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哪是信？分明是遗书！
就着煤油灯看完信，我想哭，却哭不出来，我发现，母亲揭发父亲，父亲死到临头，这些都没有让我悲伤欲绝，不知为什么，我的感觉很平常很平常，不光是没有哭，好像连伤心都没有。从父亲的语气看，他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他甚至很可能已经死了。但是，这也不能令我悲伤。我甚至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感觉：我觉得窗外的夜空突然亮了一下，又像是高了一下，而我自己呢，一米六零的个子，也好像突然蹿高了，成一米七零了，就像一株很难长高的植物突然意外长高了。刘局长从我手中抽走了信，放在煤油灯上，点着了。刘局长问：“你猜，我为什么深更半夜才告诉你这个消息？”我摇了摇头，刘局长说：“卫生局革委会只说你继续留在麻风院，并没有明令撤消你的麻风院院长，所以，你仍然是麻风院院长，有些事，最好不要让外人知道。”我这才有了一点眼泪，好像是被刘局长的好心感动的，还有些说不出的感动。反正，心里撕开一个小口子，像乳燕的小嘴那么大，有点疼，不过挺舒服，疼得舒服，又疼又舒服，我就有些贪，这一贪呀，小口子就变成了大口子，口子完全撕开了，就像一块厚厚的布，噌地一声让人撕开了。那种缓缓撕开的感觉特别清晰，疼的感觉不像刚才那么舒服，有些难以忍受。我一下子就尖声哭起来，声音像老鼠，我从来没用这样的声音哭过，就像大水从很细的缝隙里喷出来一样。“别哭了，快别哭了，小心让人听着。”刘局长说，可我还是哭个不停。
死因（1）
刘局长把父亲的那封信烧了，但是，信上的每一个字我都忘不了。父亲说：你伯父的死跟他本人是有关系的，是他先杀了对方一个人，才招致了咱们全家的灾难。父亲以前从来没这样说过，那个家族仇杀的故事，父亲总是从“民国二十二年正月十六日早晨”开始讲起，这之前是什么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招致了全家的杀身之祸，父亲总是语焉不详。我们知道的情况实在缺乏说服力，但我们从来不去追问父亲，除了父亲，我们也没有其它途径可以知道。前面说过，父亲是那次家族仇杀中惟一的幸存者。父亲没有别的亲人，也从来不和他老家的同族兄弟来往，所以那个故事就始终是从“民国二十二年正月十六日早晨”开始的，没任何人发出疑问，也没任何人做过补充。一方面，我们深信不疑，一方面，我们好像故意不去怀疑，就像故意避开一个雷区。
我们的老家杜家庄离县城不远，有20里路，但是，我们平时很少回去。我们每年一般只是清明那天回去一次。不过我们从来不进村子，虽然从村子里穿过去要省路得多，但我们总是从村子后面的河湾里绕个大圈子，然后选一条很难走的山路，爬到山背后，找到那三堆孤零零的坟堆。伯父和爷爷是同一天死的，而且死在外面，是“路殇”，是游魂野鬼，不能进老坟，也不能挨近村子，所以埋在村子的山背后。奶奶第二年死了，也埋在了山背后。
我记得每次开始爬山的时候，父亲的话就少了，一步一步走得很慢，走不了多远，就会气喘嘘嘘，中间要歇几次。我总感觉，父亲每向高处踩一步，就是向“民国二十二年正月十六日早晨”这个时间靠近了一步，父亲走得很慢，中间还要歇几次，就是故意拖延着向那个早晨靠近的速度。事实上，父亲长年待在城里，很少锻炼，爬山的时候就显出体力不支了。但我顽固地认为父亲爬的不是土质的山，而是用几十年的时间堆成的山。终于到了坟地，父亲倒不会哭，远远没有讲故事的时候那样容易动情，而是特别安静，常常静静地盯着三个相邻的坟堆，有时能盯上五六分钟。我总觉得，父亲和三个坟堆在说话，三个坟堆也似乎渐渐有了表情，一致面向父亲，双方正用纯正的家乡话说着什么。这种时候我总是很知趣，一声不吭，坐在坟地边上，头都不敢抬，尤其不敢和三个尖尖的坟堆对视。不小心和三个坟堆的目光相遇了，心里就又虚又慌，有时候，双腿间就会悄悄变湿。对三个未曾谋面的亲人的死，我似乎毫无切肤之痛，更别说什么报仇雪恨！我总是担心，三个坟堆看透了我的心，我总是又担心、又惭愧、又恐惧，不经意间，小便就失禁。每次从坟地回去，我都觉得自己病得不轻，病去如抽丝，好多天都缓不过劲来。
其实，老家还有我家的两座老院子，里面的房子，1958年挨饿的时候，被父亲的同族兄弟拆掉换粮食了，我们在城里同样在挨饿，我们回去拆房子的时候，发现院子里只剩下残垣断壁，从此父亲和老家的人就断了联系，偶尔有什么事回去，父亲也总是独来独往，绝不会带我同去。现在，看了父亲的信，我更明白了，父亲实际上很怕我们和乡亲们接触，因为，乡亲们一定了解那场家族仇杀的来龙去脉。
1965年，我们决定迁坟，把伯父、爷爷和奶奶的坟迁到县城边上，这样就用不着跑那么远路，也用不着爬山了。迁坟是封建迷信活动，父亲当时已经是农业局的副局长，所以，整个迁坟活动，是由父亲和我，还有三姐杜丽、四姐杜玉四个人分三次偷偷完成的。一次只迁走一个亲人的坟，最先迁的是最先死掉的伯父。
我记得，到了坟地，父亲先跪在坟前，读了他写的《告父亲、母亲和兄长文》，全文很长，回忆了父亲逃走后从军15年，及后来率众投诚，由旧式军人有幸成为一名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的全过程。我记得，其中有“路途遥远，不便祭奠”、“不孝子身为国家干部，敢冒从事封建迷信活动之大不韪，率儿女三人，迁骨移灵，草率之至”这样的话。还没念完父亲就哭得不行了，杜丽和杜玉也跟着哭，只有我无论如何哭不出来。我这个人就是这么没出息，用母亲骂我的话说：“打不出粮食！”不过，挖坟的时候，我出了大力。挖到三米深时，看见了第一块骨头，是右侧的肩胛骨，我们立刻停下来。我把嵌在土里的肩胛骨用指头抠出来，发现骨头表面是暗红色的，而通常所见的人骨都是纯白的，可见伯父死时肩部受了伤，流了不少血。父亲把骨头接过去，看了一眼，就用一种吓人的声音嚎了起来。我们只好把他扶上去，两个姐姐吓得直打哆嗦，我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坚强，剩下的骨头是我一个人蹲在深深的坑里，从板结的硬土里一根一根弄出来的。伯父的头盖骨上有一道长长的刀痕，刀痕下方还有个三角形的洞洞，表面也蒙着一层暗红的血色。我要求自己像对待一块石头瓦片一样对待手中的骨头，否则，我会看见刀光剑影，我的身体和神经会受不了。由于有很多骨头是断裂和残破的，我的双手就像筛子一样把坑里的土筛了一遍，保证不丢掉一粒骨头渣子。
死因（2）
迁过坟后，我更加相信，伯父的死一定有复杂的原因，伯父肯定深深地激怒过对方，结下了所谓不共戴天之仇，所以伯父才死得这么惨，骨殖才会这样破碎。但我从来没在父亲面前表现出一丝疑问。所有的骨头都挖出来后，胡乱塞进一个麻袋里，由我背着下了山，回到县城，回到家。下山的时候，我的身体一弹一弹的，身后的骨头发出哀切的脆响，一刻不停，絮絮叨叨，就好像伯父在用无数个小拳头不断地敲打着我，不断地重复着两个字：报仇报仇报仇报仇……好不容易回到家，一放下麻袋，我就躺下起不来了，虚汗淋漓，想说话，发不出声音，好像快死了。
那次父亲和母亲因为我而打了一架，两个人半年都没说话。伯父的骨头，在家里整整放了一个月，我和父亲抽空把每一根骨头都洗净了，用水洗完再用酒精洗，把骨头表面擦得白白的，然后埋在县城边上的一块空地里。埋的时候我也起了关键作用，骨头抖乱了，需要理出个头绪来，在新做的棺材里，要摆出一个完整的人形，我学过人体解剖，我保证每一根骨头都放在了应有的位置上。不过，伯父的右手，好像少了一根骨节，比左手少一个。书上说男人身上大大小小一共有206块骨头，我数了好几遍，确实缺了一块。我紧张得手都发抖了，父亲看到后严厉地问：“你怎么了？”我搪塞过去了。后来我一直在念叨，少掉的那一根骨节到底在哪儿？是我疏忽，没从旧坟里拣出来，还是伯父死的时候被砍掉了一节手指？要么便是伯父活着的时候本来就缺一节手指，既然伯父从小喜欢耍枪弄棍，后来又在保安团里任职，完全有可能在一次事故中丢掉一节手指。
母亲和父亲的关系不好也不坏。他们确实经常吵架，父亲甚至会动手打人。不过，一般都是在父亲开家庭会议的时候，家庭会议的重要内容就是痛说家史。母亲对此相当过敏，要么死活不来，要么总是带着针线活，打毛衣、纳鞋底。我记得母亲打毛衣的时候，动作总是很夸张，埋着头，阴着脸，就好像没在打毛衣而在一下一下地要毛衣的命，纳鞋底的时候，把麻绳从厚厚的鞋底间拽来拽去时，声音让人难受，看上去就像故意在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父亲捣蛋。
最生气的当然是父亲，我们几个，也同样生气。我们也不爱听父亲唠叨，但是，母亲的态度更让我们受不了，这种时候我们总是自觉地站在父亲一边。为什么？我们和父亲有血缘联系，而母亲没有，母亲是外人，伯父不是母亲的伯父，爷爷奶奶也不是母亲的爷爷奶奶。
有一次，父亲禁止母亲打毛衣或纳鞋底，母亲就空着手坐在半麻袋麦子上，我奇怪，母亲显得比平时安静。可是，父亲还没讲到关键处，母亲这边就出事了。母亲把屁股底下的麻袋撕破了，里面的麦子无声地漫了一地，麦子一直滑到了父亲的脚底下父亲才发现。说话的声音戛然而止，父亲一把将手中的青铜烟瓶砸在母亲脸上，接着，扑过去揪住母亲的头发，把母亲压在身上狠狠地收拾了一顿。我们死死地坐着，谁都不上去拉架，因为，我们同样反感着母亲，暗暗希望父亲好好熟熟她的皮。但是，母亲实在是“死不悔改”，挨了打也没用。而父亲也是“死不悔改”，过不了几天，嘴皮子就痒了，眼泪就盛不下了，就要把大家召集起来，闭紧门窗，从“民国二十二年正月十六日早晨”开始说起，只要一说出这句话，父亲的声音就变得像漫了一地的麦子一样，密密麻麻，无所不在，父亲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像玻璃珠子一样在泪水里荡来荡去。
我承认，父亲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时候，我一点都看不起他，我觉得他像一个唠叨的女人，像一个软弱的恶棍，有时候我真想一刀剁了他！不由自主地想像一刀剁了他时，我的心里会有像风一样掠过的一丝丝快感，我也总是觉得天空会突然一亮，一高，而我自己像个植物一样，个子也会突然长高，清晰得就像看见了一样。前面我提到过葵花地，每次我快要控制不住自己时，就会疯狂地跑向葵花地，大片大片的葵花地，只要隐身在里面，闻到那种酽酽的湿葵花的味道，内心就会渐渐平静下来。
走好
刘局长真是沉得住气，当天晚上，他还在杜仲的陪同下，来房间看过我，笑眯眯地说：“小天鹅，我看过你的戏。”可是，第二天早晨，吃罢早饭，他才派谭志来告诉我：“顾婷娥你快准备一下，我送你回县城，刘局长说，县上让你回去一趟。”我一听就明白，这一天终于到了，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我没多问一句话，就急忙找出原来的衣服。燕子问谭志：“谭大夫，顾阿姨还回来吗？”谭志暗暗一笑，答：“不知道。”我明白谭大夫笑的意思，说：“燕子，别等阿姨了！”燕子抱紧我的腿子，不让我走。听说我要走，多数女病人都来哭着和我告别。我本来想快快走掉，不要哭，不要伤心。但我没办法，我哭得一塌糊涂。我发现，我舍不得这些人，比我的父亲母亲还舍不得。
谭志大声说：“顾婷娥，快把脚镣和手铐找出来戴上，准备走。”我推燕子去找，燕子抱着我的腿子，一动不动。谭志上来，一把扯开燕子，喊：“燕子，走开。”我这才跑进马圈，从马槽底下摸出脚镣和手铐。这时院子里已经站满了人，惟独不见杜仲和刘局长。这样也好，我不想看见杜仲，我想快快溜掉。我和他的缘分只能到此为止了，我想，如果有下辈子，如果下辈子我不是麻风女，也不是杀人犯，如果下辈子我有个干净身子，一定嫁给他。来麻风院的这几天我很知足，我没有白来，我认识了杜仲，小时候的锁柱，我知道他从小爱着我，不图回报地爱着我！这些天他还冒着危险保护我，保护一个没用的麻风女和杀人犯，这一趟实在没有白来，我死而无憾。我回到房间，关上门换上原来那身衣服，出来谭志给我戴上脚镣和手铐，然后头也不回地走出这个大院子。
“小天鹅，走好！”
“小天鹅，慢走！”
我听不出这都是谁的声音。我硬是不回头。戴着脚镣和手铐，我只能半步半步地走，就像旱地拔葱一样，两个脚硬是跟不上来。
刚拐过院墙，就听见燕子在喊：“顾阿姨，顾阿姨，等等。”我看见燕子追上来了，怀里抱着一堆东西，大概是我故意留下的军大衣、镜子、拖鞋、戏服吧！我说：“燕子，你留着，阿姨没用了。”燕子一直往前跑，谭志挡她没挡住，谭志追上来不客气地把燕子推倒在路旁，燕子爬在地上，护着那面圆镜子，哭得好伤心好伤心，听着让人心碎。我就不顾谭志的反对，回到燕子旁边，把她抱在怀里，说：“燕子，要坚强，一定要坚强。”谭志跺着脚，喊：“走不走？”我站起来正要走，突然舍不得那身戏服了，我说：“燕子，阿姨把戏服带走，别的东西给你留下。”我就带着戏服走了。一直走了很远，回头看时，她还在那儿，靠在一棵小矮树上，一手抱着军大衣，一手抱着镜子和拖鞋。
坦白
我不怕刘局长笑话，向他：我爱顾婷娥，我从10岁就开始爱她，我想和她结婚，我要带头和一个麻风女结婚！如果政府能免除顾婷娥的死刑，允许她继续留在麻风院，允许我们结婚，我保证当一辈子麻风病大夫，一辈子留在麻风院里。刘局长并没有笑话我，但是，刘局长摇头说：“小杜呀，事情没那么简单，你三辈子留在麻风院，也没人在乎，再说，小天鹅的舅舅金山已经下台了，新上任的县革委会主任怎么可能——你是聪明人，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刘局长的话让我觉得自己天真得像个孩子，对于顾婷娥，对于我的爱情，我连芝麻大的一点事情也做不了主，我浑身的力量加起来，等于零，我只能眼睁睁看着顾婷娥离去。我说：“那么，明天我送她回县城吧。”刘局长说：“你是双料反革命的儿子，你想去送死，你就去吧！”我说：“我不怕死，他妈的，死了也好。”刘局长笑了，说：“死了，你怎么给你父亲交代？我估计你父亲凶多吉少，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没人救得了！”这话令我更冲动了，我说：“我不管，我也死，死了干净，一了百了！”刘局长叹了口气，慢慢说：“我真想替你父亲扇你一巴掌！”刘局长的这句话在我心里狠狠戳了一下，我耳朵里突然响起了父亲回忆家史的那种声音，每一个字都像泡在水里的玻璃珠子，打得我心疼，我忍不住哭了起来，声音越来越大。刘局长像父亲一样摸着我的头，说：“死容易，死不难，最近这些日子，全县死了一茬子人，都是些嫩嫩的娃娃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