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又与全国上下正在进行着的围剿红包的战争互为因果。
作为药品经销阵营中的一员，杨玉比旁人更加明白——主要不是医生的问题！
医疗行业并不是整个医药行业中获利最大的行业。
医疗行业在整个医药行业中位处于下游，中游有药品经销，上游有药品生产或引进；而在整个医药行业之上，还有医药行业的监管者。这实际上是一个食物链。在这个食物链中越处于高端，获利越丰；越处于低端，则获利越微。目前我国病人总体医疗费用中，医院收入的医护人员的劳动费用其实很少，在总费用中所占比例极小——大约在5％…10％之间，而这些费用也并非全部付给医护人员。就边前卫生部长也承认，大多数医疗技术服务项目收费价格较低，“不能补偿医疗服务中的成本消耗，医疗机构只能从药品销售、大型医疗设备检查和开展新特项目中得到补偿，致使医疗行为扭曲。”
医药行业是公认的暴利行业，医疗行业因为处于这个食物链的最末端，其利益最微薄，暴利都流向了医疗行业之外的其他环节。譬如一具血管支架，产地美国只卖8000元，到了中国竟卖到18000元。多出来的10000元中，国家收取销售总额21％…30％的税收，保守计算至少拿走3780元；另外4000…5000元为分销商所得；医院所得为仅仅5％的管理费，即900元。医疗行业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城市快递公司的快递员，不过赚取一点把药品和其他耗材品从经销商手里转递到病人手上的跑路费而已。本来是高智力的劳动，得到的却几乎是体力劳动的报酬。这种特殊开式的“脑体倒挂”在医疗行业普遍存在。几乎每个地区，都只有寥寥两三家特大型医院、名牌医院经营状况良好，医生收入丰厚。绝大多数中小医院则清汤寡水，那里的医生们，收入并不在社会平均水平之上，大多面临着沉重的生存压力。
但获利最少的医疗行业，却是整个医药行业中跟社会互动最多最直接的环节，仿佛整个医药行业的“形象先生”。于是，人们往往把整个医药行业存在的问题，简单地统统归咎于医疗行业，谤声四起。真相其实很清楚，并不是医生在“吃人”，而是食物链在“吃人”，医生不过被迫充当这个食物链的末枝器官而已。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是什么造成这样的食物链结构？——那就是监管者的纵容！杨玉比谁都明白——高额的医疗费用主要是由药品、消耗品、器材价格的虚高造成的，其中，中间环节的分销商赚得太多了！没有监管者的纵容，中间环节的分销商根本不可能那么赚那么多，医药行业也就不可能那么黑。物价部门管理医院管得很紧，但所管的都是小钱，并未管到药品器械这些高质消耗品。对这类产品，经销商向物价部门报价是多少就是多少，物价部门并没有限定这类商品的价格。然而病人花钱最多的往往正是这类高质消耗品上。有的抗菌素1000多元一支，注射10支就是1万元；有的药20元一片，一个疗程下来就是几千元。譬如，贵州圣济堂制药厂生产的盐酸二甲双胍片成本不足5元，政府的最高限价是46。8元。山西恒大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络血宝注射液，企业给经销商的实际供货价是2。10元，可物价部门给其定的零售价是14。50元。很显然，医药费用的急剧攀升，以至超出绝大多数国民的实际承受能力，主要是医药行业中、上游环节与监管者共谋的结果！
黄大林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平平常常的外貌，平平常常的穿戴，甩进人堆里，就像一滴水融入大海。
这是厢城附院附近人民公园的露天茶馆。廖尔凡捡了一张远离人群的桌子坐着。桌上摆一本《名人》杂志。这是廖尔凡与黄大林约定的接头标志。紧挨廖尔凡的一桌，坐了两名彪形大汉，目光警惕地扫视着来来往往的人。
廖尔凡注视着黄大林走过来。
廖尔凡本用不着亲自料理这样的事情，随便找一个马仔就可以搞掂。本来昨天预约的时候，他还是决定由法律顾问陈律师来接洽的，今天事到临头，他突发奇想，决定亲自出马。
黄大林委琐地说：“请问——你是廖先生吗？”
廖尔凡大马金刀没动，回答说：“嗯，你是黄大林？”
黄大林哈腰点头说：“我是——”他感觉到临桌两个大汉咄咄逼人的目光，心里知道，这次的顾主不同寻常，于是语言上更加小心。
黄大林说：“廖先生，你找我有事吗？”
廖尔凡盯着黄大林说：“我想买肾——用不着说是哪个介绍我找的你吧？”
黄大林连连说：“用不着，用不着……”
廖尔凡说：“有肾吗？”
黄大林说：“应该有吧，病人的血型是？”
廖尔凡说：“A型。”
黄大林说：“廖先生有什么要求？”
廖尔凡沉吟片刻说：“首先钱不是问题！我只有三个要求：一要安全。我说的‘安全’，你应该明白指的是什么。二要肾好。‘捐肾者’要年轻，身体要健康、强壮。三要快。病人的身体不能久拖，争取尽快能做换肾手术。有问题吗？”
黄大林说：“请廖先生放心！我会做到法律上无限可击，身份证，户口薄，亲属证明，再到公证处公证，等等，一条龙服务，这些都不用你劳神，而且保证没有后遗证，手术后，‘捐肾者’会就地蒸发，谁也找不着。等我找到合适的‘捐肾者’，我会领他来让你面试；如果说你满意，再到医院去检查、组织配型；如果能配上型，麻烦廖先生准备好病人的有关资料，包括病人的户口薄、家庭成员情况等等，我要用来制造‘捐肾者’的资料，可能廖先生也了解，现在只允许亲属之间进行活体捐肾。然后就是手术。手术前，需要付一半的钱，另一半，手术完后支付。钱你给我，再由我转交‘捐肾者’。另外，‘捐肾者’摘了一只肾后，需要住院一周左右，大概要用六、七千元，这些都需要你们支付……”
廖尔凡矜持地说：“没有问题。”
一桩交易很容易就达成协议。
看着黄大林远去的背影，廖尔凡大生感概，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如果不是亲自经历，谁还知道这世上还生存着这样的边缘人，有着这样的边缘职业。
听人说，作为掮客，有15％…20％的佣金，一年下来，这是一笔不菲的收入。不过，显然，这些钱，作为中介人，不可能独吞，方面面的关系需要打点。
第24章
第24章
橡子制定了周密的采访计划。
器官移植领域毕竟还是一块敏感的灰色地带，多年来，消息封锁得铁桶似的，能够获得的消息都是一鳞半爪，道听途说、以诈传诈的。而且动不动就上升到国家机密、国家安全的高度，好像稍一染指，就威胁到国家存亡似的，是否又太夸张了？所以，橡子需要慎之又慎。
也难怪，它越来越成为美国人手里的一根不大不小的棒子，隔三岔五给你头上一棒。中国人也太在乎面子，家丑不外扬，历来是中国人的古训。
橡子的采访只能私下、秘密进行。简之云说得对，如果让报社知道她的采访计划，绝对会阻止她。
但是，她敏感地感觉到，目下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往的中国了，“人权”已经写进宪法，国内关于器官移植的第一个地方法规也已经在深圳问世。器官移植领域必然会走向松动，最终越来越透明。
橡子决定重点放在器官移植领域的器官来源上。如今的器官来源云遮雾罩，扑朔迷离，让人根本无法追踪。
橡子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追踪尸体器官。如今用于器官移植的器官95％来源于尸体，只要掌握这一部分，就清楚了器官来源的主体。第二步：追踪活体器官。现在活体器官移植仅占器官移植总数的5％，也许就是这5％，成就了许多法律的盲区。
到底中国一年有多少死刑犯被执行死刑？这又是一个国家机密，也许只存在于最高人民法院的秘密卷宗中。不过，我们可以来一个简单的推算。据资料统计，2003年全国进行了近5000例的肾移植手术，其中有5000×95％＝4750例来源于尸体供肾，也就是说2003年至少有4750×N个死刑犯被执行死刑。其中N表示N个死刑犯中有1个人“捐肾”，N绝不可能等于1，甚或2和3，那么，2003年一年至少的1万到数万人被执行死刑。
这确实是一个器官的宝库！
为了便于采访，橡子找到厢城电视台的同学借来一套针孔式摄像机。她觉得有备无患，可能有些场合离不了这东西。
现在的偷拍器材很先进，摄像头可以隐藏在眼镜上，包带上，袖子上，领口上……偷拍，又叫盲拍，镜头有没有对准，距离，光线如何，靠的全是经验。
橡子忙活了一周，才初步掌握了针孔式摄像机的运用……
肾脏移植手术成功，并不意味着已经完全摆脱了死神，在每个肾脏移植者的面前，都有一个终生难以摆脱的阴影──排斥反应。
刘浪已安然度过“超急性排斥反应”、“加速性排斥反应”两个排斥反应期，正面临着通常在肾脏移植后３至６个月内发生的“急性排斥反应”。在此以后，还有一种反应将伴随她终生，这就是“慢性排斥反应”。
抑制排斥的药物价格不菲，由于必须保持一定剂量并且终生服用，因此对于病人来说，是一笔庞大的开支。因为刘浪的医药费用都是热心人募捐的，而且本不宽裕，这样，刘浪就不得不要求医生给他开价格低的药物，价格低的药物的作用当然没有那些新产品好，对人体的副作用也比较大，但刘浪已经不可能对此做什么选择了。
杨玉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出现在刘浪家庭里的。
从表面上已经看不出刘浪是一个病人，精神不错，脸上也有些红润，并且正在温习功课，如果不是李燕好说歹说拦住，刘浪可能已经回学校上课了。李燕就更是有些乐观了，跟杨玉谈起刘浪的时候，眉飞色舞。对于李燕一家人来说，目前的这种结果，已经很让他们乐观了。
只是谈起正使用的抗排斥药物，才使她的情绪低落下来。募捐的钱已经捉襟见肘，并且，橡子已经终止了‘200人募捐计划’，现在，偶尔只有小笔的捐款送来。今后，漫漫的抗排斥过程，只有靠自己了。
这时候，杨玉道明来意：“我代表公司来探望刘浪，我们公司非常同情刘浪的处境，公司总经理也非常关心这件事，亲自指示我，为了使刘浪尽快战胜排斥，决定向他免费提供我们公司的一种新产品。”
李燕和刘浪一听倒有点吃惊了：都说天上不会掉馅饼，怎么偏偏尽让他们碰上这种好事了﹖
杨玉让李燕拨通了厢城附院简之云主任的电话，由她直接向医生询问这种新产品是不是一种可以上市而且对抑制排斥反应有效果的新药。简之云告诉李燕确实如此，但是价格比较贵，已经超过了李燕家的承受度，因此他没有给刘浪开这种药──他显然误解了李燕的意思
第25章
第25章
又到了一年两度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时间。
厢城附院所在的省卫生厅直属卫生单位的药品集中招标由省卫生厅集中代理举行，一年两次招标，春季和秋季各举行一次。对于厢城附院这种特大型医院参加药品集中招标，只能完成医院常年大宗的、常规的经常性用药的采购，而新特类药品则不一定经过招标采购，还有医院不定期引进的大、中型医疗器械，直接由医院招标完成。为改变医疗机构目前主导药品招标现状，招标工作由独立的第三方（卫生主管部门）代理招标机构承担，也是近年的事情。然而，代理招标机构，并不熟悉医疗机构业务工作，所以具体到招标程序，基本上还是医疗机构说了算。
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看起来好像是药品企业的一道大餐，其实不然，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正越来越成为药品生产和流通企业的一道迈不过去的槛，利润空间被挤压得越来越窄。
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试点工作从1999年9月开始实施以来，作为降低过高药价和“纠正不正之风”的政策手段，药品集中招标得到卫生部、国家医药管理局等政府医药卫生管理部门和监察部、纠风办等部门的大力支持，并加以广泛推广。政策的初衷，一是希望通过药品的集中招标采购，通过竞价方式解决“药价过高”问题；二是希望通过公开的招标程序，实现医院药品采购过程的“阳光化”，纠下药品采购中的不正之风。
然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政策由于难以平衡药品生产企业和医疗机构之间的利益，从实施开始就争议不断。2004年4月，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中国医药商业协会、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以及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江苏、湖南、江西、浙江等地方医药行业协会的13家协会负责人，联名致函国务院主管领导，历数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弊端和对药品生产企业的不利影响，要求终止已经实施5年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工作。
据专家估计，我国药品价格构成中，生产领域仅占30﹪，批发领域占40﹪，零售领域占30﹪。目前的药品集中招标只能对批发到医疗机构之间的40﹪药品价格产生一定的影响，而无法影响到从医疗机构改革到患者之间的药品价格的30﹪部份。医疗机构是我国药品销售的主要渠道，垄断了80﹪的药品销售。药品集中招标并没有改变医疗机构在药品销售中的垄断地位，相反更加强化了其地位。药品集中招标政策的效果越来越远离它的初衷，正日益走向它的反面。
简之云作为厢城附院的院长助理、医院药械委员会成员，在历次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话语权。半个月以来，毫不夸张地说，简之云的主任办公室的门槛快踏断了，手机快打爆了。整整一周，赶不完的饭局，忙不完的应凑。当下的中国，谁都明白，明面上说得冠冕堂皇，暗里哪一样不是玄机重重、不存在幕后交易？仅仅想依靠企业的资质、产品质量、产品价格的优势而不和招标方勾兑就能竞标成功？一边凉快去吧！你不想做，想做的人多了，虽说如今的药品集中招标，严重地挤薄了药品企业的利润，但做总比不做好。何况，厢城附院的规模、优势有目共睹，无疑是西厢省药品零售行业的制高点，一旦进入这个制高点，它会对全西厢省的医疗机构起到很好的辐射和试范作用。
一般人理解，招标就像香港嘉士伯拍卖会，谁出的价高归谁，药品招标则是相反而已。其实不然。药品招标法还有规定，不一定非采购价格低的药品。这就为医院药品采购人员提供了无限的空间。因此，一些地方的药品集中招标中出现了中标药品价格高于批发价数倍的怪现象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有媒体披露称，批发商1。5元就可以供应的一种注射液；而医院的中标价竟然高达13。46元；同一种名为“诺雪健“的葛根素注射液，市场批发价为47。58元，而中标进货价格高达127元。
以院长钟成为主任的医院药品器械委员会，主管全院药品、医疗器械的采购，人员包括两名业务副院长、两名院长助理（其中有简之云）、一名药剂科主任。钟成不可能亲力亲为。药品这块蛋糕太大了，大到一两个人休想把它吞下去。钟成的工作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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