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的主要劳力抽去办钢铁，田间农活靠一些老弱及妇女，有些农作物收割不及时，颗粒脱落在地里再次生根发芽，有些收割不干净埋在地里腐烂。
然而除了有限的正规钢铁厂外，所有机关企业生产队建立的各种大小高炉烧出来的铁绝大多数是不合格的，甚至废品。大办钢铁运动过去后，大小高炉消失了，但从它们肛门里屙出来的黑疙瘩仍摊在原地，成为一堆移不动的拦路垃圾。
其次回顾了农业大跃进的场面。
大跃进之初生产队实行吃大锅饭，农民都集中到食堂，开始放开肚皮吃，后来按人定量。我在泌阳某生产队食堂吃饭，每顿都吃红苕。大蒸笼里热气腾腾的红苕堆如小山，另一个大木桶内盛满大白菜，白菜红苕一家一盆。常见因分食不匀而出现争执，一次一位老太婆在生产队长面前哀求：“队长，分的红苕不够吃，小孩吃不饱，请多给我家几个吧！”而那位队长不但没有给，反指责她想多吃多占。
河南南阳一带当年的农作物主要是红苕，大片红苕地一望无际。有天在城里见到一群人敲锣打鼓，大吹大擂，一幅大红纸上写着“报喜”二字，四人抬着一个大食盒，里面装满鸡鸭鱼肉。原来是某餐馆的大师傅大显身手，利用红苕做成了红苕鸡、红苕鸭、红苕鱼，作为大跃进中饮食行业的一大成果向市领导报喜。
在湖北应城野外工作的一段时间里正赶上这里大建共产主义红旗新村，把原来分散居住的农民房子强行拆掉，在一个居民点上建立一批砖瓦平房，使农民集中居住，集中吃食堂，集中劳动，实现过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野外作业期间，我有幸住宿新村，食堂里配有专业厨师，餐餐能吃到美味的鱼肉。为了炫耀这面红旗，在朝鲜领导到我国参观时，还临时抢修了一条新马路从武汉直达红旗新村。学习创立新村先进经验的报告会现场会一个接一个，领导带队的参观团一批又一批。那时粮食肉类属国家计划物质，餐馆属于供销社系统内的行业，私人是无条件开的。有天上午收工后我到应城县的一个小镇，想找个餐馆吃饭，走进好几家都被拒之门外。原来这时来了一大批参观人员正在参观附近的共产主义新村，镇上有限的餐馆都被安排招待他们。我从小镇东头问到西头，看到各家餐馆大排筵席，桌上摆满大鱼大肉，啤酒烧酒，厨房炊事员还在烹鸡烧鸭，香气四溢，使我馋涎欲滴。但所有餐馆均不对外营业，而镇上的副食店亦买不到如饼干或水果之类任何可供充饥的食物，我只好忍饥挨饿迅速离开。
在工业高产指标的推动下，农业亩产数字直线上升。农村干部们互相攀比创高产的指标，交流创高产的经验。他们选择儿块良田作试验田。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当年化肥不普及，人粪尿有限，有人想出每个家庭里的地皮，常年小孩拉屎屙尿，脚板鞋底接触，是一层好肥料。因此有些农村和小镇上每家每户的各间房内的地皮都括去一层。为了扩大肥源，有人始作俑者，挖空心思想出绝招，用死人的尸骨作肥料。将坟墓挖开，把棺材撬破，取出尸体，干瘪枯萎的，腐烂发臭的，黑的，白的，黄的，还有微红的，通通集中堆在一口大锅里，用挖出的棺材木作燃料将尸骨煮熬后，骨头和骨头汤一起撒到试验田里。怎知有些尸骨的病毒仅用煮沸方法不能消除，农民赤脚光手到施过这种尸肥的田里干活以后受感染，手脚严重溃烂。
干部们抽调强壮农民对试验田精耕细作，保证肥多水满。待禾稻结穗发黄快收割时，又迫使农民将周围几丘田里的稻子一蔸蔸拔起来集中移栽到一丘田里，使这丘田里的稻子挤得密密层层，厚实如板，甚至一个小孩坐上去都不会压掉下来。领导和记者参观时，又惊又喜。收割时又当作他们的面过秤。过秤中干部们再做点手脚，指使过完称的谷担子绕过来重过一次，反正没有监督和公证人，一切由干部说了算。亩产数万斤就这样顺利地通过了，登在报上公之于世。
然而实际的亩产低得可怜，按夸大数字上缴公粮以后生产队食堂只能过数米量柴的日子。有位炊事员想出了一个二次蒸煮米饭的方法，将大米先蒸煮一次后发水再蒸，二次蒸煮的米饭由于充分吸收了水分，颗粒比一次蒸煮的增大大约1/3，原来一碗现在变成一碗半，相当于粮食产量又增加了1/3。这就自然得到某些人赏识，将此法大量推广。这种无味易饿的饭没吃几天，后来队里的存粮越来越少，食堂由吃干的变成吃稀的，后又改成瓜菜代，到最后因无物下炊而不得不散伙。
1959年5月我所与地质单位合作出差三斗坪。先乘7点早班船从汉口到宜昌。这时虽全国按粮票定量，但船上吃饭不需交，不过每人只供应有限的一份。船上除三餐米饭外，再无任何可供充饥的东西卖。要到晚上11点才到，可我们下午7点多就有饥饿感了，大家采取抗饥饿的唯一办法就是躺在床上不动。从宜昌到三斗坪改乘小火轮，第二天清早2点多上船，到上午9点多船上仍不开早餐，因为再过10多分钟船就抵达三斗坪。船老板会精打细算，掌握旅客来往规律，从宜昌到三斗坪下船的客比从三斗坪上船到鄂西或四川方向的多，所以他们要让三斗坪的下完后再开早餐，以便节省船上的粮食。约10时，我们带着行李和仪器，迈着饿得发抖的双腿走到三斗坪小镇上，但见街面麻石凸凹不平，稀少的几家商铺半开半掩，一派衰败景象。放下行李我立即奔到一家食品店，见柜台上摆着3个玻璃大瓶，一个瓶中盛满干辣椒，一个瓶中盛半瓶咸大蒜，一个瓶空着。饥不择食，我买了半斤咸大蒜，每人只吃了一瓣就张口结舌，虽然食欲很大，但其咸涩苦味使人难咽下第二瓣。我们饥肠辘辘一步一歇地走到地质队，挨到12点食堂开饭，我买了半斤粮票的饭，一盘蔬菜，一碗蛋汤。在用膳的过程中，一位地质队员边吃边发牢骚，指责蔬菜里见不到一滴油珠子，蛋汤中大约只有千分之一的蛋丝丝，我则因为饿得几乎耳发聩眼发黑，所以没有注意到这些。
地质队的伙食颇差，每餐是咸萝卜炒粉条，或萝卜丁腐乳，根本看不到肉和鱼，这对从事强体力劳动的野外作业人员营养是不够的。有天我们带着仪器到山上勘察，攀登一小时多到达山顶，已感肠空如洗，四肢无力。工作完后下山时入一农家，见一家老小面无血色，瘦骨嶙峋。休息片刻后，向农主请求用粮票和钱买一斤米给我们烧顿饭吃。农主寒心酸鼻地告诉我们：“以前在生产队大食堂吃，吃不饱，后来又要我们各家自己搞，现在我家每人每天只能分到1。5两米，7口人一天一斤来米，要留给老父母吃，都吃不饱，其他人吃树根和野菜。”他无米卖给我们。农主一面唉声叹气，一面表示歉意。临走时送我们到阶前，指着摆在阶前的两口大缸告诉我们，缸里泡的是葛根，从山里挖来的，用葛根制成的葛根粉现在是他们全家的主食。我们看到大缸内泡满葛根的水泛着像血一样暗红的颜色。
总之，在大跃进中我所看到的一些场面都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之举，此举明知不对，但在那年代谁也不敢反对。在开始阶段，曾有个别身怀反骨的不同意见者，但一当汇报到干部们耳朵里，便作为打击群众革命积极性的顽固保守典型进行现场批斗，特别一些成分不好的人，有的当场被斗死。以后每个人都服服帖帖，紧闭双唇，鼓睁两眼，盯着干部们的指挥棒，指挥棒朝东，则向东跑；指挥棒朝西，则向西奔。于是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瞎指挥，浮夸风，打模Я吵婆肿拥纫恍┗底鞣绶豪模浣峁斐赡旨⒒牡睦丫置妫行┠腥硕龅盟潘祝硕龅冒状毕拢餍幸蛴涣级鸬母窝撞。霰鸬胤匠鱿至硕鏊廊说南窒蟆�
我想将见到的这些情况（主要都是三面红旗的缺点）如实地向吴支书反映，开始很单纯，认为支部书记在向我征求对三面红旗的意见，指明要我谈缺点，说明上面是谦虚的，心胸是宽广伟大的，为了帮助上面克服前进中的缺点，我应该讲真话。但我又顾及到最近领导对我的反常举措，特别昨天彭科长的带剌的惊讶眼光，目前吴支书的凶狠的睥睨眼光，射得我的神经警觉起来，使我预感到是否又要开展什么大的政治运动了？于是1957年反右运动右派分子在运动中被斗争的惨状，运动后他本人及其家庭的悲痛遭遇从我脑海里闪过，使我不得不产生顾虑，交谈中留有余地。谈到大办钢铁缺点时，我只讲了大办钢铁对农业丰收有所影响；指出运输队伍庞大，交通拥挤，以致发生交通事故，提出政府应派人维持交通秩序的建议；谈到人民公社缺点时，汇报了那位队长训斥老太婆多吃多占的事。
作为单位的基层群众根本无法知道，这时在我国上层领导中又发生了严重的政治斗争事件。1959年的庐山会议，有人上书陈述三面红旗中的缺点，触犯了龙颜。庐山会议原来是想开个神仙会，让神仙们集中避暑胜地降降温。于是上面决定把降温会变为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会。温度没有降下来，反而又烧起了一场大火。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庐山会议后，接着到处着火，在各个单位掀起了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我单位在各项政治运动中一贯走在前列，1957年反右运动，揪出了几个右派分子，创造了辉煌的政绩。这次运动是捍卫三面红旗、保卫革命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因此第一把手常书记又亲自挂帅。根据以往的经验，运动是锻炼和培养人的大好时机，每场运动之后，总是有些人倒下去，有些人踩上来。凡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敢于冲锋陷阵者无不被重用提拔。这次运动又是一次高升的机会。他决心大显身手，大搞一番，把运动当作压倒一切的大事来抓，务必在单位揪出右倾人物。首先用他犀利的目光，唯恐漏掉，又用一副放大镜，在全所职工中搜索。虽然运动主要搞党内，党内没有，他就在群众中搜捕，群众中没有大猎物，小猎物也不放过，因为小猎物小问题只要咬住不放，穷追猛打，就可以转化成大猎物大问题。于是镜头的焦点瞄准了我——一个极普通的群众。虽然我的问题主要出自家庭矛盾，暂时与右倾挂不上钩，而在平时的政治学习及与同事们的闲谈中，我没有攻击三面红旗的言论；在工作和劳动中也积极肯干，没有右倾行为，他们抓不到我右倾方面的把柄。但这怎难得倒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山东革命老将，他脖子向后一仰，眼珠子反时钟几转，立即把下属吴支书叫来，于此这般授意一番，于是就出现了前面胡吴支书找我交心谈心的一幕，诱迫我讲出三面红旗的缺点，使我的问题与当前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正式挂上钩来，纵令我当时对三面红旗的内容尚不完全清楚。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4。5真不如臭狗屎
吴支书与我谈话后的第二天，全所职工就停止了一切工作，在常书记的指挥下都投入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除我一人外他们一进入办公室就发给一份不足100字的油印材料，将我向吴交谈的内容简单归纳为三点：（1）大跃进丰产不丰收，（2）大办钢铁压死了人，（3）生产队长有官僚主义。印件中原有“王×向吴××交待”字样，可能被某个领导看到了，认为对批判不利，重新打字油印又来不及，于是在发下前将这几个字用黑墨水涂掉，企图掩人耳目；但从印件反面字迹中仍能辨认出来。全所职工针对材料，结合有关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文件和报纸上的文章先议论，接着进行批判和揭发，很快就掀起了一个写大字报的高潮，3小时之内从办公室的一楼至三楼贴满了约300张针对我的大字报，其势汹汹，如泰山压顶。多数是批判所谓攻击三面红旗的内容，另外有三份揭出了几个新问题，一份是我爱人揭的“党号召学习向秀丽运动是要人们去送死”；另两份是我们研究室的章主任揭的“严重个人主义”和“污蔑苏联红军，破坏中苏关系”。
所谓严重个人主义主要指我曾多次向章提出调动爱人的事。这本属正当要求，但在那年代，调动工作照顾夫妻关系等全由人事部门暗室安排，个人提出则认为是个人主义表现。次数多了，则就变成严重个人主义。关于破坏中苏关系的问题，我在武汉学院进修期间，曾带领学生参加测绘北大荒的生产实习，大批转业军人参与了测绘后勤工作，我作为分队的一个小领队与他们打交道多，休息时曾听一些军人谈起，二次世界大战时苏红军进入东北与日关东军作战，第一批来的军纪差，很多东北妇女被他们强奸过，其蹂躏程度超过日本兵。他们还向我讲过一个故事，一位苏联骑兵看见远处一位东北妇女，快马加鞭追上去，妇女吓慌了胆，情急之中将自己的红裙子往上一挥蒙着脸大吼大哭。马见红布挥舞，又听吼哭之声，突然受惊乱窜，将此红军从马上掀下而跌死，此妇女亦幸免强暴。从北大荒回来后，与章主任闲谈时我曾说过这个故事，他听后只是眯着眼睛阴阴一笑。想不到事隔年余，他仍记起。以后我了解到，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不少东北人因涉及上述问题而划为右派分子。我想比我大10多岁阅历比我深的章主任对此是事先知道的。因此他的这份大字报无异于是有意投向我这条小鱼的一柄锋利飞叉！
下午办公室马秘书找我谈话，态度似友好又热情，要我明天在全所职工大会上作检查，强调一切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教育最终达到团结的目的。为了让我集中精力和思想，建议我暂时住在办公室。第二天我即在全所大会上作了第一次检查，检讨了自己在生活上有个人考虑，在学习先进人物方面有右倾情绪，在看到大跃进巨大成绩的同时也看到了一些缺点。接着各研究室派代表发言，主要批判我对三面红旗的错误认识，引用报纸杂志上很多事实和具体数字，证明三面红旗的成绩是伟大的，我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抓住前进中的个别缺点大肆攻击。有些同志剖析我的个人主义，将它与我的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连系起来，指出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如不彻底与之决裂，将会碰得头破血流。
批判大会是在单位的食堂里进行的，当年办公大楼的会议室小，不能同时容纳全所近二百位职工。大会前先将饭桌移到周边，每人带个凳子挤坐在食堂中间。时值仲秋，正逢秋老虎横行，过多的人挤在一起，会场温度骤增，加上开会前常书记的鼓动性的讲话，像点燃了一根导火线，一下子就使批判的气氛像火一样燃烧起来。
第一次检查批判大会结束后，按马秘书的指示我从家中取回被盖及必需生活用品，研究室专门腾出一间办公室，用两个办公桌拼成一个临时床铺供我睡觉。这样白天除在大会上检查交待外，其余时间我就禁闭在办公室里写检查。每日三餐由我爱人从食堂买了送来。研究室指定4位与我同辈的人，其中包括那位吴支书，晚上白天轮流值班，我睡觉时他们在身边守着，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随时记录我的梦中呓语，以图抓到新把柄。在整个20多天的运动中我就这样隔离审查，似身陷囹圄，被剥夺了人身自由。
在第二次检查会上，我根据同志们贴的大字报及在第一次会上能记录到的内容，综合起来检讨了自己对三面红旗的错误认识，狠批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会后马秘书与我谈话，他边笑边说，我的第二次检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