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按原来的地址、工厂、车间，给她写了信。没几天，就收到她的回信。
回信说：我家里有个哥哥，但在这远离家乡的外地，你比我的亲哥哥更疼我。我只是担心，你当时犯下的事，是不是还有人在乎你、计较你……
手里捧着带着她恋恋眷情的书信，我认认真真地看了好几遍。我将信中的错别字作了批改。在给她回信时，将她的原件附回。她再次来信，对我表示感谢，感谢我指出她信中的缺欠。
我曾经想到福州去，约会她，彼此来一番彻底地交心，但没有如愿。我只能默默地祝福她，配给她一个如意郎君，让她在平静中度过一生。
过几天就是端午节了。我选定其间的一个星期日，从青州乘火车去沙县县城。在新华书店没找到合适的书，准备下一个周日再来。我刚走到火车站临近的林业职工家属区附近，遇上小妖怪。他已经旷工两三天了，也准备返回青州。
“振铎，你什么时候来的？”
“早上。”
“现在就回去吗？”
“打算回去。”
“才中午呢，慌什么！下午还有一次列车，我们一起走。”
“好是好，可是现在去哪里呢？”
“你没去过林业家属区吧？”
“我们又没有家属，去哪里干什么？”
“你就不想进去逛逛？”
“逛什么逛，里面都是妇女、姑娘，多不方便。”
“你知道张书记的家在哪里吗？”妖怪诡諊地说。
“我怎么会知道？”
“你不想去看看他的大女儿？”
“你，你怎么知道我想去？”
“这不是明摆的吗，你今天出来做什么？”
“没做什么。”
“买书是不是？”
真是别人肚子里的一条蛔虫，什么事他都知道。
“不要再犹豫了。今天张书记不在家。家里只有她的母亲和弟弟、妹妹。我领你去见见未来的丈母娘，怎么样？”
我半推半就地被小妖怪领到簇琴的家门口。未到门口，妖怪就大声嚷嚷起来：
“小张，小张在家吗？”
簇琴探出头来，爽朗而热情地：
“谁呀？小妖怪，你来干什么？”
“不干什么。有人不识路，我把他领来了。”小萧总是一副玩世不恭的神态，
开口、闭口都嘻嘻哈哈。
簇琴和我四目对视了一会儿。她母亲也从里间出来了：
“谁呀，簇琴？”
“没谁，同伴。”
簇琴没等她母亲插话，先声夺人：
“这位是我们文化课的胡老师。进来吧！进来坐坐。”她有意不提小萧，把他晾在一边。
她母亲指着小萧：“这位是——”
“小萧，我们一个工地的。”对小萧的介绍，说得是那么地轻描淡写。
“都进来坐坐吧！”母亲给我们让座，多半只是出于礼节。
我们进了她家的客厅，也是饭厅，在方桌前的椅子上坐下。簇琴立即转身去后面的厨房，取出糯米粽子，放在我的面前，说：
“吃吧！刚煮熟的。尝尝我妈妈的手艺。”
母亲起身出去了。显然对女儿的热情待客不太满意。从她的眼神里可以看出，只是簇琴没有在意，也不会在意。
坐了三五分钟，我们即起身告辞。
“我们回去了。可能列车快到了。”我说。
走到门口，正好与她的母亲碰面。
“大娘，我们走了。”妖怪倒很懂礼节。我也向她道别。
“走好。”大娘说。
“有空再来。”簇琴和大娘虽然异口同声，却是一个有心，一个无意。
我们一起离开家属区，就分手了。小萧说是还要去城里，过两天再回工地，剩下我一个人，准备去火车站等车。路上，遇到杨文贵的新婚妻子张英。
“小胡，上哪儿？”
“去火车站。”
“刚才一次列车已经开走了。下一次要到午夜之后。难道你就在候车室等上八九个小时吗？”
“等吧！要是去住半宿，花一夜的住宿费，也挺不划算的。”
“要不，你上我家去吧！”她说这话，把我吓了一跳。她可是新婚媳妇啊！她看出我的惊讶，接着说，“我待会儿就搭木材车去山漈啦，文贵也在基建队工地，房间空着也是空着。你去住半宿，到时候别忘了上火车就好。这是房门的钥匙，你到了工地，将它交给文贵就行了。”
俗话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又说“隔墙有耳”，我们两个正在谈话之间，已经被人盯上了。
张英把我带到她的新房门口，打开门，指着床上的被褥，说：
“床单、被褥，都是新的。你放心睡吧！我走了。”
我睡到半夜十一点钟左右，门外传来多人说话的声音。有人急促地敲门：
“开门，开门，快开门！”
我打开门，看见这气势汹汹的一群人，不知出了什么事。就问：
“什么事？”
“什么事？小张呢？”
“走啦。”
“走啦？事情办完啦？”说话的是张英的舅父，人高马大，要说打架，我完全不是他的对手。在他身边，那个矮小龌龊的人，估计就是告密者。
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明白。他们肯定是误会了，以为我正在和新媳妇寻欢呢！所以急急忙忙从山漈伐木场，十多公里急行军，赶来“捉奸”的。
“事情办完了。她回去了。”我以为他们所指的，是张英在城里该办的事办完了。
这句话正好给他们作了把柄，“舅父”一巴掌打在我的脸上。
“你怎么打人呢？”我伸手抚摸被打疼的脸，“我是说，小张来城里办完事，回山漈去了。她在这里遇上我，见我等车辛苦，把房间钥匙借给我，让我在这里住半宿。她还交代我，把钥匙带到青州去，亲手交给文贵兄。”
“小张她什么时候回山漈的？”舅父问。
“天黑之前，五点多钟。”
“我们怎么没碰见她？”舅父问身边的人，“你们看见了吗？”
“唉，唉，我好象在山漈场看见她了。”告密者突然觉得自己好心办了错事，结结巴巴地说。
“在哪里看见她？”
“在，在小杂货铺门口。对，真是她。”
“好你个臭小子，把我们几个折腾到这里来，谎报军情。看我们回去怎么收拾你！”舅父气极了，对我说，“把钥匙交给我吧。火车也快到了，锁上门，没你的事了。走吧！”
我穿好衣服，离开林业家属区，还未忘了那新被新褥里的温馨气息。
张英夫妇都是山东人，新近在青州火车站的工棚结婚。虽然她的长相并不吸引人，但因和她丈夫的年纪悬殊十几岁，可能有些不情愿，所以，见到我们年轻人，总喜欢接近。这就引起他们老乡的疑心。本来是一件很正常的借房用房之事，被歪曲成奸情苟合了。十几年以后，我从劳改农场平反回来，在一个边远的林区养路班遇到她的丈夫杨文贵。他热情地领我到他的家去，见过他的妻子和孩子。孩子都很大了。我在他们家喝了水，没答应留下来吃午饭，也没提起那段不太愉快的往事。他因为严重摔伤，对往事好象不太记起了。他的妻子，显然老多了。无情岁月，岁月无情，这是任何人都抗拒不了的自然规律。
我是不是要在这山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呢？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呢？请看第八章《燃情岁月》。
第八章燃情岁月
工作固定了，生活稳定了。胡振铎正当风华正茂的年月。是该成家立业了。但没有长辈的维护，谈何容易？几个对象都被人干预而化为泡影。在热心人的帮助下，终于娶妻生子。生得一个女儿……
女儿在文化大革命的种种口号声中诞生，经受了“枪林弹雨”的洗礼，当然新家庭的生活是幸福美满的。但是……
1
从青州到潩洲的林区公路，由于人手多，将三百多人分成十二个班组，每班组25—28人。沿线工地几乎全部展开。收工的时候，从最远的工地一路集结下来，人头挤挤，蔚为壮观。
在山上指挥部路边，设立一排黑板，每月出版一期黑板报。组稿由福清人、工会干事陈自义负责。他将黑板取下一块，安放在他单人宿舍的黑板架子上，写写擦擦，两三天了，还未见一篇完整的稿子写在上面。我好奇地进屋看了看，他又放下粉笔，回到临窗的办公桌前，写写划划。看样子陈干事似乎很辛苦。我正要出去，被他叫住了。
“小胡，你会不会写粉笔字？”
“会一点。”
“能帮我把这篇稿子抄完吗？”
“我没时间。”我不喜欢他那种张扬的风度。记得一次我和思生一起路过他的房前，被他招呼进去（因为我们都说福州话），他先是拿出《闽北报》上刊登的、一篇不足十平方厘米的小文章，向我们吹嘘一番。我听着就觉得恶心。我此番进他的房间，本意是要看他笑话的，却被他缠住了。
“没时间？我可以跟杨队长说说，让你抽出两三天的工夫来帮我。你愿意吗？”
“你自己决定吧！”说完我就走了，根本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果然，第二天，杨队长派人通知我，让我去找他。杨队长告诉我，队里要召开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让我抽出几天时间，帮助陈干事准备材料。
这样一来，我只好去帮陈干事抄稿子了。那篇稿子不一会儿就抄完了。他就象难产的妇女一样，再也拿不出新的稿子，我只好等。
吃晚饭的时候，我和小萧、思生谈起陈干事。包打听小萧早有定论：他是一个师范生，毕业后分配到山漈伐木场。在老家已经有了对象，还未成婚。虽然陈干事比我们年长几岁，但他很会打扮，头发油光可鉴。经常喜欢混入粉黛之间。所以，所谓的对象、未婚妻，无论在他自己，或是对方，都是一个未定数。
陈干事将写得半半拉拉的稿子扔在桌子上，时间已是晚间十点多了。好象写不下去了，黑板报又赶着出，我催他出稿，他就将一堆有关职工代表大会的材料扔给我，让我去整理。他早已阿欠连天，急着上床睡了。我花了一个晚上时间，连摘编、带抄写，将四块黑板都弄好了。天色已经大明。我放下手里的活儿，走出门外，张开双臂，伸了伸懒腰，总务武为己也从隔壁、他的房间兼卧室出来，和我一样张臂伸腰，对我说：
“小胡，我们都赚了一个晚上。”
“你也加班通宵吗？”
“是啊！我正在筹划职工代表大会的伙食安排，赶制一份报告给党支部、工程队审批呢！”
“是吗？”
这时，簇琴从她的住处出来，上厕所去，路过这里。她向我微笑招呼。返回时，绕道来到陈干事的宿舍，认真地望着黑板架上刚写好的黑板报，不由赞叹道：
“胡老师，这黑板报是你抄写的吗？”
“啊。”
“一个晚上写到天亮？”
“你怎么知道的？”
“刚才，你不是在跟老武说‘赚了一个晚上’吗？”
“这丫头！你真会‘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哪！”
不久，陈思生离开了我们，被调到沙县水南的林业汽车运输队去。他过去有一点钳工基础，到那里去学修车，也在那里成婚安家。
职代会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我仍回班组去。
有一天中午收工时，簇琴和小吴两人抬着一根弯弯的、被火烧焦了树皮的木头，经过我们的工地。我们的班长也招呼大家收工。这时候，小吴打头，急急忙忙赶到我面前，向我招呼一声：“小胡”，立即将一张折叠得严严实实的字条塞进我的手里，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走去。
小吴他们再精明，也瞒不过我身边的人。有两个山东大哥立即靠近我，向我打起马虎：
“胡——”他们总是用轻轻的语调，这样亲切友好地称呼我，“谁给你的信，快打开来看看。”
“什么信，那有什么信？”我将字条塞进裤袋，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
“胡，你这小子，你当俺们都是瞎子啊！”
两个山东大哥假装要搜我的裤袋，我急了：
“就是有信，也不能给你们看。”
“这不就结了。不叫看，俺们当然不看了。可你不能骗俺们哪！”
我的脸，早就红到脖子根了。我急急忙忙扛起锄头，赶紧回到自己所住的工棚去。我躺到床上，从裤袋里取出那封信。我当然知道那是簇琴写的。我小心翼翼地打开它。那是一张32开的小学生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我想一定是从她弟弟那里得来的。只见那上面用清秀的字迹写着：
胡老师：
您好！
我再不能和你交朋友了。我爸爸妈妈已经觉察到了。他们都反对我们来往。我很为难。希望你不要灰心丧志，好好工作，将来一定会有比我更好的姑娘跟你的。因为你是个好同志。
祝
平安！
你的学生
张簇琴 上
1965年8月
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从此以后，她不再喊我“胡老师”，见了面照样和我打招呼，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好象我们之间，根本就不曾发生过什么事。只是对我的称呼改了，唤我“叔叔”。
我心里那个气呀，无法表达。我心想，你这个老古董，什么书记？年轻人交往有什么可指责的。我要写一封信，质问质问你。信写好了。趁着夜色，我穿过轨道，爬上山顶，来到他的窗前。他正在窗前的灯光下做着什么。我唤一声：“张书记”，他推开窗户，还没有看清我是谁，我就将信递给他，溜走了。自然是没有回音，永远也不会得到他的答复。
2
两个月后，我们三班的工地往里延伸，住处也迁移到临近青州纸厂桥头、铁路线旁边的一座闲置的民房里。三开间的民房让我们整修一番，变得十分合适。左开间打十几张床；右开间隔成三个单间，第一间为总务兼保管间，第二间作我们的仓库，第三间门向北开，作女工小郭的寝室（虽然她丈夫不在我们班组）；在小郭寝室的门前，搭上雨盖，支两口大灶，作为班组的伙房。小郭夫妇的小灶也支在这里。正厅打六张床，我就在正厅安歇。正厅以北、与伙房平行的是天井，便于采光。
小郭和她的丈夫老赵喜得贵子。小家伙虎头虎脑的，很逗人喜爱。小郭产假期间，从山东老家，将老赵同父异母的妹妹叫来，给嫂子看孩子，兼做一些家务活。
休息日，小郭在家，小赵有机会和我一起上山去拾榛子，就是一种很小的野生栗子。我把拾来的榛子都交给小赵，由她煮熟了，分给大家吃。小赵另外给我留了一小包，用她的小手帕包着，带在身上。那天，她和哥哥嫂嫂、我们大家一起去青州造纸厂毛竹搭盖的临时礼堂看电影。她找机会把榛子塞在我的怀里。
青州造纸厂是前苏联斯大林手里，援建我们中国的163项大型项目之一，完全是按照国家级企业来筹建的。1956年动工，已经建了部分车间、连接青州火车站的专用铁路、青州铁路桥及三陵柱形的塔式招待所，和一些前期的造纸设备。1959年，赫鲁晓夫上台后，大肆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祸及对中国的援建项目。将所有苏联专家都撤走，项目设计图纸也一并带走。我国因此在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又遭受一次大劫难，独自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1965年，在经过几年的阵痛之后，我国自行设计的复建方案推出，青州造纸厂重新上马。一批工程队又在工地活跃起来。其中就有小萧儿时的玩伴，他未来的小舅子潘威也在内。
小萧已经不和我同一班组，但他经常去青州造纸厂，都要路过我们住处。给我们带来纸厂最新的文化活动信息。这一天周日去看慰问演出，也是小萧送来的消息。
山东是老根据地，经济不发达，群众的生活比较苦。据说在一次中央木材调剂会上，山东提出，中央分配的木材不够用。我们福建的叶飞则说，我们有的是木材，只是缺少人手去砍伐。双方因此达成协议，中央除按计划拨给山东的木材外，由福建另行支援若干。这部分木材，则由山东出人，来帮助福建砍伐。于是就有了一大批山东农民背井离乡来到福建山区。沙县等地为此筹建了若干大型的伐木场，老赵他们都是1958年前后来到福建的采伐工。
小赵正名叫田凤，是老赵的继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