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室的小青年林震、郑二担、林则盛等，都抢着给我出主意。林震则抢过电报，高声压人：
“不许吵，吵什么吵？”他绷着脸，一本正经地，“听我说：30尺布票、50元现金，就这样决定了！拟稿吧！”
我把电报稿交给黄干事，很快就得到通知：钱、票都到了。
我向黄干事领出钱、票，到建阳买布，由那个在省军区做裁缝偷枪打鸟的犯人，帮我缝制。
现在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了。这个东风，就是沙县来人，领我回去。
林庆武回去了。是他的大儿子亲自带领平潭法院的人，上去办理手续的。
五月一日过去了，沙县方面并没有动静。六月一日，七月一日，八月一日……
这段时间，真正是度日如年。是我入狱之后第二个痛苦的阶段。
第一个痛苦的阶段，当属1970年刚来劳改队时。那一年与亲人不通音讯，又处于政治的非常时期。虽说有刑期，但还是渺渺茫茫。别人都有判决书为据，我却没有。后来倒是麻木了，也不管他刑期多少年，过一天算一天。只要过得开心。就是“苦中求乐”吧！日子也一天一天地过去，不知不觉地，已经九年了。
现在倒好，政策是明摆着的，日期也定了。可为什么不守信呢？不要说我心里焦急，连管教干部也满心狐疑了。
邓小平再次上台之后，文化部门的禁锢也渐渐放开。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戏剧片《红楼梦》、《天仙配》，在县城影剧院，都是每天七八场，场场爆满。建阳军分区的电影队，更是时常到农场来放映。放映员与我们溪口的武装排长又是表兄弟。每到新的影片，都先打电话通知我们。让我们的手扶拖拉机进城去搬机器。
机器未到，管理我们生活的史干事，就会从岗楼的窗口探出头来，向大号里招呼：
“把胡振铎叫来！”
当我走近史干事所在的窗口，向他仰望时。他就会对我说，把我的饭盒带上去，到小伙房去给放映员包饺子。
小伙房里忙着炒猪肝、炖排骨。两位放映员吃好晚饭，出去整理机器时，我也把饺子包好了。史干事让我就着剩菜下饭。饺子留作放映员的夜宵点心。
电影就在晒谷坪放映。所有犯人都在前几排，坐在自己制作的矮凳上。后半部分，是附近的村民。
在度日如年的这段日子里，遇到外出，我就向黄干事领些零用钱，去城里看上一场电影。后来到了休息日，也向黄干事或分队的廖干事，请求外出散心。他们也都格外开恩，通知武装给予放行。虽然如此，我的心，仍然是紧紧的。
后来收到舅父来信，说在我的去信还未收到之前，沙县林业局的两个年轻人，已先行到福州安慰他们。六月一日，舅父还到沙县林业局一趟，询问为什么五一之前未能将我领出去？
他们安慰我舅父。说是他们的准备工作没做好，请放心。“你外甥迟早会回来的。我们正在抓紧。”
10
1979年的“双抢”开始了。
大号里人心惶惶。许多人都感到希望渺茫。因此对这一年的“双抢”不热心。中队干部普遍认为，这一年的“双抢”抓得很吃力。中队长特别焦急。他一天到晚蹲坐在田头，恨不得自己一个人可顶两三个人用。他甚至亲自下田割稻、插秧（这是我在农场九年多的时日中，从未见过的），但纵使他有三头六臂，又怎能对付得了全中队三百多亩水田呢？干活还得靠犯人！
眼下的犯人，不少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长乐林震的话很有代表性。他干脆躺在地头的草地上，任凭李生产怎样催促，都不理不睬。李生产无奈，只得嘟着嘴向廖干事反映。说林震不干活，罢工。林震却出语惊人：
“我就是不干。你能因此增加我一时一分的刑期吗？我的刑期是以判决书为依据的。刑期一到，自然会有人放我回去的。干与不干，都耽误不了。”
眼看着收割进度太慢，翻地耙地就要受到影响。中队长、廖干事把我、李生产两个组长，以及保管员陈殷盛、长乐的马依水等，召到大号里的小会议室去。我头一次看到管教干部因为生产进度问题，处于征求犯人意见的尴尬境地。我了解犯人的心情。因此自告奋勇，从晒谷坪下来，组织一台打谷机组，和李生产的一台机组，先期抓好收割工作。人员由李生产挑选。他选了六个人之后，余下的、他认为最不听话、最抵抗改造的，都留给我。其实，他留给我的，都是最年轻、劳力最强的。在他们当中，我只能算是半大老头了。
我对他们进行了“战前动员”。我说：
“你们改造不改造，不是我关心的。我只要求你们争口气。我们这一机组，一定要在每日打谷的总量上，超过全中队的任何一台机组。我知道，你们完全有能力。在我们机组取得绝对优势的条件下，我允许你们下午提早收工，回大号休息。”
“你说话算数？”林震、郑二担、刘必达他们说。
“绝对算数！遇有干部责问，你们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来！”
“行！为朋友两肋插刀，死而后已。我们一定为你争气！”
第二天一大清早，按我预先分的工，有人抬打谷机，有人挑空箩筐，有人更早一步赶到指定的稻田，唰唰唰地割起稻子来了。当我们全机组人员在田头聚齐时，稻子已经割倒一小片了。
此后的事情可想而知。大号黑板的进度表上，我们这一台组，永远遥遥领先。
下午三点半，五个年轻人都已经在溪水里洗澡了。恰巧被中队长碰到。中队长说：
“这么大忙的季节，太阳还那么老高，你们就收工啦？”
“我们完成任务啦！”
“谁说的？不能多干一些吗？”
“胡振铎说的。你去找他吧！”
“他现在在哪儿？”
“他还在田里。在二直垅。”
中队长果然来找我。我正在做收尾工作。中队长问了我这一机组的进展情况，了解了几个年轻人的状况，没再说什么。
进入插秧阶段以后，时间更紧了。中队长、廖干事再次召集我们。这一次是在晚上休息之后。在办公楼前的空地上，预先摆好四张靠背椅。招呼我和李生产坐下，象接待贵宾一样。与我们“推心置腹”地探讨夏季插秧的进度问题。
中队长说：“我知道胡振铎还是有办法的。年轻的几个也愿意听他的话。现在，插秧任务非常紧。你们看，能如期完成吗？”
“我没什么把握。你问胡振铎吧！”李生产说。
中队长、廖干事都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
此前，大队长也来过溪口。为了加快进度，要求中午送饭到地头，连续作战，不给午休。把犯人搞的筋疲力尽。大家更不愿意尽力了。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你拿犯人没办法。我考虑了一会儿，说：
“只要我们好好安排，任务一定能完成。”
“你有把握吗？”廖干事说。
“我粗粗算了一下：过去我们每人每天插秧八分到一亩。现在我们提高一点，每人每天一亩一分。但我们必须有劳有逸，不搞地头送饭、中午不休息的疲劳战术。当天能提早完成任务的，再鼓励互相支援。以小组为单位分配任务，全小组任务完成了，提早收工。”
“行。就按你说的办！”中队长干脆地说。
十余天之后，“双抢”任务如期完成。最后一周中，犯人们个个生龙活虎、心情畅快。
溪口中队整体的“双抢”任务完成以后，我们分队在松油山还有二三亩“自留地”（就是不计在整体的亩产里的边角地），需要派人去翻耕、扦插。廖干事决定叫林则盛去。他会使牛耕地。
林则盛是古田人，犯盗窃罪。前期判五年。中途逃跑又作案，加刑两年，合计七年。
在“双抢”之前，他曾和我谈心。说他的老婆跟人走了，孩子也带走了。现在刑期快要满了，再过几个月就可以回家看望老婆孩子了。一定要好好改造。
廖干事让他去松油山自留地。他很不情愿。廖干事让我去劝说他。既然我出面了，林则盛不好推辞。他去牛栏牵了一头牛出来，懒洋洋地走到公路边，对二赖说：
“给我一筒烟丝吧！”
“给就给吧。这是最后一筒了！”二赖说。
这里面有什么预警的提示呢？是不是预言林则盛的生命最终时刻到了呢？不知道。
林则盛去了。是和福州的刘必达一起去的。我们让刘必达给他做帮手。他们半天干完了活。爬到深山的古庙去，借用福州阿姆的锅灶烧午饭。
福州阿姆是日军入侵福州时逃难来的，和她的长乐籍丈夫一起到建阳来。生有两个儿子，都老大不小了，还未娶到媳妇。一家三个男人都在深山里割取松香为生。我们进山耕地或收割，都在她那里烧午饭。福州阿姆遇到我们农场的人，都会问起在福州孤儿院的我。这一天我没去，在二直垅砍田埂上的杂草。
突然，刘必达拉着板车，车上载着满身是血的林则盛，来到二直垅口。他停下车，跑进垅里，向我报告这一噩耗。我让刘必达飞快跑去大号，一方面把郑医生请来，一方面报告干部。
郑医生来了。伸手掰了掰林则盛的眼皮，瞳孔已经散开，抢救无望了。
也许，我们在午饭之后，大约十一点五十分左右，从窗棂上被细小的微风吹落的花瓶（水果罐头的瓶子），就是林则盛的灵魂在向我们所报的凶讯？但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那花瓶掉落的一刹那，就是林则盛魂断的时刻。因为那细微的风，根本吹不落那一瓶的水呀！
我为这件事深感内疚。如果不是我的劝说，他这一天不会进山去。他不进山，也不会遭凶杀的噩运。
这是梁布大队一个极大的疏忽，竟然让杀人犯到福州阿姆那里外住放蜂。
杀人犯在去年，到麻沙砍芦苇时，与林则盛结下了仇隙。这一天，又为了烧午饭谁先谁后，发生口角。杀人犯拿起刮蜂蜜的尖刀，满田埂地追杀林则盛。刘必达在现场大声喊叫阻止。又正好福州阿姆的丈夫刚刚去世，两个儿子也不在家。终于，林则盛被他追上，肋间、胸间被刺了七八刀。
林则盛死了，离刑满释放只差几个月。
当大队长带着武装人员，开着大型拖拉机进到山里，手持尖刀的凶手，愣愣地呆在山头上。
有人说，如果逃跑，现在至少可以离开建阳的范围了。其间有三个小时的时间。
是死神将他定格了吗？抑或是林则盛的灵魂缠住了他，使他在近三个小时里，竟然寸步难行，不能逃脱。
或许，杀人犯认为：反正是一死，逃也白逃；或许，他正在不知所措之中。他一直在思考，始终想不出能够解救自己的办法。他十几年的悔改认罪可是白费了。这一次是死定了！
后记
1979年夏收夏种季节到了。这是胡振铎在劳改农场所经历的一个特殊品味的“双抢”。他迟迟不能回去，增加了许多苦闷，也影响诸多犯人的改造情绪。这一个“双抢”的进度明显减慢了。大队和中队的干部都十分着急。尤其是溪口的中队长。
他首次破例，不耻下问，召集犯人组长探讨怎样加快进度的问题……胡振铎提出的建议，使“双抢”任务如期完成。
1979年9月3日，沙县法院派人派车，将胡振铎接回。临行前，管教干部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在这里也有年月了。对我们工作上有什么不当之处，请提意见……”
1979年9月3日，下午一时四十分。
中午从不休息，经常在走廊上静思的孙贞云，将我唤醒。我掀起蚊帐，问他什么事。他说，黄干事找我。也许今天可以回家了。
我出了大号的小门，到了门口。黄干事正在那里等着。他让我收拾行李，说是沙县来人接我了。我进入大号，把一切能舍弃的物件都丢下，只带了一床棉絮和一顶个人蚊帐。过去带来的都已经烂了，这是农场新换给我使用的。征得黄干事同意后，才决定带走的。
午休的犯人都醒了。他们围着我，七嘴八舌地替我高兴。
“真的回去了吗？”林震仿佛不放心地问我，他要听到我亲自告诉他的消息。
“真的回去。吉普车在门口等着呢！”
“到家一定给我们来信。”苏世树说。他已经完全恢复了说话的能力。
“一定。”
我将能穿的衣物尽量留给孙贞云。他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因偷窃入狱。
大家目送我出了小门。这时候午休时间还未过去，不能给我送行。
我到了办公室。四月份来的小杨在场，另一个不认识。
小杨说：“我们走了许多弯路。本该上午十点钟到的，结果去麻沙绕了一个大圈子，才转回来。还耽误了吃午饭呢！”
林指导员已经和他们办好了手续。黄干事送我下了警卫岗前的斜坡，到吉普车旁。语重心长地：
“今后全靠你自己了。你是一个聪明人，人生的道路该怎么走，你会明白的。在工作中有什么不妥之处，欢迎你给我们提意见。”
“谢谢。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我将棉絮、蚊帐塞进车内座位的后背，穿着新裁的的确良衬衣上了车。
车子在公路上急驶。到南平时是下午六时。我们到近郊的一家饭店吃了晚饭，立即上车，继续赶路。
一路上谈笑风生。我很少说话，主要是收听。从他们的谈话里，我了解到，和小杨同来的另一位，原来是沙县法院的科长。姓肖。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到潘洛煤矿。他说：
“我也是刚刚回来的。在潘洛煤矿劳动了几年。虽然我没有被判刑，但和你们一样得到不正常的对待。只是我比你早几个月回单位而已。院长让我来接你。我就来了。”
肖科长的女儿和我的女儿，后来成了沙县二中的同班同学。她的名字叫肖燕，还是和我女儿结拜的七姐妹之一呢。这是后话。
到了晚上八点左右，进入沙县境内。吉普车从洋坊一路过来，又回到九年多前出去时经过的水南大桥。到了桥北头，肖科长下车。他的家就在此附近。我们再经城西路，直达林业招待所。
林业招待所已经完全翻新。从原来的两层砖木结构，建成五层的钢筋水泥结构。小杨跟招待所作了交代。然后转向我：
“你暂且住在这里，休息一段时间。三餐伙食也在这里吃，所用的饭菜票，先跟所长借。等我们办好了手续，给你补发了工资，再来还他。”
小杨走了。我被领上二楼的一个大客间。全间有七张床，我任选一张躺下休息。
第二天清晨，起床下楼刷牙洗脸，路过值班室窗口。那所长正正襟危坐在桌前。我想这个人好面熟，从记忆中苦苦搜索他的名字。
“彭金池！”我想起来了。他就是那个在基建队耀武扬威、说是莆田师范刚刚毕业、被借用做文书的“阿潲”。没错，就是他！
我洗完脸，到窗口喊他。他一惊，立即控制自己，脸上带笑、明知故问地说：
“什么事？”
“跟你借几斤饭票、几元菜票。”
“行。借多少？”
“十斤饭票、十元菜票吧。”
“好。”他麻利地点好了饭票、菜票，用牛皮筋扎好交给我。“你点一点。用完了再来取。”他不好意思说‘借’，只说‘取’。因为他压根儿就没想让我还他。
我吃过早餐，不知道该干什么。我需要理一理自己的思绪。我回到床上，仰望天花板。
彭金池急急忙忙地上来了。他在我的对面床边坐下，尽力向我表白：
“小胡，你的事，其实跟我没丁点儿关系。都是你们单位的人要正你。我只是做了文字工作……，罪不在我。”
我觉着他这番话，有点画蛇添足的味道。看着他那形象，就让人感到恶心。如果不说，或许更好些。我说：
“事情都过去了，还提它干什么呢？”
我想，中央那么多老前辈、老革命，都无缘无故受了多少冤屈。我这么个无名小辈，又有什么可计较的呢！
说归说，不计较归不计较。但他那过激的行为，我还是耿耿于怀的。有句话说：“忘记过去，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