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建立后，一时间政党林立、混乱不堪。包括许多同盟会会员在内，有相当一部分纯粹的排满主义者认为清帝退位后革命已经完成，逐渐便从同盟会中分化出来。另组成了一些为了争取政治地位的小政党。彼时中国人还从未接触过政党政治，许多这类小党派只是只是竖起一块招牌，发出一篇宣言，拉出几个名气大的政治要人作为他们的领袖，以便于进行个人的政治投机。还有些政党是以地区关系或历史关系结合起来的。所有这类政党都没有旗帜宣明的党纲，没有一定的政治主张，跨党脱党视为家常便饭。其所拥戴的领袖，也可能兼另外一个党的领袖，而被推者等于今天兼任公司行号的董事长一样，是一个挂名差使，对任何一党都不关心。
在此前提下，民国元年初期同盟会一方面面临着自身分裂的危险，另一方面又必须在国会与极大政党争夺。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政党分别为张謇等立宪派建立的统一党、湖北汤化龙组建的民社党、君主立宪派周大烈等组成的国民共进会、谷钟秀、张耀曾、吴景濂等的统一共和党、以及梁启超归国成立的共和党。
这样错综复杂的政治情况，迫使宋教仁必须要采取‘毁党造党’的方式重新建立一个能够在国会赢得多数席位的政党。而赢取国会，成了宋教仁最关注和关切的目的。
经过长时间的运作沟通，宋教仁作为同盟会掌握党务实权的人物，与各个小党派广泛接触，成功地将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组合入同盟会中，并且在3月9日时，在湖北正式获得重要党派统一共和党与同盟会携手并进的协议。
由是，宋教仁遂在民国元年4月11日与各党代表会议于北京湖广会馆，获致协议。再于4月13日召集同盟会全体职员大会，推举宋教仁、张继等16人为筹备员，并由总务部发出通告，宣布同盟会改组为一般形态的政党。
彼时由于民国成立，民心思定，许多同盟会会员纷纷认为革命成功、是享受革命成功果实的时候了，因此对将本来以造反为目的的同盟会改组为能够参选的正式政党非常支持。在此大势影响下，哪怕孙文私底下非常反对，明面上也必须表示一定的支持。因此他与黄兴就宋教仁达成的协议，在武昌联名联名致电各支部征求同意：
“各支部鉴：据北京来电云：‘连日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协商合并，另行组织，彼此提出条件于下：（一）定名：国民党；（二）宗旨：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三）党纲五条：保持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励行种族同化，采用民生政策，保持国际和平；（四）用理事制，于其中推一人为理事长。昨日开全体职员评议员联合会，合并条件已通过’云云。文等以上列条件与本会宗旨毫不相悖。又得此多数政党同心协力，将吾党素所怀抱者见诸实行，此非独同人之幸，亦民国前途之福也，文等深为赞成。且同盟会成立之始，其命名本含有革命同盟会之义在，共和初建，改为政党，同人提议更名称者益众，即此时而易之，可谓一举而两得矣。特此通电贵支部，务求同意，以便正式发表。文等屡承袁大总统遣使持函来邀，已定七日起程北上，赐复即交北京同盟会为盼。孙文、黄兴。”
4月11日，孙文到北京的第二天，同盟会宣布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合并，成立国民党。彼时孙文亲自出席，并发表了组织新党的演说。依规约第四章的规定，推选职员，计理事九人：孙文、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王人文、王芝祥、吴景濂、张凤翙、贡桑诺尔布。参议29人：胡汉民、柏文蔚、陈****、李烈钧、张继、蒋翊武、孙毓筠、陈其美、尹昌衡、于右任、马君武、田桐等。名誉参议钮永建等七人，各部干事300余人。4月13日由黄兴、宋教仁、吴景濂、王宠惠、王芝祥、王人文、贡桑诺尔布七理事互推孙中山为理事长，孙并遴请宋教仁代理理事长。
彼时同盟会内部其实有着一种矛盾的思想。一方面他们知道军事上无法与袁世凯抗衡，因此大总统的位置只有袁世凯能够胜任。另一方面，许多人对袁世凯又很不信任，希望能够加以限制其权力。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宋教仁所主张的，放弃在总统问题上、军事实力上与袁世凯斗争，而是转而在国会方面、内阁方面取得优越地位，使袁世凯的总统没有权力这一主张很快就得到同盟会会员的热烈支持，被视作能够解决问题的最好选择，由是才有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可能。
然而尽管宋教仁所组成的国～民党于1912年4月11日正式成立了，然而其组成分子却极为复杂，龙蛇混杂，投机者甚多。不单有同盟会内的不少投机者，更有那些并入的小党派成员加入进来。
北辉次郎一直跟随在宋教仁左右，自然知道这位‘渔夫’肩上承担的压力有多么重。外需要积极竞选，为国～民党控制国会而不懈努力、内要面对数也数不清的异议和不同声音，必须安抚同盟会老人、必须凝聚一群投机分子在一党之内、时不时更会面对如陈其美这般不服号令的反对者。
同样，北辉次郎也明锐地察觉到国～民党成立以后，党政大权已经被精明能干的‘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抓在手中，而名义上的理事长孙文却有些大权旁落的样子。依北辉次郎对孙文强势性格的了解，其必不肯轻易善罢甘休。
而这次浙江之行陈其美的明显敌意，或许就是孙文的态度。
“钝初……我们还是需要小心行事……”出于对好友的关心，北辉次郎明知道宋教仁不喜欢说这些，却还是主动提醒道：“如今世人都知道陶成章是陈其美所暗杀，这个人不是钝初一样的君子，杀气甚重，更像是幕末的人斩，为达到目的不惜手段。”
宋教仁果然还是不以为意，却也不想打击北辉次郎，只是有些敷衍地说道：“我知道了……不过英士还是我党的同志……”
北辉次郎欲言又止，只能轻叹了一口气。
轮船从杭州出发，在入夜前驶出杭州湾，第二天的下午便出现在上海海面上。宋教仁与王东等人花了一番功夫后，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走下了船只。在码头上，刘继业安排的接待人员早已等候多时。几个年轻的上海市政府办事员非常热情地将宋教仁接出码头外，将他与北辉次郎以及几个随员都送上了黄包车，然后便朝上海市政厅出发了。
另一边，王东则默默地一个人离开了码头，在大街上望着宋教仁等一行人消失在反方向，才压低了鸭舌帽朝黄浦江方向大步而去。
而在上海市政厅内，刚刚下船的宋教仁和北辉次郎就在此处见到了江苏都督兼上海市长，他们的老相识刘继业。
“我可是在上海等了二位多时啊！”刘继业亲自将两人迎入市政厅内，一边走着一边与宋教仁说笑。
“与文鹿不同，我可是要为我党的选举而四处奔走，哪像文鹿这样轻松，不去参选，就可以休闲自在的。”
刘继业呵呵笑道：“国会的事情还是由钝初与季直负责就好，本人更适合在地方，守着江苏这片国土，努力建设为中国之模范省份。”
宋教仁却微笑道：“文鹿可别过于自谦，你看如今民国，又有哪个省份能够像江苏这样，一口气将八千学子送出海外留学？这可是功在千秋的义举啊！与文鹿相比，教仁还是自愧不如！”
“钝初客气了……”
第372章 政治伎俩（）
第三百七十五章政治伎俩
“钝初的竞选如何了？最近在报纸上，通篇都是关于国～民党的报导啊！如今若说哪个党派、哪个党魁锋芒最盛，那非钝初莫属了。”刘继业笑着亲自给宋教仁添上茶水。
三人如今身处上海市政厅内的一处装修奢华的会客室内，宋教仁从柔软的沙发上微微欠身表示感谢。
屋内的气氛颇为融洽，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笑意。宋教仁一直与刘继业相处的很不错，此前交往都留下了良好印象。而北辉次郎更是加入了刘继业领导的国社党，二人以同志相称。
这次宋教仁来上海会面，除了部分原因是为了筹划竞选事项，拉拢选票之外，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与刘继业这位东南大佬就一些政治问题协商。
宋教仁深知，自己以后组阁后，地方上的重量级人物也是需要交好的。而刘继业则更为特殊，盖因他不单单是江苏都督，更是极为有名望的政治家。通过一系列令人瞩目的行为，如今刘继业在社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已经不亚于宋教仁。
而思维灵敏的宋教仁却知道像刘继业这等人物，若是能够好好结交，将能发挥出极为有利的影响。
“若是一切继续下去，我是有信心率领国～民党一举夺得国会多数席位，成为执政党的！”说出此话时，宋教仁脸上充满了自信的神采。他虽然疲于奔波，深深的眼袋和下陷的脸颊，精气神却异常地高涨。对于自己最终能够获得成功，更是充满了信心。
或许正是这份强烈的自信，再配上出色的演讲能力和组织能力，才能使宋教仁在同盟会诸多元老中脱颖而出，成为新组建的国～民党的实质性领导者。
当然，单纯的自信是不足以让许多投机者倒向宋教仁的。刘继业通过各种渠道消息，早已打听出宋教仁在当初合并各个小党时就大肆许诺，一旦当选就将这个总长、哪个次长分给盟友云云。若非有这些实际上的好处，这些小党派也绝不会跟着宋教仁一路走的。
从这点，也可以看出宋教仁是一个非常懂得变通和实务的政治家。
而这样的人，才是刘继业可以合作的对象。
“小弟目前还是统一党的成员，也无法在明面上过多与钝初兄支持……”刘继业自嘲一笑，轻轻抿一口茶水：“不过国～民党的经费，我还是能够提供一部分的……毕竟，当今之民国，也只有钝初担任这内阁总理最为合适了！”
明明刘继业是统一党的理事之一，却与统一党的直接竞争对手关系密切，此刻甚至主动提出提供经费，若是在后世的政党中，不免有叛党的嫌疑。然而这在民国初年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甚至有不少人同时身兼数个党派的职务，更换党籍的速度更是飞快。
而宋教仁亦见怪不怪地毫不客气地接受了刘继业的好意，笑道：“正好我党经费上还有缺口，金额在二万银元左右。”
刘继业二话不说就承担了下来，引得宋教仁和北辉次郎都站起来鞠躬致谢：“有文鹿这番心意，教仁也就不虚此行了。”
“不过……钝初获得选举胜利，进入国会之后，将会如何处理与大总统的关系？国会在未来民国中又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早在很久之前，刘继业就通过加入了国社党的北辉次郎与宋教仁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虽然刘继业明面上还是张謇的亲密战友，还是统一党的理事，但是实质上却已与宋教仁达成了默契了一致。若非如此，也不可能见了面就将二万块送出去。
宋教仁用掷地有声的声音朗声道：“教仁所坚信者，责任内阁也！责任内阁由国会多数党派产生，负责组织政府内阁及各部总长，与大总统虽然各有分工，但更多时候却需要携手并进！”
“那么钝初对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又怎么看？”
“地方自治的基础是不能改变的。”宋教仁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对于自己的施政理念，他很明显是有过深思熟虑的：“如美国那样完全自治，各州形同各邦，这点是行不通的。我国当前所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因此省级的自治不应采取……”
“然而，地方自治却是宪政之关键！是可以弥补中央政策至地方失衡失序的关键补充，是维持地方稳定发展的重要措施，更是民主宪政之基石。因此，教仁是主张首先从县开始施行自治，待十年期间，为中国之地方自治树立起标志和培养经验后，再慢慢推行至府一级。而我国之一省如欧洲之一国，无论如何也是不能给予过多自治权利，否则国家将有不稳之风险。”
宋教仁仿佛并不在乎刘继业江苏都督的身份，畅谈其如何要分权给县、夺权于省，设立一个有执行力的强势中央政府。
在这一点上，宋教仁并未单纯为了反对袁世凯而不顾国情，表露出了一个识大体的成熟政治家所应有的思想。而刘继业，仿佛亦不介意宋教仁明显要削减地方都督权势的意思。
就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之间的协调问题，刘继业与宋教仁讨论了好一会儿，随即就聊到了国家主义方面。
在这一点上，宋教仁与刘继业产生了较明显的分歧。
“此刻必须做两手准备。在国会真正发挥其效力、在内阁真正能够与大总统共同担负国事之前，国社党的存在都是有必要的。只有当中国真正步入健全之现代国家后，我才会将国社党改编为参政党派。”
“文鹿未免小心过甚了！”宋教仁从北辉次郎，以及一些情报来源所了解的国社党宗旨，与自己的内阁政治颇有冲突之处，仿佛是要把**走向极致一般。这一点，宋教仁是不理解的，一时也很难接受的。
然而在这个话题上，刘继业却明显表露出了与宋教仁不同的意见。
应该说两人针对国家主义本身并没有太大分歧；宋教仁也赞同整合国家力量，建立一个集权的中央政府。宋教仁也认为发展实业、建设军队、同时进行农村土地改革是富强的必要前提。然而，在实现国家主义上面，宋教仁却有明显的不同观点。
宋教仁所主张的，是通过正式国会选举、进入议会，然后慢慢改造国家。而刘继业所摆弄出来的国社党，却与此等手法完全相悖，是打算靠革命的手段去实现国家主义。
聊了好一会儿，双方谁也没有说服谁来。
“西方有句谚语，曰let‘uree，同意我们有分歧、求同存异吧！”
宋教仁也发现在这一点上说服不了刘继业，就像刘继业说服不了他自己那样：“只是希望文鹿明白，国家之和平来之不易，仓促发起革命，使中国重陷内战中绝非好事啊……”
“这是自然！”
在政治的领域，有分歧并不可怕，只要共盈共惠的结果要大于一拍两散，那么双方都能够暂时搁置分歧而联合起来。而目前，显然宋教仁与刘继业两者之间合作的优势要大于散伙，所以宋教仁在多说了几句之后，也就很理智地换了一个话题……
“善后大借款谈的如何了？”
宋教仁抛出了另一个令他关心的话题。
三联集团代理中央政府与外国财团就大借款事项进行谈判如此大事自然无法长期隐瞒下去，很快就有蛛丝马迹被泄露了出去。而这也在民国的政坛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一方面，是袁世凯此前派人与四国银行团筹借借款的行为遭到了国会的强烈反对。表面上国会的理由是借款会出让国权、是丧权辱国，但实际上却是国会内同盟会的会员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势，努力给这位大总统使绊子的结果。
另一方面，四国银行财团也对袁世凯撇开自己另寻找贷款对象而表示强烈不满和抗议；然而由于袁世凯理论上只是从三联集团这一国内财团借款、从法理上钻了条文的空子，使得四国银行的抗议并不能阻止谈判的开启。
尽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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