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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严峻现实反过来又刺激这些行为者以更加隐秘的方式继续实现他们的“不端行为”。
但这种“不端行为”的发生显然受到“面子”的严重制约。
因为，如果一个人被断定是由于无视道德标准而得到“利益”或“快乐”不管这种说法是否真实或准确，他或她也都会被谴责为“不要脸”或“没有脸”。
这意味着行为者在社会集体中没有价值，无论个人的事业多么成功，他或她都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也反映他或她的所有努力都是白费心机。
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一个人通常属于一个群体，群体接受和反映个人的荣辱。
就是说，一个人“不要脸”也会被与他紧密联系的某个群体或个人指责为“不要脸”或“丢脸”。
因此，“性派对”行为者活动过后的“互不认识”不单是个人保护隐私的需要，也是为了维护这个特定群体“荣辱”的需要，即每个人都追求其成员的文化期望达到最大限度的统一。
也正因为此，在危机四伏的城市，“性派对”的行为者们像出笼的“老虎”，只能在“遮阳”的地方静悄悄地游荡……
序言
溯源与解密（1）
“性是世界的驱动力”
性是什么？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立足点，我可以转动整个宇宙。”这话讲得含蓄老道，充满力量和哲理，让后来不少莘莘学子写文章时反复引用。
可是，倘若去掉那一层含蓄，阿基米德的话跟玛丹娜说的“性是世界的驱动力”不是十分暗合了吗？
一男一女，一古一今，大学问家和大歌星，其实都是饮食男女，都一样得面对“性”。
有位女性朋友说得好：“性，考验一个人对形而下的物质生活，跟形而上的精神价值做极端的判断。性，使人的历史产生道德和不道德的二分法。性，让美与丑成为一体两面；性，真的足以让思考一辈子，不仅是性交时的快感而已。乖张的穿着有时与最保守的衣饰，同样使人产生性感与性欲。走前卫坏女孩路线的玛丹娜大声又说：争议‘性’，使人思考。”
同样的思考可以让玛丹娜把男人变成种马，又可以把自己变成慈爱的母亲。性，在她身上化为肉欲和母性的象征。
玛丹娜的宣言是：“我要人人都爱我。”
要知道，这位胆大妄为的叛逆者当初到美国纽约时身上只有三十五美金，她做过同性恋俱乐部的舞娘、临时演员、甜甜圈店女侍、A片女主角、驻唱歌手等光怪陆离的工作，但最后她还是成为现今最具影响力的女人。玛丹娜把“性”当作驱动力，真正实现了阿基米德意义上的“转动了整个宇宙”。
但中国人对于“性”禁忌得太久，好像人人都是不食人间烟火似的，谈“性”色变，以至“性学”这个术语在汉语字典里找不到位置。“性”的空白使人在压抑的同时不敢表现自己的渴望，倘若谁与“性欲”二字沾在一起（所谓“桃色新闻”），那么这个人就永远没有翻身之日。
正如台湾女作家颜艾琳在谈到玛丹娜时说的那样：如果将美国的场景化成台北（大而言之整个中国），玛丹娜可能早腐烂在声色场所的角落，甚至吸毒而死，稍好一点的下场则是当情妇或高级应召；哪能写出十几首深具意义的歌曲，创下全球一亿两千万张音乐专辑的销售量，以及用性感肉身挑起舆论对“性的思考”？
这是很有创见的一段话。
因为中国人给“性”穿上了太沉太重太厚的袈裟，“性禁忌”和“性封闭”使人的性格遭到扭曲，许多人只有靠“意淫”来解除生理和心灵上的压抑。
鲁迅在《而已集？小杂感》里，最后一段经常被人引用，那就是：“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里能够如此跃进。”
先生的这段话讲的就是“意淫”这档子事。
特别是中国的文革时期，所有的文艺作品都不敢涉及“性”，八个革命样板戏中的主角都是没有“性”的特征，“革命”二字在“性”的问题上“革”得最彻底，以至新时期以来，文艺作品中稍有“性”的描写就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如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就被中国人当作“性文学”来解读的。即便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种“误读”还时有发生，如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丰乳肥臀》等都被读者当作了“性指南”，而最为极端的则是贾平凹的《废都》，按照作者自己的说法：这是一本注定要被“看走眼”的书，所谓“走眼”，意思是读者只盯着里面的“性捞写”，评论家的批评也只着眼这一点，所谓“格调低俗”等都是因为看走了眼而乱说的。
贾平凹忍不住给大家讲了一个关于禅的故事，他说有两个和尚过河，遇一女子过不了河在岸边啼哭，一个和尚将其抱着过了河。到了对岸，两个和尚继续赶路，另一个和尚说：“师兄，我们出家人是不近女色的，你怎么能抱那女子过河呢？”
这个和尚说：“我早把她放下了，你怎么还没有放下？”
“现在有些人看《废都》，是如这个和尚的。”贾平凹最后无可奈何地说。
其实“粮食”与“性”，乃人赖以生存所必须的物质和精神的能源体，因此，剥掉强加在“性”字上的那件袈裟，“性欲”就像人们饿了就要吃饭一样，平常得很。
因此，保持一颗平常心，就能得道，就能超凡入圣。
正如禅守普愿和尚说的：“平常心是道”，这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担水砍柴无非妙道”，有了这样的平常心，真谛、俗谛的间隔就打通了，“圣”与“凡”之间的绝对界限也就消失了。
序言
溯源与解密（2）
“房中术”的兴起与“性生活强身健体”
其实我们的老祖宗在“性”的问题上十分豁达，比后世的所谓的“文明的后代”强多了。
从“溯源”上讲，中国人的性观念是到了1644年满族征服中国以后才发生根本变化的。
事实上，早在孔夫子时代，由于礼崩乐坏，纲常废弛，儒家典籍中所记载的性原则并没有对封建贵族形成任何道德约束。
那时，人们的“贞操”观念和结婚时的门当户对也十分淡漠。
秦始皇的生母赵姬就是大臣吕不韦的情妇。
长信侯被吕不韦假施宫刑，派到宫中，专门侍候太后，并生下两个私生子。后被秦始皇杀死。刘邦年近四十才结婚，他的发妻吕雉，比刘少十五岁。刘邦结婚前曾有一个情妇姓曹，并与之生有一子叫刘肥。
刘邦当了皇帝后，立刘肥为齐王。人们也并不认为婚前这种行为有什么不好的。
汉代人对“性”的认识就像人们对萝卜白菜的认识一样，是十分平常和十分放任的事情。比如《汉书》里描述了汉代宫廷生活的奢侈荒淫与性放纵。
这种风气也影响到民间，同时也由于社会经济状态的改变，商业性的妓院便在此时出现。
在司马相如的《美人赋》中人们对性生活也并不回避。
不仅如此，此时的“性学”较为发达，有专门研究的术士，写了不少有关“房中术”方面的书，这些书常常归于“医学”一类。
如汉代张衡的《同声歌》和《七辩》，还有汉代边让的《章花赋》中都详细讲述了房中术。
汉代传说“房中术”者为三女，即玄女、素女、采女。许多房中书都是以黄帝与他的这三位女师的问答形式来叙述的；这些书皆附有各种性交姿态的插图；这些书流行很广，被夫妇行房及男人嫖妓所应用，甚至做为新娘嫁妆的一部分；这些书不但教男女行房时如何始终互相满足，也教男人如何控制来达到强建身体，益寿延年的目的。
这些书主要表现道家思想，但儒家也赞同其原则，不过侧重点不同：儒家重在繁衍子孙；道家重在养性延年。
在《周易参同契》卷六七和卷七三中有大量关于道教的房中术内容，这里强调“阴阳调和”的重要性，男女间“性”与“情”的和谐便是符合天道，顺应自然。
所以，男女双方都可以通过性生活得到补益。
汉代人还认为性交可以增强元气，有人认为黄巾起义中的太平道就是以传播它的房中秘书《黄书》来行男女合气观念，以此来增强自己的力量。
这种以为男女交媾可以增强元气的观念形成一种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的神秘主义思潮，在历史上多次成为全国性宗教运动和政治叛乱的根源。如清朝中叶山东的“滚单”教派和后来的“一贯道”等。这无疑增加了“性”的负面意义，为主流话语和统治者所忌讳，“性”的加密也日盛一日。
序言
溯源与解密（3）
阴山公主：“皇帝哥哥，一个丈夫太少了！”
外国朋友常常感到不可思异的是，一方面，中国人对“性”禁忌得厉害；另一方面，作为一国表率的皇帝却又有着三宫六院的“性自由”。
这的确是一种文化怪圈，它是由汉文化中“政治”与“性”的孪生关系决定的：一夫多妻制的婚姻关系，有助于君主与统治阶层建立多渠道的政治关系，从而在帝姓宗族的基础上发射性地构造了一个个外姓支族，让他们如行星般地围着皇旋转，以共同维持宗族统治秩序。
但总的说来，在汉晋时期，“性”的自由度还是较大的，它不仅表现在正常的男女性爱关系上，也表现在人们对同性恋的认可程度。
比方，在《世说新语》中就记载嵇康与阮籍有可能是同性恋关系。
据司马迁笔下暗示，刘邦有同性恋事实。他的男宠叫籍孺，刘邦就经常与他同寝。
西汉宦官赵谈为汉文帝男宠。汉代人相信“美男破老”的邪说，认为与美男子搞同性恋可以长生不老。
汉哀帝与男宠董贤进行“断袖之欢”时，还令董贤穿起女人的轻衣窄袖。
宫中妃嫔见董贤获宠，竟纷纷效仿董贤所穿的女装。
这个时期的女性地位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低下，她们不仅要求自己的丈夫有责任和义务在“性生活”上给予满足，而且还有更高的要求。例如，《宋书》中就讲到山阴公主向她的哥哥废帝刘子业说：“皇帝哥哥，你有三宫六院，佳丽上千，可我只有一个丈夫，太少了！”
堂堂一国的公主抱怨她不该只有一个丈夫，它不单说明这一时期的性观念很开放，而且反映了女性有为自己的“正当要求”“鼓与呼”的合法权利。
这个时期的房中书也比较多。特别是葛洪的《抱朴子》记载了不少的性生活内容，并认为：房中术只要行之得法就有助于延年益寿之功效。
而在叶德辉的《医心方》卷二八中，他引录了《隋书》的“经籍志”，即《素女经》——包括《玄女经》、《素女方》、《玉房指要》、和《洞玄子》——这些书被认为是公元八世纪写成并流传的。
但它们都是一些指导夫妇性生活的参考书。
国外有学者认为，这些参考书对百姓生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古代中国一夫多妻（或有钱人纳妾）的家庭中，男性一定要懂得房中术，因为那时提倡不断更换性伙伴，既是从健康方面考虑，也是出于家庭中性关系的平衡——避免妻妾之间的争吵。其次，这些书强调男子对女子性需要和性体验的理解，以保持性生活的和谐及女子的性满足。
这些书中也提到过两性人的现象，被笼统地称为“人妖”。
书中甚至还谈到一些性变态行为，它主要指性虐待，同性恋，淫具与手淫，兽交，对于人体排泄秽物的癖好，以及男人由女子陪伴如厕的习俗等。
简言之，这个时期的人活得舒坦自由，张扬着自己的个性，追求自己的独特体验，淫糜之风较为盛行。正因为此，一些著名学者出于维护皇权的考虑，纷纷上谏奏章，陈述淫风之害。如西汉大学问家刘向目睹赵飞燕等淫乱之状，认为后宫应倡兴王教，遂著《列女传》，以戒天子。
而东汉女大学问家班昭总结经验，竟写出了两千来字的《女诫》，其中《妇行篇》对女性道德制定了全面而又具体的规范：“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辨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为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织，不好嬉笑，挈齐课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
就这样，女人们自己戴上了“紧箍咒”，言行举止都有了“规制”。
后来有反叛者毫不犹豫地将这笔账记到了班昭的头上，想来也不会冤了她。
序言
溯源与解密（4）
艺妓的兴起与“房中术”的盛行
一般认为，艺妓起于周代，但唐代的艺妓不同于前代。
据唐代孙启的《北里志》记载，这时的艺妓必须擅歌舞，能诗文，只有最下等的妓女才只提供性的服务。
如唐代名妓鱼玄机，诗文歌舞俱佳，色妓双全，很受世人尊重。
可以说，当时的艺妓作为一种职业不任何歧视。
因为人们首先看到的是艺妓的社会作用，其次才是性的作用。
这个时期的艺妓一般都与官吏、文人、艺术家、商人等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因而她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不同的影响。
那些结交艺妓的人也并不是为了性爱，甚至有些是为了逃避性爱，希望暂时摆脱家中的沉闷和出于义务的性关系。这些男人事实上在追求一种与女性的无拘无束，朋友式的关系，其中的性关系不是主要内容。
换言之，唐代的艺妓并不主要体现在性关系上，只有官办妓院中的女子——她们来自罪徒，被“籍没”的家庭女成员，和女战俘，只有这些人才只提供性服务，甚至可以买卖和租用。
由于唐代对性的问题可以公开自由讨论，所以房中书较以往任何时期更为盛行，并且又有了新的作品出现。
这些新作品中的房中书像以往一样，被正而八经地归于医书；而文学类的则被作为“传奇”，其中有关性的描写却是后代色情文字的始作俑者。
例如，唐代的房中书《房内补益》和《大乐赋》等，里面对性交姿势和不同的体验写得十分细腻；当然还有许多的色情传奇书。
而在孙思貌的《千金要方》中还专门列有《房内补益》一章。这里的内容主要是讲房中术，大部分与前代的一样。
但有三点不一样：书中提出四十岁是男性生活和整个身体状态的转折点，所以四十以上须知房中之术；二，前代房中书教人压迫会阴部下面以止“射精”，而孙氏以为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