东西去引导他们，鼓舞他们，努力保持和扩大我们的影响。”我像背书一样，把他上次开会的发言重复了一遍，以表示我对他的这个决策完全理解。
“好，那你就尽快去一趟，把事情办一办。来回都可以坐飞机，他报销。”老刘咳嗽了一声，清了一下喉咙。
实际上，我知道，老刘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化妆品老总此举无异于是雪中送炭。我们的杂志近年来不管是订数还是零售数都大幅下滑，以至于一次老刘在一次会议上请求新上任的出版社的领导继续支持我们这本在全国颇有影响的杂志时，新领导勃然大怒，质问老刘一本连续几年发行量只有那么两三万册的杂志能有什么鸟影响？让老刘当场脸都变白了。新领导却不依不饶，说如果还是这个样子，明年就改刊，把它改成一本娱乐或时装杂志。这倒真有可能。新领导就是因为在别的地方弄了一本专门刊登港台和国外的时装广告的杂志而一举成名得到升迁的。说实话，那本杂志在我看来一钱不值，里面除了一些服装模特儿的照片外，什么也没有。可现在读者就是喜欢看这些不动脑子的美人照。
为艺术而艺术（6）
有什么办法呢？
其实，高雅的东西都是这样，不管在哪里，什么时候，喜欢的人都不会很多。这就像那些人生的哲理，再怎么给年轻人讲都没用，非得到他们头发白了才觉得是对的。可真到那时候，又一切都晚了。不过，我这并不是说我们的杂志就真的很高雅，或者就是一本高雅的杂志。我只是顺口而说，或者只是随便胡乱想想罢了。对我们这本杂志，我始终只有一种看法，那就是不看也罢，尤其是本人撰写的文章，基本上毫无价值可言。
而老刘之所以把这种棘手的事交给我，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我们编辑部男的太少，都是些老阿姨，大家都有家有口，不想出差。二就是经过一年多来的考察，主编老刘发现我虽然没有上进心，但还比较灵活，很有职业道德，不管怎样，每次都能完成采访任务。
化妆品公司的老板在一间像半个篮球场那么大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他假装没有看我走进来，一手拿着一只比胡萝卜小不了多少的笔披阅着文件，一手拿着电话呜哩哇啦地讲着一口广式普通话，继续忙碌着，好像我根本不存在似的。可能他以为这下能把我这个上海瘪三镇住，但我就像看到一个傻瓜一样，立即二话不说，甩开带我进来的女秘书，掏出照相机走到他面前，就开始咔嚓咔嚓地拍了起来。我就像真的摄影师一样，跟个猴子似的举着照相机一会蹦到他右边，一会跳到他左边，一会又正对着他，不停地按动快门。有那么一刹那，我真是控制不住自己，想跳到他那张像乒乓桌一样的写字台上给他来几张，但又害怕吓住这个乡下人。只好把照相机的镜头端到他鼻子前咔嚓了几张。
实际上，在玩这套把戏时，我很紧张，因为我一直怀疑我的胶卷没有挂上。直到我把最后一张胶卷照掉，照相机开始自动卷片的时候，我才放了心。这一套试图征服采访对象的秘技都是我跟编辑部的摄影师小谢学的，没想到还真派上了用场。从我打开照相机起，这个油头粉面的家伙就像时装模特一样在镜头前表演起来，一会低头作沉思状，一会侧身作恍然大悟状，还从椅子上站起来抱起胳膊向窗外凝视，就差对着我胁肩掐笑了。
“到底是上海来的，不一样，不一样。”等我把胶卷从照相机里取出来后，他马上向我伸出了手。
“哪里，这只是我的工作，应该做的。”看到他放下了那个搞笑的老板架子，我也不再假模假式，和他握了一下手。“怎么样，我们在这里谈方便吗？”
“方便，方便。”他从桌上的一个木盒子里取出一支雪茄递给我，“来一支，古巴的？”
“哦，谢谢，我不抽这个。”我掏出一支随身带来的上海红双喜，给自己点上。
这下，他锐气全无，只好从桌子上拿起一个黄铜的小剪刀，剪掉雪茄的头，自己叼在了嘴上。
我把录音机拿出来，放在桌子上。然后翻开笔记本，准备按事先拟好的提纲开始采访。他看见我的举动，忙向外面叫了一声，刚才的那个女秘书马上也拿出了一个崭新的录音机放在桌子上，另外，还拿来了好几盘没有拆封的新磁带放在旁边备用。看来，他也是早有准备。不过，我更有准备。
在先让他瞎吹了一通自己的公司如何如何不得了，达到了暖场的目的之后，我立即站起来看了看转动的录音机，然后坐下来按照设定的程序开始询问他的创业史。显然，和前面相比，这个问题是比较个性化的，被采访人一般来说也总能讲出点不一样的东西。当然，对我来说，这也只是个老套路而已。这就像一个男人勾引小姑娘，常见的招数无不是先像孔雀开屏一样展示一下自己成功的一面，接着就谈自己的婚姻是如何如何不幸一样，原理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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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采访完之后我才知道，虽然在我面前有点装模作样，冒充高雅，这个家伙的经历也的确非同一般。他早年生活在粤北山区，因为家贫，他初中毕业后就辍学在家，后来走投无路，就跟着村里的人到广州捡垃圾谋生。显然，垃圾堆里不只有废铜烂铁，避孕套，破布头和碎纸片，还有我们的杂志。不过，我们的杂志并没有改变他的人生。他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被人扔掉的香港和国外生产的化妆品空瓶里找到灵感的。他把自己捡垃圾挣来的钱全投资到生产一种护肤霜上了。他摇着头告诉我，当初创业艰难，连个厂房都没有，也没什么生产设备，只好发动群众，让村里人用自己家的不锈钢锅熬制护肤霜，因为无法统一管理，有很多贪嘴的小孩还常常趁大人不注意偷吃锅里的化妆品，还好这种护肤霜的主要成分是蜂蜜和水，小孩子们事后吃点黄连素就过来了，要不然非出大事不可。现在，这一切都已成为往事。如今的他已今非昔比，他不仅在广州拥有厂房，还和老外合资，准备到上海去投资设厂。他的理想是让中国以致全世界的爱美的妇女，不管老少，都能用上他生产的化妆品。我顿时想到我爸爸的战友史叔叔的梦想，不觉哑然失笑。
为艺术而艺术（7）
在采访即将结束时，他神秘地告诉我，他已经与香港著名的女演员张曼玉接洽，想让她来做广告代言人。我听了差点放下自己那点小知识分子的可怜的自尊心，和他拥抱一下，向他打听一点张曼玉的隐私，因为我实在太喜欢张曼玉了。尽管在港台的电影明星里，她并不是很漂亮的那一种，甚至还很普通，比如在我看来，论长相她就不如林青霞，可她在电影里表现出的那种率真，不谙世事，而又无所顾忌的性格，却始终让我着迷，但我还是尽量克制住了自己，假装不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你知道她想要多少钱？”他故作神秘地问我。
“这可是商业机密，你千万不要对我说。否则，我要是忍不住告诉别人了，你可就不好办了。”我转身向门外走去。
不知为什么，在这一刻，我忽然觉得自己知道得太多了，似乎这个世界已接近无限透明，再也没有一件事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或看不见，听不见的了。那些答案，那些现在我们所不知道的或在将来某一刻有可能知道的东西像潮水一样向我们涌来，把现在冲得七零八落，凌乱不堪，我们已很难像把握过去一样再把握今天，今天充斥着未来的痕迹，变成了未来的碎片和投影，而过去也和现在一样，变成了未来的一部分。我朦胧地感觉到，也许今后，我们将无所不晓，甚至对未来也是这样。我们将不可避免地生活在未来的世界里，就像今天这个时候一样。或许，我们以后所面对的生活最大的特征将不是没有未来，而是太多的未来，同时也是透明的，降临得太快的未来，我们所要面对的是一个不再有过去，也不再有现在的生活。
“哎，张先生，等等，这个你可一定要带上。”看到我突然要走，他忙拦住了我，把放在桌上的一盒包装精美的化妆品递给了我。“这是按香港的最新配方生产的，拿回去送给女朋友，肯定好。”
我没有拒绝。但他还想叫人开车送我回去，我却拒绝了。出门后，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几乎是带着一种厌恶的心情离开了这座形状像个化妆品瓶子一样的大楼。下车的时候，我试图把化妆品扔到车上，但驾驶员却从后视镜里看到了，他好心地提醒我，不要忘了把它带走。我只得把它拿了下来，塞进了马路边离我最近的一个垃圾箱。
晚上，我和大胡子的朋友老李碰了头。看样子老李比我还年轻，他是一个穿着白色T恤衫，牛仔裤，戴着一副窄窄的方形黑框眼镜的小伙子。我们在宾馆的酒吧里坐了一会。酒吧里很吵，灯光下的小舞台上，一个穿着白色的短衫和用闪光的金属片做成的超短裙的女歌手在用粤语演唱香港的流行歌曲。和常见的那些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酒吧歌手不同，她的歌声嘹亮而醇厚，虽然我不能听懂那些歌词，但也一样能感觉到她演唱的魅力。几乎她每唱完一首歌，就有人上去送花。在和老李寒暄了一番后，我们的话题就从这个女歌手的身上开始。
“这个女的是北京来的，曾经得过前年全国美声唱法专业组比赛的亚军，去年年底才到广州，现在已经很有名了。”老李说。
“难怪，刚才一进来我就觉得她和一般歌手不一样。”我喝了一口啤酒，回忆起好像在电视上看到过她的表演，那时她一袭黑色长裙，显得高贵典雅，一曲威尔第的《让思想乘着歌声的翅膀》荡气回肠，让人如闻仙乐，几可三月而不思肉味。
“那当然。但现在都一样了。”在黑暗中，老李对我笑了一下，露出了一口洁白的牙齿。“金钱面前人人平等嘛。”
“听大胡子说，高前来找过你？”我收回纷乱的思绪，直奔主题。
“找过。”老李点上了一支烟，“你们的这个朋友很有意思。”
“是吗？”我若有所思地问。酒吧里又响起一阵掌声。那个女歌手连连向台下点头，嗲声嗲气地向这个先生那个老板表示衷心的感谢。
“去年11月的时候，他在我这里住了一个多星期。”老李说，“他告诉我，他从深圳来，想在广州找个工作，可实际上，一直到离开我这里，他哪里也没去。”
“你说什么？”我有些不明白他的意思。
“他根本就没有出去找工作，很有可能，他连我的门都没出去过一次。”
“那他在干什么？”
“睡觉，帮我打扫卫生。”老李看了看我，似乎有些怕我不相信他的话。“每天他都睡到中午才起来，然后帮我打扫房间，拖地，抹桌子，擦窗户，刷马桶，什么都干，有一天，我下班后看到门口摆得整整齐齐的鞋子，都还以为走错门了。”
“后来呢？”我感到有点困惑。
“没有后来，后来他就走了。临走的时候，我给了他一千块钱，他怎么也不肯要，最后只收了两百块钱，大概他觉得这样才对得起他每天给我干的那些活。”
为艺术而艺术（9）
说出这句话后，她在电话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仿佛卸掉了什么重担一样。看来，她的压力确实不小。我还从来没有见她为一件事情弄成这个样子。
“要不要我去北京看看你，安慰一下你？”
“不用了，再过几天我就要开始正式录音了，还有很多事要做。等忙完这阵子再说吧。”她有些疲惫地说。
“那就让大胡子周末陪你出去玩玩，放松一下，去故宫圆明园什么的逛逛。”
“别提了，他也是忙得不可开交。有时候几天都见不到他的影子。”
“可想而知。”
“好了，不说了。我得回去了。你一个人好自为之吧。看样子，我在北京还有得待。”
“那是自然。”我说。
其实，根本不用她提醒，我也知道我从来都是一个人，就像她自己一样。
从这天起，我准备上下班不再坐公交车回家。原来的那辆旧自行车早已不知踪影，我又去买了一辆新自行车，开始骑着自行车上下班。这样做有几个好处，一是能够锻炼身体，二来能一边走一边胡思乱想而不被人打扰，公交车上人太多了。当然，对我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能消磨时间。
每天，回到我那乱糟糟的小屋后，我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早上没叠的被子折好，把地扫一遍，然后打开收音机，一边听音乐一边开始做饭。这也是我新增的娱乐项目。过去下班后，我不是在外面和同事一起吃饭，就是去找方湄吃一顿。现在不一样了。我像个结了婚的男人一样，下班按时回家，不过，我急着回去既不是怕老婆责备，也不是想看看一天没见的小孩，只是想锻炼一下自己的厨艺而已。
要是有人看到我下班后一个人装模作样地穿着一件坦克兵的夹克衫，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棒球帽，在厨房里拿着菜谱嘀嘀咕咕，肯定以为我是个神经病。而且，为了不挡住光线，我把棒球帽的长帽舌拉到了后面，这让我想起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那个叛逆的中学生霍尔顿的那副扮相，好像他也是把帽子反过来戴的，不过他的是鸭舌帽， 再说我也不是什么叛逆青年，我觉得我不是那种有性格的人，我顺应现实，不求改变那些自己改变不了的东西，最多只是改变自己。我不像桃叶，也不像高前，更不像佳音和方湄，显然，他们改变的和想改变的都不只是自己。
那件坦克兵的夹克衫是我的一个同学送给我的，他在东北当坦克兵，曾扑救过大兴安岭的森林大火，荣立三等功，这件衣服就是他当时穿的。他是通过邮局寄给我的，直到现在，我也弄不清楚他把这件具有纪念意义的衣服送给我是什么意思，收到后我以为他寄错了，还给他去了一封信。谁知他在回信里告诉我，没错，就是寄给我的。也许，他是希望通过这件衣服来维系我们的友谊，也可能是他想让我见证一下自己的工作，谁知道呢？
因为小时候我曾在重庆住过一段时间，所以我对川菜情有独钟。有一次，我为了做鱼香肉丝，在我住的地方足足转了大半天，才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商店里买到了做这道菜最重要的也是最关键的原料——泡海椒，当时我的心情，我想，甚至比见到了方湄还高兴。
为什么不呢？
我先把泡海椒切成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