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疯了- 第12部分

　　　　当时，只有周山岭是支持他的，说，“恋爱怎么讲‘出身论’呢，真是势利眼！”　

　　　　而当阿东与“黑珍珠”断交后，也是周山岭忙里偷闲来安慰他。　

　　　　也许他们是从国内同一所大学来的，尽管他们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没有同过一天的课，但两人的关系真是“铁”过任何人。　

　　　　眼见阿东情绪不佳，周山岭没有什么空洞话，只是给了他一个“极富诱惑的目标”：“咱们挣一笔钱，去维也纳听音乐会吧！”　

　　　　人有了目标，就会有希望、有奔头，日子也就忙碌而充实起来。　

　　　　维也纳歌剧院的金色大厅，那是多少人向往的梦幻之都啊。一般中国人想去都去不了，可是阿东他们，只有挣够了费用，去玩一趟并不难。　

　　　　然而，就在阿东一边加紧学习，一边努力打工挣钱时，有一天，周山岭走来问他钱是否挣够了。阿东说除了来回机票的钱，再在维也纳生活一个星期的钱没问题了。　

　　　　周山岭立即说，“很好。明天我就去订机票。”　

　　　　当芝加哥大学中途一个多星期的“老师休整期”到来时，周山岭将一张去维也纳的双程机票送到了阿东手中。　

　　　　阿东吃惊地问：“你自己呢？”　

　　　　周山岭用美国人常用的调侃语气说，“我的确很想陪你去，可是我太忙，走不开。”　

　　　　原来，周山岭正在办理转学手续，他要去柏克莱加州大学去读研究生。阿东气得鼻孔冒烟，但周山岭拍拍他的肩，说，“兄弟，你还想着那个黑妞吗？”　

　　　　阿东当然明白周山岭指的是“黑珍珠”，他灿然地笑了，说，“兄弟真是用心良苦啊！”　

　　　　周山岭则提醒阿东，“维也纳可比斯里兰卡浪漫多了，你可别再像个乡下人，一点风情都不懂！”　

　　　　阿东说，“我本来就是乡下人嘛。”　

　　　　“乡下人也不都像你这样猫腻啊，”周山岭说，“勇敢一点，最好‘宰’个白妞回来。兄弟为你接风！”　

　　　　阿东笑了，自我鼓气地说，“好，抓住机会，迎难而上！”　

　　　　周山岭则捣了阿东一拳：“至少不要让人像黑妞一样平白无辜地怀疑你是‘性无能’吧。”　

　　　　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阿东从维也纳国际机场走下来时，仿佛进入了童话世界。一切是那么幽静，带着绿绿的光泽。青青的街道，三三两两的人，没有楼兰雕柱，没有古城野堡，却又处处散发着收割艾草的暝香。　

　　　　最动人的当然要数音乐。　

　　　　让阿东感到奇怪的是，这其实是个很热闹的地方，可怎么让他感觉很幽静呢：这里的人与车，天与地，城与景，仿佛都在一幅格致的画中，连游客也成了这幅画的一部分，成了这幅画的一个点缀，或一首配诗。而那些芳醇的歌像是琉璃一样嵌进了街道，五颜六色的五线谱，神秘地翻动着，却又显得那么柔和与美丽。　

　　　　阿东在维也纳街头走，一时忘记了自己的昨天。他很兴奋，漫无边际的游荡，似乎“游荡”就是他这次行为的目的。　

　　　　在一个老街与新街交汇处，一个老妪竟亮着嗓子，旁若无人地沉迷于自己的演唱中。　

　　　　阿东侧耳一听，啊，她唱的竟然是威尔第歌剧《弄臣》中的片断！　

　　　　旁边不远处，一名少女在拉小提琴，也是古典名曲。　

　　　　是柴可夫斯基的奏鸣曲。　

　　　　一老一少，一唱一拉，都是音乐人家。　

　　　　演奏得行人止步，而桥头下的水都被染绿了。一两只大鹅在悠然自得地整理自己的翅翼，偶尔抬起头，懒懒地看看行人。　

　　　　“你好！”有人突然打起招呼来。阿东扭头一看，竟是一个二十来岁的红衣姑娘。　

　　　　阿东连忙回谢她一声：“你好。”　

　　　　红衣姑娘便走过来，一股微微的香不知不觉沁入到阿东的心。　

　　　　“抓住机会，迎难而上！”这句话在耳根旁猛地响起，阿东一时心热，竟然对红衣姑娘说，“我们可以去喝点什么吗？”　

　　　　旁边桥头左边就是咖啡厅，不少人坐在外面阳光下，很悠然地喝着、聊着，听着音乐，享受着宁静阳光，那感觉真是妙不可言。　

　　　　红衣姑娘微笑着看了看有点脸红的阿东，说：“行啊，不过，我想喝威士忌。你能帮我买一杯吗？”　

　　　　这颇有一点出乎阿东的意外，阿东说，“咖啡厅可没有烈性酒卖啊。”　

　　　　“这还不容易？前面不远就有一家俄罗斯饭店，那里面的伏加特也不错。”红衣姑娘一边说，一边熟练地换起了阿东的手。　

　　　　这让阿东感到不可思异。他曾听说遭遇艳遇在维也纳街头真像喝冰水一样容易，可他真没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到他的身上。红衣姑娘告诉阿东，她今年二十一岁，在维也纳大学国际政治系读了两年后，觉得读书一点儿意思也没有，不久前，便自动退学了。但退学后又没啥事可干，每天便在街头晃来晃去，别人觉得维也纳很美，可她觉得这些陈旧的砖头房子和吵吵嚷嚷的音乐没有一点儿美感。她不知道干什么才好，家里人都烦了她，她也烦了家里人，所以家里人不想看见她，她也不想回家里去。　

　　　　“这么说，你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阿东直通通地问。　

　　　　“有啊。”红衣姑娘说，“每天有人给她安排新的地方。”　

　　　　“你这不是跟……”阿东说不下去。　

　　　　“你是想说这跟当妓女差不多？”红衣姑娘灿然一笑，说，“最近我正在考虑这个问题。我还真羡慕当妓女呢。”　

　　　　阿东大吃一惊，心想，怎么能这样厚颜无耻呢。　

　　　　“你这么年轻，不要糟蹋了青春。”阿东用中国人的思维去规劝红衣姑娘。因为在他看来，这样的姑娘去做妓女实在是糟蹋了自己。　

　　　　没想到，红衣姑娘接过阿东的话，一本正经地说，“青春就是用来糟蹋的。”停了一下，又说，“我这么漂亮，这么年轻，哪个男人不想跟我睡觉？你说，你想不想？”　

　　　　“这、这……”阿东万万没有想到红衣姑娘这么赤裸裸地说出这样的话来，可是，面对这样一个美丽尤物，如果你不想做一个撒谎者，你就只有点头的份儿。　

　　　　“是啊，你是我遇到的第十八个客人。没有一个人拒绝我。”红衣姑娘很有成就感地说，“因为我要的并不多，一杯威士忌或一杯伏加特，也许外加一张舒适的床。”阿东心想：啊，竟能这样？　

　　　　红衣姑娘说，“我不是妓女，至少现在不是。但我正在积累经验，或者叫妓女实习生吧。我不要客人的钱。不错，我需要钱，但我现在更需要刺激。”　

　　　　妓女实习生，多新鲜的名字！阿东想，是啊，我也需要刺激！需要放松！需要非理性的、荒唐的、颓废的生活——你怎么叫都行！我要忘记那些条条框框，忘记那些道德诫律，忘记那些价值观念，以及那些看不见的绳子，那些自己划定的牢狱，那些磨房、沉潭、贞操……见鬼去，统统见鬼去吧。　

　　　　阿东带着红衣姑娘到了俄罗斯饭店，真的替她买了一杯伏尔加，他自己也要了一杯。喝完，就到饭店楼上去开了房子。　

　　　　一切都很顺利。当时正是午后，阳光更亮，外面的音乐也更加激昂。　

　　　　完事后，红衣姑娘吃惊地问阿东：“你还是第一次啊？”　

　　　　阿东惭愧地点了点头，几乎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一定做得不好。”　

　　　　红衣姑娘却吃吃地笑了，说，“跟我第一次差不多。只是那是一个强盗，将我折磨得半死。而我对你可是温柔得很哟！”　

　　　　洗完澡出来，红衣姑娘准备离去，阿东还躺在床上回味那激动人心的一幕。他心里有些隐隐的痛：妈的，自己是个处男，却把第一次交给了一妓女实习生！真他妈不值！　

　　　　“我要走了，亲爱的。”红衣姑娘走上来，跟阿东礼节性地吻了吻，说。阿东一把将她撸翻在床上，想要报复性地做一回，可红衣姑娘坚决地拒绝了，她笑着说，“对不起，我从不跟同一个男人做第二次。这是我的原则！”　

　　　　红衣姑娘说完就去开门，阿东突然像记起什么似的，说，“能告诉我你的芳名吗？”　

　　　　“有这个不必要吗？”红衣姑娘嫣然一笑，翩然而去。　

　　　　阿东呆呆地望着维也纳的大街，那幅曾经静止的画此时却在剧烈地运动：燃烧的车辆、扭曲的人流、奔涌的河水、飞舞的音符，以及那一老一小“拉琴唱歌”的艺人此刻也变成了快速旋转的木马，正朝着一个空洞、幽黑的城堡跌跌撞撞地冲去……　

　　　　　
　　
　　


第二章　狐狸的尖叫
北伊州大学的“性派对”

　　　　回到美国后，阿东对维也纳浪漫之旅的记忆全部就聚焦在那个女妖式的“妓女实习生”身上。他搞不清自己究竟在那儿呆了多久，以及有没有去过维也纳歌剧院的金色大厅听过音乐会，因为他觉得自己完全被搞糊涂了。　
　　　　周山岭倒是真的从柏克莱赶到芝加哥为阿东接风洗尘，但当阿东颠三倒四地讲述维也纳的之艳遇时，周山岭笑歪了腰，完全是一副不相信的口吻。阿东就急得诅咒发誓，说自己绝对没有说半句谎言——虽然连他自己都觉得不相信，可世界上不少事情就那么不可思议地发生了啊。　

　　　　周山岭最后就说，“行了，行了。我相信你就是。”　

　　　　但语气里显然安慰多于信任。阿东真是有理说不清，他甚至提出一个荒唐的验证法，声称自己不是处男了——正是那个“妓女实习生”搞得他“破了身”。这样的话当然也只能当作笑话说说而已，谁去验证你啊——连医生也难以证明你啊。　

　　　　“为什么女孩子就能通过医院验证是否处女，为什么男的就不行呢？这样的话，岂不减去了那些不贞男人胡所非为的心理压力，却也增添了那些有贞男人的心理焦虑。因为反正说不清啊。”　

　　　　这个问题像维也纳之旅一样，很长一段时间萦绕在阿东的脑海里。有时阿东甚至想，自己是否真正去过维也纳，跟一个人做了爱，连人家的名字都不知道；跟一个人做了爱，却又不能证明自己这么做过。后来，阿东就想，算了。也没有必要弄清这类问题。退一步说，弄清了又有什么意思呢？美国对阿东来说，本来就是一个疯子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了几年后，你就不能用习惯思维去看问题。　

　　　　美国人的口号是：“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也没有什么是可以相信的。”　

　　　　这个口号按阿东的解释就是：如果你愿意相信，没有发生的事也真正发生了；反之，如果你不愿意相信，真正发生了的事也没有发生。　

　　　　真正荒唐的不是事情的不合理，而是你总是想不到。那些天，美国社会上一连串事让阿东深深地感到，“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秩序可言，也没有什么理由可言，可它恰恰又秩序井然，而且都在依法办事。”　

　　　　比方：一位联邦调查局的成员挪用公款二千元去赌博，结果被解雇。但他却联邦调查局上告法庭，理由是，他“对赌博控制不了”，该当伤残处理，而伤残者是受联邦法律保护的。　

　　　　法庭竟然支持他，判他获胜而复工！　

　　　　另一个例子是，某学校一名职员，上班老是迟到，被校方开除。他竟然状告以前的雇主，理由是他是“长期迟到征候群”的受害者，法庭也支持他。　

　　　　更可笑的事件则是：在麻州，一个窃贼从停车场偷走一辆车，在逃去时撞车身亡。他的家属控告停车场，现由是，他们的“防盗设备不全”，导致车毁人亡。结果这个家属也从停车场得到了一笔可观的赔偿金。　

　　　　正是在这样一种没有是非、没有标准、“怎么着都行”的自由社会里，阿东凌乱的思绪渐渐得到一整合，他认为自己去了维也纳，并在那里与一个没有留下名字的“妓女实习生”有了他生命中的第一次性生活。慢慢地，阿东变得坚定、从容，他继续读书，读研究生，读博士，打工，再打工。积极参加当地人举行的各类“个性活动”。他也开始看黄色录相，并与真正的妓女进行“实战演习”。　

　　　　阿东突然发现，生活原来是这么简单，这么真实而轻松！　

　　　　有一次，阿东在一位当地朋友家参加晚会，到了更阑兴尽的时候，竟然发现其中一位朋友的太太，搂着另一男子狂吻，而她的丈夫有旁边熟视无睹。　

　　　　事实上，这对夫妇非常恩爱，结婚十多年了没有闹过离婚。　

　　　　后来从别人那里得知，那天主持晚会的朋友，原来是北伊州大学“性派对协会”的主持人，而狂吻别人的女子及其丈夫，都是该会的会员。　

　　　　怪不得那天晚上，阿东总感觉到那里的人“有点怪怪的”，如果不是互相介绍了，他真分不清谁与谁是夫妻。　

　　　　因为当晚有事，阿东离开得早，不知道接下来他们就在搞“性派对”活动了。　

　　　　而据说，这种“性派对”活动在美国已属司空见惯，所有大城市都有机构主持其事。　

　　　　有性心理学家频频在报上发表文章，认为“交换配偶”可以作为一种心理治疗，有助于稳定家庭，使夫妻关系常日常新。　

　　　　尽管阿东已慢慢习惯了美国光怪陆离的社会——“怎么着都行”，但碰上交换夫妻这样的“性派对”活动，他的思想还是有些“转不弯”来，觉得有些“别扭”。　

　　　　不久，芝加哥大学东亚系从中国大陆请来一名专事女性研究的专家来讲学，阿东听了他的一次讲座。　

　　　　这位学者说，最近读到高尔基的一篇回忆文章，说有一回，高尔基跟几个文坛朋友在一起谈女人，托尔斯泰突然说，“等我一只脚踏进坟墓时，再说出关于女人的真话，说完立即跳到棺材里，砰的一声盖上。来捉我吧。”紧接着，这位学者又举了另一个例子：一个德国人想编一本名家谈婚姻的书，向肖伯纳约稿，肖伯纳回信说，“凡人在其太太未死时，没有能老实说出他对婚姻的意见的。”　

　　　　这个学者在分析这两个事例时指出：一个要在自己临终前说，一个要在太太去世后说，可见说出的都不是什么好话了。　

　　　　不过，其间又有区别。　

　　　　自己临终前说，说出的多半是得罪一切女性的冒天下大不韪的话。　

　　　　太太去世后，说出的必定是不利于太太的非礼的话。　

　　　　有趣的是，托尔斯泰年轻时极为放荡，一个放荡的男人不能让天下女子知道他对女人的真实想法；肖伯纳一生恪守规矩，一个规矩的丈夫不能让太太知道他对婚姻的真实看法。　

　　　　最后，这个中国学者向听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男人要对女性保持有美好的感想，他的生活是否应该在放荡与规矩之间——既不能太放荡，也不该太规矩呢？　

　　　　更为重要的是，有什么办法可以将这两者调节起来的吗？听到这里，阿东脑海里突然一亮：“性派对”就是这种“中庸之道”的最好办法啊。他觉得自己不但理解了北伊州大学的“性派对”活动，而且感到自己已经参与了这类活动。他认为维也纳的艳遇就是一次变相的“性派对”，只不过“派对的人”只有他和那个“妓女实习生”——两个人都既不放荡，也不太规矩，并且彼此都保持了美好的回忆。　

　　　　“生活，抖落了身上的一层鳞甲，你会感觉特别轻松。”有一次，阿东到加州大学去看望老朋友周山岭时，感慨万千地说：“我们原来也可以这样子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