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照抄，便顺利地通过了插班考试。不幸的是，考试完毕我突然发病，使我失学半年，差点丢了小命。
当时所患何疾至今仍不清楚，每日上午有发冷不适感，烦躁不安，自己服“救济水”和“仁丹”药，个多小时后似无事了，第二天上午又发作。开始母亲用揪痧办法治疗，无效以后请当地中医看，服药也未见效。过去西医颇少，农村根本看不到，八字哨小镇也没有，父亲带我到县城一私人西医诊所，医生诊断为疟疾，打了针还带了西药回家服用，亦没治好。于是父母就认为是鬼怪作祟，转而走迷信医治的道路。先用简单的方法，如喊魂，认为人的魂走失或被鬼怪勾走，导致魂不附体而生病。晚上父亲拿着我的衣服，在室外呼唤我的名字，母亲在室内应“回来了”，企图用喊、应的办法将我的魂召回。无效以后改敬土地爷，过去土地庙颇多，村头田角坟地河滩到处可见。在土地庙前点香蜡、烧钱纸，燃鞭炮，作揖磕头。土地爷是管理地方鬼怪的，祈求他管好那个害我生病的鬼不要作祟人间。用这些简单迷信方法都不管用，随着病情的严重，迷信方法逐步升级，从外面请来专门法师。根据我的病情，除情绪不安头昏脑胀外还有小便多的毛病（估计患神经性尿频或轻度前列腺炎），法师就断定是一个青蛙精作怪。他在大门、后门和我卧室门的门坎旁钉符。符用桃木制作，上画符号，据说桃木可以避邪，门口钉上符以后，精怪见了畏避，不敢入屋。这位法师可能学过气功，为了显示其神通广大，钉符时不用锤而以其头代之。晚上敲锣打鼓，唱念祷告，求菩萨赐碗仙水，并代菩萨开药方给我服用。每当打闹喧嚣时，我就显现情绪紧张，头昏欲裂，这样病情不但未好转，反而更严重。不久又有人推荐一神通更大的法师。晚上对天唱念之后，仰卧于地，双眼翻白，四肢颤抖如癫痫病发作状，说是神仙附体，他已代表神仙查明兴妖作怪者不是青蛙精而是一条蛇妖。他拿着一个燃烧得正旺的火把在我卧室内左三圈右三圈搜索6遍，伸到我面前顺时针反时针晃动6次，然后停在我眼前，令我不眨眼睛死死盯住。约10分钟后，问我看到了什么怪物没有，例如蛇或其他生人，特别是生女人？我说除了眼花缭乱外，没看见任何生人，当然不包括您法师自己。法师默念片刻后，扬言已将蛇妖赶出，正向西南方逃窜，于是他脱去衣服，甩掉鞋袜，虽时值深秋，仍赤膊光足，手执火把奔出屋外去捉妖。跑出数百米至一湖泮，从水草丛中捉到一尾半死不活的小泥鳅（估计是他预先放置），又扬言已将蛇妖捉拿，装入随身带的小瓶内，用红布密封瓶口，贴上符，置神龛上。接着又敲锣打鼓，高声祷念，并用硫磺火（在火把上撒硫磺发出一股强烈火焰）在房屋周围扑撒燃烧，驱魔赶精（大概驱赶蛇妖同伙）。家里请了一些亲戚帮忙，又有一批围观群众，人多手杂，拥挤不堪，法师不慎用硫磺将一旁观者烧伤。出了事故，于是由一人唱闹变成群体争闹，幸未发展至互相打斗。捉妖驱鬼的活动达到高潮，因烧伤事故不得不收场。
在法师敲锣打鼓大唱大闹的时候，我精神错乱，似天在旋地在转，特别当发生烧伤争闹时，感到自己轻飘飘地上浮至高空，晕昏不省人事，父亲急用手指捏住我“人中”穴，又慢慢苏醒过来。幸喜迷信活动就此结束，否则，我真会被迷信害死。
我的病服药无效，求神不灵，父母几乎失去信心，然而一有机会他们仍不放过。一次一位中医从门外过，父亲请入，他搭脉以后诊断为“血脉不过节”引起的病，按开的三副药方服用后，身体大为好转，以后这位医生再未来看过，也未再吃别的药，身体就慢慢养好了。在这次生病期间，我始终未见到过一个妖魔鬼怪，连做梦也未梦见过。病最后还是吃药治愈的。从此以后我就对迷信持怀疑态度。
3．5昂贵的风水宝地
病基本好转后正逢开学，与蜚英中学联系，原插班考试有效。
蜚中位于赫山区的蜚英山。赫山区是一块藏龙卧虎之地，据考这里聚居三国东吴名将周瑜的后代，因此人才辈出，周扬、周立波等近代文化名人皆出自此。蜚中也是一位周姓大地主创办，学校校址与地主庄园连成一片，深宅大院，窗明几净。校前一带肥沃的水田，再往前便是一群逶迤的山丘。有5个独立的山岭，其连绵曼延的山脊辐射状地卧于庄园正面，其辐射中心正好交于庄园前面的一个圆形深潭。据说这是一块5龙吸珠的风水宝地，周家就是靠了这块宝地而发达的。山上茂林修竹，四季青绿，山间清溪潺潺，流水不绝。这里远离喧嚣城市，学习环境堪称优良。学校为了树立名气，聘请了一位北大文科毕业的周姓高才生为校长。只是因为地处山区，交通不便，报考的学生少，学校为了招到学生，就不顾质量，因此在一个班上良莠悬殊，在社会上被看成教学质量差的学校。
蜚英中学不仅教学质量差，且学费昂贵，当时一学期连伙食费在内总共需交12石谷，一次付清，不收钞票，只收谷或银元。学校既不通车又不行船，谷子运不进，换银元也很困难，这对贫家子弟学生确是力所不及。公立学校的学费比私立学校便宜三分之一，只8石谷。益阳地区的公立普通中学就只有一个位于县城学门口的县立初级中学，报考的人很多，录取比率颇低。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以及减少入学麻烦，我提出下学期到县中去考插班。我小学毕业后一下子就跳入初中二年级，上第一堂英语课时，看到同学们对老师的提问对答如流，而我连英文字母都不认识，好些课摸不着头脑，好像小溪中的一条鱼突然游入广阔的湖，有点蒙头转向。形势迫使我不得不加倍努力，加上年纪较大，理解力和记忆力也较强，故期末考试我的英语成绩达90分，班上成绩排前10名之内，虽然当时身体尚未完全康复，脸色苍白，班上有些同学叫我“白面书生”。因此我对考插班存有一线希望。但父亲对此信心不足。处于犹豫不决之中的他又用上了迷信办法，祈祷关菩萨。卜卦的结果是一个上卦。考试的结果应验了菩萨的预测。因此我只在蜚中读了一个学期。
3．6周校长
益阳县中的师资和学风在当时当地无出其右。记得我们班教英语的徐老师，据说在北大学习6年，3年中文，3年英文，这样资深的老师来教初中英语自然游刃有余。老师都颇重视教学质量，我班青年数学老师，在每次数学考试结束公布成绩时，总是自费买些奖品如自来水笔砚台参考图书等，奖励班上成绩最优的学生。在发奖品时他的一番讲话更是对同学们的一次学习鼓舞。
刚到县中时感到美中不足之处是卫生条件很差，学校里虱子特多。在寝室的高低木板床、教室的木制课桌和木板凳的各个缝隙里无处不藏有虱子。晚上咬得睡不好，上课时脚手稍停片刻，某个部位就可能被咬上一口。有次我正集中精力听讲，突然手腕奇痒，通过手腕下课桌的平直木板缝隙，看到了一个虱子正挺着红红的肚子。我怒火直冒，决心杀死它。从文具盒中拿出削铅笔的小刀，刀尖插入缝隙左右穿戳，虱子在缝隙中来回奔跑，一直到下课以后还在追杀不止。这时坐在旁桌的同学也拿出铅笔刀，在两人合力双刀追杀下才将虱子赶出缝隙，碎尸万段后方解我心头之恨。
在县中读书期间正值全国解放前夕，经常看到一些国民党的残兵败将，破衣烂衫面黄饥瘦，在街上匆匆而过。有时因为来得太多，不得不借用我们公立学校的教室暂住一宿，傍晚匆匆而来，清晨匆匆而去，他们总是行色匆匆如丧家之犬。
在国民党撤退前夕，学校里来了好些新老师。他们原在外地工作，随着国民党的败退，机构解散回到家乡。我班来过一位姓胡的语文老师，据说他原是共产党，曾到苏联留学9年多，后来变节，在国民党政府工作。有次有些同学在作文课里学着国民党报纸的腔调讲共产党的坏话，胡老师在课堂上指出那些同学的毛病，提醒大家“焉知共产党将来不会取胜呢！”在国民党白色统治区内，报纸上的报道，老师在公开场合的训话无不是对共产党加以指责和谩骂。而胡老师在班上公开维护共产党的声誉，我们听后感到很新鲜，茅塞顿开。解放后我到外地念书，听同学说胡老师在镇反期间被作为叛徒镇压。
在读初三一那学期，学校又来了一位姓周的新校长。他是一位留过洋的有名地质专家，无党派人士，原在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某研究所工作。对办教育十分热心，从回乡那天起开始留须，只30多岁就满脸髯长须浓，一幅老学者形象。由于解放战争使国民政府临近崩溃，国统区动荡不安，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益阳县中是全县的一所公立学校，政府办的学校政治色彩浓厚。教职员中已有一些思想进步的老师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秘密开展活动，与代表国民党控制学校的老师形成两派政治力量，两派之间的斗争就反映到学校的学潮中来。从入校到毕业，我在该校虽只念过三学期书，但解放前的头两个学期，每期都有学潮。学潮一闹就停课，最少两周，有期长达一月。除县中外，当时城里的其他私立和教会学校都未出现闹学潮的事。在学潮期间，周校长总是利用各种机会和集会场合向学生训话，这时他身着黑色长袍，头戴黑色毛帽，满脸黑须，一面讲一面挥手，慷慨激昂，声泪俱下。他的话主要为学生青年期耽误学习而惋惜，为回乡办学失败而痛心，力劝同学们不要闹事，珍惜宝贵光阴，好好念书。他的话很合我的胃口，在他的啓发下我没有参与闹学潮的活动，一闹就躲在宿舍里看书，或到城里去逛街。那时学生没有学生证，县中的学生是在每人的制服衣领上用白线缝“县中”两个字。有天我正从城里回校，途遇一中年人警告我说，你这位县中学生还回学校去，警察正在抓你们呢！吓得我赶快脱下衣服在城里捱到天黑后才潜入学校。
在我工作10多年后，约于1972年，我所应兰州研究所之邀去宁夏石咀山野外作业。在银川招待所内，我突然见到了中学时的周校长。浓黑的胡须没有了，穿着一身兰呢子中山装。当时他不认识我，我看到他在招待所内谈笑风生，大声朗诵挂在墙上的诗词对联，显得风流儒雅，但眉宇间隐含一丝淡淡的忧伤。后来在石咀山野外，他向我们讲解此项工作的意义，希望能证实他对某一地质理论的推测。在休息时我主动找他相认，并提起他当年当校长的情景，介绍我离校后及现在的情况。他很激动，两人谈得很亲切。当我们正在推心置腹回首往事阔论当前时，冷不防同去的室秘书在背后捅我一下，把我叫到别处，告知我周是兰州研究所的一个右派，还未摘帽，警告我少与他接近。于是在以后的时间内我不得不对周校长避而远之，免受立场不稳界线不清之嫌，周亦有察觉，也不再找我。
1949年8月益阳和平解放，各方面立即走入正轨，不久得到学校复课通知。日寇侵略中国，使我受苦受难，辍学达3年多，而解放战争，全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却没有过一天苦难日子，也没有影响学习。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人民只能带来深重的灾难；解放战争是拯救人民的；给人民带来了幸福。现在解放了，时代变了，一切都显得新鲜美好。我积极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扭秧歌，写标语，大会小会上组织啦啦队喊口号，十分活跃。
开学不久，军政大学革命大学等向社会公开招生，班上好几位同学报了名，在革大或军大经过短期学习和训练后随部队南下，投身到新解放区的革命工作中去了。不久当地又招收土改干部，为下一步土地改革培养人才，班上又去了一些。由于离校的较多，故2个初三毕业班合成了一个班。
解放后县中成为益阳的重点中学，原来煽动学生闹学潮的老师都是地下党员，现在都当上了领导，新派来的校长就是一位地下党员。县中附设有一个职业中学，其校长姚女士身边两个儿子，都在县中读书。解放后才知道此位姚校长原来是当代文学家周××的元配。姚身材修长，皮肤白嫩，一副金丝边眼镜配带在面带笑容的脸上，在教职员中堪称一位美妇。平时讲话细声细气，工作默默无闻。一旦解放，身价陡增，一跃而为县妇联主席。不久以后携两子赴北京与周团聚去了。
毕业前夕，1949年底，青年团首次选在县中发展团员，我因积极热情地参加了各项政治活动，学习成绩也较好，又出身于非剥削阶级，故荣幸地成为益阳地区的第一批发展对象。
3．7草坪风波
初中毕业后，我参加了益阳信义中学的考试，被录取。
信中原是挪威人在益阳地区办的一所教会学校，位于资江南边的桃花崙，校园景色美丽宜人。一幢洁白的三层教学洋楼衬托在红花绿叶之中，当年益阳城里的各式楼房多是中国式的木瓦结构，三层高的洋楼在城里显得洋气十足。特别门前那棵独立的枫树，魁伟参天，绿色的树冠张展如云，更显得卓尔不群。在灰色的椭圆形跑道中间，大操坪内绿草如茵。洋楼美景，共同构成了一个既时髦又幽雅的学习环境。学校设有高中部初中部和小学部，解放前初中部男女生分开，分为男生初中部和女生初中部。信义高中部是益阳地区唯一的一所普通高中，因是外国人办的，故师资和设备都比较高级和齐全。
解放前由于家庭状况经济条件的不同，同学们的生活习惯、学习风气也颇悬殊。有的衣着寒碜，一副穷酸相，有的穿戴富丽，打扮得油头粉面；有的起早贪黑，勤学苦读，有的上课吊儿郎当，成天忙于找密史、谈恋爱。同学们各搞各的，谁也不管谁。解放后学校的风气大变样了。学校风气也是社会风气的一个写照，当年国家干部和人民解放军的作风是进步的、廉洁的和朴素的。同学们互助互学，共勉进步，同批落后，穿着普遍朴素，认为讲究穿和吃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一位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女同学偶尔穿出新的花样衣服，会受到同学们议论，在班会上被批评为小姐作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有两位女同学比较活跃，休息时常自觉不自觉地哼一些解放前的歌曲。有些歌曲在解放前被认为是进步的，如四季歌，但因歌词中有郎呀妹呀，解放后就认为是带有资产阶级情调的黄色歌曲，在过团组织生活时总听到那位女团员汇报那两位女同学一周来在寝室里哼唱几次黄色歌曲的事。
记得那时还把生活上搞讲究，包括美化环境也看作一种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学校大跑道内的草坪绿油油青翠翠，下课以后走出教室，一映入眼帘，绷紧的神经立即松弛。可是在当时的农民眼里那不过是一块好饲料，因此附近农民常牵着水牛来吃草；校旁疗养院的汽车，从学校进进出出，不绕跑道而直接从草坪内穿过，把一个美丽如茵的草坪糟蹋得坑洼不平，面目全非。当时谁也没有议论或出面劝止，都认为草坪只是供观赏的，可有可无，裁花种草属于一种资产阶级享乐思想。不料那位地理老师颇具环保意识，看到由挪威人办校时留下的美丽草坪任遭践踏，十分惋惜，便自告奋勇写了一块“汽车与牛请匆入内”的牌子立在坪内。谁知第二天从疗养院汽车内下来一个人，怒气冲天，扯下牌子往地上摔，大声质问学校：“将汽车与牛并提居心何在？这与华人与狗并提有何区别！现在时代变了，那种帝国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