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人呢？
2
劳改队的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我们溪口中队总共一百八九十口人。包括武装看守的一个加强班，和管教干部等。所有的建筑，都是顺着山窝的地形设计的。大号在两座小山之间的夹缝里，开挖成两个平台。第一平台是犯人的食堂。食堂的左边是伙房。右边是医务室，与干部共用。下降两米多的第二平台，是犯人住宿的监房，成曲尺状。在曲尺的夹角处开个口子，通向厕所。大号的围墙顺着山势建造，距离墙内的建筑物都有五六米。
小张医生是个很富有同情心的青年医务工作者。他在犯人中不摆丝毫的干部架子。内急了，也到犯人的厕所去方便。一般的干部是不会到犯人厕所去的。那样似乎会失去面子和尊严。而小张医生根本不理会这些。我们问他为什么到这里来，他说是检查厕所的卫生。确实的，在一百二三十人共用的厕所里，如果周围环境卫生做得不好，遇到流行病高峰季节，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我们知道小张医生的母亲来了。听说她老人家对这里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不甚满意，多有微词。不到一周，小张医生在南平卫校的女同学也来了。她和小张医生一样，也不把我们当另类看待，自由出入大号，到医务室与我们接触交谈。
小张医生的女朋友很漂亮。身材和小张医生差不多，都在一米六上下，不胖不瘦，圆嫩的笑脸上嵌着两颗珍珠般迷人的眼睛。我们打心里替小张医生高兴。但是没过两天，我们发现她走了。经过多方打听，包括向小张医生本人询问，和向比较友善的武装队长旁敲侧击，终于有了答案：是因为“婆婆”过于小鸡肚肠。
事情是这样的：那一天小张付了钱，让女朋友跟着手扶拖拉机进城去采买。女朋友回来后将余款交给小张医生。但“婆婆”放心不下，要姑娘将所购物品的清单列出来。姑娘还未过门，就受这种窝囊气，第二天就向小张医生“拜拜”了。
我们真为这桩未成的婚事惋惜。过几天，“婆婆”也走了。再过十天半月，小张医生也调走了。具体去哪里，没有打听到。
小张医生走后，送来一批长乐犯人。多是大队（村）干部，因为村与村之间的利益发生械斗，被重判入狱的。其中还有一个是金峰镇医院的名医。因为妻子死了，和一个护士热恋上了，彼此都十分投缘。只是名医生还有一个十三岁的女儿，护士不经意中透露出这个意思，这个医生就用技术手段“处理”了他的亲生女儿。被判入狱十八年。
名医顶替了小张医生。他吃住都在医务室里。农忙季节也背着药箱到田间巡回。他的医术很快远近闻名。大队的干部、家属，附近的村民，都慕名前来就医。第二年，名医获得减刑半年的奖励。
我们一分队的猪栏，建在马路边的山坡上。猪栏里清洗出来的粪便，顺着明沟注入马路边的蓄粪池里。春、夏两季中耕除草后，是积肥的时节。我被抽出来，每天拉着粪桶车进城，到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看守所等厕所去运粪肥回来。起先每天一车，带上中午的口粮、蔬菜，到农民家里或半途的瓦窑做午饭。后来，我提早出发，赶回来吃午饭；下午再跑一趟。虽然比较累，但日子过得也很快。
3
为了改善中队的照明条件（过去都是点煤油灯），借着冬季枯水季节，上级领导从黄土农场调来一位建筑师。他虽然也是犯人，但享受特殊待遇。他携带娇小的妻子，住在鸭栏边另行搭盖的草房里。
各分队都抽出劳力，全力以赴。白天轮班抢工；晚间在汽灯的光照下，继续苦战。拦河筑坝，修建小型水电站。七月一日之前，水电站建成了。从此以后，我们再不用水碓捣稻谷了，还可以磨面粉了。晚上也有了电灯照明。
梁布大队是一马平川，没有水力资源可以利用。为了解决梁布的用电问题，计划在我们溪口水电站的下游，再建一座更大的水电站。我们也参加了电站的建造。建成之后，加工米、面，发电、供电，都由这个水电站负担。这个电站虽然离梁布甚远，因为是大队筹划建造的，我们就称它为“梁布水电站”。
梁布水电站建成后，它的拦河坝成了溪口村通往县城的要道。坝面宽四米左右，成了百姓洗涤衣物的好场所。也是我们一分队浸泡谷种的所在。我们将四方形的打谷桶安放在坝面上，打进大半桶的清水，加入比较纯的黄土，搅拌成适当浓度的黄土水，将装了半筐谷种的箩筐慢慢浸入黄土水中，搅拌谷种，使瘪谷漂浮起来。再将实谷的黄土水洗净。这是最节省、最方便的选种方法。
在修建梁布水电站时出了一个意外：一个安徽籍的犯人收午工时，在坝内洗澡被无情的水流冲进电站的进水口，死了。说起这个被淹死的犯人，还有一段故事：八年前，他刑期未满从梁布农场逃跑，改名换姓，途中再次作案，被判四年。在黄土农场满期释放，回老家娶妻生子。为了生活，又来福建打工。在一家砖瓦厂做工。也是一时兴起，喝多了酒，不把劳改队干部当一回事。他说：
“劳改队，劳改队怎么啦？当年我在梁布农场，还不是被我逃脱了！我化了名，又做了一回犯人。在看守所，我就不说是梁布农场逃出来的。结果他们也没查出来……”
俗话说“酒后吐真言”。也是合该他出事，与他同桌共饮的一个工人平时跟他有点过节，找机会去公安局报了案。公安局来人把他带走了，并派人与梁布农场联系。梁布农场因为人事更迭，档案不好查。他本人已承认欠两年刑期，那就再补两年吧，派人把他带回来。
没想到，两年补刑也即将满期，只差一个月了，在他自己的大意下，白白送了一条命。
劳改队的狗也通人性。那只阿黄，是彭干事从黄土农场带来的。它和长乐那几个打得火热。平时一窜，就窜进大号里。上山烧草木灰，它也跟着，而且特别机灵。它能追着山鸡跑，不让山鸡有歇脚的机会，稍有疏忽，就会被它逮个正着；野兔就更不用说了。
永泰看守所送来两个犯人，阿黄见了他们就象遇见老熟人。用嘴、用舌，去缠他们的裤脚。奇怪的是，对梁布来的干部，却不怎么恭敬了，而是追着他咬，吠叫，对他横眉怒目。梁布来的干部惊叫起来，吓得面青脸黄。惊叫声把彭干事夫妇从树荫下、他们的住处引出来，喝住了阿黄。
这件事在大号里议论纷纷。大家都不解个中缘由，把它当作笑谈。
永泰来的两个正好一高一矮。高个子叫陈家华，说是印刷厂的工人。矮的一个生得鼠头獐目，平时一双眼皮总是耷拉着，好象在探寻地下宝藏似的。果然有一天，他在医务室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所住的号房原来有几座坟。其中之一，是穿着红色衣裤的未婚姑娘，才19岁。这件事被正在求医的溪口村的一个农民所证实。他说，过去溪口确实有一个穿红衣裳的姑娘去世，离世时才19岁，就掩埋在这个山窝里。
在冥冥之中，是否有一种什么力量在支配着你，使你不由自主地顺从它？
我只知道，我什么都不信。既不信神，也不信鬼。如果说有神，为什么母亲喝了带香炉灰的签方药，却不能康复？她离世的时候，才仅仅38岁。如果说有鬼，母亲去世之后，成了孤魂野鬼，为什么不保佑她的独生儿子，平平安安？
但是，有的事情，你不能不疑惑：哪个鼠头獐目的永泰人，为什么能看见鬼，其他人却不能？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心存疑惑的人，必能见到污秽龌龊的东西。所谓“疑心生暗鬼”是也。心存坦荡，毫无顾忌的人，这些东西则与他无缘。
4
1976年，在美国客居的宋美龄女士，藉着她在军政方面的枝枝桠桠关系，下达了一条命令：大赦一批政治犯。
大陆也不能小气，相应特赦了一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将领和官员。大山坪那位已经摘帽的80几岁的老右派，也在特赦之列。他原是国民革命军的副团长，也许是国民党临阵脱逃时委任的，他没有跟随去台湾。解放后和建阳麻沙的姨太太一起过日子。姨太太的腿有点跛，相貌还漂亮。
那一天清晨，早饭集合时，指导员、管教干部都到大号里来。向我们宣布参加特赦大会的人选。总数40人。地点在“馒头山”省二监的工厂厂区。参加大会的多是政治犯，干部打算借这个机会，让我们在思想改造上有个质的飞跃。
早饭后，其他犯人都下地干活去了。我们40人留在大号内，等待从县城包来的公共汽车。
车来了，我们在大号门口报数上车。车子顺着围墙边的大道驶入公路，刚到我们一分队的猪栏边，停下。大队长上车检查人数，发现站在车门边的黄干事，手里提着一篮子鸭蛋，一下子急火上来：
“黄遵宪！你这是干什么？假公济私！今天车子直接开去馒头山，中途不许停车。快把鸭蛋拿回去，快去快回！否则我让车子开走了，让你跑步进城！”
平时，黄干事给在城里打工的妻子送柴草、送粮、送菜，大多是我代劳。我每天拉着空粪车进城时，可以在车架上装些柴火和蔬菜。今天正好有车子去城里，捎上几个鸭蛋给妻子，也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大队长并不这样看。他认为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事件，要认真对待。不可有半点含糊。大队长五大三粗的体魄，配上黑黑的宽阔的面庞，瞪起眼来和猛张飞没有太大的区别。他大着嗓门训斥部下，毫无情面。根本不理会在场的四十个犯人。
当时，从县城经溪口的班车很少。每天只有上午一班，下午一班。而且到溪口时，行程已经过半，也就是在半上午或半下午的时候到车，出入都不怎么方便。因此，这一天进城，是非乘这部车不可。况且，到了城里，再去馒头山，根本没有车。
黄干事小心翼翼地下了车，提着鸭蛋，不敢跑颠，只好用竞走的脚步，快速度地返回他的住处，又跑步回来。他一上车，脚步还未站稳，汽车就开了。当我们到达馒头山时，已经有一部分犯人坐在会场了。
从溪口到周墩渡口两公里，从周墩到县城七公里，再从城关到馒头山，又有三四公里，又要赶在八点多钟前参加开会，不是步行能够轻易到达的。
说是馒头山，实际是坟山。一座座坟头集中在那里，象一只只馒头。为了避讳，人们称它为馒头山。劳改部门在那里征了一大片地，建了电机工厂，利用犯人低贱的劳力，生产电机一类的半成品或配件。
被推平的馒头山，成了一片宽阔的黄土地。在八月的烈日照耀下，个个汗流浃背。我们席地而坐，穿着劳改队清一色的黑衣或蓝衫，都是最低价的土洋布，还要在胸前和背后，同时印上显目的“劳改”字样。光头在阳光下闪烁，同时冒着热气。从远处看，确实象刚开笼的馒头。
被宣布特赦的人员，从各地集中而来。大山坪那个“副团长”也在场，还有长乐看守所送来的、在历史上已经处理过、文革中又被揪出来还未再定案的“副县长”。
每个被特赦人员发给一套新的中山装，一百元零用钱，一网兜的面盆、口杯、毛巾、牙膏、牙刷等洗漱用品。省劳改局的领导讲话之后，这些人纷纷离开临时舞台，退到前排预先准备好的矮板凳上。
全场会议一个多小时结束。各地来的犯人又登上静候在此的包租客车，回返。
黄干事这一次被黑面包公当众奚落，我们很为他抱不平。其实，黄干事是一个很不错的干部。他办事十分认真。我们的零用钱、粮票都存在他那里。需要的时候可以向他报告领用。只要伙房的人方便，随时都可以向他领取。他的妻子也很温顺。有一次下雪天，王大明和我一同进城拉肥料，脚下只穿着破漏的圆口雨鞋，冻得他瑟瑟发抖。他想买一双新雨靴，还未向黄干事报告。我把他领去找黄阿姨。她正在农具厂上班。听了我的说明之后，立即向厂里请假几分钟，到她租住的房子取钱。还从挂在楼板梁上的竹篮里，取出新蒸的米糕招待我们。
溪口中队干部的家属不多，也就是五七户吧！其中也有烈性的女子。如果要把她们的性格勉强分为强、中、弱三等的话，黄干事的妻子属于善良偏弱的一种。在家属们为了芝麻小事公开叫骂的时候，我们看到，黄干事的妻子总是默默无语地站在一旁，承受着种种恶毒的言语。我所说的恶毒言语，说出来让我们这些大男人都感到汗颜。有一天，我听到有个家属说：“怎么，骚得不行啦？大号里有的是壮男人，随便找两个出来浪一浪啊！”在这种时候，黄干事的妻子总是躲得远远的，或者干脆“躲进房中成一统”，耳不闻为静。
为了他们两个孩子上学方便，黄干事在建阳农具厂给妻子谋了个临时工，就是负责开票。工作倒是轻闲，时间却不短，工资也不高。她是中队家属里唯一从业的女性。
5
华国锋主席上台后，一切按既定方针办。林庆武案件的平反就遥遥无期了。
林庆武，平潭县上攀村人，60余岁。因拥护刘少奇、邓小平“三自一包、分田到户”，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处有期徒刑20年。其实，这么一个半大老头，既起不了风，也掀不起浪。大队（村）里该做什么还做什么。他老人家说几句闲言碎语，犯得上杞人忧天吗？但是，林庆武确实被抓了，被判刑了，而且是二十年的重刑，被送到溪口中队劳改来了。
我是在“九·；一三”林彪案件爆发后才认识他的。一个很慈善、很可亲、说话都不会大声的老人。政治犯归队时，他来到我们一分队。干部安排他放养蛋鸭。后来蛋鸭改由“皇帝”包养了（反革命集团的首要，自称“皇帝”）。他改行放牛，与苏世树一起。每当遇上天阴下雨，或者牛群走散，他迟迟回来。我都将他的饭菜取来，用薄膜包起来，保温在被窝里。遇上他偶感风寒，身体不适，我都帮他打热水、递开水，请医给药。家里来信了，我给他念，回信帮他写。在他来说，我是他监房生活中不可忽缺的朋友；对我来说，不过是做了一件晚辈对长辈该做的事。
林庆武什么时候能平反释放，成了我们大家共同关心的事情。但这个希望，现在还很渺茫。
6
1978年，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再三要求下，邓小平同志再次复出，并很快主持了中央的工作。
接下来，我们在报纸上不断看到有关平反冤假错案的报道。那一篇篇让人五内俱焚、催人声泪齐下的报告文学，屡见报刊。象陶铸儿子陶斯亮跪在毛主席的画像前，哭诉说：“毛主席啊！我爸爸跟随你爬雪山、过草地，打江山、平天下，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你于心何忍让他白白被人折磨而死啊？…………”象刘少奇的女儿被逼与恋人分手，下放内蒙古，不得已在内蒙古成家……。这字字血、声声泪的文章，我看了一遍又一遍。与他们相比起来，我所经受的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们看到陆定一和王光美的平反，看到王光美与毛主席前夫人贺子珍同行的照片。陆定一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平平淡淡话，给了人多少安慰。
我们终于看到了祖国的曙光。这曙光不单属于一切自由的人，也属于一切在押的政治犯和刑事犯。
我们看到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他对那些暂时不能理解中央政策的高官，该撤的撤、该换的换。接连不断地撤换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重新刊发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同时，报纸、电台，也报道了许多正确认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实例。中队也组织我们反复学习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