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出了一件事：那天一大早，老韩家的从房间里跑出来，顺着斜坡下到小溪边，坐在洗衣石板上，双脚泡进水洼里，上下扑腾，溅起一串串水花，嘴里大喊大叫：
“我要死了，我不活了。我要跳河了！”
人们好奇地披衣出门，看她就在食堂边上的水洼里捣动双脚，那浅浅的流水，就是整个人躺下去，也淹不死人。娘们儿、媳妇报以嘻笑，仍旧回房去了。老韩则站在平房边、公路护坡的高处，大声咋呼：
“让她跳。跳啊！怎么不跳啊？淹死了才好呢！”
这场大姑娘清晨跳河的短剧，在人们未正式起床之前，收不到预期的效果，草草收场了。
我们工地一直往正地延伸，从三工区我们的住处到新的路段，有五公里。我们不再盖工棚、不再搬家，开始实行每天一班制。中午派人去食堂挑饭，这活儿一般都是我担当。每个人都有自己饭盒的编号，我必须用纸张记下来。如果忘了带纸张，就摘一片芋头叶子，掐根短木棒，在叶子上划字。
在这段工地还有一段插曲，就是安徽的大龄青年杨富贵，三十六岁还未娶妻。大姑嫲嫲被他央求不过，从山东给他介绍一个对象，二十六岁，为他们操办了喜事。因为小王出门在外，会和山东老乡问好请安，杨富贵疑心重重，甚至请假在家里守护妻子。发现妻子与老乡说过话，立即将小王拉进房里，要她脱下裤子给他检查，是否有别的男人留下的印记。这对夫妻闹了几个月，终于不欢而散。听说小王回山东后，忧郁难耐，加上心脏病，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8
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金春因为担惊受怕，回山东老家去了。
正地工地结束以后，我们三班28人先行搬到高桥杉口去。暂时住在农民家里。每天上山砍伐毛竹、杉木。搭盖工棚。为后续班组打前站。
三个多月后，我实在忍不住寂寞，一封又一封信地催她回来。1969年8月2日，已经担任杉口伐木场副场长的她二叔让人捎信来，说金春领着孩子回来了。我从村子里赶出去接她。到村子的第二天，就分娩了。大约是一路的火车、汽车，长途劳顿所致吧。刚出生的是个男孩，房东老婆婆接的生。也许是生锈的剪刀没处理好，得了破伤风，牙关紧咬，手脚发颤。我们在老百姓家里也没有主张。
过两天，我们在村头风水树对面河边的工棚盖好了。为了减少对村民的叨扰，我们一个班先搬离村庄，到新工棚住。新生儿也带过来。当时只有我们一个班在这里，没有随队的医生。我们俩都年轻，不知道该怎么办，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抽风六天，就死去了。安徽的吴华有帮忙，用一只新土箕装着，到后山上找个地方埋了。一条小小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
过了几天，我们正在农民的晒谷场上集中，准备上工。一只下山到溪边饮水的山麂，被山上放羊的小孩一轰，竟越过溪流，闯到晒谷场来。晒谷场的四周有竹篱笆围着，我们一群人分开围堵，老百姓见了也来参加。山麂一跳一蹦，想跳出篱笆，没有成功。它突然钻进一个农民的胯下，没逮着，被我们工人逮住了。农民说，他们也出了力，该分一份给他们。我们不会宰杀，请农民中会宰杀的将山麂杀白了，分半胴给他们，让村民们分享。我们的半胴，由炊事员老梁烹煮了一大锅，每个人都分得一小碗，味道香嫩极了。俗话说的一点也不错：山里好吃麂、鹿、獐；海里好吃鱼翅、马鲛、鲳。
大队长老王（现在称村长）只生一个女儿，二十八岁了还未出嫁。一是因为相貌一般般，二是他们要招上门女婿，还没找到适合的。这一天，老王大办宴席，请村里、村外的亲朋好友，为女儿举行隆重的婚礼，把我们全班组都请去。我们每人都包了五元的红包作为贺礼。在酒席未开始之前，自然是闯新房。老王女儿的新房在当时确实十分气派，真是应有尽有。在楼下正厅，收礼包的桌子上，摆着一张四开的大红纸，密密麻麻地写了许多毛笔小楷字。原来那是男女双方签订的合约。
合约规定：男×；×；×；自愿入贅王家为婿，婚后若生育若干子女，当依长次划分归属。即女方为长，男方为次。比如生得两男两女，即第一男（长男）依女姓，姓王；第二男（次男）依男姓，姓方。女儿亦是。若生得多男多女，亦依此类推。为免除日后纠纷，特立合约为据。…………
当时还没有强调计划生育，但如此滑稽的文笔也只有乡村的老学究写得出来。赴一次宴，长一回见识。
新盖了三座大工棚及医务室和伙房。接着，大队人马陆续搬过来了。此时基建队已相应缩编，原来在伐木场的，大部分到新建的伐木场去，愿意留在基建队的，可以留下。去的人多是图个吃住稳定，基建队则要时常流动，搬来搬去。
我们靠溪边的这一座草棚，隔成几个单间，每一间住一户，小伙房则在各自房间外面的空地自行搭盖。我和印尼归侨肖医生合盖一间，当中隔开。三餐做饭菜，可以互相串门。这天清晨，肖医生用煤油炉煮了一碗兴化粉，隔着竹编的墙壁招呼我女儿。我们穿好衣裳，抱着女儿到她的房间去。肖医生弄只精巧的小碗，拨出一些兴化粉，对华儿说：
“华华，叫一声阿姨，这米粉就归你了。”
华儿并不理睬，也不叫。肖医生试了几次，华儿根本不感兴趣。肖医生只好委曲求全：
“好了，好了。你也不用喊我阿姨了。兴化粉还是给你吧！”说着就把碗递给华儿，华儿还是不接。
金春说：“肖阿姨才煮这么一点米粉，华华就不吃了。要不然阿姨就不够吃了。”
“我三餐都吃得很少的。你看，”她取出一只很小的饭盒，“我吃米饭，只蒸一两米，有时候还吃不完呢！今天实在是煮得太多了。不给华华吃，也是浪费了。”
金春接过米粉，对华儿说：“华儿吃吧！阿姨给你的。说谢谢阿姨。”
华儿不说。肖医生说：“算了，算了。别难为她了。”
刚抱着孩子走到门口，华儿突然回转身来，对肖医生说：
“谢谢肖阿姨！”喜得肖医生追出门来，抱着华儿的脸，狠狠地亲了一口：
“华儿真乖！”
9
过了1970年的元旦，全县的林业系统进行大改编，把伐木场、林场、贮木场改编为营，基建队改为连，班组为排，统统纳入福建生产建设兵团编制。沙县林业局称为24团。团部就设在林业局内。
遵照上头的指示，全团上下都开垦荒山，似乎就要发生什么重大变故。我们杉口附近的山头几乎象理光头似的开了个遍。元旦也不放假，人人上山开荒。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几头牛，让铁匠老陈打造了牛鼻栓。那天中午，我们正在休息，两个人就在我们家门外，将牛鼻栓弄得叮噹作响。金春心慌地说：
“莫不是来人捉拿你了？你听，是不是手铐的响声？”
“不会吧？”
“我出去看看？”
我默许了。一会儿金春回来，和衣上床：
“是牛鼻栓。吓了我一跳。”
那天中午，金春要包水饺，到伙房老梁那里分了一些肉和韭菜，把放在食堂的空饭盒也取回来。她一个人在家里忙着。收午工的时候，我路过伙房，被老梁叫住：
“小胡，你还蒸了一盒饭呢！”
“没有呀！我们中午包饺子呀。”
“你自己看看，这174号的饭盒是你的吧？”
“还真是的。谁送来的？”
“你女儿。”
“这丫头。晚上只好炒饭吃了。”
我刚刚到家，金春就问我：“怎么没跟华儿一起回来？”
“没见着她呀！”
“我让她去找你啦！”
我刚刚出去，孩子回家了。我没找着，又回过来，却听见孩子对她妈说：
“妈妈，爸爸不见啦！”
“胡扯，爸爸不是在你背后吗？”
华儿转过身来，高兴地抱住我的双腿，我把她抱起来，亲她：
“你去找爸爸啦？”
“嗯。”
“没找着，是吗？”
“嗯。”
“爸爸和你走岔路啦！爸爸永远和华华在一起，是吧？”
“是的。我要永远和爸爸在一起。我爱爸爸！”
毛主席说：“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我们这些被批斗过的，都列入另类。有的隔离，有的扣发工资，每人每月只给十五元生活费，带家属的，每个家属每月七元。我也被隔离，白天可以一家人过，晚上要和妻子分开住。我被指令到另一坐空房里过夜。安徽的小三子是基干民兵，那一晚是他值班。晚饭后，他到我的房间门口。对我们说：
“小胡，你听好了。今晚是我值班。你可要老老实实地到你该去的地方去过夜，不要影响我们贫下中农的小徐休息。否则，我对你不客气！”他说完，围着整个工区绕了一圈，最后又到我们门前，再大声地交代一句：“记住了？”然后小声，“我睡觉去了。”
我知道，小三子的言外之音是：“放心在一起睡吧！我不会再查班了。”
那一晚我们确实睡得放心，整座大棚只住我们夫妻俩。其他人都因为编制改变，搬走了。待华儿睡着之后，我跟妻子着着实实地风了一把，结婚三年多来，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看到妻子进入高潮的状况。
1970年5月28日。清晨。杉口伐木场来了三四个人，到基建队通知大家停工，集合整队到场部（即营部）开会。其中一个来到我家。为了不打草惊蛇，轻描淡写地告诉金春，让我也去参加。
我和大家一起到了场部，即被两个民兵挟持到一间小伙房去，并看守着。不久，金春抱着孩子，哭哭啼啼地赶来，她二婶把她接进屋。
一会儿，大会开始。看守我的将我押解到会场。平时和我还算要好的山东人崔俊法上台发言。当然不是他写的稿子。他那点不到小学毕业的文化，是写不出这种发言稿的。接着是喊口号：
“打倒刘少奇孝子贤孙胡振铎！”
“打倒现行反革命胡振铎！”
“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会议结束，我被戴上手铐，送到场门口等在哪里的木材车旁。车上已经有不少搭便车进城的男女。我戴着手铐上不了车，二叔进前托起我的臀部，帮助我上了车。有人给我送上一床棉被和一网兜衣物。二婶抱着最小的妻妹，身边跟着两个大的，目送我上车。她低声问丈夫：
“怎么会这样呢？多好的孩子！”
金春母女被人拦住了，没有到车跟前来。我被直接送进沙县看守所，被作为重刑犯，和一个自称曾经担任过伪江苏省苏州检察署文书的、六十多岁的老头关在一起。这是1号房。从此，所长他们不再呼唤我的名字，而是叫我“3号”。
接下来，请看第十章《老林深山》。
第十章老林深山
胡振铎经历了艰难的磨练，生活水平低下，饥寒交困。在调动时，步行三十多公里，疲惫不堪，一步一挨，整整走了二十个钟头。
1993年林彪自我爆炸后，周总理代表毛主席视察了北京监狱，发现犯人受到不人道待遇，向犯人宣布：“今后，遇有类似问题，允许你们控告！”农场的犯人待遇得到很大的改善。这里有许多干部在明里暗里人情味对待犯人的故事……
1975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开始着手整顿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准备平反冤假错案……1976年，一阵“反击右倾翻案风”，又把邓小平压下去。初现的曙光又灭了
1
非常时期出非常事件。福建生产建设兵团二十四团接管了沙县党政大权。随后，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局都被撤销。其人员“顺者昌，逆者亡”，一部分留用，一部分干部被下放到潘洛煤矿，下井挖煤。
六月初的一天，早饭后，看守所老所长掏出腰间的钥匙来到我的号子前，呼叫：“三号”，我答应一声：“到！”随即来到门边。门打开了。所长说：“出来！”
我跟随所长来到门厅。这是旧庙改造的看守所。我所说的“门厅”，也就是过去的“正堂”。两个戴红袖箍的民兵已经候在那里。其中一个取出一根棕麻夹编的绳子，将我五花大绑起来，并将我推出门外，押送到体育场。
体育场的舞台坐西向东，和不远处围墙外的铁轨走向相同。时不时有列车经过，预备进站拉响的汽笛声随时可闻。
舞台下人头攒拥、黑压压一片。是由全县各部门、各单位、各公社、大队、生产队被指令选派，前来参加“万人公审”大会的。妻子金春是否也抱着孩子夹在里面，不得而知。也许她们正在不远的哪个角落盯着我呢！
晴空万里，赤日炎炎。多日不见天日，在眩目的烈日下，再家绳子的紧勒，双臂血脉不通，脑部缺氧，眼前渐渐由红转昏，由昏转黑，“轰”然一声，我倒下了。倒在舞台的南角。我们十几个罪犯正在这里等候。等候台上团政治处大官讲话结束，然后好将我们押到观众前面、舞台下。由学校课桌拼接起来的犯人席上。只听见耳边有人呼喊：
“不好了！快松松绳子，不然要出人命的。”
但押解我的民兵似乎并不着急。他还在向当官的请示，听到断然的答复：“松开！”然后才将绳子松了。一股血流直达大脑，然后流遍全身。我的眼睛才慢慢睁开。
和我一同押上审判席的有十五个人。一多部分是和我一样的“现行反革命”，其余的是各种刑事犯。
会场上人声嘈杂。我的耳朵嗡嗡作响，什么话也听不进去。只有这几句听清了。那就是：
“福建生产建设兵团二十四团政治处，依据有关规定，判处现行反革命分子胡振铎有期徒刑十五年……”
审判结束，罪犯先被押出会场。我仍被送回看守所1号监房。
几天以后，我再次被老所长唤出来，从门厅一角的办公桌里取出二元钱交给我，并让我在一份登记册上签字。说这是我妻子和一个姑娘一起送来的。这二元钱，就是我入狱之后的第一份零用钱。我猜想，那个与妻子同来的姑娘，一定是大娘家的侄女儿。
我被民兵押上中型吉普。三张会议椅子靠车边和驾驶座的后背摆着。车上已经有四个同行的，都不认识。我入座后，两名民兵坐在敞开的车后门口，看守着我们。
中型吉普拐一个弯，经府西路口上了水南大桥。在宽阔的桥面上，不时有步行和骑自行车而过的行人，回首张望我们。当一个骑车的年青姑娘，回首以疑惑的目光张望我们时，正好与我四目相对。我心里说：
“别神气，十五年以后，我们再见面时，你已经是一个老太太了。”
中型吉普开到南平地界，早已过了晚饭的时间。几个民兵轮流下车进餐，把我们留在车上。有个民兵说，给他们捎带点吃的吧！另一个说，你给报销啊！就没了下文。
我们一路忍饥挨饿，好不容易到了“犯人之家”——看守所。他们将我们关进南平看守所，却告诉我们：“再忍忍吧！开饭时间早已过了，等明天早上给你们开双份。”
他们几个都出去逛街了，把我们扔在象动物园关野兽一样的笼子里。监房的两面靠墙，另两面是杉木柱子间隔的栅栏。苍蝇、蚊子可以自由出入。我们筋疲力尽、东倒西歪地躺在地上，没有被帐，好在是夏天，冻不着。对面号子的犯人向我们打手势，意思是问我们犯了什么进来的。老张用手掌在头顶压一压，意思是：我们都是反革命。不知道对方是否能明白我们的暗示。
其实，我们一行并不都是反革命。五个人的罪名都不相同。
一、老张：捕前是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四十五六岁。此前为林业车队司机、班长。1959年物资紧张时期，开车到浙江运草席，中途被他偷卖了二十多床，回来谎报遭劫。没有人证物证。这次在县领导班子的“斗私批修”中，为了“放下包袱、继续革命”，主动坦白交代。此案经过审查，无人能够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