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1902- 第211部分

　　　　这些话语，一字一句地撞击着人们的心扉，人群中无法抑制自己激动心情的人开始不自主地高喊起口号，很快在场数千人都开始重复一句话，那就是：“国家主义万岁！！！”

　　　　人群沸腾了，忘乎所以了，在狂热的气氛带动下，就算是平常最理智的人，此刻也仿佛变身为只有本能的野兽，跟随者口号声发出一阵阵嘶吼！

　　　　声势浩大，如此煽动力，在中国大地上，还是前所未见。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刘继业，只是微微扬起下巴，用更加坚毅的眼神去回报热烈到近乎疯狂的麾下党员。

　　　　狂潮足足进行了五分钟，直到许多人嗓子都喊哑了，才在刘继业做出摆手的姿势后消停了下来。

　　　　“我们当前面临的最大困难，我们现在最主要的矛盾，就是中国之不平等！次要矛盾，还有社会之不平等和压迫，这一切都需要我们这些先知先觉者去领导人民解决！”

　　　　刘继业振臂高呼：“同志诸君！道路漫长、充满荆棘，只有最勇敢最无畏的我们才能够走通它，为沉沦已久的祖国带来光明、带来希望！恢复祖国应有的荣光、恢复祖国人民应有的尊严！而在这条道路的终点，当必要的胜利最终到来时，同志诸君、我们将带领我们伟大的祖国复兴，我们将享受到无限的光荣！我们的名字将永载史册！我们将有资格去自豪、去向全世界大声宣布自己是一名伟大光荣的国社党党员！！”

　　　　又是一阵阵的掌声伴随着万岁的呼喊，在场所有人的情绪已经完全被刘继业所带动起来，不少人已经亢奋到不能自己。

　　　　而紧接着，刘继业的一番话又将气氛带到一个新的**！

　　　　“同志诸君！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之圣坛是需要无数祭品的！是需要无数流血牺牲的！是需要付出无数辛劳和努力的！是只有最最杰出优秀的志士才能够胜任的！身为革命者，身为本党党员，必须不畏艰难、时刻保持着决心和意志！必须不能有升官发财的念头，必须一心一意为国家奉献牺牲！”

　　　　“同志诸君，我们是最优秀的政党，也是最有资格引领国家的精英！领导国家走向富强、领导民众走向公平与自由社会！我们国社党必将成为中国的顶梁柱，是支撑国家社会的坚实脊梁！我们不达到这一目标将永远不放弃！”

　　　　“因此，同志诸君！你们必须继续努力，时刻奋进，继续我们国家主义革命，直到最终胜利！或者是死亡，而死亡永远不属于国家主义！！！”

　　　　这一瞬间，刘继业被潮水般的鼓掌声所完全包围。

第346章　政党政治（）　
第三百四十八章政党政治

　　　　就在中国国家主义社会党闭幕式结束、也就是刘继业发表的闭幕词传唱全江宁的第三天，广州临时政府经过扯皮和交接，终于于8月5日正式办完了一切手续，临时国会正式北上京城、临时大总统孙文也正式通过电报将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转交给了袁世凯。

　　　　而在交接过程中，孙文等人也并未闲着，而是赶着自己还有权力的时间制定了不少政策。有些令袁世凯嘴角上翘、有些却令其暴跳如雷。

　　　　首先是确立了以西历为基础的民国纪元。明年，即西历1912年将成为民国元年。

　　　　在这一点上，其实同盟会内部也有分歧，像广州光复后最早使用的是黄帝纪年，黄兴便曾一度坚持继续使用黄帝纪元，但后来还是被孙文给否决了。一来、皇帝纪年动辄四千多年，使用起来并不方便，二来此纪年并不符合当时中国人之习惯，也从未在中国大地实现过。具体而言，当时广州光复时，也因为短暂采用黄帝纪年而闹出不少事故出来，并不实用。

　　　　其次是临时国会确立了北京为民国正式首都的决定。

　　　　与原本历史上定都南京的辛亥革命不同，本时空的这场革命由于发源广州，因此此后一直以广州军政府为中央政府、广州也就顺理成章成为了临时政府所在。然而相比中国传统政治中心北京，或者是前明故都东南重镇江宁，广州地势实在太偏、各方面的劣势实在太明显，哪怕是孙文也觉得以广州为民国新首都无法令人信服，最后只能同意将国会迁往北京，只在广州留下善后委员会。这点无疑方便了袁世凯，也是他所乐于见到的。

　　　　然而孙文随即却在交割前一天，也就是8月4日时签署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本来临时政府制定的是对孙文这一大总统最为有利的总统制，却在此约法关于政体的设计时临时改弦易辙，既规定了总统的各项实际权力，又极尽可能地赋予参议院和国务员各种广泛的权力和实际的责任，以限制总统的权力，使得行政权力的划分极其混乱，成为一种介于总统制和内阁制之间的特殊的体制，表现出同盟会典型的因人设法的工具主义倾向。

　　　　对于同盟会这点小心思，袁世凯心中自然冷笑连连，更是从一开始就对这部限制自己的《临时约法》打从心底里抱有深深的不满和不屑。

　　　　在同盟会看来，袁世凯本非同类、是迫于形势不得已才与其达成妥协，与其说是朋友不如说是潜在的敌人，是可能‘破坏革命’的潜在犯罪者。因此必须要通过临时约法来给其套上枷锁，设上限制才行！

　　　　南北两边的不信任感并未因民国正式成立、政权转交而淡化，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临时国会准备北上，广州的临时政府也将搬迁至北京。为了善后工作，袁世凯特意任命广东都督黄兴为善后督办府督办，坐镇广东负责稳定南方革命数省的情形，并且负责遣散南方三省十余万的军队以节省军费。

　　　　而与此同时，各省光复后设立的革命都督也都为袁世凯所承认，包括江苏都督刘继业、安徽都督关启平、浙江都督陈其美、江西都督李烈钧、福建都督许崇智、广东都督黄兴、湖南都督焦达峰、湖北都督赵声、贵州都督唐继尧、广西都督沈秉、云南都督蔡锷、四川都督尹昌衡、陕西都督张凤翙、甘肃都督黄钺、山西都督阎锡山。

　　　　至于袁世凯控制域内的省份，如东北三省、河南山东等地，则暂时未置都督，由袁世凯的中央政府继续掌控。

　　　　随着和平的曙光重现中国，南北和好，各地方省份逐渐从战乱的恐慌中走出，随着国会正式北上北京准备开始进行全国选举后，政党政治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大地上。

　　　　而对此改变，各地的各种政治势力也非常适应地开始组建各色各样的政党来：

　　　　刘继业于7月13日在江苏改组文学社组建中国国家主义社会党，宣扬国家主义，宗旨为‘实现富强之中华民国，实行公平之国家主义’，以刘继业本人为总理。然而此党宣称并不会参加国会大选。

　　　　南方最大的势力同盟会则于8月2日在广州召开本部全体大会，宣布其宗旨为“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并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赵声为协理。

　　　　各地立宪派也纷纷成立政党。其中势力较大的一为江苏张謇与刘继业‘合作’成立的统一党、二为湖北汤化龙组建的进步党、三为孙洪伊的国民协会、四为章太炎与伍廷芳在上海成立的国民共进会，全国各地更有无数多如牛毛的团体，只有二、三人便对外称党了。

　　　　此外还有小规模的政党，如王东、徐企文、李柱中在杭州和上海以光复会的老底子于7月19日成立了中华工党，后与同期成立的，以江亢虎为总理的中国社会民主党合并，成立了中国社会党，以被陈其美赶下了浙江都督位置的李柱中为总理，王东、江亢虎为协理，宗旨定为：以恋爱自由、教育平等、遗产归公为初步，以“二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与“五非”（非私产、非家族、非宗教、非军国、非祖国主义）为究竟，即个人自治、世界大同为依归。

　　　　还有以前清旧式官僚为主的，由夏继泉于山东成立的所谓中国统一党。由于与张謇的统一党重名，因此被世人称为‘官僚党’。

　　　　然而无论成立了多少政党，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就是绝大部分中国人对政党政治都非常陌生；而少部分了解的也多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此便造成了在各党派成立伊始往往会闹出不少闹剧出来。

　　　　比如一人同时加入数个不同、甚至彼此冲突的政党毫不奇怪、比如政党成立后却连党章也没有、比如党务大会上不同意见者互相辱骂甚至大打出手……就连成立时间最早，最有经验的同盟会亦是如此；于8月6日的广州同盟会一次会议上，由于宋教仁反对更改政体，认为虽然自己支持责任内阁，但既然临时政府本来已经决定了实行总统制，就不应该因人而乱制，擅自改动政体。结果被革命党人马君武大骂是袁世凯的走狗，想出卖革命，然后冲上去伸手就是一巴掌，打得宋教仁左眼流血不止。

　　　　同盟会都是如此，最后马君武连道歉也灭有，宋教仁只能不了了之，其他各党派的乱象可想而知了。

　　　　而刘继业的国社党内也时不时地会出现些乱子。好在其组织结构和上下纪律不是如今松散的政党可比，经过几次强调党章和党纪后，其糅合程度很快就远远超过了任何其他政党。

　　　　在乱哄哄成一片，杂乱无章的环境下，中国迎来了政党政治。

第347章　北行（上）（）　
第三百四十九章北行（上）

　　　　车厢在晃动中驶离了江宁火车站，将沿新开通未久的津浦铁路一路北上，最终经过四天的车程抵达北京。

　　　　在车中列，江苏都督刘继业与同行者包下了整座车厢供其使用，车厢内装饰奢华，还用隔间分成了办公室和休息室，占地颇大。

　　　　坐在书桌前，刘继业低头翻看着最近一个月江苏政府的财政收支表，原本绰绰有余的巨额经过三个多月的时间也逐渐消耗殆尽了。

　　　　在陈光甫做出的详细报表中记录了江苏从光复以来四个多月时间的所有收入和支出；其中收入方面，光复初期的单笔收入总共达到一千三百万元、此后四个月期间里江苏、上海以及后期的安徽又贡献了总共一千一百八十万元、再加上发行公债和印制钞票弄来了九百多万元，这四个月的总收入达到了惊人的三千四百万元左右！！

　　　　这笔数额是同盟会搜刮三省才勉强凑出的军费的一倍，也比占据中央财政的袁世凯还要多上一些。

　　　　而这各种原因，一方面是刘继业掌握了全中国最富庶的省份并通过与立宪派和上海商会合作而得以快速稳固地盘所致、另一方面则是刘继业先前通过橡皮危机所订立的上海金融体制发挥出了非常高效的水平。

　　　　上海由于并未经历原本历史上大规模的经济萧条，在刘继业成功救市后反而由于统一了金融体系而得到十足发展，其经济实力无疑要强上许多。

　　　　当革命爆发时，在上海流动的资金总量高达一亿一千万元，其中过半数掌握在数十家钱庄手中。而刘继业则通过银监会和证监会两会对这笔巨额资金保持着影响力。

　　　　再加上刘继业的信誉一直很好，又有资产上千万的三联集团在背后做担保，因此江苏光复后无论是军政府发行的公债还是三联银行初期代发、后来转移由江苏银行发行的江苏军票在市面上认购都非常不错；刘继业又谨慎地将发行量维持在十倍以内，因此通过三百万的准备金就发行了近三千万的票子，价值却基本上持平，并且快速占据了整个江苏的市场，成了最为流通的货币。

　　　　有军政府和三联银行的双重担保，刘继业又没有滥发钞票，江苏军票的信用十足，上至银行家下至脚夫都对此票子信心十足。

　　　　刘继业在经济上的领导地位得到了完全利用，也因此使江苏财政成为独立势力中最接近收支平衡。

　　　　不过尽管有这么好的家底，但刘继业的开支却同样庞大；经过陈光甫核算，四个月来刘继业的军政府运营花费了四百二十万元、恢复金陵和江南两座制造局生产并扩建花费了三百二十万、重新整修政府部门以及向全江苏省的公立学校继续提供经费花费了五百六十万、而真正的大头却在军费上面。四个月时间来，总人数在五万人左右的江苏革命军花费了一千四百万！其中光各级军官的军饷就在二百三十万、各式物资补给和兵械弹药补充在一百八十万左右、而一场为期半个月的津浦线战役下来，物资补给人员抚恤等费用就消耗了八百多万银元！

　　　　减去江苏银行筹备及准备金，刘继业手上如今还剩下五百万银元可供随时支配。

　　　　然而按照陈光甫的估算，从九月开始江苏政府每月支出在四百八十万，若算上援助安徽的百万费用，则在五百八十万；相比之下收入则是四百五十万元，意味着每个月都有多达百万元的亏空存在。

　　　　若不想方设法开拓财路、削减支出，刘继业的财政情况只会慢慢恶化……

　　　　坐在刘继业对面的张謇正低头翻看最新的申报报纸，上面头条刊登了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宣誓，以及上海一批社会评论家对民国未来的展望，其中就有身为统一党总理的张謇自己的评论。

　　　　刘继业将脑袋靠着窗户上，有些疲惫的闭上眼睛，轻柔太阳穴，脑海中的思绪却一刻不能平静下来。

　　　　现在刘继业最需要关注的问题总共有四个，分别是财政问题、党务开展问题、与立宪派合作问题、以及安徽问题。

　　　　倒是此次北上去见袁世凯，刘继业并不很担心。

　　　　财政问题刘继业已经有了眉目，主要是控制苏北后苏北每年上千万的盐税他刘继业也能够染指部分，足以解部分眉急之需了。目前刘继业最关心的，还是安徽问题。

　　　　自从刘继业将关启平的第二混成协部分与祁匡训的第五混成协共万人以‘援鄂军’的名义进入安徽后，慢慢将皖东与皖北占领。随后刘继业更是不惜与袁世凯刀兵相见命令关启平进军安庆，将本地的革命党人吴昌谷退出来担任所谓的安徽都督。

　　　　此后关启平担任了安徽军政部总长，并在安徽将手中兵力扩充一倍至二万人后，一部分留守安庆掌控大局，其余部队则派往皖西和皖南将并不服从安徽军政府的各地军分府剿灭，至六月底时基本上统一了安徽境内。

　　　　此时吴昌谷傀儡的身份已失去了作用，因此关启平随即自导自演了一场兵变将吴昌谷赶下台，自己当上了安徽都督，以祁匡训为军政总长，完全操控了安徽军政大权。

　　　　关启平的这些举动，大部分是受到刘继业授权，少部分则是其专断的行为。虽然关启平在安徽统治还是要依靠本地的士绅，一如刘继业需要张謇那般，但是凭借手中的二万兵力以及在统一过程中一些并不光彩的手段，关启平还是得以将安徽抓在手中。

　　　　如今至少在名义上，关启平已经与刘继业平起平坐了，从人性的角度上去考虑，刘继业难免不会担心自己的这位心腹干将会产生什么异样的想法。

　　　　虽然目前关启平还非常老实听指挥，而且手下的一众干将也全部都是国社党的人，受国社党控制，刘继业通过党政方面依然能够指挥控制安徽的部队和政务，但是由于国社党安徽分部主席就是关启平本人，随着时间推移他在安徽的威信只会越来越高。

　　　　这也意味着中央、无论是江苏军政府对安徽军政府还是国社党总部对安徽分部的影响力也会逐步下降。

　　　　这种可能性是切实存在的。

　　　　无论最终关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