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分配。在系里重新填志愿前，采取自愿报名方式分配一批去新建的大学。一些同学认为新成立的大学学习条件及环境不如清华大学优越，我受此影响也没有报名。留下的同学可以填5个志愿。当时土木系内只结构专业无专科，其余既有本科又有专科，且多数专业专科班的数量多于本科班，例如测量专业，将设三个专科班，只一个本科班。学校当局号召学生填专科，毕业后可光荣地参加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强调专科毕业的待遇与本科一样。但很多同学都热中于本科，好不容易考上名牌大学，谁不想多学几年。因此在填专业志愿时，土木系的同学多将结构填在首位。与我一起考入同系的信中刘同学，我俩填的第一为结构，第二为房建，……，5个志愿都填得完全一样，都是本科，没有测量专业。当时的印象似乎是测量专业最辛苦，测量专科班被看作土木系内最差劲的班。在填表态栏时，各填各的。在我们那个年代，都很纯洁地把“服从祖国的需要”看成义不容辞的责任，特别自己是团员，因此我就毫不犹豫地写上“服从分配”。填完以后我看到刘同学填的“请尽量照顾我的第一志愿”。当时我想，学校领导再三强调，填写的志愿仅供参考，最后分配将根据情况由领导决定，祖国的需要就是志愿。刘同学明确要求照顾第一志愿，表明他有个人主义。刘出身地主，本来出身就不好，再给领导一个个人主义印象，这样不但不会照顾，可能还会把他分到一个专业差的班，如测量专科班去。在公布名单时完全出于我的想象，他分在结构本科班，真的照顾了他的第一志愿，虽然我俩的成绩不相上下，而他出身和政治条件都没有我好（他非团员），但我分在未填入的测量专科班。在分专业分班结束后，学校领导在对这一工作总结的讲话中，谈到除18位同学未照顾任何志愿外，绝大多数同学都照顾了。我便是那18人中之一。
我们信义的黄同学与我分在同一个班，他在最后一个专业志愿中填了测量本科，没有测量专科，黄也是青年团员，在表态栏内也填了服从分配，他算是照顾了志愿的同学。黄在中学时每学期成绩均为班上第一名，估计在这次新生成绩摸底考试中也是本班分数最高者，因此在新组成的测专班上指定他为临时班长。他在测专班学习一年后，又选拔留苏预备班，学习一年俄文后终因出身地主的家庭成分问题而未去苏。然后再回到土木系房建本科班，因一年以后清华大学已不设专科班了，土木系内也取消了测量专业。黄同学毕业后分在北京城建设计院，文革中被下放到内蒙而去世，深为可惜。
当时班上还有一位姓周的湖南老乡，他在最后一个专业志愿中填了测量专科，长沙人，原为小学教员，属于在职干部参加高考被录取的学生。周同学患有梅毒，诊病过程中被学校医务室发现，校方令其退学。在第二学期开学不久，周收到退学通知。他不想退学，感到自己年岁较大，想学门专业早点参加工作算了。他邀了我这位同乡一起到校务室向钱校务长求情，提出一面学习一面治病的请求。校务长说此病传染，为防止传染他人，希望回家治疗，治好以后还可以再来。周只好回长沙治病去了。一年多以后，我们专科班毕业考试结束正等待分配走上工作岗位之际，突然周来找我，告知我他的病已治好，现分在土木系给水本科班。
3．11先进集体
举办专修科在清华大学是第一次，全国也是首次。学校曾强调，专科培养的目标与本科一样，都是工程师，当时的安排似乎是要用两年的时间学完近乎本科的全部课程。因此，学校颇重视专科班的教学质量，讲课的老师指定为副教授以上，好几种课本科专科同堂听。学完一年以后，在第二学年开学的第一堂课上教研室主任告知我们，前不久全国开高教会议，认为专修科两年时间内不可能学完本科4年的课程，学生负担太重，接受不了。故决定减少课程，降低标准，培养的目标改为高等技术员。
开学不久，班上正式选班长，由系里提名，通过选举选出杨同学为班长。杨思想进步（党员），成绩优秀，是一位又红又专、德才兼备的同学。在杨班长的领导下我班处处表现出色。虽专业不好，除有原因调班的外，留下来的同学无一闹专业情绪，而且认真学习，取得良好成绩，很多同学还参加了学校集体活动。特别是班上的政治工作做得突出，团组织除了定期召集团员过组织生活，参加各项活动外，团支部宣传委员还提出写公共日记。用一本日记本各团员依次轮流写，内容包括思想活动，政治学习心得体会，批评建议等，以便掌握思想，教育团员在班上起模范带头作用。杨班长善于领导又善于表达，因而本班被评为学校的第一个先进集体。公布评选结果那天，蒋校长在全校讲话，宣布以后学校每年都要评选出一个先进集体，先进集体的名字将刻在大礼堂的石柱上，作为全校同学学习的永久性榜样。作为学校的第一个先进集体，我班曾受到捷克“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的作者伏契克的夫人的接见，赠伏契克像合影留念。
我们3个测量专科班，每班约40人。对于测量工作的辛苦，我这个来自农村小镇的学生是无认识的。只想到能学到一门专业，早点工作，既可投入祖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又可在经济上支援家里，因此虽对专业不满意，但仍安心学习。而一些同学知此专业之不妙，找些借口，如身患关节炎、胃病等，转专业或转校，到后来三个班的同学只剩两个班，当然这其中包括选拔留苏去了一批。
在第一学年快结束时，我突然看到学校布告栏内公布一批留苏预选同学的名单，上面有我。在我们信义中学同学中，除前面提到的黄同学外，还有水利系专科班的艾同学。艾中学成绩比我略差，但他出身贫农。解放前从农村出来读书的学生绝大多数为地主富农子弟，艾是我班家庭成分最好的一位。解放后贫农在农村是革命的依靠力量，贫农的子弟在学校自然也是依靠和培养的对象，因此在高中期间艾一直是学校的团支部书记。学校这次公布的预选留苏同学均是从专科班中选拔。在体检中其他几方面我都合格，但在检查色盲这一项时却将我难住了。在高考时色盲检查是在一个盒子里混放几种不同颜色的毛线，检查人员取出毛线能分辨出其颜色就算过关了。这次是用色谱图，我在最后几项路线辨别中几次均未通过。
在校学生全部是公费，一切由政府全包。学杂费全免，公费医疗，吃饭不要钱，每月生活费12万元（旧币）。校方将其中11万元划归伙食费，剩下1万元在第一学期时发给同学零用，后来改作班费。当年每月11万元的伙食标准是颇不错的，早餐有包子豆浆，中晚餐有鱼有肉，量多味美。记得第一学年暑期到洛阳生产实习，生活上照顾很好，吃小灶。实习结束时学校还将生产实习的部分收入发给学生，每个同学分到约20万元。对一些家庭困难的同学还可申请生活补助。我离家时只带了原在高中时的那套行装，对于北方冬季显然是不够的。申请困难补助，我买了棉帽、棉手套及球鞋。冬天寝室里有暖气，不觉得冷，外出的时候采用快速行走的方式。严寒天气在教室里听课时就专拣靠近暖气管的位置坐，为不使脚受冻，踩在暖气管上。
学习期间我参加了学校的美工组，为系里办了几次黑板报，另外还参加了长跑训练，是学校的长跑队员之一。每周练一次5千米的长跑，跑的路线经常超出学校范围，有时远达圆明园遗址。长跑训练中我获得一点体会，开始轻松自如，跑一阵后呼吸困难，到严重时鼻和嘴都用上尚不够，身体极度疲劳，很想停下来休息，但如果再坚持，发现呼吸困难及疲劳程度并未继续大增，表明身体已适应困难局面。50年代初国家已颇重视体育锻炼，曾在学校实行劳卫制，公布几项锻炼标准，达标者可获劳卫制奖章。耐力方面本人是长跑队员，自然合格，爬绳、俯卧撑、引体向上等都合格，唯独短跑不行，体育委员提议用游泳代替，测此项目在学校游泳馆由体育老师监督。我虽喜游泳，但未正式训练过，只会狗爬式，又不会跳水。老师口哨一吹，一排同学纵跳如蛙，而我先脚后头直插水中，一开始便落后一大截，虽拼命爬泳，一程游完，但却是倒数第一。后又改用跳绳代替，终于通过此一考核速度的项目，荣获一枚劳卫制奖章。获此奖章者大概全系也不多，因而我被学校推荐参加这年的国庆节体育代表队到天安门广场作体操表演并游行，接受毛主席检阅。正式检阅前曾在广场实地演习数日。
在北京两年学习期间，其实我每年都由班上推荐参加了五一节或国庆节的天安门游行，不过属于学生代表游行队伍。节日那天起得很早，大约4点就由校车送入北京市内，我校总共不到100人，借天安门附近某中学作暂时休息场所。约6点用早餐，并发给包子和香肠用作午餐，各人将水壶装满水。约7时带队人集合队伍，交给每人一面彩色纸旗，上写“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等各种标语。督促互相检查是否身上带有小刀等凶器，然后带到天安门旁长安街的某个指定地点，席地而坐。这时天刚亮不久，同学们或唱歌，或看报，一直等到大约9点，中央领导登上天安门，庆祝大会开始，升旗、讲话，鸣放礼跑，接着检阅游行队伍。首先通过的是解放军各兵种。轮到学生时，我们才离开长安街的指定坐地，手举小旗进入天安门广场。队伍过天安门时走得很慢，人头都转向天安门城楼，高举彩旗挥舞，一面走一面高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有些同学甚至激动得流泪。学生队伍之后便是群众代表队伍，是游行队伍的最后一批了。游行结束，立于广场游行队伍两侧的标兵撤离，我们便与解散的人群一起向天安门城楼奔跑，蜂拥至积玉桥前，此处离中央领导最近，仰头可较清楚瞻仰到他们的尊容。这时毛主席带头向城楼两侧走动，边走边举帽挥手致意，群众欢呼万岁。直到中央领导离开天安门城楼，群众才依依不舍地离去。当人群逐渐稀疏时，我们才走出天安门，再次经过长安大街，看到地上遗弃的垫坐的废纸、看完了的报纸、吃剩的馒头、油条，丢弃的彩色小旗，几乎满地都是，十分狼藉。街边用芦席围成的临时厕所，尿水外溢流至街心，溲臭不堪。天安门游行时市内很多公共汽车停驶，郊外汽车不许进城。我们等到下午，才由校车接回学校。
有年晚上参加了天安门广场游园庆祝活动。下午校车送至指定地，约5时带队人领我们进入天安门广场中心。这里已来了不少学校和单位，各据一地，围成一圈，组成自己的舞台，表演各家的节目，独唱独舞，合唱合舞，口琴、小提琴、手风琴演秦，轮番穿插，玩得尽情尽兴。约晚9时，中央领导登坐天安门城楼，烟火齐放，探照灯白光交织，天空百花争艳，五彩缤纷，人群欢腾起舞，游园活动达到高潮。玩至午夜才撤离广场。由于广场里面挤满了参加游园的人，广场周围又围满了看烟火的人，满谷满坑，从进入广场直至午夜，其间都无地小便，而欲从偌大一个天安门广场的中部挤出去，谈何容易！散场时因无人维持秩序，几乎每个人都想赶快挤出去方便一下，带急而挤，人流滚动，至观礼台附近时出口突然变窄，需承受的拥挤压力几近窒息。好不容易挤出，感到空气新鲜，头脑恢复清醒，忽听背后有人大声吆喝。回首一望，但见滚滚人头之上，几个顽童站于被挤跨一角的观礼台上，每人拿几只被挤踩掉的鞋子，举至头顶，扬手高叫：“鞋啊，谁的破鞋！”
在专修班的两年学习期间，学校对学习抓得很紧，为了鼓励学生努力学习，1954年曾颂布一种奖励办法，按当时学苏联的5分制计分法，期末考试成绩全5分者发给学习优秀奖章，只一门4分者发给学习优良奖状。我在毕业考试中获得一纸学习优良奖状。在毕业考试结束走向工作岗位前的几周时间内，还安排了一次学习俄文的机会。应用当时由学校创立的俄文速成学习法，使我们初步掌握了俄语语法知识。
毕业学生都由学校直接分配到用人单位，那时还没把政治放首位，宣布分配依据主要看成绩，最佳者留校和分科研机构，次者分其他大专院校，再次者分生产单位。每位同学可填三个志愿。我的第一志愿是科研机构，宣布名单时满足了我的要求。
校园里阳光灿烂，空气鲜洁，土木清华，人才荟萃。我们的生活无忧无虑，轻松愉快；同学间无隙无猜，团结友爱。两年的学习时间稍纵即逝，但使我没齿难忘。
3．12老区农民的生活
我分配到科学院华东分院，在这里学习文件，参观上海的几个科研单位，听取几位科学家的报告。学习大约一个月后，再分到南京某研究所。
解放以前，国家动荡不安贫穷落后，现在解放了，百废待兴。科研机构和全国其他机构一样，这时从南京研究所的测量组要分出来单独成立一个研究室，下设几个研究组。我分到新组建的航测研究组。所谓航测，就是根据航空相片测绘地形图，它包括内业和外业部分。与白纸测图相比，当时算是一种先进的测绘方法。我在南京呆了不到一个月，便被派到一个军事单位去实习航测外业。我于11月底持介绍信，到实习单位军事地形队驻地青岛。
第一年培训的测区在河北与山东交界，上半年在孟村回族自治县及乐陵县一带。孟村与乐陵虽属革命老区，但土地贫瘠，特别孟村一带，几乎遍地盐碱，庄稼稀疏矮小，像秃头上的毛发。南方湖池遍布，沟壑纵横，北方一马平川，光板一块。农民灌溉和吃用的都是井水，而这里的井水带咸苦味。农民燃料不足，政府不供应煤，仅靠收割的麦草玉米杆等，既要喂牲口，又要盖房，还要用作烧饭的燃料。为了节省，有些农民每隔一周或10日才起炊一次，将10来天内要吃的馒头一次蒸好。每天就吃凉馒头，用凉井水代汤，直接从地里拨大葱，不洗只用手捋去灰土，一口凉馒头，一口冷井水，一口生大葱，吃得津津有味。
虽然根据军委文件通过当地政府三令五申保护好测绘标志，但老区人对军人和干部见得多，根本不把我们的工作放在眼里。我们的测绘标志经常被破坏，大半是将固定测旗的3个小木桩撬走，多次造成返工。有天上午刚竖好测旗，离开不到200米，回头一望，旗子不见了，我和两个测兵跑步返回追查，见一青年正在拨木桩。我们将其逮住，问他为什么要破坏测绘标志，他说家里没烧的，拨木桩回去作柴烧。
农民家中备有热炕和冷炕，热炕冬天睡，冷炕夏天睡。我们夜睡农民家，虽值冬季，但只能借到冷炕。有天早晨测兵升火做饭，与灶头连通的热炕上睡一老妪。天大亮后老妪从热被中钻出，上身赤着，用被子捂着胸部，慢慢穿好上衣，又露出光着的屁股。原来她是裸体睡觉。我们南方人看到这种情景有点少见多怪。后来打听，知当地农民都是如此，在一些屋小炕少的普通农家，公婆与儿媳赤膊光腚同睡一炕者不足为怪。在幼年读过的古书中有姜家大被同眠的故事，我想这姜家一定在北方，同睡的也是一个大炕。这年夏天在惠民一带工作时，一位冒失测兵早起做饭，至房东卧室借火柴，未先敲门，推门而入，但见一个大炕上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