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他还会说下去，谁知他把雨伞往前举了一下，从我身边走了过去。我突然感到，自己的心就像这冰凉的雨水一样，一下子掉到了潮湿的路面上。我想起过去我们曾一起讨论过人是否可以自杀，并为此对康德在《道德的形而上学原理》中所表述的那条所谓的定言命令而发生的争执。我记得，他当时坚决赞同康德的这条律令，认为的确如康德所说，人不应该自杀，因为这不可能成为普遍规律。但今天他对桃叶的自杀所表明的态度，却又让我感到迷惑。
而似乎已被我遗忘的桃叶的身影，也因此又一次从我的脑海深处浮现了出来。
等我意识到高前已经离开的时候，我才发现，刚才还熙熙攘攘的路上，就只剩下我一个人还呆呆地站在雨中。
冰凉的雨丝不停地飘到我的脸上，我把雨伞打好，重新把自己的身子罩在雨伞下。地上到处都是被雨水打湿的落叶，它们其实并未枯萎，所以即使落到地上，被人踩来踩去，也依然像是在树上一样，每一片都还是绿色的。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对我们这些人的命运的一种隐喻，抑或只是我一时的感觉错乱，因为，任何时候，只要一夜风雨，这些树叶随时都会从树上落下。
第五章 两个世界
两个世界（1）
32
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曾经说过，在我们的身边，有两个世界，一个就是所谓的现实世界，还有一个是艺术世界，前者是一直存在的，不管何时我们都能意识到它的存在，后者却需要我们谈论它，因为如果我们不谈论它，它就不存在。过去，我认为王尔德的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但现在我却不这样看了。我觉得，王尔德的这个概括并不准确，因为，我发现，即使是现实世界里的某些东西，如果我们不谈论它，它也一样不存在。
当然，我的这个想法是在高前出来后才产生的。因为在此之前，尽管高前在我们这个所谓的现实世界之中并不存在，但我和朋友们却并没有他已不再存在的感觉。每次聚会，我们还是像过去一样，谈论他的轶事，开他的玩笑，有时甚至还讲他的坏话，比如说他爱出风头，喜欢故作深沉，虽然很幼稚，还经常忧国忧民什么的，实际上，这也是我们自己的毛病，而且，就是因为这些毛病，才让他身陷囹圄。我们这么说，好像他就坐在我们身边，我们随时都可以调侃他似的。其实，他只是墙上的一张和朋友们一起喝酒的照片而已。一个写诗的朋友更有意思，还整理出了高前的年谱，准备以后给高前写个传记。我们都忍不住笑了，因为他的这个做法，明摆着是把高前当成一个历史上的伟人来看待了。而我们都觉得，高前还不够格。
可当高前出来后，他却似乎渐渐从朋友们中间消失了。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带着一种热烈的气氛谈论着他的一切，即使是他的沉默寡言，也并没有让我们失去对他的热情。但没过多久，再谈到他时，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了一种隐隐的疏离感，再加上他也很少像过去一样和我们在一起聚会。所以，有一天，当我们再聚会时，我忽然发现，从头到尾，都没有一个人再谈起高前。而也就是从这一刻起，我朦胧地感觉到，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高前将不复存在了。
也许，高前的变化情有可原。他回到学校后，系里只是让他把毕业论文写出来，至于何时能够毕业，将来究竟怎么安排，却没有给他一个明确的说法。这难免让他有些焦虑。当然，这还只是看得见的原因而已。至于他在看守所这一年多的生活对他所造成的影响，则是我们难以了解，也是无法理解的。
不过，真正的问题还不在这里，因为，不久我就发现，我们这个世界随着高前的销声匿迹，不知不觉中，好像也逐渐解体了。开始我们还并不觉得高前的缺席意味着什么，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可是很快，大家就觉得再在一起聚会时，似乎少了些什么东西。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我们好像很难如同过去一样再找到一个共同的话题一聊就是大半天了。随着生意的拓展，大胡子已经很少有余暇再和我们坐在鼓楼上一喝就是半下午的茶，有时我们偶尔聚会，给他打电话时，他都会叫我们不要等他，然后等到我们快进行到尾声时，他骑着摩托车跑来为我们买单。而那个写诗的朋友有一天和大学同学聚会时，突然发现所有的人中，就自己最为穷困，还穿着一身皱巴巴的牛仔服，于是他决定不再自费油印那本没人看的诗刊，准备改写更有社会影响的小说。画画的那个朋友因为长时间吃方便面，有一次竟然因营养不良晕倒在租来的画室里，在大胡子的鼓励下，他剪掉自己的马尾辫，放下画笔，从画室中走了出来，准备为一家广告公司画广告牌。另外两个朋友也因种种原因，不再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了。
似乎在一夜之间，过去的那种闲暇就不见了，每一个人都忙碌了起来。就连我这样一个闲人，也在春天再度来临，校园里又一次弥漫起江南那醉人的暖风时，在方湄的催促下，开始为自己毕业后的工作忙乎起来。
也就在这个过程中，我突然发现，过去这个曾让自己留恋不已的校园，如今似乎已很难再吸引我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由于我在这里时所赖以存在的那个世界解体的缘故，不知怎么搞的，在它解体后，我忽然觉得校园这个现实的世界似乎也正在失去存在的意义，甚至，在我看来，它已经不再有任何存在的价值。
有时，我在校园里还会见到高前，但已经形同路人，我不知他对眼前的这个世界的看法是否和我一样，但我知道，我们现在已不在同一个世界里生活。所以，不管是谁，只要在路上远远地看到对方，我们都会很自觉地躲开对方。表面上，我们似乎都害怕看到对方，实际上，我想，我们并不是害怕看见对方，而是害怕看到对方身后的那个世界。高前的世界让我感到如此的陌生，神秘，不可捉摸。它对我，对过去的朋友，无不意味着一种巨大的缺失，同样，在高前看来，相对于我们，这种缺失在他自己身上也一样存在，正是这种缺失使我们之间的那个共同的世界突然断裂了。它就像一座桥一样从中间裂开、塌下，最后在腾起的烟雾中无声无息地变成一堆废墟。
两个世界（2）
随着烟尘渐渐散尽，可以看见在这个废墟里，被拉出的磁带闪着光，在风中像条棕色的长丝带一样被吹来吹去，把它当成是鲍勃迪伦的，也说不定，也许就是康德的那本薄薄的《道德的形而上学原理》，被撕成了碎片，一页一页，像一只只方形的眼球一样在废墟里发出刺眼的白光，还有一些嘈杂却熟悉的声音，仿佛阳光下的灰尘一样笼罩在废墟的上空，其中，我不仅听到了朋友们的笑声和争吵声，还依稀听见了自己的声音。但这声音是如此的虚弱，空洞，很快就重新混进了那一片噪声之中。
我吃力地走在这一堆废墟之上，脚下到处都是砖石的碎块，似乎每一块都像积木一样，在上面印着朋友们破碎的脸，它们不停地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逐渐与他人混在一起，变得模糊不清，难以分辨。我跪在废墟中，紧紧地抓住一块仿佛印有自己半只心脏的砖块，想找到另外一半，把它们拼合起来。可我怎么也找不到。废墟里到处都是破碎的心，它们在我的手里怦怦地跳动着，就像是真的一样。最后，疲惫不堪的我只能绝望地抬起头来，这时，我突然发现，犹如一场地震横扫而过，在一片巨大的旷野上，这些废墟就像是坟墓一样，一座接着一座，看不到尽头，而且，似乎在每一座废墟上，都有人影影绰绰地在寻找着什么。
一阵夹杂有呛人的硝烟的蓝色微风吹过，我好像听到了一阵哭泣声，我四处张望了一下，在苍茫的天色中，好像这个声音就从我这里发出，我低头看了一下，发现我手里的那块破碎的心热得烫手，原来是它在哭泣。它是在为谁哭泣呢？我问，“是为你自己，还是为别的什么东西？”
它什么也没说，只是变得更烫了，以至于我只得把它松开，看着它从我的手里落入废墟之中，很快就消失在脚下涌起的无数的几乎同样形状的碎砖片瓦里。
我的眼泪终于像泉水一样涌了出来。
33
毕业离开学校的时候，我谁也没有打招呼，就悄悄地走了。大胡子本来还想给我饯行，把朋友们都叫来吃一顿。借这个机会，他也想把高前叫出来碰个头。因为，大家已经有很长时间都没见面了。他觉得如果以我要走为借口请高前出来，他总会和大家见一面。但我想也没想就拒绝了他的这个建议。我了解高前的性格，他既然不愿意出来和大家聚会，那就谁请也没用。再说，又何必把他从自己的那个世界拖出来呢？
当然，与其说是我不想打扰他，还不如说我是不愿再打扰我自己。
我觉得，新的生活要开始了。我应该忘记这一切。所以，我几乎是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学校。
在离开学校之前，我把那一大堆磁带，披头士的、列侬个人的、保罗·西蒙的、约翰·丹佛的，等等等等，包括高前出来后再也没听过的他那些保罗莫利亚乐队演奏的交响乐，还有一盘崔健的带子，和两只塑料洗脸盆，一双黑色的军棉鞋，都送给了下一届的一个师弟。还有我买的那些外国小说，连同一本厚厚的由梁实秋主编的《远东英汉大辞典》，也都送给了一些感兴趣的同学。
我想，我将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我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这些东西呢？
不要。
我把一本没有人要的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撕得粉碎。就像他当初在课堂上给学生上课时把巴尔扎克的小说撕得粉碎一样。当时，他告诉目瞪口呆的学生，这不是小说，这些都是垃圾。
这样做，虽然让我感到心里空空荡荡的，但我却一阵轻松。我希望，我以后能把这种情绪保持下去。我不想把那个已经崩塌的世界再带到未来的现实中去，我希望能彻底地忘记这一切。
我要自己往前看。
这也是方湄对我的要求。她说她就是这样的人，而且，她说到做到。在我刚到上海工作没多久，她就辞了职。离开上图后，她成功地跳到了一家专事生产洗涤用品的外资公司去做推销员。她告诉我，这倒不是为了钱，而是因为图书馆的工作太有规律了。每天坐在那里等着退休，实在是件乏味的事。
“将来怎么样，一眼都看得见。”她对我说。
我们坐在东风饭店临街的座位上，窗外，是在炽热的阳光下南来北往的大小车辆，越过外滩的防汛墙，可以看见轮船的烟囱和桅杆。从中午起，我们就已经到了这里，可店堂里一直是熙熙攘攘的顾客，直到现在，下午3点40分的时候，才安静下来。估计过不了几分钟，就会有更多的人来这家肯德基店尝鲜。方湄说，这是肯德基在上海开的第一家分店。今后还会开更多的店。但那毕竟是将来的事，我现在怎么也不适应自己在吃东西时，旁边有一堆人端着香喷喷的炸鸡围着自己，恨不得把你一脚从椅子上踹走。要不是方湄不为所动，我早就坐不住了。为了让自己心安理得，我不得不一会起来买一杯可乐，到最后，我几乎变成了个可乐瓶，相信只要我站起来摇晃一下身体，装了一肚子的可乐就会冒着泡沫从嘴里喷涌而出。
两个世界（3）
“这不很好吗？”我又喝了一口可乐，“总比对未来没有把握好。”
“为什么要把握未来呢，”方湄抬了一下脚，让拖地的服务员把脚下已经照得出人影的地板再拖一遍。“让未来把握自己，不是挺好？”
“不知道，我希望将来是可知的。”我下决心，以后，不管多少人站在我旁边，我也不会觉得内疚，说什么，我也不再喝这么多冰可乐了。
“那不就变成过去了吗？只有过去才可知，才能够把握。”
“你常想过去吗？”
“想过，但我不让自己想，我要像狗熊掰玉米一样，掰掉一个扔一个，要是都带着，就会寸步难行，没法往前走。”
方湄抓着盛可乐的纸杯，激动地把吸管咬在嘴里，一双发着亮光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似乎我不给她一个肯定的答复，她就立即会把杯中剩下的可乐全灌进我肚子里去似的，我只能表示同意。
“有道理。不过，你要走到哪里去呢？”我问。
“没想过，反正就是往前走呗。”
方湄放下可乐杯，老老实实地对我说。
这次，我没有再问，实际上，这个问题我同样也不清楚。也许，正因为这样，我才会问方湄。我也只知道朝前走，但走到哪里，前面又是什么，我却从未想过，或者说，从来没有去想过。
我突然意识到，在此之前，我都是生活在当下的，然而从现在开始，我将不仅要生活在当下，还要生活在将来。也就是说，我将不得不为了将来而生活在现在，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为了现在而生活在现在。
将来就像我眼前的冰可乐一样，在这一个夏日的午后从饮料机里带着嘶鸣声喷涌而出，然后一杯接一杯，源源不断地被送到我的面前的桌子上，很快就堆积如山，将我包围了起来。
这当然是个幻觉。当我清醒过来时，轻柔的背景音乐换成了披头士的唱片，它和空调吹出的凉风一样，是从天花板上缓缓地流下来的。我听了一下，是那首欢快的《让它去》，但也许是环境不对，听起来总觉得不像那么回事，以至于那种欢快的情绪都不像真的。
方湄正跟着这首歌的节奏轻轻地点着头。我这才注意到在她身后的墙上，居然挂着凡高的让人目眩的《星月夜》，当然也是假的，我的意思是，虽然同为印刷品，但它给我的感觉，似乎要比我在画册上看到的要假得多，尽管它的印刷质量要比画册上的好很多，而且还镶着一个精美的画框。
而且，它还是金色的。
就像我过去喜欢冒充的职业一样，在上海，我所供职的也正是一家杂志社。这是一本以青年为对象的老牌杂志，名字就叫《青年》，主要刊登一些励志作品，以积极向上的精神为主，试图引导年轻人的生活，使他们过一种有意义的人生。偶尔也刊登一些误入歧途的青年的故事，以发人深省，起到警世作用。
为了熟悉业务，我看了几本过去的刊物。因为觉得好人都大同小异，就专拣那些警世的故事看了看，谁知坏人也一样让人乏味，一连好几期上的反面人物都追悔莫及地说自己之所以走到今天，都是由于平时对自己放松了要求，受到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才堕落的，如一个小伙子就说自己之所以生活作风糜烂，同时与好几个女青年谈恋爱，就是因为看了港台的黄色录像、淫秽书刊，不能自持所致。这让我不禁哑然失笑。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资本主义国家岂不要早就乱成了一团？
显然，这只是个笑话。而我的工作，就是编辑和采写这类玩意。开始我还担心自己可能胜任不了这项工作，在接受第一次采访任务时还有些不安。可没想到，几次下来，我就驾轻就熟了。原来，我真还低估了我自己的能力。
只有一次，稍微出了点意外。这次我受命采访的对象是个女演员。这个女演员以在话剧舞台上塑造革命先烈，尤其是《红岩》中的江姐著名，据说在她演出时，很多人都会感动地流下眼泪。约好时间后，我和杂志社的摄影小谢一起到了她家。她显然早有准备，门铃响过之后，仪态端庄的她就像舞台上的江姐一样穿着一身旗袍走了出来。采访像往常一样顺利，她非常配合，并主动向我们谈起自己的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为了在舞台上演出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