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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逃走后，步行了十几天到了银川，在马鸿逵的部队里当了兵。第二年你奶奶病故了。当时，家里就剩你奶奶一个人了。你伯父并没有留下一男半女，两个妻室先后都走了。这年夏天的一天，你奶奶请了几个人帮着拉麦子，拉到场上后，再垛起来。傍晚，太阳快落山了，你奶奶回家给大家做饭去了，饭做好后，你奶奶回到麦场上叫大家歇工回家吃饭。天色已经黑下来了，你奶奶刚走到麦垛旁，看见刚刚垛好的麦垛竟从中间裂开一道缝，向两边缓缓倒去。谁都知道这是个凶兆，你奶奶立刻想到了千里之外的儿子，你奶奶对儿子的担忧一下子就像火一样旺了起来！据说，你奶奶当时喊了一声“我的娃”，脸色突然黑下来，当场就昏死过去了。我是整整一年后才得到消息的。作为一个儿子，惟一的儿子，生不能奉养、死不能奔丧，这里面的伤痛你们知道吗？
我一当兵就是整15年，15年没回过一次家，也不敢想起“家”这个字。15年中，有无数次，我都有可能死掉。在马鸿逵的教导团里，有不少人被蚊子咬死，我没有死；后来在战场上多少人战死了，我也没有死。无论是在教导团还是军营里，每天早晨我都要比别人早起一小时，跑到野外对着韬河的方向大吼三声，一声比一声高，一声比一声长！这么喊上三声，我心里就舒服了，这三声，也算是对你爷爷、你奶奶、你伯父的一个交待，让他们知道我还活着，我并没有死，也没有忘记报仇。解放那一年，我们的部队投诚后，我在吴忠做小买卖，打算看看形势再决定是否回家。有一天，杨得志的一个团经过吴忠，团长竟是我的战友。当年我们是在半路上碰着的，然后一起从固原步行到银川，后来他受不了蚊子咬，逃跑了。他说，团里面有个营参谋的缺，你来顶上吧。
就这样我又成了解放军。
父亲每次都强调相同的细节：伯父随时藏在袖筒里的铜棒子，铜棒子神奇地飞出去，轻轻拨落劈头而来的利斧——伯父死后，脖子又被拧了无数圈——爷爷的棉袄上，火星一闪，爷爷的身子也一闪——刺刀在爷爷的肚子里转一圈，爷爷骂一句，转一圈爷爷骂一句，直到再也发不出声音——麦垛眼看裂了缝，奶奶叫了声“我的娃”便当场昏死过去！这些细节，实在太让我难忘了，我每次听了都会全身发冷，有时候还会禁不住发抖。但是，我一直不敢承认，自己听了这些故事，从来都没有揭竿而起的复仇欲，恰恰相反，每次我都是怕得要命，有时怕得连门都不敢出。不去上学的时候，我几乎整天都缩在家里。有那么几次，邻居家的伙伴们硬拉我出去模仿电影《南征北战》中的场面，分成两派打仗，当石头瓦片飞起来时，我总是想起父亲反复强调过的那些细节，总是看到血从地上飞到天空去了，伯父、爷爷和奶奶在眼前相继倒下去，一个接一个，表情特别怕人，倒下去后，地上及时裂开一个口子，把三张脸连续吞进去。大多数时候我只好一个人待着，无声无息，像虫子一样蜷缩在任何一个角落里。不过，越是这样的时候，我也越发现自己是多么爱伯父、爷爷和奶奶。我甚至觉得他们比爸爸妈妈还要亲。但是，一想到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时，我总是惭愧得要命，因为我知道，自己实在是一个天生的胆小鬼。
民国二十二年正月十六日（2）
父亲讲这些故事的目的是什么？
是希望我们去复仇吗？这一点，父亲自己大概也说不清楚。有时，父亲讲完家里的故事，还会顺便讲讲“越王勾践”“吴王夫差”的故事，这些故事，加上伯父、爷爷和奶奶的故事，暗示着什么原本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复仇，通过复仇恢复一个家庭失去的名誉。自古以来所有这类事情，都是这样的结果。父亲也确实常常提到“名誉”这个词。父亲的意思我是理解的：一个家庭差点被斩尽杀绝了，一个家庭的名誉，就是一个需要尽快恢复的问题，尤其是当有人幸存下来的时候。幸存者惟一应该做的事情当然就是复仇，复仇！就是恢复家庭的名誉！可是，事实是什么呢？是时代不同了，天下太平了，“新的时代用足可消化钢铁的肠胃把旧时代的一切恩怨都消化掉了”。
最后这句话是父亲最常说的。
有那么几次，父亲把话完全说白了：你伯父被杀前是国民党党员，是韬河县保安团的副团长，我呢，由于幸运地遇上了老同学才及时地改变了身份，继而又转业到地方，成为一名国家干部。而“对方”呢？哥几个当时都是韬河赫赫有名的土匪头子，但是后来——后面的话父亲实在不便直说出来。我自然是明白的。
我上小学时，贫协主席就是“对方”家的人。不过，我奇怪的是，贫协主席看上去一点都不坏，每次见了我都笑眯眯的，有时甚至会充满爱意地摸摸我的头。有一次，我在教室里剥吃玉米杆——和嚼甘蔗的方法一样，把玉米杆光滑的外皮剥掉，嚼吃里面水分丰富的瓤子——不小心，左手的中指被划破了，半个指头蛋眼看要掉下来了，是贫协主席亲自把白色的消炎粉撒在我伤口上，然后又仔细包扎好的。
我曾不小心表露过对贫协主席的好感，父亲当时没有吱声，只是长长地吁了口气，倒是母亲狠狠地掐了我一把，说：“没出息。”
父亲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咱们应该向人家学习，就像周总理说的，相逢一笑泯恩仇，大到党派，小到个人，都应该这样，时代变了，大家都是阶级兄弟，个人的恩仇是动乱时代的特殊产物，应该让它结束了。”
可是，父亲并没有终止讲伯父、爷爷和奶奶的故事，还是每隔十天半月开一次家庭会议，每次仍然会声泪俱下。直到我离开家到外地上麻风专科学校时，才对父亲的心情有了较深的体会。我设身处地地想：对父亲来说，那是多么近多么近的耻辱呀！由于中间隔了一个时代，我们常常认为，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但屈指算来，事情过去了才二三十年呀。对一个侥幸逃生的当事人来说，二三十年和两三天又有多少区别呢？而父亲又能做些什么呢？父亲能做的无非是娶妻生子，然后便是不厌其烦地开家庭会议，鼻涕一把泪一把地给四个女儿一个儿子追述家史，除此之外父亲还能做什么？对他来说，只剩下追述的可能了，追述着时他心里也会好受一些，也算是对死者有所交待。
我是不是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如果没有那就再说明白一点。“文革”一开始，我父亲就变得坐立不安，事实证明他确实有过人的预感，一开始他就相信这次运动肯定是建国后历次运动中最大的一次，大概很快结束不了，甚至要死人。我是半夜被他叫醒的。他问我：“麻风病真的不传染？”我不知道他问这话的意思，我以前多次对他说过麻风病并不像大家认为的那么可怕。我也多次炫耀过自己的知识：一个名叫汉森的挪威大夫，多次把麻风病人身上的结节植在自己身上，没感染过一次。跟麻风病人生的孩子，并不见得就得麻风病。智利总统来中国访问时，曾和广州的麻风病人拥抱过。所以，当他大半夜这样问我时，我还是十分肯定地重复了上述意思。万万想不到，他用一种非常坚定的语气说：“起来，写一份申请书，报名上麻风院工作！”我一听，就像上了一个天大的圈套，又羞又恼又怕，我对麻风病的所有常识，都是从课堂上和资料中来的，我还从来没和麻风病人有过零距离的接触，我也没有把一生献给麻风病研究的决心，我知道麻风病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了，攻克麻风病，谈何容易！上麻风专科学校之前我对麻风病的印象，比我新学到的知识要顽固得多，我对麻风病的惧怕并不比一般人轻多少。我已在打算靠父亲这个农业局副局长的关系，调出卫生系统，改行干别的。所以，我当即就表示反对，我说，人家都去串联了，我也要去串联。
“不行，绝对不行！”父亲喊叫。父亲的话，我向来是言听计从的。但让我报名去麻风院，又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做不到，我必须违抗：“你忘了？你答应帮我改行的！”父亲的声调稍稍降低下来：“好儿子，听爸爸的，爸爸过的桥比你走的路多。我想来想去，只有麻风院是安全的，你先去，等运动结束了，再调你出来。”我必须找一种更有效的办法反击，我说：“爸爸，你好像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有看法？”爸爸立即在我面前跪了下来，用低低的祈求的语气说：“好儿子，爸爸不是对文化大革命有看法，爸爸只是担心你出去万一有个差错，我怎么向你爷爷你奶奶还有你伯父交待！”爸爸竟然给我下跪了！而且，我听到“你爷爷你奶奶还有你伯父”这样的话，就像听到了咒语一样，心一下子软了下来。我还是不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我不能不参加。”想不到父亲竟哀声哭了起来，边哭边说：“你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不反对，但是，儿子，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我知道子弹是不认人的。”我说：“你那是战争时期，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现在不一样了，你不要乱说。”我不过是嘴硬，其实心里早就屈服了，而父亲一听这话，完全变成一只绝望的羔羊，快哭断气了：“你不听我的，我就先死，我死了你愿意干啥干啥去！”这时，母亲被吵醒了，母亲已经听明白了，两个人开始从床上到地上，再从地上到床上地打起来。我见状立刻躲到另一间屋子去写申请书，写完后，父亲看了不满意，又重写，改了五六遍，最后我又誊好，次日早晨一上班就交给刘局长了。
传染
我烤好羊肉，在一块洗干净的石头上，用刀子切下第一块肉，切得又长又薄，提在手上，像鱼一样摆来摆去。第一块肉自然给了顾婷娥——她接在手上并没有立即吃，而是去火边加了些辣椒面，继续烤。我这才知道，她爱吃辣椒。我问：“你那么爱吃辣椒，嗓子吃坏了怎么唱戏？”她答：“以前不敢多吃，现在还有啥怕的？”我想说：“我一定要治好你的病，总有一天，让你重新登台演出！”不过我只是想了想而已。
吃完东西后，我们洗了手，重新坐在火边。月亮这时刚好停在头顶了。两面的山像两位一声不响盘腿坐着的老人，山坡上冷杉伸出去的长臂，像凤尾一样，在月光底下，显得又安静又大方。小公马在不远处懒洋洋地吃草，时不时地喷个响鼻。小公马是森林里遍地的野蒜、野蘑菇、酥油草给喂肥的，在月光下就显得更加膘肥体壮。到了夜里，森林中越来越冷。我和顾婷娥中间还可以坐三个人，我知道，她还是怕传染，总是和我保持适当的距离。我们就像烤饼一样，一会儿前胸对着火一会儿又换成后背，前面刚暖热，后面又冷了。我真想把她抱在怀里，像一个男子汉那样爱着她，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坐着一动不动，也不说话，像一块石头一样。后来，还是她先说话的。她说：“我觉得我好像已经死了，紧接着又转世了。”她的声音听起来真有那么一种不阴不阳的感觉，我没声音，她又说：“好像，你是我转世之后遇到的第一个人。”我有些心惊肉跳，而她还在说：“你别生气，我觉得我就是为了遇见你才转世的，这种感觉好强烈。”我太想把她抱在怀里了，但还是做不出来，我起身往火里扔了几根新鲜松枝，立刻就有噼噼啪啪的响声，还有松枝特有的香味。她口气谨慎地问：“杜院长，你没生气吧？”“我听着呢。”我说。我的声音在发抖，浑身也在暗暗发抖，因为我太想过去把此刻的她抱在怀里了。那么美的一个美人，那么好听的嗓子，现在却又是麻风女又是杀人犯，坐在这荒无人烟的林子里，用这种可怜巴巴的口气说话，我真想问老天爷，你怎么用这么狠毒的手段捉弄人？但是，我又想，老天爷可能是好意，老天爷只能用这种办法把她打发到我面前，要不然她和我一辈子都形同陌路。这样一想我就安心了，也不急了，我想，接下来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还很多。后来，我看到她有些坐卧不安，就问：“你怎么了？”她说：“杜院长，想请你帮个忙！”我答道：“你说。”她就说：“我想去——小便，可是——我怕。”我立即站起来说：“好吧，我陪你去。”我就陪她到了空地边上。我说：“你蹲下尿，我不看。”她尽可能往远处走了走，朝两旁看看，快快地脱下裤子，边脱边往下蹲。我看着另一侧的小公马，月光下，小公马雪青色的屁股显得又发达又圆润，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我身后的顾婷娥却一直没有动静。“怎么没动静？”我问。“有人在旁边，我尿不出来。”她焦急地说。我往前走了几步，她又慌忙央求：“别走开，别走开！”我就站了下来，那个声音终于响起来了，像绷紧的缎子用刀子划开了一样，但是手法不太熟练，用力忽轻忽重、断断续续的。“好了。”她的声音也轻松了。“我也想了。”我说。说着我向小公马那边走去。我在小公马身后解开裤带，掏出硬了好半天的小东西，磨蹭了好一会儿才尿出来。尿打在厚厚的草丛中，噼里啪啦的，我故意用着力，要让她听清楚。尿完后，我回到小公马身旁，抚摸着小公马的屁股，马脖子上那倒伏的雪青色鬃毛竟一点点地竖起来了。
我们重新坐好，中间还是隔着好几米，不过，尿完尿气氛和刚才不一样了，好像我们做过什么一样，多少有点一家人的感觉了。“你瞌睡了就躺下睡一会儿，我守夜。”我说，她回答得很干脆，口气里有了记忆中那种又娇又嗔的味道：“不，我想和你说话，一直说到天亮，你就把我烧死，要不就活埋！”我故意显得很生气：“不许你再把死挂在嘴上！”她显得比先前克制：“我没开玩笑，我该死，我活着也难受，我把世界上对我最好最好的一个人杀了！”我说：“其实，不应该给你判罪的，我学过，麻风病人多少都有些妄想症。”她立即问：“啥叫妄想症？”我回答：“妄想症就是不由自主地胡猜乱想，眼前老是出现同一个情景，想摆脱都摆脱不了。”她幽幽地说：“我当时真是这样，老看见刘侦侦和我丈夫睡在一起，其实我心里不信，可是眼前老是这个情景。”我说：“不是你的错，外国有这样的例子，麻风病人杀了人，和精神病人一样对待，要无罪释放。”这时她突然低下头，好一会儿不出声，我看见她的眼泪吧嗒吧嗒掉在毛竹上。“别哭了。”我说，我声音发软。她立即说：“我觉得我有罪，我该死，别人躲都躲不及，她天天给我送饭送水，她也是人，她本来活得好好的，她也有家有小，我把好心当成驴肝肺了，我就算死十遍百遍也抵不了她的命。”她越哭越凶了，我觉得山里面所有的野兽都要听见了。我猛地站起来，大步向她走去，什么都不在乎地把她紧紧抱进怀里。我给她擦眼泪，就像在给我的孩子擦眼泪，就好像我长大了，她还是原来那个小天鹅。我想起了她给我洗头时的情景，想起了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