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英姐姐了解我家的情况后，与我舅父、舅母商量，让我每天晚饭后，去她家里做作业。就是那天晚上，姐姐问我慰问信写了没有，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她。
菊英姐姐立即鼓励我，说：
“好，你这个想法很好！我支持你。这封信就由你来写，我们一起来修改。邮票信封由我负责。”
对于一个没有父母、寄养在舅父母家里，平时连一分零花钱都没有的孩子，有人出钱买邮票，何乐而不为呢？我顿时来了精神，增添了无限勇气。于是我提笔写道：
敬爱的毛主席：
您好！
我是一个孤儿，自幼失去父母，曾经进过孤儿院。现在福州第八中学读书。我虽然是个孤儿，学校不但不收我的学杂费，每月还有七元的助学金，资助我的学习和生活。因此我想，在同学们给前线三军战士写慰问信的时候，首先应该感谢的是您老人家。因为只有您，才能给我们带来美好幸福的生活。
祝您老人家
健康长寿！
福州第八中学初二甲班 胡振铎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信寄出去以后，本没有想到会有回信。因为毛主席他老人家太忙了。想不到他竟关照手下的工作人员，给我回了信。
5
菊英姐姐上学、放学，大可不必从我们家经过。她可以直接从横街经花纱布公司门口，到上杭街。街口进去三、五家，就是她家的协美正鞋店。她父亲开的这家鞋店，专制各种布鞋，除了自己掌鞋外，也将鞋面等外包给人加工，然后由她父亲总装。
自从我去她家温习功课之后，她就经常从我们家经过。有一次还领着我，告诉我一条通往她家的秘密通道，就是从十橺角穿过周巷一家大门洞，经过十几进相连的房屋，出口就是上杭路。此后，我们都是经过这条通道来来去去，因为这条通道两头的门户，几乎彻夜不关。当时的社会风气很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是习以为常的事。
政府动员民众扫除文盲，连舅母也被居委会动员去上夜校了。她领了课本，到吉祥山台江第一中心小学去上课，回来复习做作业，就向我请教。
我们学校也接到扫盲的任务。班里挑选若干同学，组成几个教学小组。我和菊英姐姐等五个人一组。教学地点在南公园农民家里。就是现在长远汽车站附近。我们相约晚饭后七点集中，一起去南公园村。刚到村口，一家小店的门联引起我们的注意，一副对联的十四个字，全画成小鸟的形状。大家啧啧称赞，店主只是笑笑。他向我们指明扫盲班教学的地点，我们很快就找到了。那是一间比较宽敞的屋子，虽然比不上我们的教室，容纳二十多个农民学员也绰绰有余了；而且教室的一头，已经粉刷了黑板，粉笔、黑板刷一应俱全。大家公推我当教员，因为我普通话的口音较好，我就当仁不让了。
我先翻看了专门为农民编写的识字课本，上面画着各种各样的农具和蔬菜、水果、粮食作物，而且底下都注有拼音字母。
我们等了很久，大约快七点半了，农民才从地里陆续回来。他们匆匆忙忙地吃了晚饭；就赶来了。有的还来不及洗濯；就来了。我第一次当上“老师”，那是一种值得一辈子自豪的感觉。其实教与学是互动的。对于农民所用的农具，过去我知道得很少；在教学的过程中，也向农民学了许多知识。
6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舅母吩咐我到港头舅父工作的福州造纸厂去。我去了，在那里过了夜。第二天清晨，舅父买了一份稀饭，让我吃了，就把我领到他所在机械制浆车间，从楼梯底下取出一担木柴，让我挑着试一试。我挑起来走了十几步，觉得还行，又把担子放下。
这是机械制浆车间水泥磨上磨未透，清除出来的木片。厂里贱卖给职工，一百斤才两三元钱。舅父让我挑回家去，作日用的烧火柴。他没有再交代什么，我就挑着担子上路了。
俗话说：“能挑百，难挑十”，就是说，你一个人能够胜任百斤重担，但是路途遥远，若另加十斤，你一定会累垮的。
我挑着仅有80斤左右的担子，随着路途的延伸和时间的消逝，肩上也渐渐地不堪重负了。好不容易挨到万寿桥，早已是日斜过午，太阳偏西了。从清早到此时，已经整整六个小时了。我几乎是几十步、三五分钟，就要歇一歇；而且每一次歇下去，就不想再起来。可是，家，还遥遥在望。你不起来也不行。因为你根本不要指望，家里人会来接你。每当我不得不扶着扁担，再作起来的努力时，扶着扁担的双手和支撑身子的双腿；都是颤颤悠悠的。扁担还未上肩；肩膀早已疼痛起来。我眼眶里噙满泪水，鼻翼一张一合喘着粗气，只要稍稍失控，就会哇哇地哭出声来。我再次放下担子，转过身来，登上人行道，双手扶着水泥护栏，望着江面滔滔奔腾的江水，听着脚底下轰轰隆隆的湍急的流水声，伴奏着饥肠碌碌的锣鼓，久久地、久久地不想动身。
我眺望着水天一色的远处，嗫嚅着双颊和下巴，欲哭未哭；我收回眼神，俯视急流冲击着的、厚实的桥墩。我想，万一这桥墩支撑不住，突然垮塌下去，就象我此时的心境一样，我的身子，就会如盘旋的燕子一样，如飞而去。我的一切，就都解脱了。
我的举动已经引起不少路人的注意。长长的万寿桥，川流不息的人流，相向的回首凝望；同向的，远远就向我注视、疑问。人们都在忙碌着自己的生计，急匆匆地赶来，急匆匆地离去。这时，有两个人走进我的身旁。
“依弟，可不要想不开呀！”一只柔软的手，伴随着柔和的声音，搭在我的肩上。我突然象触电似的急转过身，同时用手轻轻推开她的手。这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大婶。她一愣怔，满含歉意地微微一笑，说：
“孩子，对不起，弄疼你的肩膀了。这是你的柴担吗？”
“嗯。”
“你从哪里挑来，要往哪里挑去？”
“从港头福州造纸厂来，到横街巷去。”
“这么远？就你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没有大人同行吗？”
“没有。”我摇摇头。
“你家的大人都干什么去了？让孩子挑这么重的担子！”
大婶望着我一脸疲惫的模样，打开手里的手绢，取出两块征东饼，交给我，并关心地对我说：
“孩子，你一定还没吃午饭吧！我正好带着征东饼，软软的，刚出炉呢！你先吃两块垫垫饥，让我帮你挑几步路吧！”
我接过大婶给的征东饼，一股母爱的暖流涌上心头。我透过泪珠组成的眼帘，在太阳光照下，贪婪地凝视着她那张慈祥的脸。我深深地向她鞠了一躬，说了声“谢谢。”
我很快吃完了一块饼，把另一块放进衣袋里。因为吃得太急，又没有水喝，我一面打着气嗝，一面去取扁担。大婶不让，她拦住我的手，自己轻而易举地将扁担操起来。正在我们母子俩争执之间，一只大手挡在我们面前。他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健壮魁梧，两眼发光、炯炯有神。他抢过扁担就往肩上挑。说：
“大嫂，让我来吧！我正好要去下杭路，离横街很近的。”
“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要去横街的？”大婶说。
“我已经注意你们很久了。”
“也是一个有心人哪！”大婶如释重负地说；“那好吧，这孩子就有劳兄弟你了。我还要去青年会呢！”
“放心吧！我会把小弟送到家门口的。”
我们共同走了一段路，到了百龄百货商店门前时，大婶和我们分了手。我拿出余下的一块征东饼，一边咬，一边紧紧地跟在叔叔的后边。虽然一路小跑，还是跟不上。叔叔中途停了两三次，等我赶上了再继续挑，一直挑到我的家门口。叔叔放下担子就走了。我还来不及说声“谢谢”，他就朝十橺角方向去了。
好不容易回到家里，已是下午四点钟了。舅母没有问我为什么这么晚才到家，她根本就不关心我回家的早晚，就象那次去首山村外公家借米一样。
7
市里开展劳卫制体育运动，要求人人参加锻炼。学校除每日的课间操、各种球类活动和田径运动外，还组织我们远足。当时，各行各业都要学习苏联老大哥，就是“一·；二Ο”轰炸后，实行早晚两个时段上课时，也要在晚上的课间活动时间，学跳集体舞。各班同学，都在大操场围成一个又一个的圈子，伴着音乐，几个文娱活动积极分子领先出来邀请。被邀请的跳完一曲，把位置让给邀请者，自己出圈去邀请他人。菊英姐姐总喜欢邀请我，我只好硬着头皮被邀。当时，那种天真无邪的欢快心情，是我所能享受到的最美好的时光。回到家里又要面对现实，辛苦劳作。
所谓远足，就是以南门兜为中心点，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以一日之内时限，作远程徒步旅行。每个星期天完成一条路线。全班级分成几个小组，我和菊英姐姐在一个小组。她凡事都要把我拉在身边。
四条路线分别为：南门兜向北至新店；南门兜向东至鼓山脚廨院；南门兜向西至金山寺；南门兜向南至闽侯螺洲。由于路程较远，我们清晨五点多钟就起来，赶到南门兜，准六点从南门兜出发。随带中午的干粮。一路上留意所经过的村庄、工厂、河流、桥梁……，将它们都一一标记在旅行草图上。我们这一组，菊英姐姐担任组长，我担任书记员。每次回来后，我都要将草图整理修缮成标准的旅行地图，标明东南西北方向。旅行地图如数完成后，学校发给每位参加者一枚蓝底白字的劳卫制体育运动纪念章。
后来，我们全班又组织一次去螺洲的旅行。当时交通不方便，无车可乘，全靠步行。所以要很早起来，晚晚回家。到了螺洲，我们以农业学校为歇脚点，中午、晚上两餐都在农校就餐。吃着农校师生辛勤种植的稻米；酥酥口、喷喷香；心里羡慕他们的能干。晚饭后，还听了农校学生的钢琴演奏，更加赞赏。
白天我们去螺洲小学参观。螺洲小学派一名老师，带领我们登上螺洲山的最高处，俯瞰螺洲全境。望着一弯江水从山下蜿蜒流过，层层梯田一直延伸到沙滩上，确实很象一只倒扣的大田螺。这就有了田螺姑娘的故事。我们一致要求螺洲小学的老师讲讲《田螺姑娘》的故事。她就给我们讲了这样的故事：
小伙子是穷苦人家的孩子，没有父母，单身独居。有一天，他从水田里拾回一只大田螺，把它养在水缸里。他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回来饭熟菜香。好几天都是这样。他去问邻居，都说没帮助过他。有一天，小伙子去干活，到了烧饭的时间，提前回家。他看见从水缸里出来一个漂亮的姑娘，开始淘米生火，立即冲进屋去，一把抱住她。不让她再回水缸里去。在左邻右舍的帮助下，他们终于结成一对美满夫妻，早出晚归，相依相伴，恩恩爱爱，白头偕老。
我想，等我长大了，也能遇上一位温存善良的田螺姑娘，那该多好啊！
在农校吃晚饭的时候，突然，饭厅高高的天窗上电光闪闪，随后就是爆炸声和窗玻璃被震的沙沙声。那是蒋帮飞机的再次骚扰，电光闪闪是它们扔下的照明弹。
每逢春游时节，菊英姐姐都会到我家去，动员舅父舅母。什么“孩子要多参加集体活动啦，培养孩子集体主义精神啦，……”舅母“菜园要干活”的借口，总会被姐姐的三寸不烂之舌，说得心服口服。去鼓山也好，去西湖也好，提到出钱，姐姐就一口担当下来。
1956年春节前，班主任数学萧文瑞老师交给我一张纸条，让我去台江影院斜对面的大陆鞋店，领一双力士鞋，由学校与鞋店凭条结帐。萧老师又让我向舅母要了五尺布票，凭票发给我一件新棉衣。这是我从孤儿院回来之后，第一次穿上正儿八经的新鞋和新棉衣。此情此景，让我回想起小学一年级时，语文课里的一首儿歌：
新的棉花新的布，
妈妈给我缝棉衣，
棉衣穿在我身上，
妈妈脸上笑嘻嘻。
虽然，妈妈已经久久地离去了。她不能再为我纳鞋缝衣了。但萧老师此时此刻的心境也和妈妈是一样的。我已经从她那深邃的眼神里，看出她内心的秘密。
在初中的三年时光里，有姐姐对我的关心和疼爱，使我忘却了许多不愉快的事情。
我们在姐姐家的鞋店柜台上，度过许多美好时光。每日晚饭后，她的父亲就上楼去了，我们就留守柜台。其实入夜以后一般都不会再有生意。到了九点多钟，父亲下楼来，上门板打烊。我们的作业早已做完，却仍不愿分开。父母亲一次次催促“时候不早了，该睡觉了。”姐姐还是支支吾吾，一直到快十点，我们才依依不舍地分手。
姐姐并不是他们夫妻的亲生女儿。他们夫妻结婚多年没有生育，领养了她。他们一直把她当作己出，养成姐姐假小子的要强性格。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们做完作业，姐姐告诉我她母亲要留我在店里过夜，第二天跟她母亲一起去浦东浦西乡下摘荔枝。那里有他们家的三棵自留果树。
那一个晚上，我们聊了很多很多。从彼此的身世，到各自的兴趣爱好……。
突然，姐姐问我：
“你知道我的生日吗？”
“知道。二月十四日。”
“不对，是八月十二日。”她试探地说，说完认真观察我的反应。
我固执地说：“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是二月十四日。”
姐姐有点失望地看着我，缓缓地说：
“我真的是八月十二日出生的。算起来比你还小两个多月呢！”她说这话的时候，我几乎能听到她急促心跳的声音。话语里似乎含有某种暗示，我不敢臆测。
我没有兄弟姐妹，有姐姐这样呵护我，已经十分满足了。
那一夜，我在姐姐的小床上过夜。姐姐和她母亲睡大床，父亲则在柜台打临时铺。
舅父见我一夜未归，第二天起早上班，绕道而行，到鞋店探望。看见我平平安安，放心地走了。
吃过早饭，母亲挑着空箩筐，我们姐弟跟随其后，走街穿巷到了开阔地，农村田园风光展现眼前。到了一处空旷地，那里有一片荔枝树，其中的三棵，就是姐姐家的。
母亲将空箩筐放在树下，自己到村子里跟乡亲们家长里短去了。姐姐领头上了树，蹲在树杈上，把我拉了上去，让我也找个树杈坐下。满树的累累果实，随便摘一颗，都水滋滋甜蜜蜜的。姐姐选了一颗特大的，剥了皮，把它塞在我的嘴里，那甘甜的滋味，远远胜过荔枝的本味。留给我一生无穷的回味。
我们只在树上自寻开心，有时也摘几串扔进箩筐里。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一个小伙子来了，很快就摘满了一担。母亲来了，小伙子操起扁担，就上了路。我们紧追慢赶才回到鞋店。小伙子放下担子就走了，怎么留他，也不肯在店里吃午饭。
母亲说，白露节气的荔枝最甘甜，也最滋补。她端了一筐放在店门口，用一张矮凳垫着，使它更加显眼，以每斤二角四分出售。
我在姐姐家吃过午饭，在姐姐床上午休到下午两点多，抱着母亲给的十多斤荔枝回家，让舅父、舅母、表弟、表妹尝尝鲜。
父亲圆头宽脸，全身胖嘟嘟的，大热天赤膊上身，坐在店内一张特制的宽宽的高板凳上，眯缝着眼，满面笑容，就象是弥勒佛的亲兄弟。后屋的小孩颠来颠去地挑衅他，他都不会气恼。
母亲沉默寡言。她清早起来做好早餐，先到小桥头市场采购一天的菜、荤。回来吃了早饭，涮洗碗筷，接着就洗衣物。再下来就准备午餐……
母亲她是打心眼里喜欢我，嘴里却不明说。有一次她带我到三捷透去，回收外包加工的鞋面。虽然一布袋的鞋面并不重，我也扛得动。她却不让我插手，只让我跟在她的身边。到了下杭路，她放下口袋让我看着，跑去买两块饼和我分享。我们边吃边走，还是她扛的布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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