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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山岭后来甚至想，那个女老师给他一封禅意十足的信，是不是在暗示他其实是可以从她那那里得到什么的，就像电影院里的那个女人事实上给了周山岭的性爱一样？而有了这种性爱，就像野草有了阳光雨露，生命就能快乐幸福，心情就能豁然开朗。
所有这些独特的生命体验，后来都成为周山岭为“性派对”行为辩护的理由，同时，也促使他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股暗涛汹涌的洪流中。
第五章 危机四伏
文化震骇：“我在美国找不着北！”（1）
周山岭到达美国后，犹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啥也不懂。而一个又一个文化震骇，却将他弄得晕头转向。他禁不住仰长叹：人，原来也可以这样生活！
记得刚到不久，在一次老乡聚会上，几位老华人感慨万分地说，现在这世道全变了。
“变的比想的还快！”
一个七十八岁的老教授说，六十年代末，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才刚刚在美国解禁。有一天，他看到许多人在抢购该书，他也想去买一本。
“你去凑这个热闹干吗？”同去的一位犹太“拉比”说：“这男女之事，古已有之，日光之下，何来新事？不过呢，一向既然藏着遮着，大家究竟有些不好意思之处。聪明人从来不吃这一套，倒也罢了，但总还侥幸能够吓阻一些糊涂人吧。现在好了，一切公开，还有啥好说的呢！连说都没意思，你还去看、去读这类故事？”
老教授觉得这“拉比”说得也有道理，就打消了抢购的念头。不过，后来还是从大学图书馆里借来看了。
教授不断地摇头说，当时的美国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哪像现在，小女孩十二三岁，书包里就要带避孕套了！世风日下啊。
这种世风日下让周山岭感觉起来尤其强烈。他有一个洋人朋友的女儿，才十五岁，已经在上中学了。可是天天要与男友HAVESEX（过性生活）。两个人都年轻，精力旺盛，不懂得节制，结果，在汽车里，在桌底下，在澡堂，在厨房，在车库，在地毯上，甚至在厕所里，只有想了，他们就无所顾及地“要”。
周山岭问他的洋人朋友，这种事你管不了吗？
洋人朋友没好气地说，管？我多说她两句，她就闹着要控告我，还用离家出走相威胁！最可恶的还是，她竟然说我是在强奸她！
周山岭听得目瞪口呆。但一会儿，他明白了，洋人朋友其实是想说，她的女儿说他强奸她的意志，或者说干涉她的私生活！在美国，“强奸”二字并不一定指与“性行为”连在一起的文化载体，它不是处处含有传统意义上的暴力内容，有时不过是一个抽象的符码而已。
周山岭从报上得知，美国女权领袖默亨兰（Catharine Mackinnon）认为连文字和图片都可以把女人强奸。如果她写的文章遭到人家的批评，她就指控批评家：“你强奸我！”
在这位女权家眼里，“强奸”的意义已变成了对权力的争夺，与“性”无关。
换言之，“强奸造成受害者丧失对自己人身和领域的控制权，让施暴者满足他能强加于另一人身的权力欲。”
初到美国那阵子，周山岭常常听到女人们脱口而出就是“强奸”，自然大吃一惊，心想，美国这地方的社会秩序真是乱啊。
但慢慢地，他就发现是怎么回事了，并且也慢慢地习惯了。因为，“强奸”二字从女人们口里吐出来时，如同吐口香糖一样轻松，根本没有任何痛苦感。可这两个字，对中国女性来说，却如“毒药”一般，唯恐躲闪不及。即使真正遭到“强奸”，又有几个中国女人能理直气壮地诉说自己的遭遇？在美国却不一样，周山岭就在电视上看到几桩强奸案，受害女性总是一脸平静地面对镜头，诉说着自己遭强暴的细节。
有一次，在马利兰大学的一次警报里，女学生干脆从校园电话本上随便抄了一百个男生的名字，贴到海报上，说这些人都是“强奸犯”。弄得男警察哭笑不得，也让周山岭觉得这些女孩子也太过分了。
美国的女性普遍有一种“与男人较劲”和“与男人争天下”的冲动。她们从行为到思想，尽力对男人的阳具进行攻击，包括把“历史”从“他的故事”（hi/story）变成（她的故事）（her/story），并试图把《圣经》里过分的男性用语改写一遍。
最让周山岭大开眼界的是1993年在明尼亚波里斯举行的一次基督教神职人员大会，当时有两千多名女权分子到会参加，该会的目的是用“变性手术”，把上帝的理念进行“意象重塑”（Re…imagining），使男人味十足的“耶和华”变成女人味十足的“苏菲亚”。
这样一来，结果女人们自己都迷茫了，不知道自己究竟是男还是女。为了证明自己的性征，不少女性只有不停地参加“性派对”活动。美国各大小城市的“性派对”组织也空前活跃起来。但每次参加后，在肉体的证明消失后，女性又一次迷失自己，甚至迷失得更深，因此，只有不断地通过这种性游戏强化自己的性征，加深自己的感觉，从而希望找到自我。
那些天，周山岭苦苦地想：为什么美国人个个喜欢“影响”和“控制”二字呢，我既不想“影响”别人，更不想“控制”别人。
但没有多久，他就发现自己错了，因为你不“影响”别人；别人就会“影响”你；你不“控制”别人，别人反过来也会“控制”你！他甚至回想起自己在中学的“身体失控”和大学里的“情绪失控”，这种事在美国一定不会发生。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周山岭有一个同学的小弟弟也是在课堂上出现了“勃起不倒”的尴尬情况，这小子立即向女老师请假，说他的“例假”来了，必须出去一会儿。
女老师起初说，没听说男生来“例假”的。
第五章 危机四伏
文化震骇：“我在美国找不着北！”（2）
那小子竟大大咧咧地说，他现在这种情况就是的。不能只有女人有失控的时候。他还说，男生虽然不会流血，可流出来的“东西”比血还浓。
女老师听后，便体谅地放他出去了。
当然，美国的事在周山岭看来，无论多么荒唐的事，当地人都觉得没什么，生活就是在不可知中进行的。一切都是可能的。
比方，有三条小新闻让周山岭跌破眼镜——
其一，有一天，一个中国餐馆的跑堂生日那天喝醉了酒，跑到街上将一个骑马的巡警的马抢走，并且骑着马满城里疯跑，整个纽约城被他搅得乱了套。
后来出动大批警力和直升机才将这个中国跑堂抓住，但也不了了之。一是因为他喝醉了，二是因为生日——美国人说，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特殊的生命时段，在这一阶段做出什么出格的事，上帝也会原谅。
从这里，周山岭发现美国文化的包容性很强，并进而认为这正是美国社会充满活力的内在动力。
其二，在威州，一位有“裸露下身癖”的男子到一停车场求职，遭到拒绝。
该男子上告法庭，理由是，他以前虽然有过三十多次“露身”纪录，但都是在图书馆和洗衣铺等公共场所进行的，从来没有在停车场这么干过。
上告人的潜台词是：图书馆和洗衣店等公开场所可以“露身”，而且他已经有了这种习惯，为什么停车场这种公共场所就不能呢？
该州管理就业的官吏从“尊重人权”的角度出发，决定受理这宗案件，调查该人是否属于因个性问题而在就业上遭到“歧视”。
结果，上告人竟然胜诉。法庭作出两条决定，要么让停车场老板雇用该名男子，要么就要陪上一笔不匪的官司费。老板只好选择了前者，并向法院支付了上告人的诉讼费。
第三条小新闻更有意思。这是1994年闻名全美的索赔案：一位老太太在麦当劳快餐店就餐时，被热咖啡烫伤了阴部，上告法庭后，竟获得三百万元的巨额赔赏。
连《纽约时报》的记者都颇带调侃味地写道：“问题在于：店家售卖咖啡给老太太，是让她放在桌上，不是要她夹在两腿之间——烫伤了那个部位的啊。”
言外之意是，责任应由老太太自己负担。
周山岭的大脑每隔几天就要被这样的奇闻异事刺激一下。他唯一的感觉是：原来人们也可以这样生活的啊。
国内的学友和老师问他在美国生活怎么样，周山岭可巴怜怜地写信说：
“我在美国找不着北！”
周山岭曾给大学的班主任老师写过这么一故事——有一天深夜，我从巴尔地摩乘夜车到纽约去。因为是末班车，整个车厢除了我之外，只有一个醉鬼，横倒在椅子上，鼾声大作。一个丑女，紧捏着钱包，神经质地坐在车厢门边，似乎随时准备跳下去。一个老头，将一份皱巴巴的旧报纸倒拿着看。
车子一站站驶去，经过一个不知名的小站，上来一位满脸横肉的胖子，脸上还有一块刀伤。他上来后左看右看，然后毅然决定要坐到我身边。
后来才知道这个人竟然是越战下来的老兵。天天被鬼魂所缠。只有靠念佛度生。
他说，如果一天没念，晚上就睡不好，鬼魂就会出现。
你真想像不到，这个让我恐惧不安的人竟然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穿的衣服共有十二个口袋，他说那衣服是他特地找人按他自己的设计做的，每一个口袋代表一个伤口。而今，那口袋里装的却是一本本有关佛主的小册子。他硬是塞了六本给我。希望我认真地看看……
周山岭在这封信里的最后一句话是：“美国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自己是在美国。”
第五章 危机四伏
家庭女医生的特殊爱好
周山岭病了。就是那种心闷得发慌的感觉，吃没味，睡不好，精神总是紧张。大学本来是有校医务室的，可一位中国老乡关心着他，建议到固定一个家庭医生，以后有什么病只管到家庭医生那里看就是了。
那老乡还给周山岭推荐一个香港来的女医生，说是因为能说国语，交流上方便得多，不然，那些医药上的名字，从洋人医生嘴里发出来，你都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
周山岭当然听从了这个好心的老乡的建议。就将香港来的女医生固定为自己的家庭医生。
这女医生的姓氏很怪，周山岭从来没有记住，她是在英国拿的医学博士，却到美国一家小诊所上班。
第一次去看家庭女医生，周山岭发现她其实很年轻，大约二十八九岁的样子，初看不觉得有什么美，但细细地看去，也还有几分姿色。那一次，女医生究竟跟他说了些什么或做了些什么，周山岭不记得了，但反正没过几天，他的病就好了。似乎没吃什么药。好像更多的是心理治疗。
女医生说，从大陆到美国来读书的人得的什么病，她不用看也知道。
周山岭将女医生的这一句话倒是记住了。
因了有了家庭医生，周山岭一有不舒服就往女医生那儿跑。有时女医生也主动打电话来，提醒他要去体检或做些常规化验了。周山岭总是应声而去。
毕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
大约过了半年，有一天，周山岭又感到浑身的不舒服了，就打电话去预约看病。女医生在电话说，她当天太忙，要他第二天下午五点到诊所去做体格检查。
周山岭去了后，女医生问了几句话，量了量血压后，就叫他到房间去把衣服全脱掉等她。
周山岭傻傻地问，“内裤也要脱吗？”
女医生说，“不脱我能检查吗？”
周山岭遵令而行。
一会儿响起了敲门声，女医生敲门进来，很仔细地检查了周山岭身体的各个部位，然后她问：
“你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
周山岭本来又问自己得了什么病，可出口的话却成了：“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敲门？”
女医生很自然地说，“很简单，我在提醒你，我开始动手了。”
女医生又用手指轻轻敲打了一下周山岭的敏感部位，那地方立即作了反应，弄得周山岭很发窘。可女医生毫不介意。她检查完后，对周山岭说，没有病。一切正常。特别是那个东西超正常。
周山岭说，“超正常不就是不正常么？”
女医生说，“NO！超正常比正常还正常。”
周山岭说，可他还是感觉不舒服。女医生就将打开的门重新关上，并且上了锁。她熟练地脱下自己的裤子，两人就这样在女医生的私人诊所淋漓尽致地“做了一爱”。
穿好裤子后，女医生不动声色地问周山岭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周山岭如实答道：“气是通畅多了，却又显得浑身无力起来。”
女医生说，“回去睡一觉，明天就会神清气爽。”
就这样，周山岭与家庭女医生竟然不可思异地谈起恋爱来。
人们都说，两人相爱时，男人把女人比做星辰、飞鸟、天使等等与天空有关的事物；恩断情绝时，男人把天空据为己有，把爱过的女人放回到地面上去。
可对周山岭而言，他从来没有把女医生那么比喻过，也从来没有占据过她的天空。事实上，一切主动权好像都掌握在女医生手上。
女医生从不带周山岭到她的寓所。他们的爱全部在诊所做成的。
女医生说，“我喜欢这种有着冷冷的湿气，特别是有着药水味的环境里做爱。”
周山岭却觉得那药水味将他都快要窒息了。但他又像吃了毒品一样，离不开女医生。
在随后的一年里，女医生就经常利用检查身体的机会，跟周山岭做爱。而当周山岭有时主动找上门去时，即便那里面没有一个人，女医生也不跟他做。
换句话说，每一次都是女医生安排。
有一回，周山岭突发奇想，女医生对自己如此放肆，她会不会跟每个顾客都是这样？
但女医生明白地告诉周山岭：“不，你是我的第二个男人；第一男人是我的前夫。”
女医生有个爱好：在开始做爱时，她不脱上衣；脱上衣总是在周山岭快要来高潮的时候了。她似乎有一种特异功能，能清楚地知道周山岭的感觉。
女医生说，在那个时候脱上衣，是想冷却一下周山岭，拖延高潮的来临。每一次，女医生总是自己脱衣服，她脱得很慢，完全没有做爱的人那种激动感。而周山岭其实很清楚，她很激动，很兴奋，她的欲望很强烈。可她的理性也同样十分强烈。
在国内就听朋友说，找女人千万不要找学医的，因为她们把什么都琢磨透了。天天拿着镊子，在麻醉的人体器官上摆来摆去，想起这些，你还有心情做爱吗？
不过，周山岭觉得跟女医生做爱也并没有什么不好。
有一天，女医生突然跟周山岭说：我最喜欢听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三年前听张明敏来美国演唱这首歌时，我都哭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哭得一塌糊涂。现在想来还不好意思呢。
这是唯一次让周山岭感觉女医生也是一个平常的女人——也是一个会撒娇、会说低眉软语的本色女人。
女医生告诉周山岭：按摩可使身体放松，减少对免疫系统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