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人：“是吗？哎呀干儿子，快过来，给干妈的面颊也亲一亲。”
梅影：“亮亮，去，去亲亲干妈，要响亮一点。”
亮亮跑到夫人身边，伸出双臂，勾住夫人弯腰低下来的脖子，狠狠地亲了夫人的左面颊，又亲了右面颊，发出叭叭的响声。
师长：“好啊！亮亮。你这个干儿子。刚才你亲干爹，只是轻轻的，怎么亲你干妈，就叭叭地响呢？”
夫人：“来，干儿子，别理他。让干妈也亲亲你。”夫人亲了亮亮的双颊，开心地说，“干妈和干爹就是不一样，缘分好呗。对吧？”
亮亮点点头。
满屋子弥漫着欢声笑语。
师长：“尹副官，待会儿你到财务那里支取三百块大洋，送到铁路南的堰城国立小学去。关心教育，人人有责嘛！就说这是我们部队的一点心意。然后，把我们部队军官所随带的子女插班入学的事，和他们商议商议。”
尹副官：“好。我这就去办。”
师长：“着什么急呢？吃了饭再去吧！”
尹副官：“也行。”
师长拉过一把椅子，对亮亮说：
“来，干儿子，坐在这里。记住了，以后再上干爹家吃饭，干爹旁边的椅子，就是你的位置。记住了？”
亮亮：“记住了。”
下午，尹副官到铁路南的堰城国立小学，办理了军官子女入学手续。
3
亮亮在铁路南上了小学一年级。
二年级时，学校为了保障铁路以北学生的安全，在祠堂设立了分校。从此，我们可以就地上学了。而我上学最近，因为祠堂就在我家对面，隔着门前的晒谷坪就是。
一个盛夏的夜晚，下了一整夜的雷阵雨，吓得亮亮直往母亲的怀里钻。第二天天明，小雨仍淅淅沥沥没有停歇的意思。早餐过后，趁着雨间短暂的间歇，许多人都跑到高高的铁路路坝上，去看昨晚轰然倒塌的神庙。有的人还下了南坡，直接到破庙里去。亮亮也挣脱母亲牵拉的手，钻进破庙，只见昨日还香火鼎盛的泥胎，今天已然是缺胳膊断腿，横七竖八歪歪斜斜地倾倒在木梁下，还有滚落在地的、面目狰狞的神头鬼脸，混迹在一片破碎的瓦砾之中。亮亮不明白，过去人们企盼保佑合家平安的神偶，怎么经不住一夜之间雷雨的侵袭呢？
上学的时间到了。亮亮回家，背起书包，上学去了。
这一节是算术课。谢老师一进教室，登上讲台，放下教案，将作业本交给正副级长去分发。在谢老师的手边，还留下五六个作业本。她开始按着作业本上的名字点名。
“尹振铎。”
“有。”
“上来。”
尹振铎就是我，亮亮。我战战兢兢地登上离地二十多厘米高的微型舞台，来到谢老师的跟前。老师取出我的作业本，翻开打叉的地方，指着问我：
“你一向功课都不会错的。今天怎么啦，一口气错了三道题？”
我看了看自己的作业本，真的错了。错得我无地自容。我低着头，呆呆地立在那里。
谢老师：“把手伸出来！”她举起戒尺（按照惯例，错一道题打一下），一只手抓住我伸出的手，将手心翻上来，我一紧张，手往回缩了缩，又被她的大手拉直了。她说：
“让你长长记性！”
我正感到头皮发麻，牙根紧咬，谢老师高高举起的手已经放下了。怎么，打完了？我想，兴许还没打吧？怎么像被蚊子叮了似的，没有疼痛的感觉呀！噢，对了。老师说，要让我长长记性，这是她最主要的目的。至于打轻打重，只是一种形式。这就是谢老师，有着慈母一般心肠的谢老师。
谢老师是我一年级的级任老师。有一回，同学们打架，把我撞倒了，鼻血直流。谢老师立即将我领到她自己的寝室，用消毒棉花沾了冷开水，给我止血，还让我躺在她那张铺着洁白床单的小床上休息。放学回家，妈妈看见我鼻孔里塞着带血丝的棉花，不问青红皂白，抓住我就打。打了一阵子，才听我讲谢老师怎样帮助我的事。第二天，妈妈从农民家买了一篮子鸡蛋，让我领着去学校，送给谢老师。
下课了。几个同学拥进草帘搭盖的临时小便所。一个同学问我：
“尹振铎，打得疼不疼？”
我没有回答，也不好回答。这是我和谢老师之间的秘密，不能告诉别人。那个同学主动接近我，说：
“尹振铎，我有个经验，用沾湿的肥皂预先厚厚地涂抹在手掌上，挨了打也不觉得疼。不信你以后可以试试。”
还有以后吗？我要永远记住这次贪玩的教训。
那一天，我约了几位同学，到虎子的外婆家去，玩上山打土匪的游戏。我从爸爸的抽屉里偷出几面布制的符号，分别写上各位同学的名字，给自己也写上一面。又从妈妈的针线笸箩里找红布、蓝布，缝了一面青天白日旗。那一天，爸爸和妈妈一起外出应酬。我从从容容地办完这些事，找了一根短竹竿，到外面碰头的地方，撑起旗帜，一队小战士雄赳赳、气昂昂地，在虎子带领下，向山区进发。那一天我们玩得痛快极了。中午由虎子外婆管饭。一直到天色很晚才回到家。
当我刚刚踏进家门，迎接我的自然是一阵毒打。在房东阿姆及同屋邻居的劝解下，总算少挨了几多杖打。但老师留给我的作业显然马虎了，终于有了谢老师的戒尺教训。
妈妈手中的竹枝被同屋邻居大婶夺下了。妈妈仍不依不饶地阿斥我：
“回房去。回房去关起门来再揍你。”
吓得我躲在大婶的背后不敢见妈妈。大婶把我拉到她的面前，蹲下身子，用手掌擦拭我的眼泪，安慰我，说：
“亮亮，别害怕。听妈妈的话，快回房去吧！兴许她有事找你呢。她都找你一下午了。”
我悻悻地走近房门，跨过一尺多高的木门槛，妈妈立即将门闩上，张开双臂，将我紧紧抱在怀里。心疼地、带着微温的泪水，滴在我的面颊上。我抬起头，望着妈妈那张泪水模糊的脸，心里懊悔极了。我抱着妈妈的脖子，说：
“妈妈，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嗯。”妈妈从面盆架上取下毛巾，在预先备好水的面盆里，沾水拧了一把，给我擦了把脸，然后拥抱着我，说，“部队又要开拔啦，说不定很快就能见到外婆啦。你想外婆吗？”
“妈，外婆生得什么样子，她和你一样好看吗？”
“死孩子，怎么拿妈妈寻开心呢？”
“不是寻开心，妈妈真的很好看。”
“谁说的？”
“人家都这么说。”
“是那个传令兵小江吗？”
“他也说过。他还说，他要是当了官，娶老婆也要娶妈妈这么好看的。”
“这小子！你要是遇上他，就说爸爸要整他。”
“妈，你怎么这么认真呢？他可是说着玩的。他对我可好了，老爱抱着我，‘少爷，少爷地喊着，带我去玩呢！”
“妈也是说着玩儿的。你放心，妈伤害不了你的大朋友的。”
“谢谢妈妈！”
爸爸和妈妈要去堰城县，这回领着我同行。到了县城，经过一家门口张挂“文房四宝”幌子的店铺时，老板从柜台里急匆匆赶出来：
“哎哟，这位不是尹副官吗？”他伸出双手，紧紧握住爸爸的手，激动地说，“这位是您的太太，还有小少爷吧？”
爸爸一愣：“您是——”
“噢，您忘啦？孩子注册的时候，我们见过面的。”
“记起来，记起来了。您是邹老板。”
“正是，正是在下。家长们都在夸国军哪！前线打仗是好样的，资助教育也不含糊。真是爱民如子哪！”
“哪里，哪里。这都是我们责无旁贷的。我们军官的子女也在那里上学嘛！”
邹老板拉着我的手，进了柜台，取出笔墨纸砚，将蘸好墨水的毛笔交给我，说：
“来，小少爷，写写你的名字。”
我抬头仰望爸爸、妈妈，他们鼓励我：
“写吧！”
我接过毛笔，在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上自己的名字：
“尹振铎。”
“好，好，写得真好！小小年纪，能写出这么清秀的字来，将来一定不同凡响，不同凡响。”
邹老板从橱窗里取出五本十六开的小楷写字本，还有湖州笔、徽墨和砚台，用包装纸打包结绳，递到母亲手里：
“这是我送给少爷的礼物，预祝少爷早日成材，为国效力。”
“快谢谢邹老板伯伯。”母亲说。
“谢谢邹老板伯伯。”
“真乖！”邹老板轻轻抚摸我的头，“不用谢，不用谢。用完了告诉爸爸，再来我这里取。”
爸爸和妈妈跟邹老板客气礼让了一番，分手道别。以后队伍开拔，我们和邹老板没有再见面。
从堰城县回营地，妈妈把我叫到跟前，要我给外婆写一封信。她说：
“爸爸、妈妈给外婆写了信。你都上二年级了，想不想跟外婆说几句话？”
“想。”
“那好。你也给外婆写几句吧！妈妈把你的信一起装进信封，寄到福州去。”
“妈，外婆看到我写的信，一定会很高兴吧？”
“那是当然了。”妈妈站起身来，把椅子让给我，说，“好了，不打扰你了，快写信吧！写完让妈妈看看，给你改一改。”
妈妈拿出她的针线笸箩，坐到床沿去，开始给我纳鞋底、做布鞋。妈妈真是想家了，她哼起家乡的闽剧小调，脸上像是绽开的桃花，好看极了。难怪爸爸那么疼她，从来没见过他们俩红过脸、吵过架。
我坐在桌子前，开始写信：
亲爱的外婆：
您好吗？
我叫振铎，小名亮亮，是您的外孙。我已经上二年级了。听爸爸、妈妈说，我们部队很快就要去福州了。到了福州，我们一定去看您。您要多多保重身体，等我们回来。
祝您
健康长寿！
您的外孙 尹振铎敬上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五月 日
信中有几个字我不会写，如外孙的“孫”字，长寿的“壽”字，以前都是繁体的，笔划很多，问了妈妈后，才写上的。
4
不久，部队一路南下。我的小学二年级下学期，是在福建的浦城县国立小学上的，但没等期末考试，就又搬家了。
那一年快过年的时候，有个阿姨给我们家送来一竹篮子的礼品。妈妈把它挂在楼板横梁的钉子上。我望着摇晃未定的竹篮子，猜测里面装着什么好吃的东西，就问妈妈：
“妈妈，竹篮子里的东西好吃吗？”
妈妈并不作声，急忙进入卧室，抽出一张草纸，折成对半，对着我的嘴，使劲一擦，说：
“小孩子不要多嘴！”
我不敢再问了。后来我才知道，那里面装的，是我和小妹的“定亲”礼品，就是花布、红布、剪刀、尺子之类，也有一些即食的糕点，后来自然是给我吃了，但当时不但不能吃，还不能说。
过了几天，那位阿姨就领来了一个四岁的小女孩，说是怕我寂寞，给我作妹妹的。
三年级上学期，我们全家到了福州。
还在浦城的时候，我们换了两个住处，后来的住处，是一家二层的木板房。我们住在楼上。由于所处的地势高，我们打开房间的边窗，极目远望，可以看见远处山上的点点火光，到了夜色深沉的时候，火光更加明亮。我问妈妈，那是什么火。妈妈告诉我，那是烧炭师傅在山上，点燃炭窑里的木柴，木柴燃烧发出的光。光在黑暗中特别明亮，其实白天也亮着，只是被强烈的阳光压住了。
妈妈打开边窗，注目远望，也许正向着福州的方向。她正在想外婆吧？我让妈妈抱起我，探头窗外，许多房子的屋顶都在我们的脚下。我问妈妈：
“烧炭师傅一定很辛苦吧？”
“你说呢？”
“我想他们一定很辛苦。他们要先砍伐，将大树锯成一段一段的，然后将它们破开，再竖立在窑洞里，封上口，点燃火，好几天后，火熄灭了，要从窑顶注水降温，再然后，打开窑门，取出木炭，将它们装篓运往商店，最后卖给我们。我们只要花点钱就买到了，多方便啊！”
“儿啊，你长进了。师傅烧炭的整个过程，你都记下了。”
我们的队伍一路经过建阳、建瓯、南平……，也许是从福鼎或宁德，经水路到达福州的。大约是在1949年四、五月份，我们的船队从福州的下杭路小桥码头登岸，一路径直到水部琼东路（就是出温泉的地方），早有打前站的为部队预备了住处。
爸爸将我们带到琼东路一家酱鲯店的斜对面，向一家富裕户租了一间房。这间房是从大门进去、屏风右边的厢房，大约有二十平方米，作为卧室十分宽敞。房里打一张床，墙角摆上桌子和皮箱，空处放一张小圆桌，一家四口人，就在这里用膳。妈妈在屏风拐弯处，安放一张小桌子，放上煤油炉，算是我们的厨房。
我们一家人安顿好以后，爸爸、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去看望外婆。
外婆住在我堂姑（人称八姑）的家里。外婆虽然生了二男一女，一个去南洋，一个送人，一个远嫁浙江。我们几经周折，才回到福州，也未能尽一点孝心，所以，只有堂姑（就是外婆的侄女儿），才能收留她。
我们看到外婆的时候，她已经卧病在床，上气不接下气了。她那张瘦得变了形的脸，让你看了不敢接近。爸爸将我拉到外婆的床边，妈妈抱着妹妹，对外婆说：
“妈，这就是你的外孙和外孙女。”接着推推我，“亮亮，叫外婆。”
我一边扯着妈妈的衣襟，尽可能地远离外婆，怯生生地叫了声：“外婆。”
在我的想象中，外婆的相貌，一定不是这样的。望着她那张瘦骨嶙峋的脸，我实在不敢靠近她。妈妈一次一次地推我，让外婆勉强伸出来的枯干的小手，拉着我的手。外婆吃力地嗫嚅着，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对我说：
“亮，亮，你回，来啦！我看到，你的，信啦！你真，乖……”她一口一口地喘着粗气。爸爸、妈妈和众人都不让她再说话。她收回了手，爸爸将被角给她掖上。妈妈摇了摇怀抱里的妹妹，让她叫外婆，妹妹竟哇哇地哭了起来。
我们在八姑家吃的午饭。八姑给了我们一副小巧玲珑的象牙筷子，说是外婆送给我们的，是南洋大舅父寄回来的。
妈妈又领我去南台，看望二舅父、二舅妈。二舅妈一生生育了四男一女，夭折两个，只剩下二男一女。妈妈不知怎么说她，她耿耿于怀，说：
“都说我生孩子象拉屎一样容易。她倒好，一辈子只生一个，比我强到哪里去？”
从二舅妈家回来没几天，我们就去给外婆奔丧。在料理丧事的日子里，与二舅父、二舅妈再次见面。
一个晴朗的日子，爸爸领我们去南门兜，看望干爹、干妈。那一天阳光明媚，大人们的心情都很好。从南门兜西北角的一条巷子进去不远，就是干爹、干妈的新家。他们在苦竹打造的桌椅板凳上喝酒。在炎热的夏天，冰冰凉凉的苦竹椅子，坐上去十分清爽。后来我们再没有机会去看望他们。到福州后就仅此一次。
接下来的日子里；爸爸都很晚回家。似乎公务很忙。有一天，爸爸破例在上午九点多回来。他关上房间所有的房门，撬开木地板，取出一只油布包裹，打开，里面是一些长枪子弹。他坐在矮凳上，以高方凳作工作台，将长枪子弹改成短枪子弹。他将改过的子弹装进手枪里，抠动子弹圈，转了几转，还算满意，把枪插入腰间的枪套。妈妈坐在一旁，脸色阴沉着。她似乎已经从爸爸过分严肃和紧张的表情中，觉察出不详之兆来了。爸爸出去了，没有回来吃午饭。那一夜他很晚回来。他回来时我早已睡着了，妹妹就更不用说了。我半夜醒来，爸爸和妈妈正在悄悄地说话，想必他们已经说了很久很久。妈妈发现我醒了，停止了说话，让我起来小便。我小便完了上床，假装睡着了。他们又开始说话。天蒙蒙亮时，爸爸就出去了，从此没有再回来。
这一段时间我没上学。
5
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了。不久，妈妈收到爸爸从厦门寄来的信，又过了不久，厦门也解放了，我们再没有收到爸爸的来信，也没有丝毫关于他的消息。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