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理，有道理。”他转向金春，“金春，你说要俺给你办事，快说，办什么事？”
“结婚登记。”
“结婚登记，和谁登记？”
“你没看见吗？”
“看见什么啦？你的男朋友在哪儿？”
“好你个小高，你拿姑奶奶寻开心啊！快给登记！”
“你是说和这个福建朋友登记啊？”
“怎么啦，不行吗？”
“行是行。他愿意吗？”
“不愿意，他万把里路特地赶来看你呀？”
“你早没说好。你一来就该对俺说：‘小高，俺带了福建小伙子来，要和他登记结婚，你给办办手续，’这样一来，事情就明白多了。”
“你有完没完？快写！”
“俺还没提醒你呢！眼下是‘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年代，你向他要了多少彩礼？”
“你问他。一分也没要。”
“没要就好。要是让公社知道你要了彩礼，招呼一班红卫兵到你家去，把你大、你娘连同你，抓出来游街！”
“不用你担心。俺自己明白。”
文书小高没再说什么，从抽屉里取出两张象奖状一样大小的结婚证书，问清我们俩人的姓名，用毛笔往上面写，可是纸上老是不吃墨。我看他着急的样子，向他要了一张干净的薄纸，揉成团，在该写字的空档狠劲擦了擦，让文书再写，竟然写上了。
“看来你挺有经验的。”文书说。
“我写过奖状一类的东西。
“难怪。”
我们交了四角钱，作为购买登记证的费用。向文书道了谢，回村去了。
回到家里，我们为金春的一身衣裳犯愁了。
在“革命”的年代，又遇着农忙时节，任何事情都要加上“以革命的名义”，所以满村子找不到一个裁缝，为金春制做这一身衣裳。最后，我们只好请一位认识的会裁剪的大嫂，抽空把布料剪了，到供销社买来针线，在炕上和金春俩人，一针一线地缝起来。
6
时间过得真快，一个星期过去了。我没有请太长的假期，当时的情况也不允许。我准备返回福建，说好等到明年，再来看望岳父、岳母，迎娶妻子。我总算有个自己的家了，到明年，我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享受探亲假了。虽然我们是登记结婚了，但并没有办宴席，也没有圆房，因为条件不允许。自从我来了之后，两个大女儿每晚都到她们的姑父家过夜。我和金春只有白天在一起，虽然岳父母也曾借口出门，给我们留下相聚的机会，但谁知道他们出去多久会回来？
我收拾简单的行李，出门了。把带来的棉被留给他们。当我快到马路边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急急忙忙地赶上来了。或许他们心有顾忌：女儿既已许给人了，却没有圆房，这算什么事呢？万一煮在锅里的鸭子又活过来，飞了，岂不前功尽弃？他们将女儿送到村口。
没有人来相送，她姑父母也没来。全村的人都下地去了。只有她的母亲和兄弟，她父亲和妹妹也下地了。
从五莲方向开来的公共汽车到了。看着我们小两口上了车。岳母流泪了。毕竟女儿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离开父母。她哽咽着说：
“路上当心，到家了就来信！”这是当时最珍贵的嘱咐，因为电话还未普及，十天半月地能得到亲友的消息，就是最大的快乐了。汽车到高密转上火车，挤挤挨挨地好不容易才到济南。已经晚间九点多了。
下了车，分不清东西南北。好在济南的街道是经三纬四尽是直线，我领着妻子一路信步走去，遇到交叉路口，认好标记。我们到一家面点馆，要了两份卤面。谁知那口味太差，好不容易才将它吃完。
我们又过了两条横街，在较偏僻的地方找到一家旅社，每床五元，一个单间两张床，十元，这在当时是比较高的消费了。我们拿出证明登记住下，新婚之夜才算开始。
起初，我们一人一张床，可是谁能忍受打了二十几年的光棍日子？我抱起被子就上了金春的床。两床被子，一床铺的，一床盖的，我就往她的身上摩挲，寻找目标，可是怎么也找不着。我问：
“哎，在哪儿哪？”
“俺哪知道？”
“在你身上的口子，你能不知道？”
“俺也不清楚。你自个儿找吧！”
真浑哪！找了半宿，最终还是没找到。
第二天清晨，掀开被子，发现污迹，但没有血迹。我连忙将被子盖上，扬长而去。谁叫它让我们睡一张床，出两个床位的钱呢？这十块钱，让他们洗被褥去！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第九章《非常时期》。
第九章非常时期
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深入”，人们都在浑浑噩噩之中。各种人物粉墨登场。胡振铎好胜争强，被当作“出头鸟”批斗，各种不实之词蜂拥而至，什么电台，代号，怎样与台湾敌特机关联系……，不一而足。在去福州查病时，被从火车站拦截揪回……
非常时期出非常事件：沙县林业系统被改编为“福建生产建设兵团24团”。胡振铎被该团政治处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送往建阳省二监狱所属农场劳动改造。
1
在济南候车有十几个小时。我领着妻子去寻找济南百货公司。寻到纱布柜，看到一匹北京蓝的的确卡，和我的一条裤子色泽相似。我那条裤子是大姑嫲嫲为我抽空做的。现在有这一色的布料，也给金春剪一条，另外又给她买了一件成衣。这样，她就有两身衣裳可以换洗了。
下午上车后，车厢内依然很拥挤。我们是中途转车，没有座位，俩人一路站着挤在厕所边。厕所的门没有开。否则那氨气的臭味就让你受不住了。到了上海，又转车去来舟，这一次没等多久。在从来舟转去沙县时，总算有了座位，但只坐了一个多小时就下车了。
到了沙县，已是小半夜了。
这里也算是我的半个家乡吧！
我们这对新婚夫妻，先到火车站旅社去投宿。熄灯上床，也不觉得旅途劳顿，放心大胆地夫妻恩爱一回，终于让我找到生命之源。除了在济南走漏了部分之外，我几乎将所有的生命能源都释放出来了。接着就酣然入梦。
天，渐渐明亮起来。几天的劳累，一夜之间都荡然无存。真轻松，有妻子真好！
吃了早饭，我们到西门车站搭车。从城关开往夏茂的班车仍然只有一班。车子到白溪口停下。我们向停车的对方，顺着基建队新开的公路前行。因为是林区公路，行人比较稀少。
公路依山傍涧，蜿蜒曲折。山涧深不可测。只听见前方不远处流出的小溪，在那里断流下泻，形成瀑布。水流撞击深涧发出巨大的轰鸣声。瀑布口溅起的层层水雾，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现出缤纷绚丽的色彩。狭谷两岸土地肥沃，各种奇花异草争相竞发，红黄蓝紫白，将谷底遮掩得葱葱笼笼。
我们走到公路的尽头，已是白溪村的村口，未修的部分，依然是山水田相间。翻过一座小山包，就到了我们的新工区。
新工区建在一个山垅里。山垅的深处，依山面田，是已经建好的单层平房，它是将来这一段路的养路工区，现在是我们的指挥部。另外还住几户家属。我们单身汉，则住在垅底开辟出来的平地上，用毛竹、杉木、竹蓬或大茅草搭盖的大工棚里。一个工棚住两个班组。
在我准备去山东之前，刘文学的大女儿受继母刺激，神智不稳定，打算送去闽清精神病院去医治。队部发动大家献爱心，我当时即拿出五十元送给老刘。队部将献款的名单张榜公布，我算是名列前茅的。后来，他女儿病情有所好转，为避免与继母再次发生冲突，被送回山东老家，择婿成家。
班长在工棚的最里角，用竹片为我预先间栅了一个小单间，大约六平方米左右，还用杉木桩作床架，将我的床板铺上，这就是我们的新婚洞房了。
我回到工友们之间，班长发动大家举行了一场简易的欢迎会。其他班组的也来凑热闹。大家一致要求新娘小徐唱一首歌。她就唱起《公社是朵向阳花》。音质还不错，人也不扭怩，毕竟是当过妇女队长的，不怯场。
第一个晚上过夜，在众目睽睽之下，过得我们提心吊胆。天亮后，班长派两个人，用泥浆和稻草，将洞房的三面墙糊得严严实实，小竹门也用浆糊糊上报纸。
上午，我们将换洗的衣物拢好，夫妻俩一起到门外的小溪去。清清的溪水引起她不住地赞叹：真是福建的山水好啊，清亮照人。在溪边洗衣的还有姑娘和媳妇。我把衣物泡进水里，用大的鹅卵石围起来，免得被水流冲走。我让妻子蹲在一旁，给她作洗衣的示范。在对岸的姑娘媳妇多话了，对着妻子喊：
“妹子，你就在溪边看着吧！小胡洗衣可上手了，丝毫不比咱娘们儿差。你就让他洗好了。”
在姑娘媳妇的嘻笑声中，金春也挽起裤脚，下到水里。
“哇！好凉爽啊！怪不得山东人都往福建跑哪！”
早餐吃的是稀饭，吃过之后，我们向食堂领了一个新的钢精饭盒，中午每人四两米饭，菜自由买。开饭的时间到了，我领着金春去食堂打饭菜，以后她可以自己去。俩人将饭菜端回那个小空间来，坐在竹片打造的小桌子前，你看看我，我望望你，吃着的饭菜也特别香。这就是夫妻生活，家庭生活，我打心眼里高喊：“我有自己的家啦！”
到家的第三天，潩洲工地捎来口信，说金春的堂二叔要我们去见见面。我请了两天假，和金春一起去了。二叔住在二工区。到了小溪旁的平房区，问到二叔的住处，过了小桥，见到二婶。二婶很高兴，让我们进屋坐下，一面吩咐人去工地给二叔报信，让他提早回来；一面着手和面，给我们烙油饼。
二叔叫徐培贤，是个工段长，又是共产党员、劳动模范，为人十分随和。
不多久，二叔回来了。他约了两三个要好的来陪客。我们围着炕桌坐下。二婶将切成三角形小块、烙得焦黄松软的油饼端上来了。
山东是孔子的故乡，从来是女眷不上桌陪客。金春就和她的婶子、堂弟妹到隔壁间去。我们几个大男人开始喝白酒。山东人喝的白酒至少45度以上，共用一只口杯，逆时针方向轮着喝。先由二叔打头，一人一口，然后说话、就菜。
二叔说：“今天，我将侄女婿请来这里，由我作东，请哥们一块喝几口酒，拉拉呱。往后小辈有什么事，请大家帮忙照应照应。”
“一定，一定。”
“培贤大哥的事儿，就是咱们的事儿，没得说！”
酒杯轮到我面前，闻着高梁白酒的气味直冲脑门，头都要晕了。我忙说：
“我不会喝酒，更不会喝白酒，请大家原谅。”
二叔忙为我解围：“侄女婿不会喝酒，就不必勉为其难了。来，我们大家喝，侄女婿吃油饼。”并夹了一块饼子送到我面前。我赶忙接了送进嘴里，香脆极了。对比之下，二婶的烙饼技艺，要比大姑嫲嫲胜过一筹。
大家仍然喝酒、拉呱。一会儿各自回家吃午饭。接下来，二婶、金春他们过来了，一起吃午饭。他们只让我吃油饼，自家人还是喝小米粥。
二叔交代我们，夫妻俩要好好团结，交代金春要好好照顾我的生活。
返回时路过大爷、大娘住的工棚，进去坐了半下午，汇报了他们交代的事情办理的情况。吃过晚饭步行去青州火车站，第二天回到白溪工地。
新婚夫妇没少了悄悄话，过了四五天，金春终于将难以启齿的话告诉我。她说：
“你们南方的大米不经饿，一餐四两你吃了没事，我还没到半晌，就饿了。”
我说：“你这个大傻瓜。这吃饭得由各人的肚子来定。你能吃几两，就让食堂给蒸几两，怎么能挨饿呢！”
“不是食堂规定的，每盒只蒸四两吗？”
“没这个规定。不过，咱们可以多买些鱼、肉吃，日子久了，也就不会再饿了。”
从白溪通往黄地的关口，是在我们食堂外不远处的一座小拱涵。我们采用乱石堆拱的方法，不用规则拱石，可以缩短工期近一个月。为了抢时间，打炮炸石的都要挑灯夜战。当我晚上九点多钟收工、到食堂领了一份点心回来，金春正坐在床前纳袜底。房间小，没有椅子，床沿就是唯一的坐处。我从代替碗橱的炸药箱里取出小碗，分一些点心给她。她死活不肯吃。我说：
“你不是说肚子饿吗？你看，食堂老梁特地给咱们多盛的，一大海碗呢，我吃得了吗？还是一起分享吧！”
吃完点心，把嘴一擦。她要去食堂洗碗，我不让。新婚多好啊！碗筷留着明天再处理吧！上床！
嗨！要是老母亲还能健在就好了。看着和和美美的一对小夫妻，她心里该多欣喜呀！
2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其实，早在1965年5月份，毛主席写出第一张大字报——《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开火》（五·；一六大字报）之时，就开始了。一年多来，沙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潩洲伐木场张副场长的大公子张宝增，和沙县一中的几个同学，在沙县县委门口贴出了全县第一张大字报，炮轰县委、县政府。这阵风逐渐蔓延开来，许多司令部、战斗队纷纷揭竿而起。几个经常往县城跑的年轻人，也把这阵风带到我们工地来。不同班组的十几个人凑在一起，成立了“八一战斗队”，由程述田负责出去跟张宝增联络，加入他的“七二五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随后不久，与之相对立的、被我们称为“保皇派”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也挂牌成立。
“七二五指挥部”准备一次大行动，秘密通知大家在1967年元旦这一天，到县委、县政府门口，拦截书记马补留，冲击县委、县政府。林业车队、交通部门车队，都被无偿调用。那一天，两部卡车开到白溪工地，装了我们满满的的两车男男女女。其中当然也有是乘机搭车去县城办理私事的。汽车开到县城火车站旅社门口，大家纷纷下车。我们就把临时指挥所设在二楼，几个头头脑脑就在那里开会。多数人都安排在楼下的大通间里住宿，男女各归一边。有的两个人一张床。旅社不但不收我们的住宿费，还要供应我们的三餐伙食，只要县文革小组出具便条即可。开便条的事由程述田料理。
为了适应这场红色革命风暴，我们可以凭条到百货公司提取整匹的白龙头布，到印染店染成草绿色，再裁制成“军装”，戴上“红卫兵”袖箍，俨然象一个军人！当然，这些费用都是不需要支付的。但我没要求为自己配这种“军装”。
接下来的是“全国大串联”。凭着县文革小组的条子，学生可以自由乘汽车、火车到全国各地去免费旅游，其中也混入不少在职的混混工，借此机会到处白吃白住。文革小组从中央到省、市、县，层层设立。你只要有县一级的条子，即可到市里、省里直到中央，去加盖公章，就成了“全国通行证”。风风光光地潇洒一回。但我却守着新婚的妻子，一步也不挪动。因为她是农村户口，在这里没有粮食供应。再何况她山东老家太穷，需要我经济支援。我必须每天上工挣钱。
元旦清晨，各路英雄陆陆续续聚集县委、县政府门口附近。起初人数不多，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举动。县委马书记正要进入大门，被预伏在一旁的一中学生拦住。张宝增立即拥上，纠缠他，不让他进机关。也不知道突然从哪里冒出来一套扩音设备，张宝增举起话筒就对马书记喊。高音喇叭传出的声音吸引了过往的群众，也将就在附近的“英雄们”招拢来。一时红旗飘扬，口号声此起彼伏，把马书记整得一愣一愣的。大冲击行动向马书记提出诸多问题，马书记频频点头，一一答应。连考虑都不考虑。也许只不过是他的缓兵之计，或许是金蝉脱壳之计。他可能在想：不管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先把这帮孩子打发了再说。
元旦大冲击解散后，我们回到火车站旅社。大家想借此机会，到家属区去煽风点火，并一致公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