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仍然是独来独往。
奶奶的话，对我们虽然没有什么约束力。但有些话，还是很有道理的。比如我在扫地的时候，她会告诉我：“打扫木地板，要顺着板缝，才能将灰尘扫出来；擦拭桌面，也要顺着板缝，否则会将脏物塞进板缝里去。多人共餐，筷子夹菜要看准了再夹，夹到的菜肴，要取出来放在自己碗里，不要影响他人的卫生……”舅母也有舅母的规矩，我们园子里卖菜，除了现金收入以外，也赊账。赊欠多了，就让我去讨债。但是她却不让我对人说“讨”，而要说“借”。比如三嫂欠了我们的菜钱，让我去要。她就再三交代我要这样说：“三嫂啊，我舅母说，如果方便的话，菜钱跟你借一借。”还有，大人小孩都不许说粗话。这些规矩，整整影响了我一生的生活习惯。
垦荒任务完成以后，我们专心致志料理菜园。上下两片地，分种不同品种；同一块地，实行轮耕轮作。舅母卖菜比较粗放。我们的菜从来不注水不说，若是你亲自到园子里来买，舅母又正好在摘菜，她总是双手虎口一卡，就把菜给你。起先买菜的怀疑是不是够秤。舅母再去拿秤来称，结果只多不少。所以大家都放心买我们的菜。这样，每天都有现金收入，而且远远超过舅父的固定工资。因此，舅父上完班就往回赶，尽量为菜园子做些事。空心菜上季时，联系造纸厂食堂，为它提供掐好的菜，可以免去他们一些劳作。舅父还在园子的一角，用木板搭盖了一个简易猪圈，捉回一只小猪养着。可是刚养到不足百斤，就得了病，打针吃药都不见好。舅父请人给宰杀了，几十斤猪肉糟的糟、卤的卤，足足吃了两个多月。
班主任对我特别地照顾，从初中一年级到三年级，每月都给我乙等助学金（7元），连暑假、寒假也补助。所以，这一段时间，我们家的生活还是不错的。至少我以为是这样的。
虽然我们每月的收入并不太少，但我的学杂费还是全免的。而且，课本也能省则省。如初一年到初三年使用的《动物学》、《植物学》，还有初二年用的《世界近代史》等，都是到废品收购站买的。初二年的《语文》买不到，只好自己抄。上学则一年四季打赤脚，衣裳也仅仅遮身御寒而已。
那时候，家里还没安自来水，也没花钱到斜路口去买四分钱五担的自来水。而由我每天到小桥头去挑河水。小桥头的河水有涨有落，我们必须算好平潮的时间。因为开始涨潮，水流急，从闽江口涌进大量泥沙，水质差；退潮时，从内地带去大量垃圾废弃物，水质更差。只有在临近平潮前的半个小时至一个小时，水势平稳，泥沙已沉淀，污物未出来，水质最好。
舅父教我计算每天的平潮时间，以便确定什么时间去挑水。大体是这样的：以农历每月的十五、三十为12点（晚间相同，即每天有两次平潮）平潮，每过一天，加八个字，即40分钟左右。如初一是12点40分钟左右；初二是一点半；初三是两点二十……依此类推。
除了挑水，还要洗衣服。在隔壁的井里打水洗衣，大概两天就要洗一回。如果遇上洗衣的人多，空不出地方；或者干旱季节井水匮缺，我就要挑着整担的衣物，去小桥头洗濯。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做着妇女所做的事情，自然引起大婶、大嫂们的惊讶和议论。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人家的问话，只是默默低头不语地搓洗。她们看看对我问不出什么，就不再议论，反倒关爱地教我怎样打肥皂，怎样搓，怎样漂……
3
我们上学的时候，台湾蒋帮的飞机经常来福州骚扰，有时一天好几十架次。刺耳的警报声就时常响起，我们纷纷离开教室，到红砖楼底层或雨盖操场（下操场）去躲避。
1955年 1月20日，我们正集中在大操场上开闭学式大会。突然，蒋帮飞机又窜进来，在上空盘旋，警报声刚响过不久，随后就听到轰轰隆隆的爆炸声。我们立即从教室里疏散开来。有的躲到红砖楼的水泥楼梯底下，大部分散在乒乓桌附近，静观应变。好一阵子，飞机退走了。菊英姐姐拉着我的一只手，死死不放。她把我带到学校对面的基督教铺前堂，钻进教堂底层阴暗的地下室。里面已经有了不少人。又过一阵子，听听没有什么大的动静，菊英姐姐又把我拉到大街上。我们先向舅父家的方向望了望，没有什么危险迹象，跑回家向舅母道了平安。姐姐又拉着我，一起去看火烧场。
此时的达道路已是满目疮痍、浓烟弥漫。原来密集繁华的果子衙、猪仔衙，已陷在一片火海之中。到处是断墙残垣，瓦砾焦木，满地的柑桔水果，还有刚蒸好、从屋里飞出来的年糕、芋粿，烧死的猪仔、鸡、鸭，电线杆上吊着被弹片割断的、苍白的人腿，墙上贴着斩断的胳膊。我们俩心情沉重、踽踽而行。看着一路令人心惊胆战肉跳的惨景，姐姐捏紧我的手，生怕我会发生意外似的，总不放手。我们到了一口大鱼塘边，好几台消防车围在那里抽水。池塘的水已经抽出一多半……。半个多小时后，姐姐把我送回家。对我的舅母说：“外甥交给你了。”她才自个儿回上杭路协美正鞋店自己家去。
“一·；二Ο”大轰炸之后，学校发动各班级在大操场四周开挖防空壕。防空壕挖到一人多深，上面加上竹片制作的防护盖。在开挖过程中，在办公楼前的地段，突然发生地陷，塌了一个井口大的洞。高中的同学用手电筒照，发现底下是一个墓穴，顺着毛竹竿下去，横向进去，有门洞，进了门洞，还取出几块比我们砌房子的砖块大一半的浮雕花纹的青砖。他们将青砖送到历史教研组去，考证它是什么年代的砖、什么人的墓。结果没有公布。
新的学期开学后，学校召开控诉大会。控诉蒋帮毫无人性、残害普通老百姓的残暴罪行。高三年一位林×；×；同学上台发言，他全家叔伯子侄共24口，仅他一人在学校参加闭学式大会，才得以幸免，其他23口全部被蒋帮的飞机炸死。听了他的发言，全场群情激愤，口号不断。
为了避免因人员集中、疏散困难，容易发生意外，新学期实行早、晚两个时段上课。即：早上6：30─8：30；下午4：30─9：00。上午放学以后，作为自习时间。同学们按住处就近划分学习小组。我们这个小组由菊英姐姐担任组长，学习地点设在贾端生同学的家里。他那二层的小木楼光线充足、地点居中，一张方桌，一张竹床，加三四张凳子，足够我们轮流做作业和温习功课了。上午两个多小时，中途休息十几二十分钟，可以在门前空地跳绳子、踢毽子等，活动活动筋骨。
因为早上上学太早，一般人家早餐未便，有人发明了用保温瓶焖稀饭的窍门。具体作法是：将二两洗净的大米倒入瓶子中，加满刚刚烧开的开水，封住瓶口，第二天就成了稀烂的米粥。用此方法也可以焖绿豆汤，一般封瓶后五六个小时即成。我们家自爷爷去世之后，做早餐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到我的身上。我每天清晨四点钟起床，烧好早餐，吃了早饭，才六点钟，上学时间绰绰有余。这段时间，舅母也不再叫我清晨去菜园劳作，只有下午四点以前，去园子里帮忙。
下午四点半上课，来不及吃晚饭。只在去园子之前，舅母准备了一些绿豆汤、糖稀饭之类，原本是作点心的。我吃了之后，先去菜园干一会儿活，然后赶回来上学。但晚饭是吃不上了，只能在晚上九点半之后，才能吃到留在缽子里、早已冷得寒牙的稀饭，调一些酱油、藉着它的咸度，使你暂缓胃里的寒意。上床后，许久许久还暖和不过来。这个该死的蒋帮！
这种日子，一直延续到福建空军基地装备齐全，可以应对蒋帮飞机的骚扰时为止。虽然仍有蒋帮飞机前来骚扰，福建空军的飞机立即起飞，迎击拦截，将敌机堵在沿海以外。从此，警报声不再响起，一切恢复平静。上课时间也重归正常。过了一段时间，操场的防空壕被填平。
4
国庆节前后，学校发动同学给解放军前线三军将士写慰问信，感谢解放军叔叔
为我们保卫海防，使我们能在平安的环境里学习。慰问信从班级交到学校，再由学校集中寄给解放军。慰问信发出之后，不断有解放军叔叔的来信，分别寄给具体的同学。同学们时常到传达室去，查看有没有自己的来信。特别感人的来信，学校还选出几封，镶嵌在办公楼门前的告示栏里，有的抄录在黑板报上。告示栏里还有高中同学，给苏联中学生去信后收到的回信。他们之间彼此用俄文、也用中文互通情感。
1956年1月20日，这一天是“一·；二О” 大轰炸之后的第一年，也是闭学式的日子。清晨，我顺着工人文化宫对面的人行道，往学校去。刚到文化宫大门的正对面，突然有一位同学拦住我，向我发问：
“你是胡振铎同学吧？”
我瞪大眼睛，心里充满疑惑，这个我并不认识的同学，怎么会认识我？
还是对方的话，为我解了惑。他说：
“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我是丙班的同学……”
他并没有具体告诉我叫什么名字，或许他已经告诉了我，只是我没有把它留在记忆里。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接下来所告诉我的消息：
“传达室里有你的一封信，是中共中央寄来的。快去取吧！”他一边说，一边眼里放着光。我一下子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向他道了谢，急急忙忙向学校走去。
我一路小跑，到了传达室，立即去挂在墙上的玻璃壁橱里寻找。寻找有我名字的信件。一遍，没有；又一遍，还是没有。我无奈地去问工友陈叔叔。因为，丙班同学决不会凭空造出有鼻子有眼的谎言，来蒙骗我。
“陈叔叔，”他没在意，有几个同学正围着他。我等待着可以发问的间隙。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几个同学高高兴兴地，拿着自己的来信走了。我再次问他：
“陈叔叔，有我的信没有？”
陈叔叔终于注意到我了。他问：
“你叫什么名字？哪个班级的？”
“初二甲班，胡振铎。”
“没有你的信。”他回答得是那么斩钉截铁。
“不会的。有同学看见了告诉我的。”我并未失望。
“你再说一遍，哪个班级，叫什么名字？”陈叔叔说。
“有同学说，早上看见一封中共中央的来信，是寄给我的。”我一字一顿地，尽量将来龙去脉说清楚。
“噢，想起来了。是有这么一封信，寄给胡——”
“胡振铎。”
“对，对。胡振铎。”陈叔叔推推鼻梁上将要落下的眼镜，接着说，“让陈副校长取走了。”陈副校长就是陈汉章老师。
果然真有此事，丙班的同学没骗我。
从传达室出来，登上一级级的台阶，在两旁艳红的夹竹桃的欢迎下，我脚步轻快地穿过办公楼前的甬道，踏下几级台阶，就到了红砖楼的第一间教室。那就是我们初二甲班地教室。
我刚走进教室不久，就响起了电铃声。扩音器播放即时音乐，并不断插播开会通知：
“同学们，全体到大操场集合。各班请按指定地点站好。队伍集合好的，可以就地坐下。”
丙班的同学怎么会认识我呢？我心里一直在琢磨这件事。忽然，一个灵光闪入脑际：会不会是我的那一篇刊登在黑板报上的作文呢？一定是，肯定是！
那是这学期开学时的事情：
那天晚上，学生会组织放映两部影片。什么片名已记不清了，好象是《列宁在1918》吧！问题是学生会的准备工作没做好。本来准备晚上七点半开始放映，可是机器老出故障。敲敲打打，咿咿呀呀，宣布“开始”至少五、六次，以至后来扩音器里再次出声，却引得同学们一片唏嘘。人们吸取“狼来了”的教训，真狼来了也不在乎。电影虽然只放一片，时间也拖延接近午夜。我回家入睡还不到三个小时，就被舅母揪着耳朵拖起来，到菜园去挑水浇菜。在开学后的第一篇作文里，我借机发了一通怨气。想不到那篇作文，却被语文老师推荐给学生会，上了黑板报。
那一天语文课，同学们的作文都发下来了，唯独我的一本没发。放学时，几个同学结伴走到黑板报前，有个同学首先发现，黑板上正在抄写我的这篇作文。他立即大声嚷嚷起来，引来一群同学围观。这其中应该也有那位丙班同学。
菊英姐姐立即向学生会同学建议：
“这篇作文是胡振铎写的，哪，作者就在这，就让他自己抄吧！”
抄黑板报的同学回转身，望着我，好象在问：“你会写粉笔字吗？”同班的同学七嘴八舌地说开了：“你放心吧！他的粉笔字写得可好了。”“他在小学时候，就会写黑板报了。”……抄黑板报的同学突然拿起黑板擦，三下五除二，将已经抄好的一段文字全部擦掉。我急忙阻止，已经来不及了。他将我的作文本和粉笔一并交给我，然后退后两三步，静观我用流畅的仿宋体在黑板上书写。他看着我抄了一两段，就提前告辞了。我一直写到最后，几乎全校的同学都回家了，才回家。
闭学式大会终于开始了。
我们初二甲班席地而坐的地方，临近黑板报。只要从左侧穿过五、六个同学，再登上几级台阶，就到了黑板报前。讲台由三、四张课桌拼成，摆在办公楼通往下操场的雨盖走廊的起始处。除了有雨盖遮荫外，还有大樟树浓密的树冠遮挡阳光。
会议由高展校长讲话，多是一些勉励和祝愿。接着由陈汉章副校长介绍“中共中央的来信”。陈汉章副校长就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代表毛主席他老人家，给一个普通中学生来信的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发表了即席讲话。全场响起极其热烈的掌声。
随后，陈副校长让我上台领回信件。这时，全校一千八百多学生的目光，都向我这边投射过来。我的脸早已红了，心里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身子意欲站起来，却又坐下来。左右的同学推搡我，催促我。我回头看看菊英姐姐，似乎在向她请示。她用赞许和鼓励的目光逼视我。我终于鼓起勇气站起来，急匆匆、目不斜视地小跑到讲台前，立正，向各位校长和老师行了一个少先队队礼。双手从陈副校长手中接过信件，再将信件递在左手，举起右手，再次行礼，回转身，向全体同学敬礼。然后低着头、躬着身，依旧是一路小跑，回到自己的位置，盘膝坐地，心里依然扑扑扑地跳个不停。
班上的同学传递着信件，最后又传回我的手里。有人建议，把来信和毛主席照
片先贴在教室的学习园地上，保留一个星期，让大家共享。一个星期后，再由我收回，我同意了。
来信是用极薄的半透明的打字纸，当中夹着蓝色复写纸，多页打印的。寄给我的是其中的一份。内容如下：
胡振铎同学：
你给毛主席的来信，我们收到了。谢谢！
希望你努力学习、锻炼身体，将来为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贡献一分力量。
随信附上毛主席四寸照片一张，以资留念。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办公室（盖章）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二日
当全校同学都在给前线解放军叔叔写慰问信的时候，我这样想：为什么不给毛主席写信呢？没有他老人家，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吗？没有他老人家，能有人民的幸福生活吗？没有他老人家，我能在学校免费上学吗？……
那时候，我们家为了节省开支，不点电灯。而且，只在起早或晚饭时，点一会儿煤油灯。想看书，只好站在家门口，就着高高挂在电杆上的路灯，借用昏黄的灯光。
菊英姐姐了解我家的情况后，与我舅父、舅母商量，让我每天晚饭后，去她家里做作业。就是那天晚上，姐姐问我慰问信写了没有，我把这个想法�