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跑去买两块饼和我分享。我们边吃边走，还是她扛的布袋。
有一个星期日，母亲又留我吃早餐。早餐后，她领我一起上小桥市场，回来后，给了我两元钱。我再三推辞她都不依。我一回到家，就将钱交给舅母。舅母说：
“既然是会母给你的，你就留着吧！”
后来我用这些钱，到大桥头新华书店，购买一角钱一期的《时事手册》和几分钱一份的《活页文选》。
寒假前的总复习，在姐姐家的阳台上。正好母亲去乡下走亲戚，父亲在楼下看店，这楼上的世界就属于我们的了。
那一天，姐姐说肚子痛，用拳头顶住腹部，挨下阳台，艰难地在床上躺下。我紧随其后来到她的床边，问她需要什么。她说要喝水，我总算有了帮助她的机会。我打来了开水，捣动凉了递给她，扶她起来喝了水。她再次躺下，紧紧抓住我的一只手。我忍着痛，不吱声，也许这样能减轻她的痛苦，那怕再痛，我也心甘情愿。
在我的眼里，姐姐无疑是一尊女神。当我忍不住要说粗话的时候，她只要一瞪眼，我那半截话就会缩回去。
姐姐值得我佩服的地方很多。她的一颦一笑，我都看着顺眼。她还会做树叶书签，会用樟树的果实制作绒球，还会用钩针勾织装樟瑙丸的小网袋。
姐姐总喜欢打扮我。她会用小梳子整理我的分头，并抽下她头上的发夹，卡住我眉前的长发。我们到倪碧筠家去，姐姐拾起落在地上的白玉兰，插两朵在我胸前的口袋上。
西河的夏令营，买柴、买菜，借行军锅、淘米、做饭，全是大同学在操劳。菊英姐姐就领着我们小同学，做各种游戏。我们在河滩上堆沙堆，建小屋、挖坑道、筑碉堡……，在水里打水仗，摸蚬子。姐姐还领我们到村子里访贫问苦。
西河边上有一处林子，姐姐领我们在林子里打游击。
林子中间，有一处常青蒺篱围成的花圃。花圃里种满一畦畦的茉莉花。幽香随着清风扑鼻而来，沁人心脾。姐姐领着我去推开竹篱门，走进守园人的屋子。她说这园子是她的一个亲戚看管的，随口就喊大姨什么的。姐姐的亲戚出来了，给我们沏了茉莉花茶。我们一边喝茶，一边闲扯。姐姐出去一会儿，就捧回一大捧茉莉花来。她向亲戚要了针线，把它们穿起来，做成一串花的项链。姐姐把我拉到身边，将项链套在我的脖子上，一双巧手摆弄着我的双肩，左右端详，象摆弄她的洋娃娃一样。
姐姐是个好姐姐。她的温馨，她的关爱，她的美丽，及她的欢声笑语，都让我终生难以忘怀。在我此后的顺境、逆境中，时常伴随在我的甜蜜的梦中，给我留下深深的怀念，留下绵绵的回忆。
我思念家乡的西河，
在洪山脚下流淌着，
你清粼粼的水波。
你淘尽了，我们
多少艰辛、多少苦难，
多少坎坷、多少折磨……
在你悠长悠长的岁月里，
它只不过
是一些小小的、小小的旋涡。
我思念家乡的西河，
在魂系梦萦里徜徉着，
我欢快赤裸的双脚。
从茉莉花丛里沁出了
多少馨香、多少温情，
多少憧憬、多少向往……
在你悠长悠长的岁月里，
如点点繁星
在你博大的胸怀里闪烁。
8
市政府要在北门修建登云水库。寒假其间，学校得到三百个义务工名额，发动同学们报名。我也报了名。在审核资格的时候，我即将被淘汰，因为我年纪太小，还不足十四岁，不能参加体力劳动。我通过姐姐据理力争。我说我年纪虽小，可天天在菜园里劳动，能挑能扛。最后还是让我参加了。
出发的那一天，在大操场集合队伍，三百名中我排在最后，也是个子最小的一个。但我并不气馁。我昂首挺胸，迈开大步，紧紧地跟在大哥哥、大姐姐的后面，和着他们的歌声，唱起《勘探队员之歌》：
是那山谷的风
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林中的鸟
为我们报告了黎明。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
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
背起了我们的行装，
攀上了层层的山峰，
我们怀着无限的希望，
为祖国寻找出丰富的宝藏。
这首歌在此时此刻虽然有些文不对题，但毕竟充满着朝气。队伍踏着矫健的步伐，伴随着歌声，一直开进北门外的登云村。在工程指挥部统一安排下，同学们分成几拨，分别住在登云小学、较大的民房和祠堂里。我们就住在祠堂进门的左边厢房里。看见大同学在煤油灯下写写划划，我逼着他们告诉我，他们在写什么。原来他们是在写入团志愿书。我要他们告诉我怎么写，自己也学着写。在完成我们的任务之后；我将志愿书交给姐姐（她已经是团员）；由姐姐转交团支部。当时我们初二甲班入团的多，单独成立一个团支部。
年岁大的都入团了，少先队员相对减少，我被推选为中队委员。
1956年10月15日，新一批团员张榜公布，我的名字也在其中。我的心情十分激动。
团委书记叶茂春老师，给我们上了一堂别具风格的团课。他以高云览的长篇小说《小城春秋》为蓝本，厦门地下党吴七等同志组织秘密劫狱的故事为主线，声情并茂地为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他不拘谨于讲台，而是在舞台前来回走动，充分运用肢体语言，将故事演绎得活泼生动、扣人心弦。
10月31日，新团员在礼堂举行庄严的宣誓仪式。从此，我成为一个正式的青年团员，加入迎接团改名的行列，完成了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的光荣使命，自然脱去红领巾，解除了少年先锋队中队委员的职务。
三年的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初中毕业了。全班同学在工人文化宫的文艺楼前合影拍照。初中生活到此结束。
报考高中时，我想尽早参加工作，独立生活，就去报考福州师范学校。也是机遇不凑巧，这一年各种中专停招新生，大家都集中去师范学校，结果许多考生都落榜、转录他校。我也被福州四中高中部录取。
和我一起录取福州四中的还不少，具体是多少，我不清楚。只知道菊英姐姐在高一⑶班，我在高一⑷班。我的教室在楼梯口，姐姐在我的隔壁。
也许是长大了，也许是到了一个新的环境，我和姐姐之间，那种天真无邪、无拘无束的心情不复存在了。上学、放学，姐姐不再需要经过我家门口。虽然姐姐就在隔壁，上下课也不好意思打招呼。我也不再到姐姐家去做作业了。每天菜园子里都有新鲜蔬菜出售，都有现金收入，生活比过去有所改善，家里也点起了电灯。
我和菊英姐姐的金兰姐弟之情，似乎到此结束了。以后的许多年，都没有再见面。但我总是在心里，时时缅怀那一段清纯的情结。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第六章《初入人世》。
第六章初入人世
进入高中后，反右派斗争开始。胡振铎不知所以，辍学务工。
他进入福州纸厂，先在机械制浆车间的调木工段。大炼钢铁开始，每天做工十二小时。大锅饭带来大浪费，接着是浮夸风等造成的经济困难。交友不慎，使他陷入囹圄六个月（虽然1986年改判无罪，但所造成命运的多舛，却无法改变）释放后在街道学做泥水杂工。1962年修建国防公路，参加台江三中队，在永太、闽清等地段筑路。1963年9月，自闽清完工回家，大病九天，无医得愈。
1963年10月，沙县国营农场来福州招工，胡振铎毅然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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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初中的时候，贾端生就邀我去工人文化宫。我们特别喜欢去图书馆。由于去的次数多了，与管理员萨仿鹿伯伯和张步良叔叔就成了好朋友。他们允许我们进入库区，随意选看自己喜欢的书。因为张叔叔那边都是技术、工艺类图书，萨伯伯这边都是文史地、艺术类图书，所以我们两个都在萨伯伯这边帮忙。
他们两人都写得一手好字。张叔叔擅长各种美术字体，馆内的新书宣传、时事宣传栏等，都又他担当；萨伯伯擅长毛笔正楷，一些濒危的古籍，则由他修缮。我跟在萨伯伯身边，有时也帮他抄写，那工作是需要十分的耐心的，要一丝不苟，认认真真的。进了高中以后，不再去姐姐家了，更多的课余时间都在文化宫。文化宫的文艺馆、第一礼堂（电影院）、第二礼堂（剧院）等群众文化活动场所，都有象我们这样不需报酬的义务工。后来为了加强管理，将我们召集一起（有二三十人）开了个会，宣布我们为正式的义务服务员，发给我们一面胸徽。并定下我们的义务和权利。就是：在群众入园活动的高峰期，要忠于职守，积极帮助正式员工做好接待和疏散工作；高峰期过后，有权进入各娱乐场所，免费借阅图书、观看电影、戏剧及参加其他文娱活动。
1958年，是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特殊年代。各行各业都能突发奇想地大放“卫星”。
“卫星”代表着一种创举，实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事件。苏联可以发射人造卫星，我们为什么不能放“钢铁卫星”、“水稻卫星”、“红薯卫星”呢！有这样一句“豪言壮语”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于是，在平均亩产三四百斤水稻的地里，创出了亩产二万一千多斤的奇迹……。钢铁的产量，也要在一年之内创造历史新水平，赶超英国、美国。有一首歌这样唱道：
五年计划看三年，
三年之计看头年，
我们赶超英国
用不了十五年。
十五年，十五年，
嘿，嘿，十五年！
伴随这些豪情壮志的，是文化艺术界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空前繁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及亚非拉美国家的许多电影，被介绍进来；几乎所有的地方剧种，都被搬上了银幕。还有五一、国庆、元旦、春节等重大节日的游园活动，民间文艺也焕发出青春的光彩。
这段时间给我提供了丰富的文艺素养。我几乎每个星期，能看上七八片电影，二三场地方戏、话剧、歌剧等。
我突发奇想，就是在大表妹上学、奶奶外出的时候，将自己关在奶奶的前屋，用三五天的时间，改编一个电影文学剧本。梦想有朝一日突然成名成家。当然得到的是退稿和客气的退稿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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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母多年没有生育，竟然又怀孕了。农历二月十七日，小表妹诞生了。接生员要填写出生证明，问刚刚下班回来的舅父。他也不问问是男是女，一口气说了三个“建国，建国，建国”。到了满月，要去洋中派出所申报户口，拿着出生证明，怎么看都觉得不顺眼。奶奶去请了算命的先生来，请她定时改名。我站在一旁，心里怎样想，就怎样说：
“姐姐不是叫建昇吗？那就给妹妹起名叫建清吧！清明节生人，女孩子嘛，清清秀秀的，多疼人哪！”
算命先生装模作样地掐起指头，子、丑、寅、卯地折腾一番，说：“嗯，这个名字好，就叫建清吧！”算命先生收了资费走了。其实，一个孩子的命名，完全可以自己做主，为什么一定要白白送钱给那不相干的人呢？
小表妹出生，舅母特别疼爱，只要有空，就把她背在背上。后来一直背到八九岁。我从此也多了一项任务，就是要抱抱小表妹。
刚刚进入高中，时逢学生会改选。不知怎么的，全校2300个学生，竟有1800多人投我的票。我以高票当选。学生会召开全体成员会议时，我被推选负责墙报、黑板报的工作。
反右派斗争蔓延到学校里来，教师自然首当其冲。特别是从教多年的资深的教员。学校发动学生写大字报。我们不知道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弄得学习不能正常进行。听说福八中的一位老师自杀了，吊死在音乐教室里。人们惶惶不可终日。我也对学习渐渐失去兴趣。
暑假期间，我们到东门外农村参加了夏收夏种，晚上就住宿在第十中学的教室里。白天到水田里学拔秧、捆秧。早上九、十点钟，新早米稀饭送到田头，就的是橙黄色的萝卜干，十分可口。倒使我羡慕起农民来了。我觉得，这美味城里人不容易享受得到。
中午，我们在村口大榕树的阴凉下休息，由我负责读几段报纸新闻。
寒假去凤凰岭开荒。我没去。
我对学习提不起兴趣，舅父巴不得我早日辍学，做工挣钱，就将我带到福州造纸厂去。福州造纸厂我是熟门熟路，除了到机械制浆车间挑柴片外，暑假里也到这里打过零工，就是捣水泥磨石。一个暑期能干十来个工，每工一元二角。
我终于自动退学，到纸厂机浆车间调木工段，当一名临时工。
调木工段有个大大的水坞，山区采购来的松木，从水路扎排运送到这里贮藏着。水中贮藏有两大好处：一是有备无患，能保证正常开工；二是经过浸泡的松原木，表面的树皮脱落，内层的真皮也容易去除。原木一般四米至四米二长。调木工段就是对它进行初步加工。先将原木经曳木机，从十几米底下的水坞拖上来，到电锯口下，下锯成60厘米左右的木段，经凹槽形的皮带运输机，送到去皮女工面前。女工们在沿皮带运输机一侧的加工架上，只要用短搭钩，就可以将木段拖到自己面前，去皮后，再将它推回皮带运输机，由它带到下一道工序——电斧那里。电斧师傅将木段劈成若干爿，让木节暴露出来，再由去节工人用小快斧除去木节。
松木木节富含松脂油，在抄纸的时候容易造成破洞。被挖出来的松木节是上好的引火材料，除了供应食堂外，有时还可以卖一些给工人。当然是机浆车间的工人啰。
我刚进纸厂，就在调木工段。起先和女工一起去除树皮，后来开挖木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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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国务院号召全国人民大办钢铁。村村寨寨、街道居委会，都要建立小土窑大炼钢铁。要让我国钢铁产量，从现有的东北、上海钢铁基地年产100多万吨；在两三年内达到1070万吨，赶上美国、超过英国。福州造纸厂，作为一个几千人的中型企业，当然也不例外。
厂部在礼堂召开了动员大会。决定在厂门口内河的对面空地，专门新建一个炼钢车间。人员由各车间抽调，也作为各车间对炼钢运动的支持。各车间为了保证制浆、抄纸任务的完成，将三班制改成两班制，每班12小时，以弥补人手的短缺。上班时间为每天的上午六时至下午六时，再从下午六时至次日上午六时。调木工段是手工操作，不宜连续作战12小时，就改为每天上两班，每班六小时。为了保证有足够的休息时间，车间决定所有男女工都不回家，用松、杉木板在工段旁边空地，搭盖两间通铺大房间，男女各一间。每间均可容纳一二十人休息。
各行各业都以自己的行动支援大炼钢铁。一到傍晚，厂门口一字儿摆开各种小吃、小点心，简直成了小食街。无论什么点心，每碗统一一角钱，不收粮票。对我们来说，工厂、车间的点心基本管饱，但还是有不少人要到这个“小食街”来换换口味。还有小货郎担，针头线脑的也送来了；新华书店也拉来了专车，在我们这里摆摊设点。后来联系厂工会，在楼下倒出一个空间，作为常驻纸厂的分店。
正在大家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我的脚掌弯被斧头砍伤了。初时还不觉得疼，直到冷风沁入皮内，才痛得呼叫师傅。师傅立即到隔壁机浆车间，把正在值班的舅父叫来。舅父找了一块布条来，将我的伤口扎紧，背起我就赶往厂医院急诊。医生给我清洗了创口，用羊肠线缝了几针，敷上消炎药，扎好绷带，由舅父背回我的宿舍。
大约一个多月，我都在养伤。起初的几天，三餐由舅父给我送饭，稍好一些，就自己拄着拐杖去食堂就餐。这段时间，我成了厂图书室和新华书店分店的常客。看了不少小说、戏剧、电影文学剧本。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暴风雨所诞生的》等奥斯特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