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木工段电锯手严仁光，是浙江省平阳县人，挺聪明能干的小伙子。这一天，他突然来找我，取出一本过期的学生证，让我给他涂改就学日期。以便他弟弟在来往鹰潭、福州之间，可以继续享受半价火车票的优惠。减轻他生意中的车费负担。我觉得很为难。但经不起他软缠硬磨，只好用铅笔擦擦去原来的字样，用毛笔写上新的日期。
过了一阵子，严仁光被捕了，食堂里张贴了有关他的罪行的公告。罪名是：伪造证件、投机倒把（当时不允许做小生意）。
粮食供应更困难了，食堂从采购来的稻草中发现还有未脱尽的稻谷，不管实谷瘪谷，统统收集起来，洗净，用磨推过，加水沉淀，取出沉淀物，再加上纯米浆，做成黑褐色的米粿，按纯米粿应收粮票的一半收票出售，很受工人的欢迎。稻草中的遗谷毕竟有限，后来直接用稻草磨浆的沉淀物加米浆，蒸出来的米粿就更黑了。
这些办法虽然能解决部分人的饥饿，但毕竟数量不多。每天出笼时都要排队抢购，供不应求。此时我的每月粮食定量已降至35斤以下，正值青春成长期，显然不够维持长身体的需要。况且，每月工资28。50元，其中15元上交给舅父，自己只剩下13。50元。大锅饭时期还不成问题，现在可大难了。我在一台新建的打浆机旁的废纸堆里，发现了几张旧粮票，就捡了起来，居然还可以使用。又发现用牛皮纸印制的福州市一斤粮票的图案十分简单，就去寻找色度近似的纸，用毛笔、黑色钢笔，在宿舍无人的时候，偷偷地临摹仿造。我将它带到下渡的街道食堂去买熟食，找回来的真粮票攒起来，以备急需。这样一来，总共攒了有30多斤。
严仁光的案子没有牵涉到我，也没给我留下应有的教训。生活上的无助，使我看重自己的小聪明，一多半也是抱着侥幸的心理，再加上变造食堂的点心票等。我终于铤而走险，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那一天，我还在纸厂农场挑水浇菜。公安局的两个民警来到地里，跟负责人作了交代之后，将我带回厂保卫科。问了几句话之后，由保卫科的一个干事领着，搜查我的宿舍。保卫科干事从我的衣箱底搜出一些粮票，点了点，问我：
“这就是你换来的真粮票吗？”
我回答说：“是。”
“还给你了。”他把粮票又塞进箱底，和民警一起走了。
他们走了之后，我清点一下粮票，少了三张三斤的。心里直犯嘀咕，这不是明偷暗抢吗？
过了三两天，民警正式来将我带走，送到看守所，关了十五天。放回来一个多月，仓山公安分局正式将我逮捕，仓山检察院立案，法院判处我有期徒刑六个月。我宿舍里所有的书籍及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的来信和毛主席照片，都不知去向。
判刑后的第二天，谭干事带着号房钥匙，老态龙钟地来到我关押的那一间房，点名让我出来，将我送到东门水头劳改队改造。
在水头监房不到一星期，约有40名人犯被点名出场。由专职干部和武装带领，组成一个板车运输队。为劳改队联系业务，创造经济效益。对我们的报答是：提高粮食定量、放松强制管教。
我们这一批犯人，到水头村租用民房安营扎寨。由一位熟悉市区的老犯人，东奔西跑地联系搬运业务，并在每天清晨出车前，将提货单交到每部车头的手里。
我们三人一部硬轱轳木板车。一个当牛头，两个帮手。所干的都是一般搬运队不愿接的笨活、重活。运的都是大型的机器部件，厚重、大块的钢板等，由于收费低，活儿接连不断。装车的时候，我们往往几部车的人手一起合作，单部车是根本无力装车的。而且，无论是装车，还是途中，特别是上下坡，危险性都很大。有几次都险些出事故。对家在市区的人来说，这种相对自由的劳动改造，可以在白天很长一段时间里离开伙伴，偷偷回家与妻儿老小团聚。晚上11点归队，都不会追究。但对无家可归者，则不是什么很好的差事。因为，在他们的同伴去约会的时候，他们只能绻缩在街头，在厂区、在车站，独自伤怀。
这一段时间，虽然有每月60斤的定量，但油水太少，又干特别粗重的活，早出晚归，依然是饥饿难忍。有亲属的，借机到亲属家里取些钱粮来贴补。我虽然也回舅父家去，并不能得到什么帮助。有一个同伴，则趁中午休息的时间，衣衫褴褛的到味中味等饭店去，转一圈出来，然后向我们夸口，说他今天家里给了多少钱、多少粮票，刚刚在饭店吃了什么什么菜，一碗多少钱等等。真是苦中作乐！
当时，市面上物资特别匮乏，一碗清水海带汤一角钱，也要排队。在我们去火车站东站的路上，有人将桃树上割下的树胶，煮成酸辣汤，一碗也卖一角。虽然明知吃了对肠胃有害，还是有不少人争着买。但只能偷着卖，因为是“投机倒把”的“资本主义”行为。
六个月的刑期超过了几天，干部通知我回水头去。我领了释放证，带着简单的行李，没有人来接我，自个儿回舅父家去。当天上午，就去洋中派出所报了户口。所长找我谈了一席话，自然是改过自新、重新作人的话题。
我觉得，有些话似乎说得太晚，或者说得不是时候。对一个可塑性很大的年轻人，如果政府机关能出于父母疼爱子女的心，在他的生命的转折关口，给他必要的呵护与帮助，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悲剧发生。
1986年 4月，当我收到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的刑事改判判决书的时候，心情是十分复杂的。判决书说：
经复查认为：被告人胡振铎由于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在国家暂时困难时期，竟伪造粮票11张计42斤及伪造、涂改厂里的菜证等。原判所认定的事实属实，但视其情节显著轻微，尚未构成犯罪。据此，原判以伪造粮票案定罪科刑不当。现经研究决定，特改判如下：
一、撤销一九六一年三月六日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刑字第7号判决；
二、宣告胡振铎无罪。…………
判决书最后例行公事似的提出，如不服本判决，允许在十天之内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虽然，42斤粮票中还含有很大的水分，其中有十来斤是从废纸堆中得来的，并非伪造。但面对这一份晚点25年的判决书，上诉又有什么意义呢？
6
纸厂是回不去了。我开始出去打零工。先到横街巷的臭货师傅那里，学做泥水小工。每天早饭后，到他家去，在屏风后捣泥灰。这是学徒工的第一个关口，也是最苦最累的活。就是在石灰里加上纸屑作筋，喷上水，用脚踩、杵捣。任凭石灰腐蚀你的肌肤，要喷一次水，翻一遍灰，再踩、再捣，直到它成为柔韧的泥灰浆。每天早早地出去，晚晚地回来，还要忍受入不敷出的饥饿。
偶尔也有开心的时候，那就是单独跟随泥瓦匠去给雇主整修屋漏。那一次跟随弯俤师傅（其实他不叫这个名。因为领工资需要印章，他拣了这个章，就随了这个名，连臭货师傅都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去中亭街一家大房子修屋顶。我挑着一小担灰泥，大约四五十斤，跟随在师傅背后。到了雇主家，我跟着师傅上了屋顶。他坐在屋脊上，开始悠悠地抽他的竹烟斗。师傅不忙乎，我作小工的也乐意在屋顶上陪他闲坐。竹烟斗比纸烟费时间，这是他的工作所需要的，就是俗话说的“磨洋工”。他告诉我，这家的活儿顶多半天工夫，但我们要拿他三天的工钱（他每天三元六角，我每天八角）。唯一的办法就是磨时间。磨时间还要不让主人发觉出来，那就是在屋顶上，迅速找到屋漏的关键所在，但不急于接近它。舍近求远地从不漏雨的地方入手，随时往地面扔几块瓦片，好的坏的都扔（因为屋主根本不会到屋顶来，他们也不敢来），造成一些响动，让东家以为我们正在忙乎。到了接近中午，东家看看我们还没有下楼，就给我们备了午餐。再弄一些响声，东家就招呼我们吃午饭了。主人好饭好菜招待我们。我们也不能让他“失望”。吃饱喝足，立即上屋顶，假装工紧，使东家以为工夫很难。有时，东家还会送卷烟给师傅。到了师傅认为可以收工的时候，再忙它小半个小时，在关键处抹几把泥灰，就下了屋顶，回到地上。东家还向我们千恩万谢。我们心里窃窃自喜地凯旋而归。
当时，社会闲散人员寻工，都归居民委员会管理。任何单位、个人，需要雇用杂工，都跟居民委员会联系，工日、工价，都由他们双方决定。做工的，必须由工头开出工资表，交居委会审批，由居委会开出发票，向雇用单位或个人收款，扣除管理费后，交给工头，再由工头凭工资表盖章发给个人。
小工生活持续两个多月。在福州大学基建工地，因为体力虚弱，经不起烈日暴晒，我突然头昏目暗，天旋地转。同伴将我扶持到大榕树下的自来水水龙头边。我打开水龙头，闭起眼睛，在冷水下一阵子猛冲，才清醒过来。
舅父在白马桥附近，联系到用棉纱加工鱼网线的活儿。他比照他人的绞纱机，自己设计制作了一部。我从此在家里足不出户2开始干这个活儿。有时赶工期，从清晨六点开工，要忙到晚上十一、十二点。家里伙食不好，粮食不够吃，要买高价的薯米来添补。舅父每天抓了两把薯米在一只黑色的陶罐里，送到横街巷的食堂去蒸。一连吃了几餐，再加上劳累过度，竟引起躬身屈腰、止不住的咳嗽。虽然吐出血丝，也没有请医用药、调理和休息，只是支撑着。那时年轻，有什么病，扛一扛就过去了；却不知它给后来的身体留下隐患。
时光真快，大表弟也上高中了。他的学校在十五中，就是现今长途汽车站的位置。他从小有腿疾，这么远的路上学很困难。每天清晨、傍晚，都由我背着他来回接送。后来稍好一些，自己学会骑自行车，再不用我接送了。
7
趁着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台湾的蒋帮蠢蠢欲动，狂妄叫嚣要反攻大陆，打回老家去。政府决定在福建修建多条国防公路。
一九六二年七、八月间，居委会来通知：中共台江区委要组织一批民工，到永泰去修国防公路。凡在家待业的社会中青年，都可以报名。我得到舅父、舅母的应许，到台江区委礼堂开会。参加者有几百人。区委组织了几个中队，每个中队若干小队，每小队二三十人。定好日期出发。参加支前民工队的，都没有什么好家境。一方面是疏散社会闲散人员，一方面是给这些人一个谋生的机会。
我所在的台江第三中队，由郑十三任党支部书记兼指导员，王十一任中队长。另派有出纳、会计、司务长及医务人员，小红是我们中队的护士，她新婚的丈夫是司务长。
我们台江第三中队的工地，在永泰嵩口镇以北的赤水。和我们临近的是一个林场，没有农民居住。
民工中有不少十几岁的少年，中队决定组织一个少年突击队。在挖方的难易、收方的结算等各方面，给以适当的照顾，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少年突击队连我一共25人，由我担任小队长。其实那小队是指导员直接管理，我只是个召集人而已。跑跑腿、送送饭，小朋友称我“后勤部长”。每天早晚两餐，我都将他们的饭菜送到中队部，就是小队长开会的地方。中午则由我挑担送到工地，和他们一起就餐。
当时国家经济还没有完全恢复，生活必需品十分匮乏，民工的生活水平很低。除了粮食定量较高，并保证米、面供应外，副食品几乎不能正常供应。三餐的下饭菜是一人一小块豆腐乳，猪肉、咸鱼、青菜，成了奢侈品。一旦我们接到指挥部的通知，就会立即派人翻山越岭到嵩口镇去。虽然只是一些豆腐乳、包菜干之类，也要起大早，凌晨三点就动身。因为我们的工地距离指挥部最远，去晚了，怕连带青草的空心菜干也捞不到。所有物资都用背扛肩挑，来回一趟要十几个小时。
有一次我和几个人一起去挑副食品，因为有的东西还没运到，我们趁着等候的时间，在有名的“嵩口司”街道上闲逛。忽然听说有两个人送镇医院抢救了。后来才知道，那两人买了大米粉，找个民家煮了。因为不知道桐油是不能食用的（卖的人也不问他们用途），买了二两作油料。结果大泻大吐。等中队接到报信，赶到镇医院，病人早已是不醒人事了。当天傍晚，就送永泰县医院。
苏联赫鲁晓夫嘲笑我们中国人，三个人合穿一条裤子。当时我们每人每年只发三尺布票，两个人合起来还不够做一条裤子。时下流行“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说法。那三尺布票就是发给我们缝缝补补的。指挥部给我们民工申请来了一批薄薄的花布。每人三尺，只收三寸布票，每尺布只要二角多钱。中队特地请来两位裁缝师傅，专门为我们缝补破损的工作服。有人舍不得将新布补在旧衣上面，跟师傅通融，花二角工钱，请师傅扎成裤头，也挺实惠的。
眼看1963年的春节就要到了，各中队都在抓紧工期，争取在春节前对指挥部有个交代，我们甚至挑灯夜战，用汽灯照明。这是当时最先进的照明工具。
当时交通条件很差，从福州到永泰只有一条窄窄的盘山公路，民工集中回家过年，是不现实的。各个中队只能在指挥部安排下，分批在几天之内往福州送。我们台江三中队离嵩口最远，因此提前上路。谁知大家都是归心似箭，当我们路经其他中队的驻地时，早已人去楼空。他们早一两天就丢锅弃灶地走了。
在赤水的时候，工地所用的材料都是从水路运到赤水的溪口。我们接到通知，就派人工顺着小路去码头挑运。运水泥最简单，每包三角。身强力壮的，一个人挑两包，一般人两人抬两包，多走走歇歇，一次也可得三角钱。赤水地带因为是逆水行舟，当地男人都要下水拉纤。山区人贫困，为了节省布料，他们都赤身露体在水里行走。岸边洗涤衣物的姑娘、媳妇，也都见怪不怪。因为那些男人里面，有你的父兄，也有我的父兄。倒是我们感到稀罕，看着水里光腚在阳光下一闪一闪发亮，叽叽喳喳，交头接耳，指指点点，反被当地人耻笑：“少见多怪”！
食用油有限，猪肉一个月还吃不上一回，即使分配到猪肉，每人顶多二三两。所以，每月40斤粮食定量，肚子还是经常不饱。晚收工以后，几个人搭帮去林场，向职工家属购买她们自己开荒种出来的蕃薯，就地煮了吃。吃不完的，用面盆装回来，把已经睡着的伙伴打醒起来，强迫他们吃。目的是要起来的人去洗面盆。然后我们就假装睡着，呼呼打鼾。被打醒的本来就饿，他们一边狼吞虎咽，一边牢骚。知道我们是要哐他起来洗面盆的，吃完了也将面盆一推，睡大觉去了。这样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日子也过得挺快。
有一天，来了一位照相的。他想得不错，山清水秀的工地到处是景物。况且，个体照相在当时是要被取缔的。他到这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来，既能捞一把，又可以躲避惩罚，何乐而不为呢！很多人都掏钱照了相。一会儿来了一对小“夫妻”，照了一张订婚照。新娘是小个子林孔涤装扮的。他借了女民工的花上衣，用头巾报住头，还真看不出是假的新娘来。几天后，照相师傅又来了，将洗好的照片分给大家。那张订婚照照得真好，大家传来传去，开心地大笑哈哈。
“回家了！回家了！”此刻，每个民工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归心似箭。大家整理好行装，能丢弃的东西尽量丢弃。我们定好清晨三点出发，在八点之前赶到嵩口镇，负担过重了，就会赶不上队伍。尤其是女孩子，婆婆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