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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会结束不久，所领导对运动中敢于捍卫三面红旗，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斗争表现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积极分子进行了火线纳新，我们研究室章主任，从此就成为所内一位红色的颇得领导器重的知识分子。如果我爱人经受住了他们的所谓考验，也可能成为光荣的一员。
4。7劳动改造
根据上面部署，这次运动的性质是反击右倾机会主义，上面配制的标准帽子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这顶帽子只能戴在党员的头上。本所领导在运动中挖出了我这个阶级敌人，虽然对三面红旗没有公开反对，只是谈心中暴露的思想，但上面一些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就只是根据会议上的发言而戴上帽子的吗？脑子里有什么思想脑壳上就应配什么帽子。但遗憾的是我不是党员，不够资格戴那顶帽子。为了不放过任何阶级敌人，所领导根据诱迫我交待的1957年鸣放期间投入民主箱内的那篇小稿，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足以证明我有着与右派分子一道向党进攻的行动，那时就够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不过我做得隐蔽，因此给漏掉了。这样，根据上面精神，给合我的情况，经过精心设计，他们为我专门缝制了一顶新帽子：漏网右派。他们得意洋洋，在这次运动中又取得了一项辉煌成绩，不仅于此，还独树一帜，创造了一个在群众中抓右倾机会主义人物的典型。他们将我的材料连同专制的帽子向上级申报。他们信心十足，上级一定会赏识他们的典型的，说不定还会把他们的经验推广，又掀起一个抓漏网之鱼的运动呢！因此在上级批下来以前，就完全剥夺了我工作的权力，令我长期劳动改造。处分还没有批下来，处罚就先执行起来了，这是在不讲法治的年代里单位里常有的事。根据过去的人事制度，学生毕业分配到单位，就好像封建社会里小媳妇出嫁，要在婆家呆一辈子，个人是没有另找单位更换工作自由的。职工受单位的领导管辖，好像小媳妇受公婆管教一样，可以任意打骂和摧残，职工的命运前途，包刮家庭幸福个人职称等都取决于他们的暗箱操作，谁也逃不出手心。
在我下去劳改之前，将我作临时劳动力使用。长江涨水，市内某单位在江边河滩上码积数万块红砖，如不及时转运高地将会被洪水冲掉。省里决定由科学院组织队伍去。队伍中别的人轮流去，我则每次必去。科学院要办一个学习先进的小型展览，我略会美术，又临时抽我去。从此我像一条受了伤的野狗，人人都可以往身上吐唾沫，踢一脚，我总是夹着尾巴被赶来赶去。
有天利用休息时间，我爬到院部大楼最顶层。天空阴沉暗淡，布满愁云惨雾；一股深秋的寒风在楼前打着旋儿，扬起一阵暗灰色尘土。我的心里突然又涌现出那股悲观绝望的情绪。回忆近一月来我竟不知不觉地犯了这么大的政治错误，已由领导信赖培养的人一落而为受打击的敌人，现在团内给出超出团章范围的极大处分，下一步行政处分可想而知，肯定会戴上阶级敌人的帽子，开除工职下去劳动一辈子，前途完了，一切都完了。凡人在万念俱灰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大概就是死，死是了却一切烦恼痛苦、悲观失望、甚至丑行罪恶等等的最佳途径，一了真可百了。眼前是一条了此一生的最好办法，只需迈出几步就行了。于是我开始蹒跚地向前移动，移到靠近楼顶边，但见路上行人来去匆匆。突然一个最熟悉的身影映入我的眼帘，我爱人手里提着一瓶开水，正经过楼下向家中走去。我站在楼顶十分显眼，她也很快看到了我，对我微微一笑。大眼盯着我似乎在问，你在楼顶上干什么？可不能做傻事啊！她的微笑的眼神像一股暖意浓浓的春风拂遍我的全身，我的几乎被僵化的血又温热活泛起来了，我似由冰冷黑暗的潭底浮出阳光灿烂的水面。求生的欲望又涌入我的脑海：我的妻并没抛弃我，我还有个温暖的家，我还没有失去人间的真情与挚爱。在那运动连绵不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机器的零件与零件之间那样只有机械关系的日子里，人间的真情与挚爱是万分珍贵的。因此我不能至少目前不忍心就此离她而去，于是我收住了抬出去的腿，也对爱人微微点头，招手致意。
批判会结束20多天后，约1959年12月上旬，吴支书通知我到莫磨山去劳动。科学院在磨山植物园邻近建立了一个农场，一方面作为各研究所知识分子轮流下放劳动锻炼的场所；另外因为物质紧张，生活困难，采用自力更生办法办个农场，争取在逢年过节时期对各所提供部分副食支持。我所这次下去8人，由我室吴支书带队，其中我和一位姓贾的老知识分子右派属于长期劳动改造，其他6位同志是轮流下放劳动锻炼，时间为一个月。
我们的吴支书别看他平日眼睛只盯着自己鼻尖，讲话细声细气，走路像小脚女人；外表看起来温文尔雅，道貌岸然，但他敌友界线分明，对敌人心狠手辣，整起人来；特别整起同类知识分子来；更是相煎何急！在第一次与我交心谈心时，他严遵上级旨意，抓住要害，指明要我只谈三面红旗的缺点；在我禁闭办公室反省期间，他寸步不离，严密监视；在全所团员大会上讨论对我的处分时，他定下超出团章范围的极大处分；在这次劳动改造中，他亲自监督，有意给我制造艰苦条件。在分配劳动任务时，每次都将最苦最脏最重的活交我和贾老头。有次我们小组负责蔬菜浇粪，将猪圈里的粪水挑到湖边菜地里，他主持舀粪，用长柄瓢将粪水装入桶内。对于劳动锻炼的同志，他只装7分满，而轮到我和贾时，就装得满满一桶，几近粪水溢出。我尚年轻有力，而贾是已过60岁的老人，令他强挑满桶粪水未免过于残酷。
我在下来之前就立志通过劳动彻底改造自己，使自己的资产阶级人生观和世界观逐步改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下来不久接到爱人长信，鼓励我一定要经受住这次考验，指出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决不要因一时挫折而心灰意冷，自暴自弃，不论情况如何她都等着我的归来。自己的意志加上爱人的鼓励，促使我痛下决心在劳动中一定表现积极，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因此吴支书给我所设的各项艰苦考验，我都能以一种乐观的姿态去接受和完成。
劳动大约2周以后，有天晚间学习后吴支书找我，要我补交上月和现交本月的团费，并通知我以后可以两周休息一天，意思是我可以每两周回小洪山家一次。对于交团费的事，我好奇地反问了一句：“不是被清除出团了吗，怎么还要我交团费？”吴说处分还没有批下来，暂时还要交，并参加过团组织生活。
在农场劳动期间，开始分配我种菜，后来领导把种菜工作安排给短期轮流下放的，让长期劳动的负担专业性较强的工作。因此以后我喂猪，还养过鸡放过牛。从劳动中我学到了不少知识，更重要的是我深深体会到，精神上的不愉快可以通过劳动加以冲淡甚至消除，虽然领导把劳动作为对我的一种惩罚，我精神上很不愉快。劳动不愧是治疗精神痛苦的一副良药。
4．8“假”右派
从长时间的劳动中我逐渐了解到各单位轮流下来短期劳动锻炼的人，带队者为基层领导干部，少数是政治上表现积极下来“镀金”的培养对象，其他人都思想上或多或少有些问题。某所某同志是因为讲过一句“现在人们存在普遍营养不良”的话；某所某同志是因为在他的办公桌玻璃下压了一句鲁迅的“沉默就是斗争”的语录；某园的一位女同志，爱人被打成右派，团组织动员她离婚，她不同意，因而被开除团籍，下放劳动。多数下来劳动锻炼的人是多啃业务书本少关心政治学习走白专道路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一位刚参加工作不久20来岁的中学生，不知什么原因下来劳动。一天参加筑猪圈围墙，休息时讲了一个笑话。说是一个驼背地主强迫长工砌墙，长工在砌墙前先将墙基挖空，后来地主从墙边经过，墙倒砖塌将那个驼背地主压死了。坐在旁边的带对者丁科长虽非驼背但有微弓，听后立即怒火直冒，质问他在这种场合下讲这种笑话是什么意思！现在是新社会，谁在强迫你砌墙！晚上学习时科长要他深挖思想，写出检讨，整得这位年轻人哭哭啼啼。本来通知他只下来劳动一个月，由此被延长到3个月。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那位与我长期共同劳动的老知识分子贾右派，他的道路是坎坷的，遭遇是很不幸的。
从南京搬武汉时，我们单位还是一个研究室。为了由室升级为所，需具备一定数量的高级研究员才够资格申报。通过连系，拟从长春研究所调一位高级光机专家来，长春所同意，但却是位刚戴帽的右派专家，并提出要一位测绘专业的大学生作交换。单位将1955年从同济大学毕业分来的张同志与之对调。张分来单位后，曾向领导提出调上海工作的要求，因他是独生子，父母年迈，身边需要子女照顾。这本是一种正当要求，但领导认为这是个人主义表现。于是就利用交换之机将其调离，从本来离上海较近的武汉调至离上海更远的东北。
贾公昔年留学英国，据他自己说，属与李政道公派留英的一批，回国后任教中山大学，教授职务。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曾与学生一道参加反饥饿游行，被国民党当局抓去坐过30天大牢，解放后被捧为进步人士并戴以相应桂冠。其出身穷苦，是当年那批留学生中最穷者。解放后调长春研究所。在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他本人未发表任何反党言论，但在反右后期，看到研究所内一些知识分子，特别几个业务水平高的老知识份子，因为响应号召提了意见而被划为右派，戴上右派帽子，一下子由朋友变成敌人，认为很不公平，就站出来为那些右派分子打包不平。他不怕惹火烧身，以为自己是进步人士，出来主持公道，领导或许会给他一点面子，考虑他的意见，少戴几个老知识份子的右派帽子。怎知政治斗争你死我活，那有情面可言，研究所的领导翻脸不认人，立即摘下他的进步桂冠，并将右派帽子补戴在他的头上。因为右派帽子是现存的，口袋里多的是。
贾公来我单位后一直未发挥什么作用，说他什么都不会，领导曾要他翻译一本英文光学书，作为留英光机专家也翻得猫屁不通，因此贾公在群众的心目中似乎是个饭桶，既不能写（无理论知识）又不能做（无实际经验）。而他本性又很倔强，从戴右派帽子的那天起一直不承认自己是右派，他说平时未做过反党的事，鸣放时未向党进攻，他不够右派条件，是长春研究所硬搞上去的，要说右派也只是个“假”的。（“假”与“贾”同音，这就真假难分了。正如某单位一位姓左的人被打成右派，人们叫他左右派，左右难分一样。）
1962年上面来文件对右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甄别平反。这时我单位已由室升级为所；所领导根据上面文件精神，决定取掉贾的右派帽子。贾当时编织在所属的光机工厂，厂长是一位长征老干部，找贾谈话，要求他只写个申请就可摘下右派帽子。而这位贾公竟拒绝写申请，声明自己不是右派，“是你们搞错了，我一直没有承认，因而没有必要写。”贾是湖南人，湖南人的那股刚正与傲骨之气、不委曲求全逆来顺受之性，在他身上显露无遗。可是在领导眼里，却认为他是顽固不化的，其顽固程度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我所领导碰到这样的顽石也显得束手无策。知识分子出身的老所长求贤若渴，看到这样一位老专家长年埋没深为可惜，为了早日摘掉他的帽子，发挥作用，老所长在所的干部会上，提出由工厂长征干部厂长替贾右派代写脱帽申请的建议。当然这建议立即遭到全所干部的反对。这事以后被掀出来，成为文化大革命中革命造反派造老所长的反的一颗重型炮弹。
我与贾公素不认识，1960年我们一起下放到莫山农场劳动改造，同吃同住又同劳动，因而逐渐接近熟悉起来。贾的家乡在湖南常德，与我的老家益阳相邻。我们是同乡，现在又成为劳改路上的同路人，劳动之余拉些家常，他就断断续续地向我吐露一些真情。他介绍在英国留学和在国民党时期坐牢的事，反驳来所后对他的指责。他说有人说他无真本事，其实只要看看我所工厂的光学车间，主要由他爱人搞起来的，车间的技术工人是在他爱人亲手教范下学会操作的。他爱人原是他在中山大学的学生，她的本事是他教育培养出来的。如果说他爱人是他的徒子，则车间的光机人员就是他的徒孙了。说他不懂理论，不懂外文，这是不攻自破的，只要找查以前他写过和翻译过的东西就行了。他说：“他们强迫我做右派，我当然就不替他们做事，会装不会，懂装不懂。”他是以沉默和装傻表达他的不满情绪和反抗精神的。
对贾公以前的本事我未考察过，但通过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件事使我看出，贾的文学修养是颇高的。在文革中，有段时间曾括起一股翻案风。已近80高龄的贾公不知怎的在此风的吹拂下竟也活跃起来，也可能感到自己的来日不长了，以后没有机会了，于是趁此机会向上面写了一份数千字的申诉信，信落到“四人帮”们的手中，很快反馈回所里，所里当时掌权的造反派便又多了一份反面教材。在反右倾翻案风阶段，造反派将贾的申诉信打印成材发给革命群众人手一份，作为阶级敌人不甘心灭亡随时伺机反扑搞翻案活动的典型材料，供广大群众批判。于是我有心读到贾的大作，发现全篇申诉写得有理有据，结构严谨，可谓字字珠玑，掷地有声。
贾公活到80高龄，到文革后期以老右派的身分带着他的花岗岩脑袋见马克思去了。四人帮倒台后，也对他的亡灵作了平反昭雪。
4。9人亡家破
物质越来越紧张，生活必需品粮油肉蛋及豆类等，和日常必用品煤炭肥皂火柴等都凭票计划供应，既使凭票供应也经常难以买到，一天得花几个小时去排队，特别肉食平时需凌晨2～3点去，排到8点多才买到，去晚了肉食柜台就空荡荡的了。市内供应的米均为陈米，内含带有黄曲毒霉素的大量黄米。一些开始不要票的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如蔬菜也得去排长队抢购，这类东西政府不便发票，后来就改由居委会发卡。我们小洪山这个家，因我下去劳动就只有一切靠我爱人独撑着，她身边虽有岳母陪伴，但她是位60余高龄的小脚老人，外面帮不得一点忙。爱人白天上班，晚上经常加班，买东西只能在业余时间，当听到来了货的消息，轮到她赶去时已抢购一空，往往空手而归。按票供应的食物显然不够吃，而购到的一点点自己又舍不得吃，首先得留给小女吃，小女不能过于缺乏营养，否则将影响正常发育。而我们小女实际因营养不足经常闹病，西医吃药打针有时无效，请中医开的药方，到药店里总是配不齐，一些极普通的药如党参红枣都缺味。爱人为这个家，每日急得心发慌，忙得脸发白，她们的日子艰苦难熬。
我在磨山农场的生活条件就好得多，在开始几个月内农场未办食堂，全部人员在植物园搭伙。植物园地盘大工人多，他们利用林间空地开荒种粮种菜，利用收获的粮菜养鸡喂猪，所以食堂办得很好。吃饭不定量，只要每月交足定量粮票后可放开肚皮吃，每天保证有一餐晕菜。这与当时小洪山地区连蔬菜都抢购的情况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