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挂了起来。
和我们同一个小队的，有三个人比较突出。一个是苏世树，他因肺病殃及喉部，不能发声。大家都称他“哑巴”。他进出监房、点名报数时，只要一举手，武装队长就发话了。另一个是戴振芳，说是在厦门哨所观察金门蒋军动向时摔伤了，成了三级残废军人。还有一个是许净峰，他总是独自一人坐在监房门口分菜的桌子旁，想着与众不同的问题。有一天下午出工前，我提早起床来到门口，端一张椅子坐在他的旁边。他突然问我：
“你说，这人造卫星是如何上天的呢？”
我觉得，在如此环境下，他居然还有这种心情，来思考高科技的问题，有点超脱，还是无奈呢？
我说：“科学家以高性能燃料启动火箭，携带人造卫星，当升空速度达到每秒钟七点八公里时，卫星即可环绕地球运转；当速度超过每秒钟十一点四公里时，火箭可以摆脱地球吸引力，向太空飞行。”
许净峰很满意，说：“你真是好记性。谢谢你！”
4
元旦之后，春节前的某一天，早饭后，林指导员进入大号。待全体人犯集合好后，他拿出一份名单，逐个点名出列。二十五个当中，许多是老弱病残者，如苏世树、戴振芳、陈必琅等，也有中青年的，如我、潘洛煤矿来的周迅达、厦门来的陈清发等。林指导员让我们这些人留下，其余的解散。然后通知我们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去小湖。
第二天清晨，每人发给一块半斤面粉制作的大馒头，说是我们的午餐。林指导员再三交代，馒头不许提早吃，否则就要整天挨饿了。
当我们被武装队长押解到小湖农场时，已有一批犯人在干部家属区外的晒谷坪上整装待发。林指导员和小湖农场的宋指导员作了交接，就回大山坪去了。
接下来是宋指导员的临行训话：
“今天，将你们这五十个犯人，送去梁布农场的溪口中队，支援他们。那里刚刚建立，人手不够。本来准备调二监的大型拖拉机运送你们，因为任务繁忙，大型拖拉机来不了了。好在你们都有腿，可以走路，总路程大约二十公里，要走好几个小时。现在正是考验你们的时候。你们当中有个别人，或许会借着这个机会脚底抹油，但我警告你们：真有这种思想的，请你收起来，给我老老实实地走到溪口去。如不听话，就地正法。我们武装队长的子弹，可比你们的双腿跑得快！”
大家默默地听着，没有人作评论。宋指导员继续说：
“出发！队伍一个紧跟一个，中间不许拉下空档。”
队伍就这样出发了。不走小路，专走大道。经过村庄的时候，这个少见的队伍，引来男人们的猜想，女人们的私议。在当时车流稀少的情况下，我们这支队伍，就象前线溃退下来的残兵败将，没有一点生气。即使干部、武装不太计较我们的谈话了，也没有什么可谈的话题。队伍就这样有气无力地流动着象沙漠里即将断流的季节性河流。经过五个多小时的跋涉，日头近午了，队长看看大家都走不动了，让我们原地休息。
人们纷纷拿出馒头，大吃大嚼起来。这时，周迅达摸遍他那身蓝色中山装的所有口袋，也找不到馒头的踪影。丢了，不会吧！
周迅达，四十二岁，因为不堪忍受高音喇叭的骚挠，趁中午时刻冲进造反派的广播室，破坏线路，使广播停止两个多小时。福建生产建设兵团十七团判处他有期徒刑八年。他平时很少跟人说话，也不跟人搭伴合群，到我们问多了，才透露出些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人到中年日当午，馒头被偷了，怎么过？还是戴振芳伸出援手，将自己的一份掰一半给他。他不接。戴振芳说：“你就拿着吧！你都知道，我平时的饭量很小的。”
周迅达终于接下，无望地望着远处，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既象在品尝一种美味，舍不得太快咽下，又象在品尝这世间的人情冷暖。
我们大家都怀疑，这偷鸡摸狗的苟当，一定是陈清发干的。他平时分得蕃薯，都舍不得吃，先到其他监房拾取人家丢弃的蕃薯皮，将肚子填饱，到下午临上工前，再吃自己的一份。我们觉着，凭他的肚子，一定是将自己的一份馒头早早吃了，现在正在吃的，是周迅达的。果然不出所料，经翁俊浪一吓唬，他就不打自招了。
连江琅口的施必琅，五十多岁，是我们中的老者，弯背弓腰，体质很弱。队伍出发时，他还挑着一只轻薄的小木箱。到了翻山过岭时，吃不消了，拿出馒头来收买年轻人，想雇人将他的行李挑到目的地。虽然馒头十分诱惑，但大家都很疲乏，目的地还有多远，还要走多少时间，都是个未知数。谁也不敢答应。还是我答应了，但并没有收取他的馒头。因为我几乎没有行李，在他扔掉一些瓶瓶罐罐之后，我挑起他的行李，一直到了溪口。他对我很感激。
在我眼里，施必琅是个了不起的速算家。小队里登记购买日用品，都要预先造册，将每个人所需的用品的名称、数量、价格注明，统计好。物件的单价由大伙房提供。在作统计报表时，其他小队有旧算盘可以利用，我们没有，全靠施必琅的口算。统计时，小队长每念第二个数字时，他随口就说出两数之和，其速度之快不比算盘逊色。
当时，每个犯人每月的伙食费是七元五角，零用钱一元五角，作什么都要精打细算。若要买一只面盆，就要积攒好几个月。
队伍行进的速度之慢，超乎预料之外。当下午三四点钟时，我们才到达建阳城关。大街上不是我们休息的去处。大家的肚子都饿极了。有几个犯人要求干部给我们买一些干粮分给大家。干部说，你们当中，有的人在干部这里存有现金和粮票，有的没有，怎么办？几个犯人说，我们愿意多出，买回来大家一起分享。但干部不同意。干部、队长催我们继续往前走，出了城区，才让我们在路边停下来休息。武装队长掏出在城关买来的点心，当着我们的面津津有味地吞食起来，谗得我们直流口水。
从大山坪、小湖到城关，至多走了三分之二的路程。从城关到溪口，还有七八公里。当我们拖着疲惫麻木的双腿，磨磨蹭蹭到达周墩渡口时，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了。我们索性躺倒在石砌的斜坡上，尽量地放松四肢，任凭武装队长怎样用脚踢，用枪托推，也不愿意起来。还是宋指导员够耐心，善言相劝：
“走吧！不远了。再往前走一个拐弯就到了。顶多二里路。大号里的晚饭早准备好了，每人半斤米饭，比你们平时的定量多得多。是我吩咐他们给加量的。你们不走，也吃不到饭，也休息不了。还是慢慢走吧，走一步少一步。”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只好懒洋洋地起来，继续磨吧！其实，这时候已经不知道什么叫饿了。真想躺下睡个美美的觉，即使这一觉睡下去，再也醒不过来，也是美满极了。
我们的队伍继续磨，十五分钟的路程，又走了两个多小时。九点半，终于在大号围墙外的大门口清点了人数。一个不少，如数收监。分管干部进来，为我们安排了早已腾出的房间。我们把行李放下，也不掸衣，也不洗脸，到伙房领取饭菜，狼吞虎咽起来。
第二天休息一天，整理内务，也让我们调整一下昨天的疲劳。
5
溪口中队分成三个分队：两个水田分队，一个旱地分队。每个分队25人左右，加上伙房、水磨房、砍柴、挑运等闲杂人员，总共一百多号犯人。各分队都有放牛、养猪人员，所积肥料归各分队自己施用。
我们这50个人，一半在溪口，一半去梁布。在还没分到水田分队之前，继续由武装队长带班。让我们参加“农业学大寨”的改田运动。
改田运动是这样的：即将山垅里顺地形构成的不规则梯田，按整齐划一、扩大上下层落差的办法，深挖归堆，整成方块形。再扩大两边的道路、加深排水沟，平整田面，使其便于田间操作和管理。改田的结果既有利、也有弊。利的是：方便土地测量，分配每日工作量、计算单产、施肥、施药量等；弊的是：深挖的结果，造成每块地的后半部分，多挖到粘土层或砂砾层，土层贫瘠，稻秧生长困难，前半部分，则地质太软，水位太深，多在人的腰部以上，难以操作。造成总量的减产。
改田运动是借着冬种以后的农闲时间开展的。此后每年都是如此。经过几年的改造，大山垅、小山垅、大直垅、小直垅，都变成一块块平整的水田。
改田的时候，借用了一个老犯的锄头，很好用。它的把是结实的小杉木做的，很轻巧。他教我如何选择锄柄。我遵照他的意思，从树墩上蘖生出来的小杉木丛中砍伐了一根，准备收工回去加工。被带班的武装队长喝住，说我乱砍滥伐，要我回去写检查，下午交给他。我哭笑不得，只得这样写道：
检 查
案犯胡振铎，因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不重视改造，拈轻怕重，砍伐小杉木一棵，用以制作锄头柄。逃避劳动改造，今后保证不再重犯。
检查人：胡振铎
1971年2月15日
1971年春耕生产开始，带班队分散到各分队去，我也去了水田队。
刚到建阳劳动改造的那一段时间，政治空气特别紧张。对犯人的看待也非同一般。虽然只有一年多时间，但心情压抑，忧愁苦恼时时伴随，真是度日如年。我曾经给妻子写过两封信，都没有回音。想起我们夫妻相依相随，“合穿一条裤子”时的情景，不免有些感慨。难道真的如俗话所说的“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到时各自飞”了吗？我心里始终不相信。
妻子和女儿是我唯一的精神支柱。我时时盼望着能和她们早日见面，温馨在家里。我打算再给妻子的山东老家写一封信，告诉岳父岳母我已经调来溪口。同时也给福州的舅父舅母去信，简单告诉他们我一年来的情况。
过了很长时间，山东来了回信。内容简要如下：
振铎：
你的来信，我们都收到了。之所以没有给你回信，是怕你伤心。现在事已至此，也不能不告诉你：金春娘儿俩已上东北去了。那地方很好，水土养育人。你就不必为她们操心了。你自己保重吧！
徐培启
1972年5月
这封信对我无疑是一颗重磅炸弹。它在干部手里呆了近十天，才交给我。我唯一的精神支柱，难道就这样垮了？不会吧！信里面根本没有提及跟我离婚的事。只要没有离婚，见面的机会还是有的。此后我在梦中，常常与她们母女见面。
劳改农场也划入生产建设兵团编制。从革命到生产，几乎都由一些不识农务的人决策。水稻开始推广“密植高产”计划。溪口中队的大洋坪是最好的农田，当然不能例外。密植的标准是5×；5，5×；4，甚至5×；3。就是说行距五寸，株距五寸、四寸，甚至三寸。这样计算起来，比原来的6×；7行株距多插了30％的秧苗，收成自然也要增加三成。这种计算方法，让老农出身的曾中队长想不通。因为大洋坪在大号门外、必经公路的旁边，特别显眼，无法变通。到了山垅田，中队长就让我们按原来的标准6×；7，甚至7×；7扦插。结果，收割时大洋坪因为阳光不足、水温过高、空气不流通，普遍减产。山垅田稳产。
1973年八九月间，监房里的广播拆除了，每间号房一份的《福建日报》也不发了。大号里处在政治新闻的真空阶段。
监房里借着国庆节的名义，在9月30日那天上午停工查号。各分队犯人都到大号内的空地上排成纵队，并将自己的行李及所有物件，放在自己的脚边等待检查。这次查号没有发现什么违规的东西，只有一个犯人带来的《毛主席语录》被刘副指导员收起，撕去其中以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就这样草草收场。接下来，大家整理内务，打扫环境卫生。下午照常出工。
国庆节以后是稻田的中耕除草、施肥阶段。新来的带班小队中，有一个长乐籍案犯企图翻山逃跑，被武装队长开枪击中当场死亡，尸体就埋在附近的山上。
如果把劳改队比作军营，那么“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句话也适应这里。每个犯人都有一定的刑期，经常有人刑满释放；又经常有新的犯人押送进来。因此对社会上发生的大事小事，都能探听得到。从新来的犯人口中，我们很快得知毛主席的当然接班人林彪出事了。九月十三日仓皇叛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不久，劳改队又进行了改制，撤销福建生产建设兵团，归正规部队看管。新调来一位穿军装的王指导员，刘副指导员调走。水田分队进行了改组，政治犯归一分队；刑事犯归二分队。
王指导员，浙江人，40岁左右年纪，至多一米六的身高。不胖，但很和蔼，说话以理服人，从不加重语气。
一天晚上，犯人学习时间，他进来巡号。刚到我们一号房，学习小组长陈彪笑着问他：
“王指导员，我有一个不太明白的问题，想请教你。不知道行不行？”
“什么问题？你说吧！”
“是这样，为什么同样是管教干部，有的喜欢打人，有的却不会。好比你，就不喜欢打人。”陈彪推推鼻梁上的深度眼镜，双眼紧紧盯着王指导员的脸，仿佛想从他的脸上看出答案。
王指导员的答复很客观，让我牢记心怀。他说：
“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原则，它只有一个标准。它可能因为学习、运用的人不同，执行起来也会有所偏差。但你不能因此否定它的正确性。即使个别人在执行过程中有过失，也只不过是人民内部矛盾。而对你们则不同。所以，你们应该有自知之明，尽量去回避他。你不去招他惹他，就不致于受皮肉之苦了。你说是吗？”
“太对了！”陈彪说。
陈彪在第二年“双抢”时逃跑了。后来听说被抓，关在闽侯的白沙。再后来从围墙上跳下，摔死了。没有人能够证明。
6
陈必琅也因不堪劳累，半夜起身，吊死在厕所里。
黄土清水农场撤销了，三个管教干部调来溪口。一个担任指导员，接替王指导员的工作。廖干事担任一分队管教。
王指导员调走之前的一个休息日，到监房里来找我。他把我叫到围墙边，对我说：
“我想请你帮忙一件事……”
我有点受宠若惊了，赶紧说：“什么事，你尽管说。”
“不，今天是你的休息日，而我又是私人的事。所以要征求你的意见。”
“不管公事私事，你就说吧！”
“我在二监木工房定做了两只楠木箱，刚上好油漆，想请你帮忙取回来。行吗？”
“行！我得找保管员取钥匙，到工具房准备板车和绳子。”
“去吧！我等你。“
我向南平夏道的陈殷盛要了钥匙，到工具房准备了板车，却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绳子。我又返回大号问陈殷盛。他说绳子被姓丁的武装队长借走了。我找到武装队长的宿舍，姓丁的不在。我通过别的队长，收回绳子，就跟王指导员一起上路了。
从溪口到建阳城关七八公里，再从城关到省二监三四公里。王指导员一路与我同行，询问我个人的情况，问得很详细。
两只空箱子，没有多少重量。但为了防止磕碰受损，在上绳子的部位，都用厚厚的旧报纸垫上。返回城关，王指导员让我等等他。他去买了一只籽瓜来，和我分享解渴。我一路上都十分小心。到了周垱渡口，又招呼我停下休息。他掏出不知什么时候买的肉包子，分两个给我，让我加添力气。快到大号时，他让我停下来，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我就要调走了。以后谁来当你们的指导员，我不知道。但我看出来了，你是一个不错的人。你放心，好好干，政府不会亏待你的。”
果然不久，他调走了。他是劳改农场唯一带军衔的指导员。
我把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